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内容均经过发言者的审核与修订。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
协办：华东师范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主持：丁耘点评：罗岗
吕新雨：1953年的中国：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论争
孙晓忠：农村新认识和中国意识的兴起——谈毛泽东的几个农村调查报告
阔言：毛泽东的政教不二论
张奇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心物关系
1949年以后，杜赞奇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晚清以来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新中国初期是通过取消整个地主阶层对田赋的权力，大批裁减赢利型国家经纪，来解决赢利型国家经纪的严重问题，从基层直接建立与国家政权联接的各级组织，成了民国政权未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任务。他认为偷税漏税和贪污中饱直到20世纪50年代实行合作化后才得到最后解决，它使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完全统一起来。合作社从政治和经济上均实现了政权建设的目标。但是梁漱溟认为，1953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农村的关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指责毛泽东背叛农民，因为农民运动本来是共产党的立根之本，现在工作重点转到了城市，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这个批评很严厉。毛泽东突然出人意料地、有失风度地勃然大怒，他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我们现在能看到已经是洁本，算是很干净了，据说在现场的时候完全失控、破口大骂，这在很大意义上也说明了问题的敏感和尖锐。
毛骂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特色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帮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如果按照你的办法去做就是毁灭工业，亡党亡国，这个党不要以为只是共产党，你们民主党也有份。我们讲了三十几年的工农联盟，工农合作，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没有希望了。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这其实已经涉及到路线斗争问题了。
因此，需要追究的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既需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动态地理解，更需要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去理解其来龙去脉。这其中，消灭以城乡差别为重要表现的三大差别，始终被认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中国采取的道路与苏联道路有重要不同，今天特别值得重新讨论。
其实，从1951年起，毛泽东就已经在思考一种不同于苏联强行全盘集体化道路的新的农业合作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基础上的初级合作社，即在生产工具没有变革的条件下，也即是在没有工业支持的农业机械化条件下，先通过组织起来的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同时避免阶级分化，即避免资本主义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漫长而痛苦的剥削过程，并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要素，这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些观点针对的是刘少奇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土地集体化的观点，这一争论是围绕着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场党内争论，也是一场关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
1953年大规模土改已经基本完成，全国除少数民族，三亿多农民无偿获得约七亿亩土地，完成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但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这从来不是目的，只是过程。土改之后，每年上缴给地主的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由于地主阶层的消灭，现在转交给国家成为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基础。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应全面紧张，变成一个危机局面。10月全国粮食紧急会议提出，要从根本上找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陈云在会上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说我现在挑的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一个是城市一个乡村，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都要波动，采取征购的方式农民要反抗，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危险性会小一点。毛泽东特别委托邓小平到会议上讲，中心就是粮食问题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由此开始实现粮食统购统销，把农村经济纳入到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计划经济的轨道。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束于1958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以58年毛泽东再也不提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就是为了以苏联为鉴戒，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路，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特别批判苏联的“义务交售制”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加工业不宜过分集中于城市，农产品应该尽量由当地乡、镇加工或由农业合作社分散加工。毛的思路是要通过对农民动员的合作社方式来解决工业化。1958年成都会议所确定的目标就是各省、县、市开始搞地方工业，其中乡办、合作社办工业被视为必要手段之一。
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梁漱溟的一种回应，即在保障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同时，通过在地工业化保证农村社会和农业的发展，避免大城市中心主义、东西不平衡发展以及官僚主义。这正是为什么针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一再说到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关系。他说多收农业税，发展工业化就是最大的仁政。最大的仁政是民族独立和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而这两件任务，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向，这个问题就是新生的民族国家在一个热战与冷战交替的世界格局中的生存与发展，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所以他要不断用政治去掌控国家的方向，这是冷战当中最大的政治。毛时代就是一个不断用政治去掌控国家方向的时代。
毛泽东一生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根据调查实践留下许多调查报告。前期最有名的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期以《寻乌调查》为代表。1941年解放区曾根据他的农村调查报告出版《农村调查》，毛泽东亲自为这个集子写过两个序言和跋，足见他的重视。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进一步增补了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目前毛的全集中，只有日本竹内实的《毛泽东集》对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文献收录得相对多一些。成文的调查报告还只是毛泽东调查实践的很小的一部分。根据他的回忆，在20年代毛泽东除了做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还有湖南长沙湘潭等五县的调查报告，手稿放在杨开慧身边保存，后因许克祥叛变，杨开慧牺牲后就丢失了。毛泽东后来每每念及该手稿，遗憾不已。
毛泽东对农村调查也有不断的认识和校正的过程，60年代他也反省30年代受教条主义影响，调查中硬要把农村的铁匠当工人阶级的笑话，可是实际调查中农民不接受这样的“工人阶级”领导。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调查放到193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论战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考察其意义。在这个时期，各个派别的人都在关心“中国向哪里去”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又必须弄清“中国是什么”这一更为核心的问题。所以三十年代很多派别的人都在关心农村问题，都在做中国农村的调查。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要给党内讲调查报告重要性的时候，他也一再讲，日本人在搞满铁调查，国民党也在调查，国民党左派也在做调查。乡村建设派和一些宗教机构也在调查。那些学了西方人类学知识的第一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在调查，这些调查有什么差异毛泽东首先在其调查报告的后记中交代其调查的方法就学习《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和阶级论的调查方法。同时又紧紧联系中国农村现实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在他看来，离开了实际调查，恰恰会产生唯心的阶级论。
同时，他也强调调查的技术，到农村去调查什么，怎样调查毛泽东也都有详细的交代。包括收集地方上的民谣材料，田的肥瘦。地方交通，山势与山林制度，商业贸易，农村各种剥削形式，乡和自然村情况、家庭结构等等，在此之后不断发现土改中的问题并及时纠正。这个调查技术还包括如何约请调查对象，如何记录。甚至包括如何让对方消除顾虑，讲真话等等。而所有丰富的调查细节都是围绕着“解决问题”这一核心，就是得出阶级估量后如何站在大多数群众的一边，毛泽东后来一方面批评党内一些干部粗枝大叶，不做调查说口头话，也批评当时一些社会经济调查事无巨细，结果调查成了一堆“狗肉账”。所以后来在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之后，他进一步告诫干部：“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倡导下，全党形成了向群众学习，关心群众的人民性立场，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干部学习方式的改造，理论掌握了群众，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它在中国的形式。
这个问题思路的起源是针对一部分人以政治创建人民共和国褒毛，以毛之新教化在当时呈现为一鲁莽状况在以后呈现为一灭裂之状态来抑毛。对于毛这个人----一个因创建-运动而纵横开阖的统率者是如何通过他的气性，功德，修辞术来呈现他的道义，毛的创建背后氤氲之道能不能在吾国不断演绎的道学形态中找到对应的演绎但我是想藉者此一议题谈未来的形态。
我以前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归纳：毛主义乃圣学之时文，吾之思路是把土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当成一次禅宗般的嵌入，禅宗的嵌入在心性上，这次是政治性的嵌入，需要更大的清算，融合，超拔。只有在新的融合和再立新宗的基础上再来谈道学政的问题，谈一代时教正业。而不是从毛回到康有为，那会遗失很多大事因缘，梁漱溟在这点上比时人清醒，康子并非创格完人，部分新儒家将土共排斥于道统之外，梁漱溟则是审慎的认可，吾站在梁漱溟这边，但趋向革命宗。
土共在中国史上是个异出，尽管后来它把农民起义与自身接上源流。土共是有着伟大加上暗黑的一体两面，很多人心志柔弱只能看见它的暗黑，而忽略了它是久经战阵，而且能够波澜壮阔，它是一头神兽，能够定风波。士绅阶层不得不让位于这样一个有战斗力，讲党性的阶层。士绅阶层可以在继绝学上下手，谈到为生民立命，已经手段不够了，士绅阶层立定不了自身的组织性，只能清议，不能泯灭我性，从而未有“融合中国的行动以成就真理和诗合一的大诗”，形成不了集体主义的史诗。认识不清这个活生生的中国革命这个具象，就无法把古今中西之变讲清楚。
中国革命是这两百年来华夏没命后的一个乾元上出。同时，跟汉儒面临的任务一样的是：吾辈也是要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落奠一个新道体。土共的内圣事业没有修成正果，主要是它法统多变，起步之初的粗泛而易流失。但时转势移，毛的教法在下一代年青人那里能够觉悟的人数将更多，通过三四代人的坚持与更化将会發皇昌大。出身在民族国家与工业化,信息化下的新一代人在将会在一种“革-命语言”基础上结合理学，经学，禅宗话语融汇出一套新话语体系了。一位朋友曾在豆邮上给我的一封回信中说：“寻三教合一者，往往不是按照某一教派的某种通常教法的通达修证体系道路而行，而是以自身根器为基，亦寻亦证，通驾三教车乘而独创道路。此创之道路，或许又可成后世又一通常适用的经典道路”。国家的更化修正与个人的修证一样也是从即大用建大体出发,没有现成的理论格套,只能在修证道路上有上下具达化裁实践中找到道与时的综汇点。
来不及引申的部分：
《武训传》是旧的礼教思想与乡绅意识在共和国的教化中一次初抬头，毛给予了迎头痛击，毛的那句：“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到战斗的共产党“，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在毛的领会中，除非共产党消亡，在任何阶段，土共都应当是战斗不息的，因为只有这种战斗不息才能摒弃乡愿。
英雄扰民论，修道立教，是深于自得后不能自己从而推己及人，化民敦俗。不只是嗜权恋位，从而起私意搅动一番，以至于乱天下。
军队是毛式政教不二的一个隐形的坚实枢纽。
如果用这个思路再来看现在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心物还原论，就会觉得那个所谓的心物关系里面的纯粹还原论的角度，实际上还是摹写论的思路。
几位的发言可以说既有联系，但处理的问题不太一样，我还是按照老肖的讲法一个一个来评，最后尽可能地综合起来讲一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士绅”阶层被打掉了，但另外的一个发挥类似作用的，与原来士绅阶层同构的群体出现了，这就是“村干部”的问题，。如果说士绅阶层可能土豪劣绅化，那么“农村基层干部”是否也有腐化堕落呢在土改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所谓“坏干部”的问题。我们看了赵树理的小说，从《小二黑结婚》一直到《邪不压正》，都涉及到“坏干部”的形象。坏干部从哪里来国家要对农村进行摊派和征用，一定必然会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之前是士绅，现在是干部，都有可能出问题。国家与村干部的发生联系，村干部又与乡村基层社会发生联系，假如农村没有走集体化的道路，那么中农、富农等等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最后就会转化为所谓“小农”的问题。农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小农经济和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新雨讨论了1920年之后的苏联内部的关于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争，如何内化为了中国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论争。但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中国之所以面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一个不同的选择，是因为中国自身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脉络，而这个脉络也不是完全处在社会主义内部。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还有两个层面可以展开：第一个争论就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农国”与“工业国”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从1920年代以后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把这个问题集中表达出来的，是吴景超那本《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就是说世界上有四种国家，中国是最差的那种，人口又多，又是农业国，这种国家有怎样的出路如何进行工业化农业的问题被摆在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选项中间，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可以看作是对“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回应，但两者的关系是否只是二元对立这个问题还值得好好讨论的。第二个争论，就是“乡村建设”还是“土地革命”。193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农村》杂志为代表展开了对乡村建设派的批评，千家驹编了一本《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中国农村研究会出版了《中国农村描写》，但现在忘掉了这个传统，忘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处理三农问题的，今天面对所谓“三农问题”，老讲费孝通怎么讲，梁漱溟怎么讲，陶行知怎么讲，卢作孚怎么讲，晏阳初怎么讲……却不讲中国共产党怎么讲，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这就转到晓忠讨论的问题了。实际上他讲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农村调查，和上述那些乡村建设派别的农村调查有什么区别更广泛地讲，国民党有农村调查，日本人的满铁也有农村调查，社会学、人类学同样有农村调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和这些农村调查之间是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重提农村调查《农村调查》这本书在延安作为“整风”文件出版，那时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当时话来讲，就是山沟沟里面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假如对山沟沟没有任何了解，又如何说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呢所以毛泽东要编《农村调查》这本书，并且专门为这书写了序言。
最后说到奇峰的发言。我认为你谈的这个问题，可能还要参考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解释。阿尔都塞比较了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论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原来肯定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毛泽东强调，生产关系也可以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因为生产力不是说提高就能马上提高的，生产力在一定发展水平时，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之所在，在土改后是否马上走集体化道路的争论中，刘少奇认为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有集体化，但毛泽东说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有一个通过工场改变生产组织形态，也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阶段。既然资本主义发展有这个阶段，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集体化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作用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当时认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可是后来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被高度强化，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被当作唯意志论遭受批判，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
今天讨论的几个问题，总体而言都有贯穿始终的线索。从毛泽东本身的思想脉络延伸出的，伴随他的思想和实践延伸出来中国的道路，这个本身就有其内在理路的相似性。
阔言讲的这个问题和奇峰讲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刚好有一个内在契合的地方。在《矛盾论》和《实践论》当中，毛泽东对于列宁有一个巨大的超越。是由摹写论意义上的能动反映，变为一个可以对其施加革命性影响的反映。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提出阶级意识是外赋的，是靠革命政党从外部施加赋予给无产阶级的。而在毛泽东的理论中，阶级意识并不是外赋的，而是无产阶级及一切革命人民所本来具有的。这种本具的阶级意识，指向能动的、革命的主体。这种主体是觉悟而平等的。平等，在儒家的文家法维度下，或者不是一种重要的价值，但就中国化佛教而言，这恰恰是最究竟的价值。作为最究竟之价值的平等，需要有一个前提，即此平等的主体本身是觉悟的。当其能够觉悟自己的本来面目和自性，便能够达到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圆融遍满、一一平等之境。主席的路数在此意义上不但远远超越了《联共布教材》的路数，也超越了列宁，是对中国化佛教的创造性发展。
另外，你把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关系还是看成是毛和儒的关系。这个观点反映了目前思想界的主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意识太强了，把毛梁关系化约为毛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中华传统小看了、贬低了。因为中华传统比儒家有张力得多，复杂得多。比如白钢、阔言就强调佛教，还有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的因素在中华传统中也很重要。其实梁漱溟对法家也是很注意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要强调儒家的重要性，以便于我们现在利用儒，但是绝对不能变成儒家的极端化，或者以儒家来限制梁漱溟，或者以儒家来限制我们自己。而且儒家一旦极端化，原教旨化，就会陷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于不义。儒家的那套东西会极力强化改良的话语逻辑，最后把革命的道义性给剥空了。这是我们在重视儒家思想时必须警惕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儒家相结合，也可以和佛教相结合。共产革命的正当性，也可以引进佛教的解释，如大无畏，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等等，有了佛教的思想资源，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丰富我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安顿在中华文化的大传统当中。
一战之后列宁在1917年十月提出“和平法令”的问题，今天基本不谈。我们谈“大同”问题，一战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怎么放在儒家的问题意识上讨论如果不把列宁的“和平法令”与威尔逊主义“十四条”的竞争和斗争，以及凡尔赛体系的霸权对一战后世界格局的影响讲清楚的话，只讲儒家的大同，还是觉得很空，特别是解释中国目前的状况。这也是因为今天的去革命化和去列宁主义化，已经是危机的表现。
张奇峰老师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讲“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同行都不信。我给你提供一些现实中最强有力的资源。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从这个角度讲“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很好理解的。它是实践的，而且是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是在实践特别是革命的实践内建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又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这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强调革命的反映论。
我要给张奇峰老师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就是把这一“反映论”放到企业家精神、领导力、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中去讲解。读过管理学或领导力方面书的人都知道，现在西方的企业管理和领导学科，非常强调领导有变革的愿景，然后组织员工去实现。这是目前企业家理论、创业理论、领导理论、创新理论里最时髦的东西。它告诉我们，现在是企业家精神的时代，是创业创新的时代，是持续变革的时代。这就是毛泽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当代的活生生的现实。这些理论在当前既非常强大又非常时髦，一定能把张奇峰老师的同行说得五体投地，因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已经成为老板哲学、创新哲学、创业哲学、企业家哲学的核心思想，而这些不相信毛泽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所谓“同行”也往往是老板们和企业家们的崇拜者。在认识论上，我们应肯定它们确实是同一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但在政治上，它们则可能是相异甚至相反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看毛泽东的政教不二论和毛泽东的农民调查及“中国经验”的形成，便贯通了。没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便没有政教不二论，也没有毛泽东的“中国经验”的形成。如果没有这革命的反映论，就不可能发现农民的革命性，就只会看到农民的落后性、“糟得很”，会认为农民只是乌合之众。阔言兄讲的“政教不二论”也只可能是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论和政教论，农民的革命性才会被发现、动员和组织起来。“实事求是”只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另一种表述。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虽然也把群众的需求挂在嘴边，也强调深入群众调查群众的需求，但不能区分群众被动的需求和主动的需求，常常把群众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需求看做群众需求。这其实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反映论，是反实事求是的;建立在这种调查基础上的政策的结果，只可能是将催生群众被动需求的那些特定条件合法化和固化。因此存在着两种社会调查，一种是能动的革命的社会调查，一种是被动的消极的社会调查。
从这个角度再看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冲突，也存在这个问题。梁漱溟发现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毛泽东是不否定的，但如果有人用这些所谓的问题来否定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是不允许的。问题虽然存在，但路线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里面。路线最终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我们就投降。
你最后说到今天农业和农民问题可以分离开来考虑，这个恰恰是问题所在。
其实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在毛里面体现最好的是军事著作里面。那个里面他很强调这个，他特别强调战略方针这些东西。
罗岗和新雨都是在讲，中国革命不能孤立的看，要跟世界革命连起来看，是横通的。阔言这个传统就是要竖起来，是纵贯的，是跟中国的整个传统联系，而且不是笼统的进传统，儒家也是个大传统，里面和禅宗可以沟通的比如左派王学。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余地。
新雨老师说的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的连续性，我觉得可能其中的关联可以更开阔一点，因为中国革命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各个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多相似性。比如说拉美，它的社会主义运动对现代历史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历史研究的话，应该把这个关联扩展开。
另外一方面，奇峰说的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这恰好能够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差别。因为斯大林体制是一个官僚体制，比如说它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这种东西。我们在很多方面跟苏联不同，走的是另外一套路子。我第一次听到奇峰这样的题目，革命反映论，题目表达得非常好。我觉得还有个例子，比如说林彪说的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很符合毛泽东的理念。(罗岗：林彪讲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未完，后续)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