编者按：在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24美国大选之后，界面文化专访了波士顿学院法学博士、美国政治长期观察者王浩岚。他提到，疫情四年的创伤记忆不仅改变了美国选民的政治偏好，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右翼政治的崛起。经济问题，尤其是通胀对选民的影响，成为了今年美国大选的决定性因素。
2020年，界面文化曾专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誉教授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RussellHochschild），她也是《故土的陌生人》的作者。在采访中，她提到了大流行病对美国未来政治的可能影响，比如加剧了美国人对专家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比如郊区“温和右翼”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转向民主党候选人——显然，这在今年并没有发生。
2016年9月，《故土的陌生人》在美国出版。当年年底，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此前主流民调皆显示克林顿将获胜，而且特朗普在大选期间的种种打破常规的极端右翼言行让他看上去非常不像一位寻常意义上的政治家。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事实迫使沮丧不已的自由派美国人去思索背后的原因，霍赫希尔德的这本书对此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答案。
在旁观此前特朗普的竞选集会后，霍赫希尔德在书中总结道，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失落的美国人的情感：“特朗普是个‘情感候选人’。与数十年来的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相比，特朗普更加注重激发和称赞支持者的情绪反应，而非叙说详尽的政策计划。他的演讲——令人产生主宰、张狂、明晰的感觉，以及国家自豪感和个人振奋感——会激发一种情感转变，然后他会指出这种转变。”
从2011年到2016年，这位以研究情感、女性和家庭闻名的社会学家频繁前往深红州路易斯安那州，采访了60人，其中包括40位茶党支持者，她拜访了他们的家、社区和办公场所。在写作《故土的陌生人》的过程中，她融合了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比如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在早年的名作《第二轮班》中，她也运用了这种沉浸式的深入研究方法。在与当地那些深受钻探工业所害的乡村白人小资产阶级交往的过程中，霍赫希尔德试图通过理解一个“锁孔问题”——政府监管严重不足的大型石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但为什么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依然维护大型企业和“自由市场”，指责政府监管——来解析右翼的意识形态。
霍赫希尔德指出，要了解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需要首先了解那个人对政治问题投入的情感，她将之称为“深层故事”（DeepStory）。美国右翼的深层故事是这样的：他们相信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公平竞争获得阶级跃升，然而爬上山顶实现美国梦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过去几十年来薪资水平停滞、经济不平等拉大，这种经济打击对制造业和手工业从业者来说尤其沉重。与此同时，他们还面对着此前排在队伍更后面的弱势群体（女性、少数族裔、移民和LGBTQ群体）的上升压力，这些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让他们感到被别人“插队”了。
是这种挫折感令右翼转向反对左翼倡导的平等、自由和多元包容，使他们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邮件采访时，霍赫希尔德特别指出，日益稀薄的经济机会不应被视作右翼深层故事的全部成因，它的形成其实事关一种整体性的失落感，“核心问题不是贫穷（deprivation），而是失落（loss）。而且这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失落，还是种族地位、地区和宗教自豪感、文化主体性。”许多右翼美国人由是倒向了特朗普的阵营。
霍赫希尔德她呼吁自由派跨越“同理心之墙”，去理解保守派的忧虑与关切，去讲述自己的愿景，去重建社会共识——政治分歧两端的人的敌人不是彼此，不是社会弱势群体，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书中最后一章，她在一封虚构的给路易斯安那州右翼朋友的信中如此描述属于左翼的深层故事：
“在这个深层故事中，人们站在一个大型公共广场周围，广场里有创造性十足的儿童科技博物馆、公共艺术与戏剧演出、图书馆、学校——最先进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供所有人使用。他们对此充满自豪。其中一些人是其建造者。外人可以加入广场周围站立的人群，因为许多现在的圈内人也曾是局外人；吸收及接纳异己似乎是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美国价值观。但在自由派的深层故事中，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强盗闯进了公共广场，对其大肆破坏，自私地偷走了广场中心公共建筑的砖头和混凝土块。雪上加霜的是，守卫公共广场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破坏分子用那些砖头和混凝土块建起私人高楼大厦，将公共领域私有化了。那便是自由派深层故事的核心要点，而右派无法理解自由派对他们设计新颖、来之不易的公共领域深深的自豪感——自由派将其视为美国生活中一支强大的融合性力量。讽刺的是，你与左派的共同点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多，因为左派中的许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是故土的陌生人。”
界面文化对话阿莉·霍赫希尔德
界面文化：《故土的陌生人》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出版的。当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了总统，我相信很多美国读者试图通过这本书来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四年过去，你在书中描述的情况是否依旧，你的论断还可靠吗？
阿莉·霍赫希尔德：是的。只不过如今我们还面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以及特朗普的言行将种族问题强行塞入公共讨论中。
界面文化：就如何应对新冠大流行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备受指摘。有报道指出，特朗普与许多共和党高层官员忽视公共卫生指导，向美国人传达令人疑惑的信息。我对政治在美国介入公共卫生决策（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感到很吃惊。为什么右翼显得那么反智？
阿莉·霍赫希尔德：我对此也震惊不已。茶党和共和党——如今他们已合流为特朗普主义——是“被落下的人”中的精英。他们指责并且怀疑政府，且广泛认为让他们所处社会下层是“精英”的错。理查德·霍夫施塔德（RichardHofstadter）恰如其分地描述过美国社会整体上的反智主义倾向，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美国人对实用知识的自豪感，我们如今可以看到，这个因素加剧了美国人对专家和政府官员的不信任。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这场大流行病会改变特朗普的票仓？
阿莉·霍赫希尔德：大流行病对美国南部、西部和老年人群体打击较大，我认为他的支持者虽然会感觉更沉重，但依然会投票给他。我认为郊区“温和右翼”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转向拜登（我希望如此）。但特朗普的票仓只会变得更尖酸、更偏执，特别是如果未来出现某种极端戏剧化的场面，特朗普声称自己成就非凡但遭受迫害，而不是接受败局下台（这是他无法承受的结果）。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说，许多之前关于保守主义的研究都缺失了一个元素，即对政治中情感的充分认识，你在书中为此提出了“深层故事”的理论。在阅读《故土的陌生人》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一直在比较你的观点和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在那本书里他做出了一个很有力的论断：自由派和保守派立场源自从相反的家庭观念中派生出的道德理论。自由派信奉慈亲式家庭模式，强调群体成员间的平等、理解与互助；保守派信奉严父式家庭模式，强调群体成员间的等级制度、对权威的尊重和自我约束。
在我看来，把家庭观和政治观等同起来也是一种“深层故事”。请问在考察保守主义的本质时，“道德路径”和“情感路径”的区别是什么？
我认为莱考夫在《道德政治》中的论述很有说服力，但需要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认为那个排队的人（此处指阿莉·霍赫希尔德书中的右翼深层故事：人们排队登山，爬上山顶实现美国梦）心中有一套莱考夫所形容的家庭意识形态。但我发现了四个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
第一，莱考夫忽略了同胞关系，或者更笼统而言争夺有限资源的平等对手之间的关系。但正是这种关系序列——争夺有限资源的对手等待“位于山顶之上”的某个想象中类似大家长的权威分配资源——滋生了那个等待的“陌生人”的焦虑感。
第二，虽然莱考夫的分析解释了右翼的一些政治主张，他的分析让人感觉很静态——它没有解释特朗普上台后右翼立场的飞速变化。
第三，莱考夫的“严父模式”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右翼如此激烈反对“严父式”的（污染）监管或疾控中心的戴口罩预防新冠肺炎建议。
界面文化：你带着对“大矛盾”的疑问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开展研究，即为什么最需要政府服务的人会对政府有最深的反感。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深层故事：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时代，人们为越来越少的经济机会感到沮丧，所以无论他们如何美化自己的深层故事，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阿莉·霍赫希尔德：比阶级更复杂。核心问题不是贫穷，而是失落。而且这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失落，还是种族地位、地区和宗教自豪感、文化主体性——一种整体性的失落。
界面文化：我感觉“深层故事”需要进一步解释，特别是到底是什么塑造了茶党成员版本的美国梦。为什么这种特定立场下的公平和美国梦成为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塑造者是谁？是阶级、性别、种族或是这三者的混合？我还很感兴趣的一点是，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保守主义者中有那么强的影响力，无论其支持者本人的社会地位如何？
但如今，公平的概念处于一个巨大的矛盾中心。一方面，我们有了一种被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称为“上升伦理”的心态：拼命尝试，努力工作，成就自我。如果你成功了，这种心态认为是你个人的努力造就了你的成功，但如果你失败了，也全是你自己的错。
在另一方面，和加拿大、丹麦和中国相比，在美国实现真实社会流动的结构性机会更小。所以很多阶层下坠的美国人责备自己，感到羞耻和怨恨。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了这种耻辱感，将指责引导到了其他方向，却对改变形成上述情况的条件所做甚少。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深层故事”是普遍性的，鉴于在过去40年里现代化成果的分配是不均的，而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发生，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发生了？
阿莉·霍赫希尔德：我认为我们多少都有一种“深层故事”——但在最后一章里我提出了自由派共享的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深层故事”。
界面文化：你在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的一场演讲中指出，左翼在听说与他们不同的世界观的时候比右翼更不宽容。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以为出于对多元性的尊重，左翼应该对不同世界观更宽容才是。
一项最新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民主党人越不能理解共和党人的世界观。这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主党人更倾向于生活在价值观单一的圈子里。尽管理论上来说他们支持多元性，但讽刺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通常也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民主党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多元性更稀薄。
除了居住环境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对于积极参与政治的民主党人来说，我认为他们正沉湎于悲伤之中。近年来政治上的失利让他们难以接受，而政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民主党人如今觉得自己才是“故土的陌生人”的人。于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开始向内转，回到让自己感觉确定、舒服和安全的地方。当下，那些受伤的左翼斗士们也许对熟悉的环境有迫切需求，这其中包括许多女性和有色人种选民，他们激烈抗争过，但深切地恐惧取得的成功将化为灰烬。
界面文化：在《剧变》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认为美国政治极化很大程度上是网络信息茧房造成的。在你的观察中，不实信息是否是社会共识的主要障碍？
阿莉·霍赫希尔德：我认为信息茧房加速而非造成了政治极化。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强调了跨越同理心之墙的重要性，但在跨越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美国人（以及世界上其他那些饱受政治极化困扰的人）要如何重建社会共识？
阿莉·霍赫希尔德：随着我们的社会分崩离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日益紧要的任务。伟大的领导者们——尼尔森·曼德拉、玛哈特玛·甘地、马丁·路德·金——往往都精于建设同理心之桥。
界面文化：是什么激励了你投身社会学？
阿莉·霍赫希尔德：很多社会学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告诉你，是社会学选择了他们。也许我们社会学家在孩童时代共享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在一开始让人不舒服，但之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双观察世界的慧眼。我很高兴人们为这种慧眼赋予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社会学。
阿莉·霍赫希尔德：是的，我很害怕这个弱点，这种不接地气。不过尽管话这么说，许多最好的关于右翼的研究还是学界中人写的，比如乔治·莱考夫（GeorgeLakoff）、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凯瑟琳·克莱默（KatherineCramer）、琼·威廉姆斯（JoanWilliams）、阿什莉·亚丁（AshleyJarding）、洛里·麦克维（RoryMcVeigh）、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安妮·凯斯（AnneCase）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