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不确定建议的价值：罗伯特·杰维斯的知觉与错觉
作者：唐世平，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译者：赵旌宏，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生。
编者按
本文是唐世平教授对《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的评介（中文版，发表于《国家安全论坛》2022年第5期，第93-103页），原文已在2013年发表（TangShiping,“TheVirtueofUncertainAdvice: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HenrikBliddal,CasperSylvestandPeterWilsoneds,Classic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EssaysinCriticismandAppreciation,London:Routledge,2013,pp.128-137）。作者感谢乔纳森·默瑟（JonathanMercer）、蒲晓宇、尹继武和编辑们的批评性意见，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总是给予人以启迪又谦逊的罗伯特·杰维斯对本人的支持和提携。
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7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以下简称《知觉与错觉》）是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在而立之年[2]完成的一部令人赞叹的杰作，在这本书中，他凭借非凡的学识实现了心理学、科学史（第165-172、195-201页）、外交史和国际史的有机整合。
《知觉与错觉》巩固了国际政治中政治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作为国际关系学（IR）一个合法研究领域的地位。[3]然而，本书的重要性远远不局限于将心理学引入国际关系学科这一点，还在于其触及了诸多对理解国际关系而言必不可少的问题、困惑和概念。《知觉与错觉》针对国际关系学最核心的问题提供了广泛、深邃且极具启发性的洞察，但这些见解却又往往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此处是褒义词）。
与杰维斯的其他著作如出一辙，《知觉与错觉》不只是写给国际关系学者的“晦涩”读本，更是面向政策制定者的高昂（却有时不甚明确的）发声。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提醒着政策制定者注意战略决策时存在的显著的模糊性、艰难的折中以及心理障碍（本书大多章节的标题中均有“‘决策的含义（启示）’或‘建议’”的表述）。毫不夸张地说，杰维斯的作品所提供（尽管略显苛责）的建议的价值，远比大多数声称为紧迫问题提出明确对策的政策导向型书籍要多得多。[4]忽视杰维斯机智、敏锐却又不确定的教诲，对于决策者本身（包括我们所有人）来说便是一种危害。可以肯定的是，在阅读杰维斯的作品之后，我们所有人（包括决策者在内）的自负（ego）都会受到点打击，毕竟杰维斯向我们传递的一个基本信息是，我们的知觉和判断不可避免地为许多偏见和错误的干扰。[5]
作为对《知觉与错觉》的一篇简评，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了该书的结构；第二部分列举了该书的主要贡献；第三部分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最后，我对心理学方法在国际关系学和整个政治学中的前景，以及社会心理学本身的前景提出了一些看法。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首先要强调杰维斯一直以来试图传达给国际关系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两个关键立场。遗憾地是，这两个立场都在后沃尔兹式（Post-Waltzian）急切寻求简约化和追求确切答案的过程中被长期忽视了。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采取多层次的和系统性的方法，而不是结构性的方法（特别在第18-31页）。[6]在《知觉与错觉》的开篇（第6页），杰维斯便明确地指出了他的方法是兼容并蓄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对某些人而言太兼容并蓄了”），这种从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以外的广泛文献中兼容并蓄地获得知识的能力，是杰维斯漫长而又卓越的职业生涯的标志。这种兼容并蓄充分展现在他的《形象的逻辑》[7]中，也为其最有趣的作品《系统效应》奠定了基础。[8]在我看来，那些从广泛文献中汲取并在不同层次上考虑多重因素的学者，总是比那些打着寻求简约的幌子而倾向简单化推理的学者更加成熟。
其次是杰维斯对社会系统复杂性的理解，正因如此，他拒绝给予许多问题以确切的答案：对他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许多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坚定且明确的答案。尽管《形象的逻辑》和《知觉与错觉》都已经含蓄地强调了这一并不受欢迎的立场，但是这一立场是在《系统效应》中得到了最为明晰的阐述。[9]
《知觉与错觉》的框架与视野
在《知觉与错觉》的开篇（第3页），杰维斯给出了这本书的中心问题：
“错误知觉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决策中经常发生什么样的知觉错误？对政治和其他行为体形象的认识是怎样形成和改变的？决策者怎样依据信息做出推断，尤其是从与他们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信息中做出推断？”
在明确了决策者的知觉对理解国际政治是至关重要的之后，杰维斯指出，“政策偏好的诸多重要差异可以归因为决策者对其所处环境的知觉差异，而真实世界与共享/共同知觉有重要的差异（第14-15页）”。在方法论上，杰维斯采取了两个步骤：（他）首先将决策者的知觉作为其决策的直接/替代指标，然后将这些知觉同现实或者至少是决策者能够获得的信息关联起来。当然，这种做法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心理因素并非是影响决策者知觉的唯一因素，诸如国际和国内政治等其他因素也有很多，但是应付前者的任务已然如此艰巨，这使得后者不得不被暂时丢在一边（第28-31页）。
在简短的导论之后，《知觉与错觉》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背景”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将知觉作为分析层次问题的一部分（从个人、国家和系统层次观察国际关系）；第二章介绍了他者的行为如何被感知的问题，并且特别讨论了意图（intention），从而为第三章的论述铺平了道路；第三章无疑是整本书中被引最多的一章，它对比了“威慑理论”（thedeterrencemodel）和螺旋模式（thespiralmodel），两者均以对手意图为核心。本章叶预示了杰维斯的另外一部极具创意的作品——“安全困境下的合作”。[11]此外，这一部分还将示善（reassurance）是国家间的合作和建立信任的过程（见下文）。
第四部分是简短的结论章，针对如何尽量减少错觉给出了一些建议，并且认为想要完全回避（错觉）是绝无可能的。
《知觉与错觉》的持久影响力
（一）安全困境、螺旋模式和意图
从奥斯古德（CharlesOsgood）以渐进互惠来缓解国际紧张（gradualreciprocationintension-reduction,GRIT）的讨论出发，[19]《知觉与错觉》的第三章为理解示善作为一种合作和建立信任的过程，以及两个善意国家间如何滋生不信任进而阻碍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0]本章还为将军备控制纳入示善与合作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21]
第三章明确指出，衡量他者意图是各国的一项关键任务，这为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realism）学派奠定了部分理论基础。[22]杰维斯还阐释了意图同利益和决心之间的相互作用（第48-49页）。他指出，在理解行为体的行为（或非行为）时，需要对四个内部维度（能力、利益、意图和决心）和外部环境进行更加精密的区分，而这却是在近期才开始的研究。[23]相应地，杰维斯还根据各国的冒险意愿发展出了一种国家的类型学。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恰如杰维斯后来风趣地指出，早在建构主义盛行之前，他的国家能够改变其类型的立场事实上预示了身份认同（identity）转变的可能性。[24]
（二）战争与和平中的认知、情绪和学习
《知觉与错觉》的一个核心论点是：“没有什么比假定决策者（特别是在危机时期）能够以冷静的头脑消化和综合大量信息更加离谱的假设了”。这一论点激发了越来越多更加实证的研究。历史案例的深入调查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错误知觉和判断往往会导致被误导的决断进而造成国际危机升级与合作失败。
鉴于杰维斯有关认知闭合（cognitiveclosure）和失调的讨论，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NedLebow）指出许多国际危机的产生和升级（至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决策者非理性的认知闭合，以及他们试图在受到压力和情绪影响下去减少认知失调；[25]黛博拉拉森（DeborahLarson）通过研究冷战初期美国关键决策者的信念体系和图式，将遏制政策的起源视为一种信念和态度的转变；[26]芭芭拉·法尔汉姆（BarbaraFarnham）则将政治考量强而有力地纳入其中，考察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慕尼黑危机前后对希特勒治下德国所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的解读和应对。[27]
即便没有直接受到《知觉与错觉》的影响，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McDermott）也肯了从这本书里获得了部分灵感，他利用前景理论检验了美国决策者或多或少愿意在外交政策危机中承担风险的条件。[33]近期，杰夫·塔里亚菲罗（JeffreyTaliaferro）运用前景理论讨论了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政策注定失败的情况下，领导人仍然会坚持毫无出路的政策。[34]
《知觉与错觉》的缺失
然而，从杰维斯在《知觉与错觉》中自己的讨论里可以明显看出，他想要说的很多话都离不开情绪（第68-94页，第四、五、九、十一章）。若没有自我中心主义和族群中心主义（如群体情感），就没有自我利益和国家利益，也就很难理解缘何我们往往对他者的利益、意图和决心展示缺乏同理心，为什么即便是真正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也倾向于将大部分责任推到对手身上，从而忽略自身行为可能会引起他者并非本意的回应。若没有决策者的自我以及由此而生的动机偏见，就很难解释为何他们在面临艰难抉择时倾向于抵制妥协，忽视不确定的信息，并且坚持注定失败政策。可以说，许多偏见是动机性的（motivated），兼具情绪的一面和物质的一面（参见第四、十一章）。[37]
同样地，若没有恐惧，就很难理解敌者形象为何如此凸显，也就难以理解承诺问题（第310-311页）；[38]若没有恐惧，就很难理解恶意意图和善意意图的知觉差异；若没有恐惧和自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认定自己是我们所期望的他者行为（desiredbehavior），或是他者的我们不期望行为（undesiredbehavior）的目标，更倾向于高估我们自身的重要性。（第343-355页）。[39]最后，若没有情绪，就很难理解决策后的情绪冲突和压力。[40]坦率地讲，恰如美国神学家、思想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很早便指出的那样，若没有诸如恐惧、荣誉和族群中心主义等情绪，就很难理解国际政治和更为广阔的社会世界。[41]
最后，尽管杰维斯在将心理学文献嵌入国际关系（学）中时已足够小心，但是他经常运用国内情景（诸如劳资谈判或国会听证会）来说明国际关系情境。这并不总是有效的：无政府状态确实会产生影响。[44]
心理学在国际政治中的未来
经过杰维斯等学者的研究奠基，国际关系的心理学维度研究已然成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随着心理学发展而迅速成长的（子）领域。然而，这一领域并非没有挑战。
首先，正如心理学家所承认的那样，心理学文献一直是非常碎片化的。这意味着，在解释一个复杂的社会事实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些心理特质。然而，许多以心理学文献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或常见政治问题）著作往往倾向于在没有结合政治因素（如国内政治）的情况下，仅挑选一到两种心理特质来解释相当复杂的社会事实；或者，这些作品倾向于把不同的心理特质对立起来，仿佛我们的大脑一次只是运行一种回路一般。这不仅过分简化了复杂的社会事实，还造成了杰维斯曾予以警告过的“过度心理化”（over-psychologizing）谬误。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决策，我们需要将政治和心理学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其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障碍，但是我们绝不能仅仅依靠一到两种心理特质。[45]同样地，我们还必须抵制将理性推理同心理逻辑对立起来，或者将不同的心理特质对立起来的诱惑。
最后，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不羞于借鉴心理学文献。但从理论上讲，国际关系理论家能够对社会心理学做出贡献吗？有人试图通过构建新的理论来做到这一点，这些理论有望整合许多分散的心理学理论，并且提出关于我们心理学的新假说，这些假说可以在实验环境得到检验。[51]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心理学家借鉴国际关系学乃至更为广泛的政治学、社会学文献。迄今为止，社会心理学家几乎只在彼此之间汲取灵感，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学或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大多是条单行线。然而，社会心理学不能仅仅依靠与大学生（作为通常的研究对象）的合作而走向成熟。相反，社会心理学家可以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学习，同他们展开合作可以获益良多，相比来说，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加了解个体（从关键决策者到选民）是如何在重要的现实生活情境中思考和行动的。而且《知觉与错觉》已为我们指明了道路。
注释
[1]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为方便阅读，后文均采用括号内的“P&M（《知觉与错觉》）”来表示。
[3]其他重要贡献来自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Boulding）、约瑟夫·代·里维拉（JosephDeRivera）、莫顿·多伊奇（MertonDeutsch）、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George）、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Hermann）、欧文·贾尼斯（IrvingJanis）、赫伯特·科尔曼（HerbertKelman）、罗伯特·诺思（RobertNorth）和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Osgood）的论著，鉴于篇幅有限，我不再一一列举。
[4]对于杰维斯本人有关其对政策问题和理论问题思考的相互助益，参见ThierryBalzacqandRobertJervis,“TheLogicofMind:InterviewwithRobertJervi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0,No.4,2004,pp.559-582.
[5]杰维斯本人当然乐于知晓他（已经在政府工作或成为学者）的学生是否曾在短期内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错误的，并因此而变得更加明智（RobertJervis,“PersonalCommunicationwiththeAuthor,”October11,2011）。
[6]我所说的系统是指一种考虑不同层次上多重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法。关于系统方法更详细讨论参见RobertJervis,SystemEffects:ComplexityinPoliticalandSocialLif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7.后文以《系统效应》指代这本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的《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译著全称。
[7]《形象逻辑》指由罗伯特·杰维斯著，徐进译的《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的简称。RobertJervis,LogicofImage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0.
[8]Jervis,SystemEffects;ThierryBalzacqandRobertJervis,“TheLogicofMind:InterviewwithRobertJervi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0,No.4,2004,p.571.2006年6月为《系统效应》中译本撰写新的序言时，杰维斯在与译者的私人交流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9]如果你想从杰维斯的《形象逻辑》、《知觉与错觉》，尤其是《系统效应》中寻找明确的答案，那么你会感到失望的。事实上，在我第一次跟我的研究生讨论《系统效应》的时候，他们无法掩饰他们的怀疑：这本书没有（明确的）理论！我的回答是：好吧，《系统效应》不是小理论研究，它是理解社会世界的一种视角！我将避免总结系统的影响，不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总结它，还因为我认为《系统效应》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生的必读书目：没有任何文本可以替代它。
[10]RobertJervis,“SignalingandPerception:DrawingInferencesandProjectingImages,”inKristenMonroe(ed.),PoliticalPsychology,Mahwah,N.J.:LawrenceErlbaum,2002,pp.293-312,pp.295-296;ThierryBalzacqandRobertJervis,“TheLogicofMind:InterviewwithRobertJervi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0,No.4,2004,pp.560-561.
[11]Robert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SecurityDilemma,”WorldPolitics,Vol.30,No.2,1978,pp.167-214.
[12]认知相符（第四章）和诱发定势（第五章）在决策或行为之前起作用。认知失调（第十一章）则发生在决策或行为之后，特别是结果不符合期望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十一章应紧随在第四、五章之后。
[13]参见Jervis,“ChapterFour,”inSystemEffects;RobertJervisandJackSnyder,eds,DominoesandBandwagons:StrategicBeliefsandGreatPowerCompetitionintheEurasianRiml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
[14]DanielKahnemanandAmosTversky,“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underRisk,”Econometrica,Vol.47,No.2,1979,pp.263-291;AmosTverskyandDanielKahneman,“TheFramingofDecisionsandthePsychologyofChoice,”Science,Vol.211,No.4481,1981,pp.453-458.
[15]我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那些更直接受到《形象逻辑》和《知觉与错觉》启发的作品上。不足为奇的是，有些作品是由杰维斯的学生完成的（如芭芭拉·法尔汉姆、泰德·霍普夫、查姆·考夫曼、罗斯·麦克德莫特和乔纳森·默瑟）。
[16]参见CharlesL.Glaser,“PoliticalConsequencesofMilitaryStrategy:ExpandingandRefiningtheSpiralandDeterrenceModels,”WorldPolitics,Vol.44,No.4,1992,pp.497-538;KenBoothandNicholasWheeler,TheSecurityDilemma:Fear,Cooperation,andTrustinWorldPolitics,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8;TangShiping,ATheoryofSecurityStrategyforOurTim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0(especiallyChapters2and3).
[17]参见如BarryPosen,“TheSecurityDilemmaandEthnicConflict,”Survival,Vol.35,pp.27-47.
[18]TangShiping,“TheSecurityDilemmaandEthnicConflict:TowardaDynamicandIntegrativeTheoryofEthnicConflict,”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7,No.2,2011,pp.511-536.
[19]CharlesA.Osgood,AnAlternativetoWarorSurrender,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62.简而言之，GRIT意味着一方采取一些初步和解措施，以减少自身与另一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对方作出积极回应，那么两国关系将可能得以改善。更正式的说法是，GRIT是建立在保证和高价值信号的逻辑基础之上的。
[20]DeborahW.Larson,AnatomyofMistrust:US-SovietRelationsduringtheColdWar,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7;AndrewKydd,TrustandMistrus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5;Tang,ATheoryofSecurityStrategyforOurTime:DefensiveRealism,Chapter5.
[21]参见如Glaser,“PoliticalConsequencesofMilitaryStrategy”;CharlesL.Glaser,“RealistsasOptimists:CooperationasSelf-help,”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1994-1995),pp.50-90;Tang,ATheoryofSecurityStrategyforOurTime,Chapter5.
[22]TangShiping,“FearinInternationalPolitics:TwoPositions,”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10,No.3,2008,pp.451-470;Tang,ATheoryofSecurityStrategyforOurTime.简单地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并非假定所有国家都是恶意的。因此，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并不认为进攻型战略是唯一可行的安全战略：合作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23]TangShiping,“DimensionsofUncertainty:TowardanIntegratedAttributionTheoryinIR,”paperpresentedattheannualmeetingof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Association,Toronto,Canada,September3-6,2009.
[24]ThierryBalzacqandRobertJervis,“TheLogicofMind:InterviewwithRobertJervi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0,No.4,2004,p.559-563.不幸地是，建构主义者趋于遗忘国家身份的改变，这在相较之下并不足为奇，但是一些杰维斯式的更加唯物的的现实主义学者却也倾向于否认国家身份可以改变，抑或否认这种改变的意义。
[25]RichardNedLebow,BetweenPeaceandWar:TheNatureofInternationalCrisis,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1.
[26]DeborahW.Larson,Origins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
[27]BarbaraReardenFarnham,RooseveltandtheMunichCrisis:AStudyofPoliticalDecision-Making,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7.
[28]参见ErnestR.May,LessonsofthePast:UsesandMisusesofHisto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在启发式与偏见方面，参见AmosTversky,ThomasGilvoch,andDanielKhanneman,eds,Judg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ThomasGilvoch,DaleGriffin,andDanielKahneman,eds,HeuristicsandBiases:ThePsychologyofIntuitiveJudgmen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
[29]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Decisionsof196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
[30]DanReiter,CrucibleofBeliefs:Learning,Alliances,andWorldWar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
[31]TedHopf,PeripheralVisions:DeterrenceandAmericanForeignPolicyintheThirdWord,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4.Seealso,JervisandSnyder,eds,DominoesandBandwagons.
[32]JonathanMercer,Reput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SeealsoJervisandSnyder,DominoesandBandwagons;DarylPress,CalculatingCredibilit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5;TangShiping,“Reputation,CultofReputation,andInternationalConflict,”SecurityStudies,Vol.14,No,1,2005,pp.34-62.
[33]RoseMcDermott,RiskTaking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ospectTheoryinAmericanForeignPolicy,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8.
[34]JeffreyTaliaferro,BalancingRisks:GreatPowerInterventioninthePeriphery,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4.
[35]ThierryBalzacqandRobertJervis,“TheLogicofMind:InterviewwithRobertJervi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30,No.4,2004,pp.564-565.当然，后来杰维斯纠正了这一关键疏漏，参见RobertJervis,RichardNedLebow,andJaniceGrossStein,PsychologyandDeterrence,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5;RobertJervis,“UnderstandingBeliefs,”PoliticalPsychology,Vol.27,No.5,2006,pp.641-662.近期关于整合情绪和认知的尝试，参见JonathanMercer,“RationalityandPsychologyinInternational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77-106.
[37]有关“极权主义”自我的经典陈述，参见AnthonyG.Greenwald,“TheTotalitarianEgo:FabricationandRevisionofPersonalHistory,”AmericanPsychologists,Vol.35,No.7,1980,pp.603-618.关于我们推理中的动机偏见，参见ZivaKunda,“TheCaseforMotivatedReasoning,”PsychologicalBulletin,Vol.108,No.3,1990,pp.480-498.
[38]SeealsoJervis,LogicofImages,pp.90-96.
[39]TangShiping,“TheSocialEvolutionaryPsychologyofFear(andTrust):OrWhyi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Difficult”，未发表手稿。
[40]IrvingLesterJanis,LeonMann,DecisionMaking:APsychologicalAnalysisofConflict,Choice,andCommitment,NewYork:FreePress,1977,chapterselevenandtwelve.同样参见Lebow,BetweenPeaceandWar;Jervis,“UnderstandingBeliefs,”特别是第652-657页。
[41]ReinholdNiebuhr,MoralManandImmoralSociety:AStudyinEthicsandPolitics,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1932[1960],xx-xxv,pp.89-93;RichardNedLebow,ACultural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istyPress,2008;ShipingTang,‘ReconciliationandtheRemakingofAnarchy’,WorldPolitics,2011,vol.63,pp.711-49.
[42]参见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SecurityDilemma”以及《知觉与错觉》。
[43]参见Tang,ATheoryofSecurityStrategyforOurTime.
[44]Tang,“Reputation,CultofReputation,andInternationalConflict”.
[45]参见JaniceGrossStein,“BuildingPoliticsintoPsychology:TheMisperceptionofThreat,”PoliticalPsychology,Vol.9(1988),pp.245-271;BarbaraFarnham,“PoliticalCognitionandDecision-Making,”PoliticalPsychology,Vol.11(1990),pp.83-111;Tang,“ReconciliationandtheRemakingofAnarchy”.
[46]Khong,AnalogiesatWar;RichardNedLebow,Stein,JaniceGross,WealllosttheColdWar,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早期有关谏言心理学假说方法论挑战的重要讨论只解决了广泛挑战中的一部分，参见ChaimD.Kaufmann,“OutoftheLabandintotheArchives:AMethodforTestingPsychologicalExplanationsforPolitical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38(1994),pp.557-586.
[47]Tang,“ReconciliationandtheRemakingofAnarchy”.
[48]参见如TedHopf,SocialConstruction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dendities&ForeignPolicies,Moscow,1955&1999,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2.
[49]Jervis,Balzacq,“TheLogicofMind:InterviewwithRobertJervis,”pp.562-3.
[50]NorbertElias,TheCivilizingProcess,revisededition,translatedbyEdmundJephcott,Oxford:Blackwell,1939[1994].
[51]Lebow,ACultural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Tang,“SocialEvolutionaryPsychologyofFear(and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