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施拉姆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他们分别是：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
卡尔·霍夫兰
①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行为的影响，其中又集中在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人的态度与说服之间的关系，如二战期间对军部拍摄的军事教育影片如何影响军人士气的研究（传播学经典案例）。
②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把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领域，大大开拓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③他对信源的可信性、传播技巧、受众属性等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大量实验考察，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为修正早期的“魔弹论”效果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④著名的耶鲁研究：霍夫兰和他耶鲁大学的同事对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代表著作有《传播和说服》、《态度的形成与改变》等。
⑤霍夫兰和他的队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在耶鲁大学的研究中得到大量结论（非常重要），比如：
（1）信源可信度：高可信度的信源在传播行为之后会立刻导致较多的态度变化，但也会受到睡眠者效果的影响。
（2）睡眠者效果：某种潜伏的效果使信源在一段时期后会被遗忘而受众只记得信息本身（强调信息本身的说服力），睡眠者效果需要通过重复来克服。
（3）恐惧诉求：比起强烈的恐惧呼吁（可能适得其反），温和的恐惧呼吁导致更多的态度变化。
（4）感性与理性：感性诉求能够打动受众，使其改变态度；理性诉求能够加深受众对信息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改变其行为。
（5）是否明示：在一个信息中陈述一个结论，比起让结论含而不露的做法，会导致更多的态度变化，尤其在接收对象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6）两面说：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受众来说，只说一方面的信息导致更多的态度变化；而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受众来说，两方面的李友才有说服力。
（7）防疫论：让受众事先接触微弱的能激发其反抗情绪的负面信息，说服效果好于让其接触原本就支持的信念和观点（滋养法），受众在被“防疫”后很难再轻易改变原有的态度。（防疫论是威廉·麦奎尔在两面说的基础上提出）
（8）先后说：首先提出宣传论点，可以引起公众注意；最后提出的论点有利于公众记忆：如果传播内容是受众赞同和接受的，那么首先提出比较有利。
（9）群体归属：对待一个与群体标准相反的观点，受群体强烈吸引的个人具有较少的态度变化。
（10）个性影响：在社会上感到不适应和自我评价不高的人，往往自尊心不强，更易被说服，而高智商人群只有在强大的逻辑论证面前才会受到影响，改变态度。
（11）是否参与：积极参与说服过程的人，比起消极的参与者来说，态度变化更明显。
⑥尽管说服实验如今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人际传播研究，但霍夫兰认为，他实际上是在个人接受信息的微观层次上研究大众传播行为。
在四大奠基人中，霍夫兰说好考也不好考。说好考，是因为简单的考的话，霍夫兰的知识点其实非常集中，就是说服与态度转变研究。如果一个名词解释，基本上像拉斯韦尔和拉扎斯菲尔德、帕克这样，一不小心漏掉一个冷僻的点。说难，是因为霍夫兰如果扩展开来，内涵非常多。可以说他200字也能出一道题，1200字也能出一道题。
首先，我们为何而战研究和耶鲁研究的过程你就得说清楚（千万不能搞混），前者的部分主要是发现了大众媒介能够传播知识，但难以改变态度。同时还有信源可靠性以及睡眠者效应的效果（而且要提到这是控制实验法引入传播学的重要里程碑。）。而其他的研究，则是战后耶鲁研究达成的。
其二，这些研究的结果，比如说服的一系列因素几乎可以出一个巨大的题目：信源、信息、受众前后的项结论要全部写出来。尤其是信源可信度、睡眠者效应、情感说服和理性说服、一面与两面、恐惧诉求、防疫论，这几个是考察可能性较高的。而且这几个发现也是可以用在我们解题上。可信度告诉了人们保持媒体的公信力的重要性。睡眠者效应则告诉人们可信度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信息本身。一面与两面告诉人们要说服有文化水平的受众，媒体应该保持客观。恐惧诉求告诉媒体必须要适度恐惧，过度渲染反而可能会产生让受众抗拒的心理。情感和理性说服应该双管齐下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而防疫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宣传技巧。
第三，这个研究的贡献本身也很多，最重要的是它发现了传播效果的个人差异及其影响，从而推翻了魔弹论。但它也开启了说服研究这样重要的研究领域，我们会看到说服研究的整体思路从霍夫兰的学习论开始，到海德、纽科姆、费斯亭格的一致性理论，然后是卡茨的功能论，还有麦奎尔的阶段分析，斯塔茨的态度调制理论等等。这些如果要答说服研究的话，最好都答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