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卑微，溥仪的生存之道,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小小龙猫猫猫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末代皇帝》上映于1987年，讲述了中国最后一任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风雨飘摇的一生。从三岁入宫荣登大宝到新中国成立，溥仪接受改造最终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影片贯穿了溥仪几十年的动荡生活，引领观众走完了他坎坷曲折的一生。
影片由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于1988年在奥斯卡金像奖上夺得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导演等多个奖项，是第一部被允许进入紫禁城拍摄的电影。
影片以国外人的角度客观描述了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皇帝溥仪的生存状况及当时的历史现状，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不带偏见。
溥仪三岁被抱进宫中，从宫门关上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他被禁锢一生的大门，从此生活没了自由，处处受到制约，想走不能走，想说不能说。
一、被禁锢的自由之走不出的门
溥仪一生有很多次想走不能走，想出不能出。
三岁进宫见过慈禧之后，他央告阿玛带他回家，却最终被强行穿上了龙袍坐在了龙椅之上，登基大典，群臣朝拜，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溥仪在人群中穿梭，却始终走不到路的尽头，最终只能和蛐蛐老鼠为伴。
随后，奶妈的离开是对溥仪的一次严重打击，溥仪自幼跟着奶妈长大，奶妈的怀抱是他逃避现实的法宝，但是当奶妈被迫离开皇宫后，溥仪再也没了避风港，只能孤零零的生长在这深宫之中。
额娘的逝去让溥仪再一次想要逃离，他想走到母亲面前，抓住曾经温暖过自己的亲情，可是那扇门挡住了他的去路，内心想要逃脱的欲望促使他爬上房顶，以为这样就能回到母亲身边，可是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溥仪还是被拉回了无尽的深渊。
他灰心丧气，不再试图挣脱这个大牢笼，心中所有的温暖都随着奶妈与额娘的离开而冷却。他开始接受命运的安排，不再挣扎，随太妃们的意愿给他选妃选嫔，过着提线木偶般的生活。
溥仪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在国外文明吹入中国的时刻，他梦想着走出国门，学习更多知识，领略更多风景，只是一堵城墙止住了他前进的步伐，大清皇帝的身份早已注定他无法过上平凡人的生活。
突然，毫无预兆的，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他心心念念想要走出那道门的梦想忽然就实现了。站在街道上，恍如隔世，前一小时还被困囹圄，下一秒钟就站在了门外，站在了自己多年来可望不可即的所在。
这一刻对溥仪来说貌似新生，但更多的是茫茫然对未来的不知所措。
伪满洲国的建立给了溥仪一种错觉，他以为自己还是统领一方的皇帝，高高在上。日本天皇的接待更是迷惑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清现实，一个傀儡般的存在竟误以为自己仍大权在握。
直到他被逮捕，被教育，溥仪才逐渐认清了自己曾犯下怎样的罪行。因着他的自私自利，一心想要保住皇帝的虚名，日本关东军借由他的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恶行。
这一次，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罪有应得，也明白自己肯定走不出劳教所的大门，但没想到的是，意外发生了，爱新觉罗·溥仪由于认罪态度良好，积极参与改造，顺利的成为了特赦队伍中的一员，重生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直到此刻，他才走出了禁锢他一生的大门，得到了真正的人身自由。
二、被禁锢的自由之没人听的话
溥仪的悲剧不止于人身自由被限制，就连话语权也被剥夺，想说的话无人听，能说出口的都是被别人安排好的。
自小，溥仪的话就没有分量。三岁，他想离开皇宫，无人在意；长大后，几次命人打开大门，却没人听令；娶妻一事，溥仪插不上半句话，完全由他人做决定；伪满洲国时，他激情演讲，坐在台下的日本关东军却愤而离席，就连群臣都无视自己的皇帝转身离开，偌大的礼堂，只剩下溥仪自己空谈理想，大讲抱负；还有片尾，劳教所所长戴着高帽游行，溥仪不顾他人劝阻，坚持对红卫兵诉说，所长是好人，是个大好人，可是依然无人倾听。
古语说，皇命不可违，这句话放在溥仪身上简直是赤裸裸的讽刺。在溥仪人生中的每个重要时刻，他说出的话，发出的命令都如炎夏的微风一般消散在空气中，没有任何意义。
溥仪大半生都被别人把控在手里。
紫禁城内，后妃和总务大臣操持一切，控制他的思想，摆布他的人生。就像他对庄士敦说过的那样：谁都不准我说心里话，他们总是教我该说什么。
伪满洲国期间，溥仪认不清现实，以为自己终于有了实权，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连人事任命资格都被剥夺，只需要签名盖章的傀儡皇帝。
想要的人留不住，想说的话没人听，即便他想做一个表里如一的君子，现实也不愿给他机会。
三、无法掌控的命运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不当人的年代，命运的不公不只降临在溥仪身上，也同样降临在其他人身上，而溥仪却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历史是最好的讲述者，溥仪的一生就是历史为我们讲述的一出传奇：三岁登基，六岁退位，半生傀儡，半生蝉蜕。
纵观全片，我们就如溥仪的影子般，再一次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回到了那座如牢笼般的紫禁城，伴随他走过了传奇的一生。
能够随心所欲地睡午觉，让太监随时拿柿饼过来吃，是农妇对于宫廷生活的全部想象。虽说这只是则笑谈，不过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皇家生活的好奇心却始终如一。
于是，关于那个红墙黄瓦内的神秘世界里，皇帝、后妃们吃什么、穿什么、日常起居有哪些讲究，被一一编排进民间故事、戏文小说里，为单调乏味的寻常生活提供了难得的想象空间。
到了现代社会，各种打着“宫廷筵席”“御膳”旗号的餐馆层出不穷，某种程度上正是迎合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可惜的是，其中不少都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乍听名号响当当，做出来的餐点差强人意，之前被网友热议的“某家菜”就是其中一例。究其根源，部分在于对宫廷菜系缺乏系统的认知，没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做支撑，失去了对传统的敬畏之心，也就难怪菜品“赶客”了。
最近读到一本图文并茂的好书《故宫宴》，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长期专注于清代宫廷饮食研究的苑洪琪，与烹饪大师、有“中国厨王”之称的顾玉亮合作编著，插画作者苏徵楼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每个月份都以一只或形态可掬、或优雅娴静的“故宫美猫”开篇。
与其他介绍宫廷宴饮的书籍不同，《故宫宴》以月份为主轴，结合“荐新”这一重要的祭飨活动，呈现不同季节的清宫饮食特色，并复原出80道美味的皇家菜品。随手翻开这本《故宫宴》，琳琅满目、做工精细的食物看得人食指大动，而那些隐藏在饮食背后的礼仪制度、趣事逸闻，既满足了人们对宫廷生活的好奇心，更让读者在不知不觉间，享受了一场绝佳的思想盛宴。
纵观整部清朝历史，从建立王朝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开创盛世格局的康熙、乾隆，再到帝国尾声的道光、溥仪，一代代帝王的餐桌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食材，不同时令的节气风俗，构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故宫史。
提到清代宫廷美食，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满汉全席”：108道菜品，涵盖各式南北食材，山珍海味、冷肴热菜兼备，简直是“吃货”们梦想中的饕餮大餐。
不过，《故宫宴》中却指出，清代宫廷中并无所谓的“满汉全席”之说，它更多是清朝覆亡后，一些原先服务于内务府的膳房厨役为了谋生，所想出来的揽客噱头。
“满汉全席”的原型实为“满汉席”，它没有统一的菜单，菜式的规格、数量等均无定制，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时期进行个性化调整。关于“满汉席”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南巡时期。
当时扬州官员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皇帝、官员一行，特意准备了一百一十多种的菜品，其中既有满族风味的餐点，也有江南特色美食，文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记录了这一盛况，并称其为“满汉席也”。后来，“满汉席”的做法流传到宫廷之中，成为大型豪华宴席的代称。
在入关之初，宫廷饮食严格奉行“满食为尊”的原则，无论是菜品还是礼仪，都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特色，食物多以牛羊肉为主，十分粗犷豪放。
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帝在款待打了胜仗的八旗官兵，或者适逢元旦、万寿、冬至等重大节庆，在宫内飨宴王公贵族时，通常会要求赴宴者自带酒肉，倘若不便携带，也可以折成银两，由光禄寺、礼部等机构代为采买。
这种听起来十分“奇葩”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康熙时期。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稳固，满、汉民族间的交往不断加深，清朝在制度、文化、礼仪等方面大量吸收借鉴汉族传统，官员队伍中的汉族面孔越来越多。
为了拉拢人心，清朝在宫廷食制上做出了改革，强调“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满汉官员同时出席宫廷宴会时，无不再以民族身份作为区分，而是统一按官职高低安排座次，汉族风味的菜肴成为宫廷餐桌上的新宠，“满汉席”正是这一民族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
初创时期的大清帝国，由于资金不太宽裕，宫廷饮食以粗朴、简单为主要特点，到了康乾盛世时期，帝王后妃们餐桌上的花样越来越多，数量、质量都有了极大提升，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更是懂吃、会吃的老饕。
我们先来看一份乾隆皇帝的早膳菜单：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鹿筋拆鸭子热锅、羊西尔占、苹果软烩、蒸肥鸡烧狍肉、醋烹豆芽菜、肉丝炒韭菜、象棋眼小馍首……
一大清早，又是鸡鸭、鹿筋，又是羊肉、狍子肉的，出产自关外地区的肉类是早餐的主角，侧面反映出清代不忘先祖的统治理念。为了平衡肉食过多产生的油腻口感，菜单中还特意加入了酸菜、苹果、豆芽、韭菜等蔬果。
其实，在清代宫廷饮食中，诸如鹿肉、人参、燕窝等名贵食材固然颇受追捧，还有很多来自大江南北的平民食物逐渐“渗透”进宫廷之中，成为帝王餐桌上的配角。
这一方面得益于清朝广袤的统治疆域，每年各地都要进贡丰富的食材供帝王“尝鲜”，如广西的荔浦芋头、岭南的荔枝、苏州的粽子糖、湖南的洞庭橘、江浙的八珍糕、云南的普洱……
与此同时，帝王后妃们吃腻了山珍海味，偶尔也想换换口味，这就为民间小吃进入御膳提供了契机。
有人爱得深切、有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豆汁儿，一度是乾隆、慈禧挚爱的饮品，还专门从民间招募豆汁高手进宫制作。中原人民青黄不接时，用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粒做成的小吃捻转儿、用榆钱和面粉蒸成的榆钱糕，也曾在宫中风靡一时。
有个故事中，乾隆微服私访时肚子饿了，就来到一位农妇家中，对方给他做了一道菠菜熬豆腐。吃饱喝足以后，乾隆照例询问所用的食材，机敏的农妇答道:“金镶白玉板，红嘴绿鹦哥。”于是，菠菜又多了个雅号“鹦鹉菜”。在电视剧《还珠格格》中，把寻常的菠菜说成“红嘴绿鹦哥”的主角，又变成了紫薇格格。
这些故事自然是真假参半，但乾隆南巡的确大大推动了饮食的南北交流。当乾隆从江南返京时，不仅带回了大量的食材、菜谱，还有一些江南名厨随行，他们随后进入御膳房，宫廷饮食也变得愈加丰富多彩。在遗留下来的清宫御膳菜谱中，诸如拌芥末菠菜、海米炒菠菜、猪肉菠菜饺子等食物随处可见，苏州名厨张东官烹制的苏造肉在宫廷中大受欢迎。
另一位清代帝王康熙，虽未能像乾隆那样六下江南，但他对美食同样很有研究。
在巡幸盛京、蒙古等地期间，康熙经常派人把各地的美食土产送到京城，供太后、妃嫔们享用，还不忘逐一指导食用方法、点评各地食物优劣。
他在信件中对蒙古的奶制品赞誉有加，称“奶皮子、奶子、酸奶子、奶子酒等吃得甚足”。至于哈密地区所出产的晒干甜瓜，在食用时，须“先用凉水或热水洗净，后用热水泡片，时不拘冷热，皆可食得。其味相鲜瓜，水似桃干蜜水。”
康熙、乾隆爷孙二人的“好吃”故事，是清王朝发展至鼎盛时期的一个小小侧面，到了清晚期，吏治败坏、统治阶层日益腐朽的现实，则为宫廷餐桌蒙上了一层晦暗的阴影。
道光皇帝素有节俭之名，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内务开支，他下令叫停了福建荔枝、陕甘口外梨等食材的进贡事宜，三餐的菜品数量和种类也都大为缩减，早膳从乾隆时期的十几品菜减少到五品，狍肉鹿肉等名贵菜品被取消，换成了鸭子白菜、烩银丝、鸡蛋炒肉、羊肉包子等造价更为低廉的食材，就连夏季每天一个的西瓜也改成了每日半个。
即便如此，宫廷膳食上的开销并未因此得以有效控制。据说有一次，道光皇帝随口问大臣早餐吃了什么，对方回答说吃了几枚鸡蛋，道光大为惊讶：“一枚鸡蛋要10两银子，我都不舍得多吃，爱卿家里太富裕了吧？”
不光是10两银子一枚的鸡蛋，一位大臣在参加皇宫宴会回家后，在日记中吐槽，当晚所端上来的菜品中，不乏以次充好、腐败变质的食物，这些细节足以看出清晚期内务府欺上瞒下、铺张浪费的糟糕状况。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仅他一人，每天的分例菜肉就高达660斤，包括肥鸭3只、肥鸡2只、汤肉5斤等，但他能吃到的分量却寥寥无几，大量的食材不过是为了排场和遵守礼制，实际上“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在他的幼年记忆里，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吃不饱”。
在古代的皇宫贵族之家，人们在抚育幼年子女时，为了防止孩子因为进食太多名贵食材消化不良，常常强调要“三分饿”，但有时过犹不及，反而出现营养不良而饿出胃病、甚至饿死的荒唐境况。
特别是在小孩生病时，更是以吃米粥等清淡食物为主，有时还会故意饿上几天。《红楼梦》里晴雯生病一节，就讲到了贾府的“秘方”：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
这种独特的“养生”理念，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溥仪来说，着实有些痛苦。有一次他饿极了，就把隆裕太后让他喂鱼的干馒头，狼吞虎咽地吃掉了，还有一回趁太监不注意，整整吃了六个春饼。不过，太后觉得幼年溥仪“吃不饱”是正常的，不仅没有增加食物分量，还对他的三餐管得更加严格了。
成年后的溥仪不再有饮食匮乏的困扰，在老师庄士敦等人的影响下，他的饮食偏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餐”开始走进紫禁城，悄然改变了过去近300年间满汉餐食一统天下的局面，此时距离满清帝国走向覆亡仅有一步之遥。
一本《故宫宴》，带你“食紫禁城人间烟火，品大故宫千滋百味”。
推开紫禁城厚重的红色大门，穿梭于古老的宫苑之间，翻开尘封已久的御膳档案，透过一道道或精致、或粗朴的宫廷美食，窥见一个逝去王朝的历史变迁，更能领略古人无尽的创意与智慧。
参考资料：
1、苑洪琪等，《故宫宴》
2、溥仪，《我的前半生》
3、祝勇，《故宫六百年》
注：本文配图部分翻拍自《故宫宴》一书。
李玉琴被溥仪召进宫中的时候，只有15岁，在长春南岭女子优级国民学校六年级读书。长春那时候被某些人称为新京，是伪满洲国的京城。
后来，李玉琴的母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记得那一天是清明，玉琴连午饭也没有吃好就上学去了。我问她，她说学校里要拍照。没有多少天，好像是星期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是她的女教员，一个是校长，名字叫小林……”
“对。一个叫藤井，一个叫小林。”李玉琴在一旁低声说。
“……那时候，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有一大盆的衣服要洗。他们一进门就问：‘这儿有个李玉琴么’我心里一想，也许是我这孩子在学校里闯了祸，老师闯上门来啦，这孩子平常就是嘴巴不让人，总要辩出个道理来才肯算数。可是我又不敢不承认，于是就答应了一声，还是洗我的衣服。他们也没说什么，就不客气地走进屋子坐下来，隔了一会我走进去，也没有招待他们，只听他们说：‘皇宫里要挑选女学生去念书，李玉琴给挑上了，快把她找来吧!’
“玉琴，那时候恰巧去领配给品，买白糖去了。左邻右舍在一旁直说：‘这是件好事，这是件好事!’藤井不大会讲中国话，不过我说的话他们都懂，她连说带比划，指指这里，点点那里，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住好房子了，可以有钱了。而且许了好多愿，说家里人可以去宫里看她，她也可以回家来。我只是怕他们没有好主意……。隔了个把钟头罢，玉琴给找回来了。他们一对照片，就揪住她不放，她愣了一阵以后，收拾收拾书包，还带了日用的东西就跟他们去了。”
说实在的，她原是个贫苦的女孩子。从她记事起，就知道爸爸在田家饭店里做店员(从前叫作“跑堂”的)，这份店员的收入，要养活她的母亲，她的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和她自己。
她说：我们家里，大的都是姐姐，那时候是个累赘；弟弟年纪小，帮不上忙。我们很羡慕有钱的孩子读书，可是家里过的是穷日子，没有富裕的钱，我念过几个免费学校，下学回家便补洋袜子，赚些钱买文具，13岁那一年，我就到卷芋厂里去做过工。做了一暑假，又上学，我最喜欢念书了。那时候，我家住在二道河子。
“照相是这么回事。那时候，我们每班有60人左右，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每班挑选三、四个功课好而且容貌好的女生。其实我也不算长得漂亮，给挑上了以后，后来又被他们领到一个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去拍照。大家很害怕，可是不去也不行啊。那时候日本已经和英美开战，我们怕派到日本军队里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李玉琴当时既不了解要她们照相的真正动机，也没觉察到自己被挑上了以后会在生活里掀起多大的波澜。
这一切是溥仪的设计，是那位仰人鼻息的苦闷的皇帝的安排。
原来，宣统皇帝溥仪早在退位13年，也就是16岁的那一年，在北京堂而皇之地“册立”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被逼出宫以后，在天津过了七年的寓公生涯，这期间“淑妃”在皇后面前受了些委屈，终于要求离异，而皇后和这位末代皇帝的感情从此也就十分淡漠，不相闻问。一度为溥仪所宠爱的“庆贵人”谭玉龄，在伪满皇宫缉熙楼度了五个寒暑又与世长辞。这样，到了1942年，至少在夫妻关系上，这位皇帝实际上已经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当年日本关东军的邪恶的势力，不仅是悬在皇帝宝座之上的一柄利剑，就是在缉熙楼溥仪的“寝宫”之侧，也未尝看不到它的凌厉肃杀的寒光。
关东军踌躇满志地设想着皇位继承问题，直接干涉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婚事。关东军中将参谋、“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似乎在蓄意兼任媒婆的职位，呶呶不休地劝说溥仪，娶一个日本籍妻子。在谭玉龄被册封为庆贵人之前是如此，在她被追封为“明贤贵妃”之后仍然是如此。
但是，吉冈中将这次却没有能从溥仪那里取得像往常一样的胜利。溥仪私自对我说过：“我左思右想，最后拿定了主意：‘我给你们管成这个样子，家里可不能再来一个管我的人啦!我得找一个能给我管的人。’”因此，他就主动地要挑选一个“妃嫔”。至于审查照片这道手续，想是皇帝在照相术传入中国以后所采取的一个时髦方式。婉容之成为“皇后”，文绣之成为“妃子”，谭玉龄之成为“庆贵人”，都没有能绕过这一关。
当李玉琴不自觉地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谁知道吉冈仍然扮演了一个角色。
那天晚上，她就被安排在日本女教员藤井的家里，剪发、洗澡、换衣裳之后，吉冈突然出现了，而且带着她回家一趟，去向她的爸爸面谈，为了取得再一次必须允诺的允诺。
当她爸爸表示没有一定主意的时候，吉冈便加紧地许宏愿，说各种好听的话，以致到了天花乱坠的地步。可是，她母亲只要在一旁反问两句，这位将军便“唔咽!唔咽”起来，假装什么都不是他所能听得懂的语句。
“什么吉冈是打马虎眼!”老妇人用北方的口语狠狠地责难了一声。
“进宫的事，吉冈准知道，”她在一旁补充说，“藤井倒未必。因为她叫人把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完全是学生打扮。我当时还有些不高兴呢!”
“为什么”我问。
“有这么一种心理：小孩子都希望大家说她是大人；可是岁数一年年大了以后，又怕人家说她老啦。”
一个多月以后，吉冈又光临了。这次伴着他来的不是十五岁的姑娘，而是随身携带的一份笔据。
李凤用低沉的语调说：“笔据上开了好几个条件，文绉绉的，句子又长又噜苏，好多地方我看都看不懂，反正那意思是我妹妹进宫以后，我们一不能求官，二不能求财，三不能仗势压人，……由我代表众弟妹签字画押。那年我才20岁，小学只读过四年，懂个什么事”
在当年溥仪和某些人的目光里，这大概就是一纸卖身契。跟着，宫里送来了一万块钱(伪满币)。
李玉琴后来回忆说：“我大哥结婚花了六七千，余下的存在银行里，到后来也就三钱不值二文了。再说，我父亲反而因此失了业!”
“说起来我是进宫了，让他再在饭店里老爷长太太短的侍候人家，当然不合适。”
她什么时候才知道进宫只是为了“侍候”溥仪的呢
她和溥仪的夫妇生活又是怎样一回事
她在宫里的感受究竟如何
李玉琴说：“从滕井家里出来，我先是住在二格格家里。她们家里的陈设很豪华，我在那里吃到的一些糖，据说是宫里特制的。”
“我知道，二格格指溥仪的二妹，名字叫韫媖。她的丈夫郑隤(广源)，是郑孝胥的孙子。”最后两句，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说出来的。
“你和溥仪第一次相见，是在……”
“缉熙楼。是二格格介绍我去见他的。那一天，我正在屋里洗手，二格格说：‘我领你去见皇上!’她还问我会不会磕头，我说：‘照我们东北人的风俗习惯，女人不磕头。’二格格说：‘可是大家见皇上都得磕头。你既然不会，那就磕三个头，不用三跪九叩首了。’
“溥仪穿着西装。那年他37岁，人倒长得很好，看起来也很和气。”
入宫后，李玉琴住在同德殿。同德殿建于伪满洲国后期，式样和设备新颖一些。
李玉琴说：一切建筑物从外形看来，几乎和从前没有什么变化。至于内部陈设，我知道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溥仪仓皇出宫的时候，已经被人动手洗劫。想来，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没有能“接收”到多少东西，只是听其荒废而已。李玉琴当年住在同德殿的楼上。那一排房间依次是：会客室、浴室、卧室、书房、化妆室、藏经室和佛堂。佛堂旁边有楼梯通往勤民楼——伪满洲国皇帝办理“政务”的地方。
同德殿前土山的下面，有御用防空室一所。她记得在同德殿里还有一个皇帝的宝座。
福贵人李玉琴，那时在溥仪的眼里一定是个天真的女孩子。她说，起初进宫并不知道自己要做皇上的妃嫔。甚至溥仪第一次跟她说出“你以后就侍候我”这句话的时候，她还是有些茫然。开始新娘生活是她进宫一二十天以后的事情。
因为溥仪“巡幸”安东的关系，确定李玉琴宫廷身份的“册封”式延迟到一个多月以后方才举行。她称为“福贵人”。
她说：“什么叫册封式我看就是到处磕头。楼上磕，楼下磕，一个头还要用三跪九叩首的办法磕，那一天真把我累坏了。”
这分明是因袭清朝典礼体制：册立皇后；对于皇贵妃、贵妃、妃嫔则称为册封，不过行礼却与册立皇后大同小异。
《清宫史略》上记载着册立皇后的仪式：“定期命大学士一人充册立史，尚书一人充副史。内阁礼部奉册宝陈太和殿皇帝御座，宣制曰：某年月日册立某氏为皇后。正副使持奉册宝，至皇后宫，皇后迎入。宣册女官跪奉，皇后跪受，行六肃三跪三拜礼。翌日，皇后诣皇帝前行礼。”
婉容受过类似的待遇还不算太奇怪。1942年追封谭玉龄为“明贤贵妃”的时候，谁知也还有承办丧礼大臣、灵前穿孝人员、正使副使、绢册绢宝那一套繁文缛节，而且规定正副使以下，一律穿蓝袍青褂，伪满洲国档案材料“明贤贵妃丧礼关系文件”可以覆按。更可笑的是，丧礼一面参酌“大清会典”，一面还得有什么“实行本部”、“行事系”、“用度系”等东洋组织名称，实在不伦不类。
溥仪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是一个大洋娃娃。她和溥仪在宫里表演过捉迷藏。
她唱儿童歌曲和“时代曲”，溥仪是她的钢琴伴奏者。他俩时常写纸条逗乐，溥仪总爱用“小玉琴”三个字开头。他鼓励她信佛、吃素、念经。她都做了。后来还叫她读医书，她没有遵从。他打坐，她也打坐。静坐一小时，然后溥仪走了。我思量，打坐照世俗的说法大概就是眼观鼻、鼻观心的功夫。其实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佛家打坐法是：盘脚坐，舌抵上颚，眼垂帘即向下视离身边两三尺远，一心专注，信佛的念佛、持偈、默想都可以。她说溥仪在静坐时总喜欢把两手分开放在膝盖上，我回想不久以前在抚顺所见的情景，确是如此。两手覆膝，自有一种肃穆之感。溥仪的这种习惯恐怕得自皇帝身份者少，受益于打坐法为多罢我又想到当时她还是个淘气的姑娘，果真能有这种涵养么因此问她和溥仪各自打坐，她会不会突然笑出声来她说没有。
他俩有时候听无线电广播，每逢电台讲述言情小说的时候，一到紧要关头，溥仪总是提心吊胆地说：“别来一个第三者!”他似乎对于三角恋爱存有极大戒心，再加上他那封建的夫权思想，因此在男女关系上，有时也就难免表现出离奇的多疑。
李玉琴后来回忆说：“有一年过年，我顺手从果盘拿几只苹果叫老姑娘分给‘服务员’他们吃，那都是些十几岁的孤儿，代替过去太监的职务。这件事原来算不了什么，可是溥仪知道了，便疾言厉色连声责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听了很不开心。
“有时候，他又不拘形迹，和我们一起玩乐，显得很高兴。过年玩升官图，玩啊玩的，我们大伙儿齐声拍手叫起来：‘皇上中状元喽!皇上中状元喽!’(注：升官图是昔日民间过春节时习见的一种玩具，可以赌钱，也就是“列大小官位于纸上，掷骰子计点数彩色，以定升降”的一种玩意儿。近二十年来已经很少见了。我最近在北京托人(他的祖父是前清同治年间的状元)抄得一张“会典图”，会典既是一代典制之画，想它是升官图的一种，不过比我童年所见的更为繁复。共列六十一个栏目：官衔(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品级、告休、世职、封典、特恩、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内廷、兼衔、宗人府、内客、翰林院、詹事府、钦天监、太医院、銮仪卫、内务府、钦差、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各科、仓场、京府、兵马司、各部院、小京官、拣选、各道、府、直隶厅、直隶州、州、县、殿试、会试、乡试、学院、各馆誊录、各项捐输、出身、军功、京察、大计、优叙、督抚院、漕院、河院、盐院、布政司、按察司。
“殿试又分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二甲、三甲六项。中状元时，例有贺礼可收(授编修各贺二十)。不知当年溥仪、李玉琴他们玩的是否就是这种升官图也不知溥仪那次中状元时收到过贺礼没有——著者。)他也不表示什么意见，只是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说：‘中了，中了’
“记得有一次，我把剥过的花生壳，重新拼好；又把吃过的葡萄吹鼓了，放在果盘里骗他。他发觉了之后，也只是笑了一笑，并没有责罚我。这在当时算是‘欺君之罪’呢!
“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睡觉也要戴眼镜。我要他摘掉，不肯；他说那样不好看。我呢，有些头发遮住耳朵，不喜欢露出来。有时，我硬要摘掉他眼镜，他便非要撩开短发，看我的耳朵不可。提起眼镜，我倒想起来了，你上次在抚顺注意到溥仪的那副眼镜么镜架是用线绑着的。
“他说，自己的眼镜架不当心摔坏了，管理所替他买了一副新的，可是他舍不得戴，他怕万一再摔坏。
“他并不注意我的服饰打扮。在宫里，他从来没有交过一块钱给我。好在日常用的也都不
缺，要添置什么，关照一声就行了。册封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柄玉如意，据说并不好，后来还送过我几件首饰。
“在宫里我吃着大米白面，时常想起母亲他们，他们还是吃高粱米，于是有一阵我也偷偷地在晚上吃一顿。溥仪知道以后，叫人送一些米面到我家去。好像就是一次。
“他对我的感情还不错，有一天他说：‘我整天得不到喜欢，只有到你这里才高兴些。’”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怎能理解傀儡皇帝的苦闷呢
“不过，听说他对玉龄的感情还要好。她不但住在缉熙楼，而且听说溥仪常和她在一起。说起来也是巧事，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有一阵子想改个名字，叫玉龄。因为我的乳名就叫龄儿。不过，后来我觉得并不好听，结果没有改。
“我还听说，在我进宫以前，有个姓苗的女学生，照片给溥仪挑上了，人也进宫了，可是溥仪见面后不要。那个姓苗的很想进宫，后来就托溥仪的近侍帮忙，没成功。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有一天就向溥仪说：‘把她也找来，一起玩儿吧!’他没理会。那时候我真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
“在宫中不能随便走动，只是在同德殿和院子里。生活很无聊，除了写字、刺绣、念经、收拾屋子、散步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养过许多鸡，下了蛋，做菜给溥仪吃。他说爱吃我烧的菜，其实并不怎么好吃。
来往的也都是些女眷：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俭六奶奶(溥俭的母亲)、毓嶦的母亲、静兰(毓岩的妻子)……。我和静兰年纪差不多，我们很谈得来。可是也有些人表面奉承，心里嘲笑我。讥笑我三件事：第一，我不是北京人；第二，我祖先三代没有什么样的官衔(我祖父是个农民)；第三，说我不会骑马，不懂得规矩礼节就结婚了。
我是个粗野的孩子，这个规矩，那个礼数的，我真烦透啦。譬如，有一次宫里洗衣服的老妈子生病，人手少，衣服多，她不能请假，我说我来洗，小时候在家常洗的，可是别人又嘲笑我：‘有福不会享!’
“我比较任性。譬如我踢皮球，也让溥俭的母亲踢，人家是小脚，溥仪知道了，数说我一顿。可是我从没有打过人，连骂人也少有。”她认真地说，“记得有一次随口说了老妈子一句：‘缺德!’她就追问我：‘奴才哪儿缺德哪儿缺德您说，您说啊!’急得我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那是我们做学生时候的口头语：‘缺德’、‘讨厌’，这些并不是骂人的话。后来告诉我妈，我妈说‘你下次就别说这个了吧!’
“溥仪在性格上有一些特点，性子急，暴躁。他要什么，就要随手拿到，不然便发急。他的房间不是收拾得很整齐的。他爱说，东西是给人用的，摆在那里不是为了好看。还有，他胆子小。他不敢学游泳、溜冰，就是这个原故。有件事最可笑了，日本投降的前些日子，是8月初罢，夜里老是有空袭警报。防空室就在我住的同德殿前面，离缉熙楼有一段路。可是往往警报一响，我还没有穿好衣裳，他已经跑到同德殿楼下高声叫了：‘玉琴啊，玉琴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那么快的。”
李玉琴她们是在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1945年8月11日)夜里仓皇离宫的，她和皇后婉容，在宫里竟然从没有见过一面，只是在逃亡途中才成为相识——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相识。
李玉琴回忆说：我们好几十人是8月11日晚上10点离宫去车站的，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直到动身前的两小时，吉冈才肯告诉我们到哪里去。记得足足坐了两天半的火车，才到通化的大栗子沟。
“那两天，宫里乱得很，溥仪自己也动手收拾行李。他带的主要是佛经、书籍、药品以及一些米面。宫里贵重的东西都没有来得及运走。我带了五个箱子，包括棉被在内。同德殿楼下放着一大块翡翠，没凿过，刻着乾隆的字，也都管不得了。”说时，她用手比了一比，想来该有一尺长罢。我听说去年在南非洲挖到一块11磅重的翡翠石，估价在1000万美元以上。乾隆的那一块，成色一定不会坏，只不知如今散失到何处去了。
李玉琴在大栗子沟住了三个月左右，按照原先的想法，她们也要和溥仪逃到日本去。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战场上不得不加速地溃败了，溥仪被俘了，一切空想成为泡影。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是胜利者。
她们后来迁往临江，在那里遇到了八路军；在临江住了一个月左右，又搬到通化，住在部队里；又住了三个多月才被八路军送回长春，那时已是1946年的暮春。
李玉琴回忆说：“我第一次和皇后见面是在大栗子沟。嵯峨浩子也跟我们一起从长春逃出来的。当时，我们吃大锅饭，因为我屋子里有个煤球炉子，有一天我就做了一样素菜，叫人送给皇后。隔了不久，她过来了，我向她请了一个安，她也还了个礼，她连声说：‘挺好!挺好!’
“皇后婉容当时头发留得很短，虽然因为抽大烟，懒散一些，人还是很漂亮的。她那人是有一种高贵的风度。身上穿的是旗袍，并不考究。两只腿已经不能走路了，由两个佣人架着她。她身边有三个太监，两个老妈子。
“太监姓什么记不清了，当时另外有一个称呼，一个姓刘，一个姓王，还有一个年轻的似乎也姓王。”
1945年底，李玉琴住在通化八路军的后方司令部；婉容、嵯峨浩子她们住在对门的公安局里，底下一层是监狱。
她记得很清楚，农历年初二那一天，发生了暴乱事件，囚犯和外界的坏人勾结在一起，动手了。
“我听到枪声，还糊里糊涂地问：‘怎么看不见放枪的人呢’接着，又听到炮声，我很不放心，不知慕鸿她们怎么样，于是挨着窗户探首看看对面的动静，想不到一颗流弹突然飞了过来，右脸上流了血；老姑娘(敬喜)给我一条毛巾，按住伤口，可是一会儿满手巾都红了。她急着要去开门，有人高声阻止她：‘别开门!’她嚷着说：‘有人受伤啦!’
“部队里的人于是立刻给我救急包，找了军医来。外面平静了以后，他们又替我请了一位当地的外科医生，是日本人，每天换药。如果他们不管，或者管得不周到，那我也许早就死啦。
“我当时就觉得八路军里的人个个都勇敢。部队里的女同志待我也很好，时常讲道理给我听。”
李玉琴并不否认，她住在临江和通化的时候，有人劝她改嫁。嵯峨浩子听到这种说法，是不足为奇的事。
后来，部队在李玉琴表示愿意回家以后，便很负责地遣送她回到故乡长春。嵯峨浩子也是这样，从长春回到她的本国日本去了。三个太监也被送回长春。至于那位皇后，部队找不到她在长春的家属，又不能取得任何联系，因此，在部队调防的时候，又煞费苦心地把她带到哈尔滨。
而婉容由于长期吸食鸦片，1946年终于在哈尔滨的病中结束了悲剧的生命。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后”郭博罗·婉容，清末内务府大臣荣源的女儿，死年40岁。
1937年，溥仪在长春“册封”庆贵人谭玉龄不久，溥杰和嵯峨浩子在东京结了婚。牵线人是执行本庄繁意旨的吉冈安直。本庄繁却是和溥仪打交道的第一个关东军司令官。
吉冈在那一年给溥仪的一封极密的信里，有这样几句疙疙瘩瘩的话：“皇帝陛下：1月10日到东京，于东京驿会见溥杰中尉。同日，溥杰中尉同直，本庄大将会见，商议结婚之事。关于嵯峨侯、中御门侯、毛利男、高仓子等之令孃，诠议溥杰中尉为嵯峨侯方一候补。……”现在还有很多人传说溥仪有一个日本妻子，误会大概由此而生。至于溥杰的这门亲事，其动机是不待追问的了。
走出伪满洲国宫廷而生活在解放军部队里的李玉琴，当时究竟想些什么呢她的大姐夫薛克明去临江把她接回长春。她重新住在二道河子贫困的家里所祈求的又是些什么呢
她萦回不已的，其实是古典戏剧里陈妙常的住处，或者也可以说是狄波娜，嘉在英国影片《思凡》里的那种生活氛围。
在天津，溥仪有一个堂兄溥修。溥仪做伪满洲国皇帝的时期，他在沦陷区天津担任着一个古怪的职务——“清室驻津办事处处长”，其实也不过是替溥仪料理一些房产，或者奉命买些补药何首乌、固龄玉牙膏、黑紫白黄四色的忠勇牌鞋油带到长春去而已。
“清室驻津办事处”这块招牌想来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被撤销的。修二爷这位前处长派人把李玉琴接到天津去了。从好的一方面说，是维持她的生活，甚至维持了七年之久，一直到1953年李玉琴离开了修二爷这一家为止。
李玉琴说，她被接到天津以后，溥修就替她改名换姓，叫作溥维清了。怕她露出身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惹祸生非。
李玉琴回忆说：“在天津住了五年，从没有出过大门，不能出大门。到天津是从火车站坐三轮车到他家，1951年离开天津又是从他家坐三轮车到火车站。别人替我买了双鞋子，嫌小，我要拿到鞋店去换。他反对。我说：‘怎么我听说当年皇后在天津也可以出街呢’他说：‘名分有所不同。’他动不动就骂我：‘反叛!反叛!’而且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他不让我和长春的家里通信。
“他家的情况也不好，静兰带着两个孩子和我都住在他家里。我时常帮助他们生炉子、烧饭，有一次不当心烫了脚，也没人管，我还是跛着脚一盆盆地下楼取水。邻居知道我烫伤了，就要替我上火安油。可是一给溥修知道，又是不高兴。他说这点小事，不宜对外张扬，我一生气，连药也不上啦。到了冷天，住的房间没有炉子，跟着那只脚又冻坏了。
“他们家是很看重规矩的。我吃饭吃得快些，溥修也有意见，其实他那时候眼睛已经快瞎了，可是听得出动静和别人讲话的声音。有时候，我一推开饭碗，他就脱口而出：‘嘿!这顿饭可真吃得稳、狠、准啊!’
“我想替人家织毛衣，贴补零用。可是我不知道流行的式样，怎么办呢我就站在平台上，看看来往妇人穿的有什么新花样。
“我跟他们说过，可以守规矩，不过生活困难，不得已，挣点钱贴补贴补。溥修就说：‘不得已不得已，花袭人啊再嫁!’用红楼梦里的典故来责备我。
“溥修的学问很好，不管问他什么字他都会写。他教我读‘女四书’、‘大学’，很有耐心。他在这方面是好的。
“他有一个姐姐，是老姑娘，没有出过嫁，就爱养猫，把它们叫成儿子啊，姑娘啊，心疼得不得了。晚上睡觉，自己宁可躲在床边，反让那些猫睡得舒舒服服的。老姑娘整天忙着跑腿，买这个，买那个；我就忙着烧饭，根本不能出大门。
“我倒想起一件事，在旧纸堆里，我看到过溥仪写给淑妃文绣的信和诗，照题目看，仿佛是从赏月引起来的感伤。”
她在天津住了几年，借居的小环境可以说是死气沉沉。社会的大环境呢只能说是动荡不安，革命的风暴就要到了。
她应该做些什么呢她又能做些什么呢也许有勇气和决心，但是她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极端狭隘的生活圈子和旧礼教的束缚限制着她的认识。
她只是继续念佛，每天念两三小时的佛。
在那个苦闷、令人窒息的岁月里，她每天都在低声祈祷三件事：
求天下早太平；
求父母平安；
求溥仪平安，早日团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奠定了我们这个国家和平幸福的基础。不幸的是，她那可怜的爸爸前一年就死于长春了，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城市的新生，祖国的新生。至于溥仪，依然是音讯杳然。
李玉琴大概想象得到，溥仪如果在旧中国的时代回来，他会立刻得到一个什么下场连她这个不见经传的青年妇女，都要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岂不正是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么!
她回忆说：“解放以后，我跟着溥修一家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南官坊口，那是1951年夏天。我实在不愿意老是那样待在家里。我希望从那样的家里走出来，希望独立，我希望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到了北京以后我就学缝纫，学挑花，做扫除文盲的教员，替居民做些事，卫生组长啊，合作社的监察人啊，等等。当然，事前也有人反对，她们说：‘这个吗按说出门是不合理的，你自己瞧着办吧!’
“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在北京看到中国第一批的女飞行员。我想：谁说女人是不能做什么大事的看看人家!还有一次，听过上甘岭英雄的报告，非常感动。他讲得很真实，决不像过去的日军，把败仗也说成胜仗。
“老姑娘也想和我一起学缝纫，可是我那时候，交学费交实习材料费都很困难。老师有时候会给我一些旧布，让我实习。那所缝纫学校也就在什刹海附近，有一天从学校回家，我走到海边去看看水，觉得那个水很可爱。站了一会儿，我又想：‘不行，得赶紧回家!说不定老姑娘会告诉他们的。
后来，学校又成立了‘毛衣生产小组’，我当了个小组长，因为要到辅仁大学去向他们家属的孩子揽活，那一天回家晚了，溥修就骂我：‘现在不回来，将来还要在外面住旅馆啦!’他又特意讲一个历史故事给我听，说某朝有一个后妃，她和皇帝相约在某地河边相见，后来河水涨上来，可是她一步也不动，最后给活活淹死了。可见这位后妃如何了不起。
“学挑花吧地方小；再说又怕给老姑娘养的那几只猫踩脏了，后来也就放弃了。做居民工作倒是挺有意思的，和大家合作办事，挺高兴。在旧社会里，‘谁有钱——谁有势!’‘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现在可不是这样啦。”
要求独立和自食其力的女性，在新中国都可以得到机会。1953年李玉琴回到长春以后，经过一些曲折，差不多总是一直在社会上工作着的。虽然人家知道她原来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妻子。她一直在长春图书馆工作。对这份工作她十分喜欢。她回忆说：
“我到图书馆工作不久，可是我体会到作一个图书馆员是非常光荣的，同时图书馆的工作确是一门科学工作，在专科学校里就有一门图书馆学专科，这是我以前所不了解的。
“现在全国正向科学大进军，图书馆工作应起着一定的作用。图书馆员的工作任务是如何配合当前任务向科学大进军，做好图书工作，把图书刊物资料等向读者们推荐，以推动科学前进，这就要每天想办法大力地推广借阅。本年7月份在北京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已经作出了这样决定。
她的具体工作是在图书馆的参考辅导部，管理书库。那里面日文书堆得密密麻麻。
从1956年8月到1957年3月下旬，她说已经整理出三万多册书。书库里堆存的书，要经过分类、排架、上架、写卡片、贴书标这些手续，方才算是整理完成。她对工作相当负责。为了学数学、文学和汉语，她在一星期里总有四天要在凌晨4点30分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