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
新闻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习惯,具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在知识概念上,他能够抽象出受众需要、政治需要、媒介特点、社会效果、记者报道能力等诸多共性问题,并知道新闻报道操作流程上各个环节的规律。在新闻实践上,面对任何一次具体的报道活动,他都能把这些知识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方向盘”,凭借思维习惯就可运用自如。
经济新闻报道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较高的新闻思维能力。经济新闻报道一般涵盖工业经济、财政金融、商贸市场、交通城建、农业农村、房地产、企业改革等宏观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经济现象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更需要新闻从业者具备新思维,从“大财经”入手,以“人本化”的视角,实现新闻的创新与,争取大传媒时代竞争的优势。
寻求“思维能力”突破
思维能力的大小是新闻从业者能否胜任工作的重要因素。打好思维能力功底,是成就优秀记者的入门功课。
思维的整体性使记者能够掌握大量信息、素材,但这些消息、素材不可能照搬照录。从根本上来说,记者对信息的选材和处理,都不能离开真实这一基本要求。因此记者有责任对掌握的素材和信息进行核实。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记者衡量和选择,即善于选择采访对象和选择合适的主题、题材,善于创造性地独立思考,去辨别是非和评价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寻找事物的本质,找到新闻点,写出角度新颖的报道。
新闻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新闻学习也是创造性的,有意识地根据自身的需要,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而进
行的学习。还应注意总结经验,实现经验超越和知识提升的创造性思维,以实现新的发现和突破。
瞄准“人本化”定位
科学是指挥员,实践是战斗员。记者是否具备一定的新闻思维能力,就要看其在具体工作中的实践能力。作为从事经济领域报道的党报记者,怎样从改进和创新经济报道着手,采写出让读者共鸣的经济新闻报道来呢
着眼“大财经”视角
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任何硬性的宏观经济态势或调控措施,都可能对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财政新闻的报道从微观角度入手,从人们身边的故事入手,阐释宏观的经济态势变化或调控措施产生的影响,既可增加新闻的可读性,又能使问题变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甚至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要克服财经新闻“专精深”的弊端,达到通俗解读的目的。作为综合类媒体,其报道定位应当在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之间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对专业问题进行大众化解读,只有让受众“读得明白”,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现实情况却是,许多综合类新闻媒体的财经报道,往往存在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群众不愿看等现象。比如,报道经济增长不外乎GDP增长多少,比往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提到企业发展,就是创造了多少利税,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由于缺乏必要的解读,忽视了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使得财经新闻距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在新闻领域中,财经新闻属于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涉及金融保险、资本市场和产业经济、公司新闻等等。如何把专业性较强的财经事实表现得富有说明性,一目了然,符合新闻通俗化的基本要求,就成为财经新闻从业人员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种种迹象表明，相对于人民币贬值，央行似乎更倾向于保持人民币强势。为此，央行曾在各种媒体场合向市场传递其维持人民币汇率强势的信息，例如央行副行长易纲就曾在2015年的“两会”上表示，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强货币，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均衡状态。此外，央行也通过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保持稳定，以及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资产等方式，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可以说，央行的行为确实起到了作用。自2014年5月美元指数从低位上涨接近25%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高跌幅仅3%不到，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2月，人民币实际与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已经连续9个月上涨，并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名副其实的成为世界第二强货币。
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强势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说是背离的，一般而言，当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疲弱时，其汇率应该随之贬值，实际上，不少经济学者就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稳增长压力较大，应该降低汇率，刺激出口。那么，问题来了，央行为什么做出这种似乎与常识相悖的行为？
笔者以为，在央行维持人民币汇率强势的背后，是央行希望通过强势汇率，同时加上资本市场开放，吸引资金，以资本的力量促使中国经济顺利转型。
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两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一个是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种结构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至当前阶段所必然产生的要求，从生产成本看，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的不断攀升，低端制造业在国际上已经无价格优势，且这些产业也已经逐渐地在向其他经济体转移。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产业结构不能向上升级，提高技术含量，或者发展新兴产业，那么极有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发现自己的产品既无法与高技术创新的经济体竞争科技含量，又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竞争价格优势。
第二个任务为降低企业部门债务杠杆。2009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种总需求型的刺激政策使得经济体在短期内通过投资大幅扩张产能，在随后的经济政策正常化过程中，这些产能中的绝大部分不可避免地沦为无效产能。在无法产生现金流偿还利息与本金情况下，这些无效产能自然在企业资产负债表右边形成巨额债务。如果无法有效去除产能，降低企业债务，那么不仅微观上企业因为背负沉重的利息而无法轻装前行，宏观上也因为大量资金被无效占用而降低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
所以，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周期的因素，也有结构的因素。在此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存在利弊两方面。从有利的一面说，在周期性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货币贬值，可能会减轻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而弊端的一面，人民币贬值促使出口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放慢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的进程。同时，因为货币贬值而导致的出口商品价格降低，也将减轻产业结构升级压力，加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此外，考虑到目前中国正准备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人民币贬值预期，或者趋势一旦形成，将可能引发资金外流，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
当然，维持人民币强势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没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周期性的因素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当经济增速向下滑出底线时，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然而，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也只能做到托住经济下行趋势，而不能用力过大，否则容易产生与货币贬值一样的效果，固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延缓经济去杠杆和转型的过程。
因此，如果要维持人民币强势，那么在政策托底的同时，必须做到既加快旧经济部门的去杠杆与技术升级，又加快培育新经济、新产业。而要做到这两点，唯有依靠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作用大
对于旧部门的去杠杆，除了传统的债务减记之外，通过资本市场也是一条极为有效的方式，例如在去杠杆、去产能方面，可以通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解决，而这需要有一个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作为平台，通过发行各类债券及证券化产品、优先股、股权投资等方式，为并购方提供资金。而对于技术升级而言，同样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以股权融资方式获取资金，避免通过债务融资增加杠杆。
相对于去杠杆而言，经济结构的转型更依赖于资本市场。目前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未来的经济转型目标在于将以制造业和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提高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占比。然而这部分行业与传统工业产业的区别在于，已往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因为银行对贷款资产的风险容忍度较低，而回报适中即可。与此相反的是，新兴产业从初期培育到发展成熟阶段，风险较大，回报较高。此外，由于此类企业风险较高，需要专门的人才为此类融资提供专业的分析以供资金提供方作为决策的判断基础，显然，银行的信贷员并无法做到这点，因此，新兴产业融资，必须依靠能聚集专业人才的风险投资（VC）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PE）基金等作为资金提供方。然而VC与PE的存在不仅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需要这个市场能够吸引到国外的资金，只有如此方能有利于拓宽VC与PE的融资渠道，同时，也唯有如此，才能帮助这些股权基金在企业发展成熟时，通过二级市场顺利退出。
那么，要做到吸引国外资金进入，首先，人民币就必须保持强势，不能形成贬值预期;其次，必须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允许国际资金自由进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央行在保持人民币强势的同时，不断地加快放开对外资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各种管制。根据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说法，2015年改革开放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具体的工作包括便利境内外个人投资者、资本市场开放以及放开资本项目管制。而在现实中，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例如，继沪港通之外，深港通开通在即，且两者的规模上限也将提高。同时，根据外管局网站3月26日披露的QFII审批公告显示，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获得12亿美元的投资额度，这意味着QFII额度上限已经全面放开。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保持货币强势，同时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是目前较为合理的，解决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有效途径。实际上，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转型正是遵循了这一路径。
美国经验可借鉴
当时的美国在经历70年代的滞胀之后，在制造业方面受到来自日本、德国的严重威胁和竞争，市场份额被不断侵蚀。最初，美国所采取的方式包括一方面压低汇率，与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一起签订广场协议，希望通过价格优势拿回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制造业采取并购重组的方式缩减规模，优化产能。所以垃圾债券在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其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并购资金。
关键词:GDP;消费;经济结构
一、引言
60年来,中国的经济在经历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2-2007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1%,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达到这样高的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2008年,中国的GD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升至世界第三。”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各项经济指标较之建国以前,均有很大的提高。但中国的经济也面临不少问题,尤其是在2007年4月以来,由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单纯的金融危机向全面的经济危机演变。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陷入经济衰退之中,中国也深受其影响,中国各方面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并有可能引发和加剧其他的社会矛盾。面对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国只有从国情和国力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使中国的经济逐渐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二、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分析
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原因造成的,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积累的矛盾所造成的,最为突出的是投资、消费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调。
长期以来,政府受传统赶超战略的影响,加上各种“政治锦标赛”的原因,政府片面追求以“物”为中心,实行“经济增长优先”的战略。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的目标,不少地区领导干部选择以国家投入为主渠道的区域开发模式。他们不顾有无发展条件,着眼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重上“大项目”、重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去年政府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政策后,这种现象更为突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只有少数人受益,结果不仅没有使广大人民难以从中受益,而且还会加剧社会弱势群体边缘化的程度,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这种以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方式,最终导致消费的扭曲。
在中国,投资在GDP中占比重一直都很高,而消费所占得比重比较低。“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到42.1%,消费则从62.1%下降到48.8%”。而欧美各国GDP当中消费占了70%、80%。
首先,投资虽然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投资特有的波动性和跨期性,导致了投资通常会跌宕起伏。过度投资会造成土地、水、煤电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的紧张,加速生态环境破坏,扭曲经济结构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系统风险积累等不良影响;此外,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由于需要不断提高投资率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投资率不断上升的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导致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马克思曾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资本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导致社会消费基金的不断萎缩,使失业人口增加,广大劳动者限于贫困之中,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这种对立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大量商品由于找不到销路而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也都遇到了这种市场需求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的矛盾。
其次,为了解决“市场需求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的矛盾,政府必然实施出口导向政策,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外的依存度较高,当遭遇外部经济较大冲击时,就表现为经济较大幅度下滑,失业率提高。此外,当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外汇结余大幅增加时,大量的外汇增长会造成愈来愈大的本币升值压力,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势必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由此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与此同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获取大量顺差外汇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影响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以中国为例,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57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总金额约有102亿美元规模。在今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中,美国占到57%。
中国要改变过去依靠大量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可能。
三、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路径选择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研究发现,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有三个主要的源泉: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超越工业迅猛发展、现代信息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因此,当前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时,要以提高经济质量和合效益为出发点,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通过建立节能降耗的激励机制不断降低工业体系中各种耗能、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二)扩大内需,建立消费主导型的经济结构战略
1、把“保增长”目标转向“促就业”。“促就业”与“保增长”使相互促进的,因为促就业有利于保障民生,提高居民收入和福利,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平衡。这就要求政府的投资和贷款要向就业率高的各种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等行业倾斜。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表明,中小企业是吸收劳动力的主体、经济繁荣的基础。当前中国沿海地区的许多中小企业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提升以及遭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影响,遇到了许多困难,无论是从“保增长”,还是从“促就业”来看,都要注意保护中小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中小企业在技术上的提升。
2、大力发展服务业。从各国经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变动的呈现的一般规律是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份额持续下降,工业份额在工业化阶段迅速上升,而服务业产出比重保持平缓地持续上升,最终稳定在较高水平,同时,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并形成服务业占据主要份额的局面。在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70以上。可以预见,服务业是未来新经济的核心产物,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从中国服务业发展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应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3、采取措施缩小社会分配收入差距。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分配水平越不平等,消费水平就越低。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是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国家应通过各方面的调节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公平。
(三)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差距
区域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当前,中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虽然中国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得成效,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合作共赢机制尚未充分建立,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协调发展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1、实施地区间财政转移机制发挥作用。通过中央财政对地区间税收实行再分配的有效手段,政府将税收的一部分作为国税征收的基础上,从调节和保障地方财源的角度出发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再分配,这样做能缩小地方政府间在税收上的差距,确保无论那个地方都能保证一定行政水准。通过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职能,中央财政从先进地区想落后地区财政转移,完善国内统一市场。日本曾通过这种方式缩小了地区差距。
2、促进地区间产业梯度转移,开展国内版“雁阵模式”。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客观上要求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和资源密集性产业向成本低的地方转移以便获得价格更低的劳动力和资源。要在中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中国应该建立健全产业梯度转移机制及区域间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为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同时,政府应注意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对资源过度开采对环境造成破坏。
3、建立健全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支持机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仅仅是要缩小地区之间的人均GDP的发展差距,而且还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公共服务发展的差距。长期以来,大量的资金游离于各大中小城市和发达地区之间,而在广大农村急需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的状况却苦于资金的不足,农村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状态。因此,国家应该把投资重点从重大工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向对广大落后地区的农村,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使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优先受益。中央应形成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加快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财政、金融等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四、构建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外贸新战略
总之,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努力,使中国的经济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协调配合,做到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结合与统一,使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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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经济房地产；拉动作用；增长效益
当前，在全球信息化发展大潮之中，加速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目标已经被提上日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共享及互联网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获得的长足发展，而在此驱动下，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网络经济，其突破了地域限制，表现出一种更强的便捷性、交互性、信息性等特点，且发展潜力巨大，根据数据2017年6月11日艾瑞咨询公布的《2017年中国网络经济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网络经济应收规模已经突破14707亿元，与去年相比增长率达到28.6%，具体而言，PC网络经济营收规模为6799.5亿元，移动网络经济营收规模为7907.4亿元；电商营收规模8946.2亿元，所占比值超过60％，这无疑暴露出网络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而在此影响，随着其深化发展，其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将日渐凸显。而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网络经济发展给其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不仅促进其技术进步、资源在整合，而且拓展其市场空间，为此，深入探讨网络经济对房地产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能够深入挖掘网络经济的潜在价值，发挥优势性，而且能够加速推进房地产经济新动能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共赢的有效举措。
1网络经济及房地产经济的内涵界定
1.1网络经济
1.2房地产经济
2网络经济对房地产经济的具体作用
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网络经济新形态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而随着其技术、资源及市场等潜在价值的逐渐凸显，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房地产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涉及面较广，受网络经济的影响很大，尤其借助网络经济带来的现代技术、信息资源，房地产经济传统建筑设备、施工技术、营销路径、市场定位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增长态势逐渐增强，且经济价值得到较大程度地提升。
2.1加速推进房地产经济技术的创新发展
网络经济是在互联网技术创新应用下的新型经济形态，其能够促进房地产技术的加速更新，首先，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智能建筑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借助网络技术与建筑设备的深入融合，能够有效弥补和改善房地产开发过程固有建筑设施及施工技术的自身弊端，从而促使智能、先进网络应用技术在房地产领域的深化应用，三维数字化建筑模型、网络虚拟展示平台及智能建筑配套设施等都是网络经济高度渗透下的重要产物，其对于提升房地产的施工质量、提升用户体验具有关键作用。其次，网络经济的发展也拓展和延伸了房地产营销渠道，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网络技术应用下，电子商务产业应运而生，并成为网络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形式，其与房地产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搭建客户与销售商的网络营销渠道，在确保房产教育安全的同时，也实现了交易效率的显著提升，而且利用网络经济信息传播的便捷性、覆盖范围的广泛性，能够增强房地产经济的宣传效应，为房地产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由此可知，网络经济对于房地产经济的作用十分明显。
2.2实现了房地产经济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2.3促进了房地产经济市场空间的更大延伸
3结语
“互联网+”战略目标引导下，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促进了网络经济的加快成长，并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进而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并让民众普遍受惠，而房地产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自然也受到了网络经济的诸多影响，其推动了信息技术与建筑设备的融合，加速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对于房地产经济的推动作用异常明显，为此，通过两者关联性的研究，不仅能够充分发挥网络经济的潜在价值，而且能够显著提升房地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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