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随着传统革命史叙事体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大体臻于成熟，最近十年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明显加强了对晚清政局与人物、晚清政局与列强关系、晚清满汉关系及晚清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出回归清史学科的趋向。但另一方面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平衡性，一个新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尚有待建立，且任重道远。
关键词：晚清政治史研究；晚清政局与人物；列强与晚清政局；晚清满汉关系
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判断，晚清政治史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完全归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并构建起完整的“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革命史叙事体系。随着这一革命史叙事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臻于成熟，晚清政治史在进入21世纪之后明显呈现回归清史学科的趋向。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拟对最近10年（2009-2018）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做一鸟瞰，以窥一斑。
一、晚清政局与人物研究
政局与人物研究，始终是政治史中的一个核心内容。自1840年鸦片战争和1850-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以来，受内忧外患的冲击，清朝政局发生急剧变动。最近十年，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多有一些新的探索。
此外，王维江的著作对同光年间著名政治派系“清流派”的政治主张和功过是非及与清廷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做了综合考察，反对将“清流派”归入朝廷内特定的政治派别，认为清流派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或团体，不是朝廷中党争的工具，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现象。汤仁泽的著作将同光年间经办外交和洋务的“反面”的重要政治人物崇厚放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重新做了考察和评价，指出“崇厚遇上了‘渐图自强’、实现近代化的关键时期，他有效地把握住向西方学习的机遇，做过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事，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其作用也应肯定”。“从崇厚的个案中，可看出中国走向近代化初期的坎坷和艰辛，可认清当时的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罪恶及本质，寻求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也能给今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庚子事变与人物研究中，学界还对“东南互保”事件做了比较多的探讨。戴海斌就“东南互保”期间清朝中央政府与东南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海中外官绅”和上海制造局在1900年“东南互保”中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以及“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等问题，分别做了重新考察和论述。刘芳对庚子事变期间“东南互保”的范围做了探讨，认为“东南互保”的范围以两江、两湖为中心，包括12个省份。冯志阳的著作对庚子国变期间东南各省官绅商民及当时朝廷重臣与疆吏领袖，如李鸿章、奕劻、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对滞留北方险境之中的东南各省官绅商民展开的救援行动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具体揭示救援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与角力，以及浮现出的“省籍”意识，认为这一救援行动深刻影响了新政时期的社会和政局，直接影响了清朝的覆亡，间接造就了北洋时代的社会和政局。
二、列强与晚清政局关系研究
晚清政局与既往历史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内政，而且深受国际形势影响。在晚清政局与人物研究中，随着国内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阅读外国档案资料，有关列强及一些重要外国人与晚清政局关系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重视。
葛夫平的论文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在上海的驻军与撤军问题做了综合性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指出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围绕上海驻军和撤军问题展开的交涉，一方面反映了上海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具体揭示了列强之间的矛盾，是19世纪末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延续。英国最早提出上海驻军问题，显然将自己视为上海和长江流域的“主人”，而德、法、日等国的驻军要求和提出的撤军条件及其他列强的反应，无疑否定了英国在上海和长江领域的特殊地位，一定程度确定了上海是列强的共同“乐园”"这一事实。因此，上海驻军和撤军问题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失败之举，表明随着德、法、日、俄、美等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大，大英帝国的优势地位正在逐渐丧失，英国并不是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唯一“主人”。
这些研究成果在晚清内政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结合研究上做了有益探索，既有助于拓宽晚清中外关系史内容，亦有助于深化晚清内政史的研究。晚清政治与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深受外部列强的影响。因此，对于列强与晚清政局的关系问题，还有待学界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
三、晚清满族史与满汉关系史研究
清朝与以往中国封建朝代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它是一个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如何处理满汉关系始终关系清朝统治的存亡。在过去的10年里，受美国“新清史”的影响，国内学界也加强了对晚清满族史与满汉关系史的研究。
对于美国新清史学派，国内学术界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态度。一派持肯定态度，或认为美国新清史有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二是特别重视对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或称赞美国新清史以“满族中心观”为指导，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对于清王朝的意义，在理论、方法和视角的运用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满族汉化问题、满汉精英关系、清王朝性质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多有创新性见解，提出了一些与传统学术中的满族汉化论全然不同的观点，深化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颇有值得中国历史学者学习之处，“汉化”理论已属“旧故事”。
另一派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重视利用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史料并不是新清史学派的一个创意，中日学者早已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批评新清史否定满族所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强调满族特色却无视汉族和汉文化主导作用的学术观点“矫枉过正”，有失偏颇。有的从中国认同角度，对美国的部分新清史学者片面强调中国与大清始终为两回事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就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来看，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与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并不矛盾且处于不同层次；以满洲帝国称大清，严格说来并不符合入关后特别是康熙中叶以后满人正式的国家认同的实际情况。因此，不能把“满人特性”和“中国特性”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有的批评“新清史”学派运用“内陆亚洲”理论，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有的批评“新清史”学派在学风和方法论上存在问题，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有悖实事求是学风。有的甚至批评“新清史”学派是“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
也有学者比较理性地倡议清史研究要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两个极端，应尝试走出第三条道路，指出“汉化论”比较注意考察清朝统治与前朝的连续性，强调清朝皇帝对汉族文明的继承关系，“满洲特性论”则强调清朝的统治具有区别于前朝的特色，即依据满族的特性以及和蒙古的联盟建立起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强调对西北地区的征服和控制对于清朝统治的重要性，这两种观点各有优劣得失，清史研究应立足于对中国自身形成轨迹的历史考察，重新全面审视清朝的统治策略，整合两种思维的合理之处，从而走出一条更为合理的清史研究道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晚清满族史与满汉关系史的研究，虽然在过去的10里有所加强，但与清前中期满族史与满汉关系史研究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晚清制度史研究
制度史在政治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所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自成一系统，非一仅仅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在过去10年里，学界对晚清制度史研究也表现出极大热情，发表了大量论著。
在清代地方行政机构中，除县级行政机构外，布政使和按察使上承督抚下启道员，分管一省行政、司法事务，在地方行政事务的处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既往缺乏系统研究，苗月宁的著作《清代两司行政研究》共分六章，既对清代布政使、按察使两司的基本职掌、地位以及两司与督抚和道员的行政关系做了考察，并对咸同及以后两司的某些军事、外交职能和地位的变化也做了有益的探讨，弥补了既往研究之不足。
在清末地方官制改革研究领域，关晓红的《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代表了学界在该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该著以专题史研究形式，共分九章，系统考察了清季外官制改革的历程，内容涉及改制前的外官制、直省官制的渐变、外官改制的酝酿与定案、试办外官改制、督抚衙门幕职分科治事、设立直省会议厅、裁并局所与改设三司两道、府厅州县改制、直省公费与行政经费、外官制的再调整。最后对清末地方官制改革的意义和影响做了分析，指出清末地方官制改革将原来“内外相维”格局改为上下贯注，是近代中国政体转型的重要内容，总体目标是仿效西方，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可是改制反而导致统治秩序严重失范，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反而加速清廷的灭亡。刘伟、彭剑、肖宗志等著《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共分为七章，也对清末地方官制改革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内容涉及立宪改官-清季外官制改革的启动、省级行政机构改革、直省谘议局的成立、直省司法体制变动、道府州县行政改制、地方自治制度的施行、外官管理制度的变动，最后就清末地方官制改革和困境做了分析。
此外，左松涛的《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在广泛征引方志、档案、年谱、日记、回忆录、文集和报刊等史料基础上，共分五章，依次考察了私塾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生过程、科举停废前的清代民间旧式教育，以及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重现了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揭示了中国本土教育体系和外来新式教育制度各有其长短得失。其中，该著第二、三两章为晚清部分内容。安东强的《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共设五章，依次以“学政设置与用意”“学政的定位与履职”“咸同兵燹与学政地位”“变通学政权能”“学政改制与裁撤”为题，比较系统考察了清代学政的职能、地位的升降、规制的调整及与清代官制体制的关系。
纵观过去十年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方面呈现出回归清史学科的势头，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主题之外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成绩喜人。并且，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许多新成果都出自青年学者之手，展现了新一代青年才俊的学术风采。但另一方面，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存在不平衡性，比较而言，学者的学术兴趣更多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之后的这一时段历史，对1894年之前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再者，一个新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尚有待建立，且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