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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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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经济研究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后70年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改革开放后40年的研究主题、学术水平和成果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和提升。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探索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世界经济研究的起步
早在1949年9月，彭迪先著的《世界经济史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发行。这部著作分16章，对经济史的方法论、原始共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英国资本主义发达史、法国资本主义发达史、德国资本主义发达史、美国资本主义发达史、俄国资本主义发达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尖锐化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阶段进行描述和分析。该书首稿完成于1940年，历经战火洗礼和各种挫折困难，终于在1949年面世，对于研究世界经济史，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史，以及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注]
1949年12月，美国学者詹姆斯·艾伦著，沈志远译《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由世界知识社刊行。该书揭示了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也进行了思考。[※注]
在改革开放前，世界经济研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而出现一些变化。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苏联建设经验的介绍变成对“苏修”的批判，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则主要以经济危机的研究视角展开，同时注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趋势的认识和对世界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判断。这个时期的研究不仅包含国别和地区研究，也涉及专题研究，如跨国公司等。作为研究的基础和起步阶段的特征，国内世界经济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量译著，这些译著在改革开放以后再版发行，成为践行开放、推动世界经济研究的最初推动力。
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带来严重冲击，高校停止招生，科研人员下放锻炼，研究成果出现断层。直到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才再次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二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经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为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随着大规模援建的展开，两国政治交流和人员往来愈发密切。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中苏友好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中国以苏联经济为研究主体的世界经济学初具规模，研究方法则是翻译、介绍与研究并重。
对苏联的建设情况和经济理论做介绍，以期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有所帮助，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研究者的初衷。1950年，由什之、林秀合译，苏联学者史迁宾著的《苏联经济小史》出版。该书对1917年前的俄国经济状况、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苏联计划经济和五年计划等情况做了介绍，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是保障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注]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研究其他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问世。1952年出版发行苏联学者维特威尔著，卢彬等译《世界经济地理》。该书对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做了分类描述，对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主要国家进行介绍和分析，并指出世界各国生产分布的主要特点，是较早地以地理分布为线索，对世界经济进行整体研究的作品。[※注]
三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世界经济研究
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编辑出版《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论文选集》和《苏联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问题论文选集》。这两部选集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所选取的论文无论作者还是选题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全民所有制内部是否存在着商品关系、全民所有制内部是否存在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确定商品价格等。
1975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苏联经济研究组编写的《二十年来的苏联经济：1954—1973》出版。该书开宗明义：“这是一本关于苏修经济状况的资料书。”该书对苏联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工业、农业、商业，国民收入和财政，以及对外投资与贸易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包括利别尔曼建议、完全经济核算制、财政杠杆和信贷杠杆、跨国公司和“国际所有制”等苏联经济中的新事物和新数据，在当时对了解苏联经济状况有较大参考价值。[※注]1976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写的《苏修是怎样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版，该书认为把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蜕化为新的富农经济，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做法，意味着苏修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注]
1962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出版。这些数据经过辨别和筛选，对美、英、德、法、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构成的变化，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内部构成的变化和这些国家工农业生产历史发展趋势等都有所反映，在当时是一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难得的参考文献。[※注]
这一阶段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研究往往借助于翻译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1957年，西南政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翻译出版《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论丛》，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论丛》的姊妹篇出版。该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经济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加深等进行研究。[※注]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组翻译出版《美洲经济地理问题》一书。这本书选译了费根、日尔蒙斯基等苏联经济地理学家的7篇论文，通过对美国东部与东北部电力、煤炭、钢铁等工业发展和分布特点的分析，揭示美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并以对哥伦比亚农业的分析论述了拉丁美洲单一作物制经济的起源和现状。[※注]1964年，苏联学者伊·姆·范茵盖尔著，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纲》（内部发行）出版。该书研究了德国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和特点，分析了德国垄断资本的若干特点，揭露了德国经济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时的深刻矛盾，说明德国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过程。[※注]
这个时期也有一些书籍由英文直接翻译而来，如英国著名经济史家、伦敦大学教授莉莉安·诺尔斯的重要著作《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由袁绩藩译，1966年出版。该书详细探讨了英帝国自16世纪末叶到19世纪20年代向海外殖民的过程，揭秘殖民手法的变更，英帝国对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大洋洲等地的残酷掠夺，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给当地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引起的深刻变化等。[※注]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经济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研究的重点。1958年，尤·瓦尔加主编，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集体编著，戴有振、李琮、姜玉田、巩荣进、刘慧芬合译的《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历史比较资料》出版，全书近120万字，是当时最为全面、系统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部著作。[※注]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也组织编译了《美国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理论上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特点，以及美国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1962年，孙叔平著《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论述做了理论梳理，提出“对于每一个经济范畴、规律，都要结合产生它们的历史背景去理解它们的意义，都要结合着历史的发展来理解它们的变化，都要把它们看作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注]
四时代问题是研究的主要方向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8年中美两国发布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中这两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进一步解放了世界经济学者的思想，其研究视野逐渐开阔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明显增多。虽然这一阶段的著作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仍以批判和揭示其危机爆发的必然性为主，但对世界经济的机制性、规律性研究和量化分析方法已占上风。一些比较深刻的分析和论述甚至对今天的现实问题研判仍有指导意义。
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吉林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教研室编写《美国跨国公司》一书，对跨国公司概况、美国跨国公司的历史与现状等进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美国经济研究室编写的《美国问题参考资料》作为期刊连续出版。美国经济学家佩洛的《不稳定的经济：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的高涨和衰退》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编写《澳大利亚经济》一书，对澳大利亚进行全面介绍。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概况和数据的介绍也日益增多，中国读者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逐渐加深。
改革开放前夕，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探索，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之一。1977年，根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出版中心1977年版译出的《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认为“自治计划是用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施加自觉的、有组织影响的方法和机制”，“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发展，是和商品市场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南斯拉夫经济中相互制约的过程和趋势，在客观上导致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政治经济学上进行新的认识”[※注]。1978年，原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贝里斯拉夫·舍费尔编著的《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由熊家文、朱行巧、陈森、文正林翻译出版，该书对社会主义国家结合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探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借鉴。[※注]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最初的探索。1978年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而真理标准的讨论则进一步解放思想，加速了学科建设，致力于世界经济研究的机构和队伍也得到充实。大批学者撰写论文，就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对象、体系和方法，以及世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既严谨又热烈的学术氛围，也涌现出一大批老中青学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世界各国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博弈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
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是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学创立初期的重点话题，构成该阶段世界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发，结合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生态的变化，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渐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一）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钱俊瑞认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然而形成世界经济的基本要素，如国际交换、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货币等，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以确立的前提。[※注]陶大镛进一步提出，应区分“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含义。[※注]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世界经济学毫无疑问是研究国际生产关系的，但在要不要研究世界生产力的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钱俊瑞提出，马克思把构成世界市场要素的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等称为“生产的国际关系”，就意味着把国际范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作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重点是研究国际生产关系。[※注]李琮认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世界经济的整体。世界经济学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结合，国际生产关系是在各国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体现在国际生产以及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之中，必然会涉及各国国民经济与国际生产、流通等各领域，以及世界经济的历史发展，但这些专门领域是相应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注]进入21世纪以后，张幼文提出关于全球化经济运行机制与规律的分析就是世界经济学。[※注]但是经济全球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原来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或者成为新时期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主线，学界尚有不同观点。
（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体系
基于对世界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学者们提出了关于世界经济学研究体系的不同构想。钱俊瑞提出，世界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要不断完善：第一，要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运动的形式和实质；第二，要分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的具体道路和形式；第三，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和道路，以及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第四，必须综观世界经济的总体，并且科学地预测它的未来。[※注]陶大镛与钱俊瑞的观点大多相互呼应，但更侧重对世界经济体系与结构本身的研究，而钱俊瑞先生则加入国际政治、国际组织和科学技术等因素，对世界经济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与考察。
20世纪80年代末，仇启华对各国国民经济进行分类研究，以勾画世界经济实力的整体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同时大胆舍弃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和术语，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学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而褚葆一和张幼文则将“国际价值论”作为世界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注]这在当时起到创建世界经济学的先驱作用，有不少观点可供采纳，但也有些地方值得探讨。
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其体系结构的设计日臻完善。有学者提出将世界经济学按基础理论、微观、中观、宏观进行划分。这样的理论体系设计不无道理，较之以往体系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层次更为清晰。
二世界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规律
世界经济有其特殊的矛盾和运动规律，但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的规律究竟有哪些不同？随着研究的深入，世界经济学逐渐从探讨研究对象和范围转到挖掘学科核心概念和基本规律上来。
（一）世界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钱俊瑞列举并初步阐述了商品、国际价值、世界货币、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资本等范畴，认为它们都是世界市场形成后国际经济现象的理论抽象，都在某一侧面反映了国际生产关系，因而都是建立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必须运用的基本范畴。[※注]
多数世界经济学者认同钱俊瑞对基本范畴的界定，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陈其人和刘百鸣提出，不应把“世界市场”作为世界经济学的一个范畴，因为这一概念本属于国际贸易学，体现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换。[※注]
（二）世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在世界经济学创立初期，褚葆一和张幼文认为世界经济学遵循以下原理：国际价值理论揭示汇率变动与各种汇率制度中所包含的国际价值转移关系；国际分工的规律和格局决定着分工中的利益分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构成世界性再生产过程的起点；劳动力和资本国际流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国际平均利润率机制难以起作用。[※注]
此后，张幼文进一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其中探讨发展中国家不利地位的国民利益分配原理从要素的稀缺性和要素收益规律推导而来。[※注]
（三）世界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钱俊瑞探讨了世界经济运动的重要规律：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走向衰亡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根本性的规律。其二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包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三是科学技术进步在世界经济矛盾运动中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变革的规律。其四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周期的变形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国实际情况，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不同的发展前途等规律性问题。
陶大镛提出，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客观上起作用的规律似可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范围内起作用的特有规律；第二类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范围内起作用的特有规律；第三类是世界经济总体所特有的经济规律。
李琮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生产或资本的国际化（全球化）与世界各行为主体（国家、跨国公司等）追求各自利益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无序状态与跨国公司内部有组织和有计划之间的矛盾，世界经济缺少调控与各国经济可调控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无限扩张倾向与世界市场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等。
三世界经济学的体系化研究
无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都包含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学的体系化研究反映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从局部到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构建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研究
钱俊瑞认为，帝国主义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衰落，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成长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新特点。虽然周期性危机还是不断发生，但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国家，经济还可能以较快速度增长。实践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走向死亡是一段相当长的曲折起伏的过程。[※注]
陶大镛指出，虽然世界经济的整个格局更趋复杂化和多元化，但从本质上看，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世界经济仍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体系，全球经济体系仍作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矛盾统一体而存在。
郑伟民认为，所谓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结构性危机，主要是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物质生产部门结构（包括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动，以及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之间比例长期失调而造成的国际规模的危机。仇启华、赵黎青认为，世界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的大体上在同一时期内袭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1998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巨大，引起世界经济学者深刻反思。何秉孟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由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革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共同建构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
（二）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
钱俊瑞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相互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大大发展和加强。这两个部分或两个体系之间既存在着互相斗争的一面，又存在着互相依存的一面。在两大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步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步缩小，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注]
陶大镛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削弱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为世界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衰谢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必然表现在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发展和巩固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日趋削弱和没落。
21世纪，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更使全球经济融合成为可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有何影响？张幼文和梁军认为，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获得了发展，中国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市场上的产品价格结构和要素的价格结构，这是中国发展影响世界经济体系最为直接的体现。只有各国普遍形成要素流动机制，从而在全球要素优化配置基础上增加产出，全球才能有真正的共赢。[※注]
全球化对中国发展有何影响，中国应如何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张宇燕指出，全球化问题的兴起有五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背景，即柏林墙的倒塌、全球问题的凸显、信息技术产业的勃兴、国际规则普遍适用性的提高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其中柏林墙的倒塌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注]
（三）全球化中两个体系的关系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滕维藻等较早就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是产业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归根到底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跨国公司必然会改变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对东道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注]
伍贻康认为，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的神话被打破，世界经济加速走向多极化。发达国家寻求有效全球治理绝不能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及其作用，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已成定局，发达国家支配全球经济的时代将走向终结。[※注]
陈继勇和胡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尤其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知识要素取代传统的资本要素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无形投入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时，传统的统计体系和方法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注]
四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几乎所有中国的世界经济学的重要学者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世界经济学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学在中国也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
钱俊瑞认为，首先，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已为我们规定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次，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说明了一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国际生产关系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进一步为世界经济学划出特定的研究领域和明确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具体研究对象。[※注]钱俊瑞的观点代表了老一辈世界经济学者的群体性观点。
褚葆一和张幼文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原则，指明了建立世界经济学的道路。对外开放政策重新摆正了国际问题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承认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即使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的国家，在经济上仍然可以往来，以获得各自的经济利益。
乌家培是较早提出要用世界经济模型来预测世界经济的学者。他认为，中国世界经济工作者以往的研究往往采用质的预测法，而目前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的是运用经济模型的量的预测的现代方法。两类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加以使用。[※注]陈沙、石小玉也提出，世界经济统计要研究世界经济现象统计的规律性，特别是它们如何受其组成各层次以至个人经济行为影响而产生的波动。[※注]
五世界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门新学科的创立，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非常重要，这是明确学科定位的基础。世界经济学者主要就世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国别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研究。
（一）世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钱俊瑞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科学；世界经济学则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生产关系。
陶大镛批评将世界经济学等同于外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倾向，提出世界经济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是依附于政治经济学并从政治经济学中逐步发展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所以，世界经济的研究绝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从个别或典型国民经济的结构来进行分析，具有更加概括和抽象的性质，而世界经济的研究则直接以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国际经济关系作为对象，并且将其作为一个全球规模的经济体系、作为两大经济体系的矛盾统一体来进行研究。
仇启华认为，世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区别不在于研究的阶段和范围，而在于研究的特点，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具有极高的抽象性，而世界经济学是比政治经济学更为具体的一门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的抽象层次要低于政治经济学，但高于国别经济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学科。[※注]
（二）世界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
陶大镛认为，世界经济学不同于国际经济学或比较经济学。其一，世界经济学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世界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矛盾统一体当做研究的主体，不像国际经济学那样，把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金融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其二，世界经济学是把世界范围的生产诸关系及其相适应的交换诸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不像国际经济学那样，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出发，来描述那种实际上与不等价交换相联系的国际分工形态。
仇启华持相似观点，但他的理由是世界经济学的对象的抽象层次要高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学科，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不仅就其范围来说比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更为广泛，而且研究国际贸易关系、国际金融关系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也更为复杂。
李琮认为，世界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为其研究对象，后者则着重研究国际经济关系赖以实现的各种形式及各种渠道。
李翀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以区别于西方的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的本质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应该从商品资本、生产资本、货币资本的跨国流动三个方面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注]
第三节对转型经济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对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世界经济研究为改革开放服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介绍苏联东欧改革经验，为投资和贸易开放服务的同时，也要总结和研究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世界经济工作者研究的三大课题。
一转型经济学与苏东借鉴
转型经济学（transitioneconomics）是以中国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东欧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个研究领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借鉴转到总结经验和教训上来。
（一）转型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先于苏联。1978年，中国率先启动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们较早地对苏联模式及其经济体制进行了学术批判，其视角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看苏联经济改革及其经济模式的弊端，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转型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运行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走出“转型性衰退”并实现经济增长，更多国家加入世界经济组织并融入全球经济。
（二）什么是转型经济学
转型经济学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与转型问题，包括过渡与转型的方式、路径、绩效、模式与发展前景等。
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等认为中国学者们对经济转轨的理解具有几点基本共识：（1）尽管各国进行经济转轨的初始经济条件有差异性，但引发经济转轨的基本原因是相同的，即长期的经济低效率和经济增长停滞；（2）尽管各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尽相同，但总体目标是相同的，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3）经济转轨是由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的经济及其制度的变迁过程。[※注]
陆南泉认为，从叶利钦时期开始，俄罗斯采用了经济体制“转型”。转轨和转型的概念最终被转型国家接受，市场经济成为转型各国替代计划经济的新制度安排。[※注]
（三）经济转型的初始方式与路径
洪银兴指出，由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也缺乏一定的理论指导，对于这样前无古人的历史性的制度变迁，包括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最初采纳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药方”，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全面与迅速地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注]。而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体制转型方式被认为是“渐进式”的：先行推进经济改革，后进行政治改革；先进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后推进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改革也是先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后推进公有制内部的改革。
（四）对转型模式的评价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中俄转型的比较研究更注重两种模式的经济实绩，即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激进转型的失败，都是相对于经济增长这一指标而言。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在经济改革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为世界各国研究转轨和转型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案例。[※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也认为“中国奇迹”是“增长取向的中国模式”。[※注]即便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恢复与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学者仍然强调，由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型失败而留下的种种负面影响，将会成为俄罗斯今后发展的长期性制约因素。[※注]
（五）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或理论视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旧制度瓦解、新制度生成的体制转变过程。这一论点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转型的支撑点；转型国家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构建一套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田春生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等国家社会制度转型的实践表明，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获得最初所预期的绩效，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质疑与批驳。[※注]
二开放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离不开对外开放。薛荣久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旧体制的封闭性，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对外贸易应从国家统制下的保护贸易转向对外开放型的贸易。[※注]
（一）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的基本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经贸体制的改革方向是解决外贸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制，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经营体制，增加对外贸易口岸，逐步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改革对外贸易计划管理体制，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生产调节相结合；改善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重新恢复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审批制度。
（二）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所采用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学者认为，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进口替代战略的不利因素，然而该战略发展起来的产业大多为加工制造业，长期实行该战略不利于本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甚至使其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导致国家经济独立性的丧失。因此，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不适合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
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曾提出“综合论”“折中论”“并行论”等观点，即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动态有机结合的模式。[※注]在这种贸易战略的影响下，中国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有学者认为，中国应根据实际，选择以贸易商品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国际竞争力导向战略，促进贸易本身的发展和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三）“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发展
“入世”初期，中国以大力引进外资和推动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型发展战略遇到很多问题，如：外资比例太大、加工贸易份额占比过高、出口增加值太低等。这种状况造成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越来越多的贸易争端。[※注]
在进口方面，进口产品集中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在以前的“安全发展”进口战略基础上，中国应努力发展“更自由的大进口战略”，促使进口由生产主导型向更加中性的自由贸易型，甚至消费主导型转变。[※注]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除继续实施“科技兴贸”“出口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等既有外贸战略外，还大力实施“价值链提升”“富民兴贸”“绿色贸易”“和谐贸易”四大新战略。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国际比较
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劣最终体现在对经济增长促进的实际效果上。因此，很多研究从政府作用、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教育和人力资本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等不同的角度对比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异。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做了对比分析，认为中日韩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共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差异，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经济发展成功必须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沈红芳认为，一国在发展民族经济过程中，受到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采取了种类迥异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方式。加上各经济体政府繁育经济的方式、力度和能力存在差异，使得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绚丽多彩、形式各异的多种经济模式。[※注]
徐湘林在分析东亚发展模式及其内在原因时指出，日本政府、韩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地区当局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战略性角色。它们在强政府干预之下获得了经济成就。[※注]林进成指出，东亚地区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低廉，不仅对于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也不可低估。[※注]金凤德认为韩国的高速增长在于其在产业发展顺序上的灵活性（先发展下游产业再发展上游产业）、支柱产业发展战略的决绝果敢（从进口替代迅速定位为出口导向）、资本积累充分依赖外资、对外经济关系依存大国。[※注]沈华嵩认为东亚模式的主要启示在于：第一，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良性循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第二，利用国际分工体系的产业升级政策；第三，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结合的政府主导型经济；第四，注重内化的技术引进政策；第五，高水平的国民教育体制和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高度重视。[※注]这些结论与世界银行的分析非常吻合。
田春生认为，西方各国都在对其经济模式进行调整改革，其主趋势是市场竞争力量愈益强于国家干预的作用。[※注]王小广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与东亚其他国家除了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之外，中国模式也有明显不同于其他模式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为高度的投资倾向——投资率水平明显地高于一般的高投资率国家的水平，并且，投资率存在较高的依赖外资增长的倾向。[※注]
这些关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为中国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四节对汇率、外资和企业走出去的研究
一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中国内外经济关系的基本价格变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越发突出的作用，自然也成为国内外政策人士与经济学者众多讨论的主题。这些讨论牵涉面之广、争议之大、对政策影响之深，堪称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辩论之一。
（一）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汇率问题
1.第一个阶段：主要讨论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
这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伊始至1994年汇率并轨及外汇管理体制变革之前。为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需求，1981—1984年人民币汇率实行了双重汇率制度，即在官方汇率之外还存在一个贸易外汇内部结算汇率。余壮东认为，参照出口贸易的实际成本实行贸易外汇部结算价格，有利于外贸业务单位加强经济核算，但对一般非贸易活动仍采取中国银行挂牌的人民币对外汇率折算，不利于旅游业发展、侨汇收入增长及外商投资。[※注]
双重汇率制度于1985年正式取消，但是仍旧面临汇率是否高估的问题。[※注]对此，一些学者从不同认识角度提出人民币理论汇率的计算框架。刘墨海指出，理论模型以市场经济中自由国际贸易为前提推导，而传统计划经济中进出口按计划组织，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数量及价格都存在扭曲。[※注]
周小川等对开放条件下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会采取先贬后升的演变路径。这在事后看来具有相当敏锐的预见性。[※注]
1985—1990年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固定汇率，但由于国内出现大幅通货膨胀，官方汇率不得不多次大幅贬值。当时的主流思路是，人民币汇价继续实行钉住制度，但要对钉住的方法和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革。张志超则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该是逐渐趋于较有弹性，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注]
2.第二阶段：对汇率问题的研究明显深化
1994—1997年，人民币缓慢升值约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1）新体制下的汇率目标水平与政策选择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变革初步建立了人民币汇率统一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但仍受到强有力的行政管制。
（2）购买力平价、巴萨效应及其实证经验
任若恩与陈凯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提供的购买力平价测算方法，估计人民币购买力。[※注]易纲和范敏以100种商品和劳务的中美价格为样本，估计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注]由于商品选取及处理技术细节的差异，有关估计结果难以完全一致，但都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币值远高于汇率。
这一时期不少学者开始应用最新计量经济学工具检验购买力平价或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存在性。[※注]
（3）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其决定因素
金中夏从理论上指出在一个正在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并向货币可兑换过渡的国家，决定均衡汇率水平的基础变量通常会发生显著变化。[※注]卜永祥和秦宛顺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税率调整、货币供应量增速变化、财政政策调整等措施对实际均衡汇率长期效应。[※注]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缓解，学界开始争论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高估的问题，多数研究都认为人民币均衡实质汇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处于不断升值的状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是其中的重要驱动力量。
（4）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通过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部分学者提出中国必须在保持汇率稳定的同时使汇率变动适当增强灵活性。余永定还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出发得出中国应放弃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结论。[※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分析也都支持“中间制度消失论”。[※注]
这一时期（2006—2012年）中国学者一方面对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及低估幅度进行估测，另一方面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效果及其与宏观经济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1）人民币实际汇率走势成因
卢锋和刘鎏发现结构性生产率指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与巴萨效应假说推论一致的经验证据。[※注]王泽填和姚洋研究认为，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转型可能导致巴萨效应被削弱的机制。[※注]
（2）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
学界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估算存在较大分歧。如王泽填和姚洋的测算显示人民币自1985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低估状态。[※注]但也有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严重低估。秦朵和何新华的测算结果显示，以往关于人民币失衡的研究结论大多高估了人民币失衡幅度。[※注]
（3）汇率传递效应
随着2005年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波幅逐渐加大，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大多数研究与国外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认为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并不完全。
（4）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张斌、何帆发现，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会在一般均衡的意义上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注]施建淮也认为，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低估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失衡，人民币实质汇率升值仍会导致中国产出一定程度的下降。[※注]
二对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评估
从一开始，中国的开放就有贸易和投资的双重含义。
（一）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田素华和张旭欣发现，FDI进入会通过前后向行业之间的联系效应，在短期内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同时出现下降，在长期内会引起中国国有企业投资下降，但对民营企业投资增加有促进作用。[※注]学者认为，东部FDI对地区资本存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对当地资本形成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众多研究发现，中国的金融市场未能有效地支持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FDI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还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比例、FDI“挤出”和“挤入”效应的大小、本土企业能否与外资建立紧密的垂直关联、FDI流向资本品生产部门还是消费品生产部门等因素。
（二）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刘修岩、易博杰、邵军发现，行业外资渗透率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决定和出口强度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行业外资出口强度对内资企业的出口决定和出口强度的影响却显著为负。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有很强的推动性，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又进一步反作用于FDI。[※注]
赵婷和赵伟发现，FDI借助后向关联机制产生的出口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不同地区来看，学者发现，东部FDI对国际贸易的弹性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贸易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从东部、中部到西部逐渐减弱。[※注]
（三）FDI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华广敏发现，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效率均有正的直接效应，但中介效应不同。其他学者也发现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增加东道国服务种类、降低服务价格和技术外溢等方式促进东道国制造业效率提升。[※注]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当时外资鼓励政策条件下，FDI对内资企业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总体上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刘厚俊和王丹利发现，税收竞争降低了流入我国FDI的技术水平，从而降低企业的技术吸收门槛。[※注]
（四）FDI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
三企业走出去研究
从引进外资到经济发展，再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合乎逻辑且符合历史规律的一个过程，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学研究重点也在问题导向的牵引下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和重点。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
（二）定性探讨动因和影响的阶段
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学界对中国ODI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然以定性探讨规模、类型、动因、影响为主。例如，学者对中国“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预测可能达到的规模和结构特点。赵春明和何艳探讨了适合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产业和区位选择问题。[※注]
王志乐通过调研发现，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在于换取能源、资源和市场份额。有学者提出了中国当时对ODI政策的覆盖面、支持力度、限制等方面的缺陷。[※注]鲁桐提出完善管理体制、建立法律体系、提高透明度、重视人才培养以及在信贷、税收、外汇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的建议。[※注]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逐渐公布，实证计量研究逐渐增多。程惠芳、阮翔用贸易中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和相似性以及地理距离是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重要决定因素。[※注]还有学者发现，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
（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绩效的量化研究阶段
顾露露和RobertReed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公告日的市场绩效明显为正，反映了市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注]邵新建等发现，无论是战略资源类并购，还是以先进技术、知名品牌等创造性资产为目标的并购，总体上都获得了市场的积极评价。[※注]
第五节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
一“入世”与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参加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但对健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也是自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复关”“入世”的利弊分析
（二）“复关”“入世”对中国产业的冲击
曹苏峰认为在1996年，11个比较劣势产业占了中国工业价值增值的36.21%，这种影响绝不可小视。[※注]也有学者认为，实行低关税率的外贸政策以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开展将对几十年长期实行的农业保护政策造成直接的冲击和影响。但从长期看，改革国际农业多边贸易体制，实行农业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将产生极为有利的积极影响。[※注]
（三）“入世”后中国国际贸易学科研究的主要问题
1.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转型
在生产贸易模式方面，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垂直专业化比率恰能较准确地衡量中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份额，显示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垂直化程度，反映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供应链效应。江小涓认为中国具有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是决定出口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类主要因素。[※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从自身经验出发，转变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和格局、竞争方式，并借此进行转型和升级。要着重在“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完善制度”几个方面努力，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均衡、可持续发展。
2.转型条件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国内学者运用国际贸易前沿理论和方法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1）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的增长效应
林毅夫、李永军提出应该同时考虑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直接和间接的效应。[※注]也有学者认为贸易导致的技术进步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戴觅、余淼杰发现对于出口前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出口对生产率存在着持续且幅度较大的提升作用。[※注]李春顶发现存在出口企业生产率普遍低于内销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注]
中国贸易量的增长，源于中国企业适时调整和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策略。有学者认为，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的特征显著，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边际实现的，扩展的边际占据的比重很小。
（2）贸易开放对其他宏微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彭支伟、佟家栋、刘竹青发现在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下，技术变动可能导致GDP和福利的反向变动。[※注]有学者认为，出口贸易对微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是否促进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长期的出口退税、补贴政策，以及出口企业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过低的重要原因。
（3）对外贸易对就业市场及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盛斌、马涛发现，“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敏感，特别是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对劳动力需求弹性明显高于一般贸易。[※注]也有学者认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澳台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张定胜、杨小凯认为贸易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既不是单调的关系，也不是倒“U”形曲线关系。[※注]有学者发现，中国出口扩张模式存在显著的“低工资增长、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特征，认为出口扩张对工资增长速度的提高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也有学者认为，贸易开放缩小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拉大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
3.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型
根据中国自身的特点，转变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和格局、竞争方式、市场开拓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成为后危机时代外贸工作的头等大事。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的几年，中国做了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削减贸易顺差为重点的调整。此外，中国在积极参与多边贸易机制建设和实施区域经济与贸易合作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在于推动了全球经贸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努力协调多边贸易谈判、积极参与多边贸易机制建设并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
二国际金融危机研究
（一）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和金融困境的讨论
（二）对20世纪80—90年代中期具体危机案例研究
马君潞认为，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商业银行陷入资金问题，反而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注]。潘勇讨论了1992年开始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的原因和发展[※注]。苏存研究认为金融自由化造就的制度上的泡沫引发了日本的金融危机[※注]。
陈琦伟和赵长华指出，中国仍应积极使用国际债市融资，但是也要注意举债规模适度。[※注]褚葆一等认为，中国应在国际贸易中注意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注]马君潞认为，需要从金融系统内部着手发展和规范金融行为。[※注]倪克湖、梅睿哲提出，中国应强化金融监管力度，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注]
（三）应用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范式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吸引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研究者的目光。
1.危机的产生与传导
2.危机的应对与启示
（四）关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讨论
余永定发现，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注]张明认为，次贷危机使得美元不再占据霸权地位。[※注]
三区域货币合作
基于世界各地不同程度的区域货币合作的实践，国内针对区域货币合作的研究也日益丰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研究
早期中国学者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该理论的述评及最新研究进展的介绍，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内生性问题、货币一体化所形成的国际风险分担机制也得到部分探讨。
货币联盟方面，叶永刚等认为欧元区各国尚未达到最优货币区的相应标准。[※注]黄梅波认为东亚地区要达到货币一体化、组成最优货币区还任重道远，[※注]而高海红认为东盟“10+3”框架中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已经具备实现更高层次货币合作的可能。[※注]
（二）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
黄金老认为欧元的出现不会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其地位的上升是缓慢的。[※注]陈雨露和陆猛也认为欧元对美元地位的挑战在短期内无法显现，但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注]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欧元区国家应加强财政纪律，财政与货币联盟的不匹配是欧债危机的根源，欧盟应实现更紧密的财政联盟来从源头上解决危机。
（三）东亚货币合作
中国学界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研究始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学者认为东亚地区应通过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区域货币基金以及建立区域联动汇率安排等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方式。
一些学者认为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较为现实的选择，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应从共同单一钉住开始。
余永定等提出，亚洲的金融合作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包括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和单一货币区。[※注]其他学者也表示，强化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包括进一步强化区域流动性机制建设。
第六节和平发展的新课题与新挑战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得到明显提升。中国正在开始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
一国际经济秩序与全球经济治理
（一）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在我国的萌芽与演变
20世纪80年代至冷战结束期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北差异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巫宁耕与张士元的研究重心在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注]
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内，国际关系的内容发生了诸多变化。张洪贵与王和兴主张通过加强南北对话，改变不平等的局面。[※注]
张宇燕在“器物—制度”的框架内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定义。[※注]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全球化强度是一个方面，制度层面上的全球化表现为国际组织的数量、国际规则覆盖面、规则约束效力、中性制度等。余永定、路爱国、高海红通过五类理论来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依附理论关于全球经济关系、世界体系论、自由经济学关于生产国际化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注]张蕴岭认为我们应该更为主动地参与、改变和创造国际环境。[※注]
（二）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与金砖国家、G20等全球经济治理的变迁
何帆、冯维江、徐进与徐秀军认为，新兴国家应该更为积极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走向更为合理、民主和公正的方向。[※注]
王国兴、成靖认为应该让新兴国家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改革中控制议程设置权。[※注]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策选择当是充分利用G20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
（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与平台建设
何帆、冯维江、徐进认为全球治理结构应做出调整，形成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三层结构：一是以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现行主导机制；二是演进中的新兴治理机制；三是具有未来系统重要性潜力的治理机制。[※注]张蕴岭研究了原有治理机制的改革，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为例，分析了改革的具体内容。[※注]
崔志楠、邢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衰退、治理效能下降、合法性不足，治理平台发生了由“G7时代”到“G20时代”的转移。[※注]姚枝仲分析了G20的产生具有客观性。[※注]蔡春林梳理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倡导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注]
（四）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改革
在治理改革方面，国内学者较为关心的是IMF份额分配不合理、决策权为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问题。李向阳指出，应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的增资与其治理结构改革挂钩。[※注]黄范章认为，改革主要是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彻底改革“一票否决权”的局面。[※注]
在职能改革方面，李向阳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能改革主要包括扩展国际货币基金的多边监测功能，改变国际货币基金贷款条件性，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三个方面。[※注]张明从监测功能、基金组织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多边监测功能上来、贷款条件性与反应速度三个方面对基金组织职能完善提出建议。[※注]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与专家都认同IMF已无法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这一说法。
二人民币国际化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李翀提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需具备国际交换、可自由兑换、币值稳定、有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四个条件。[※注]他认为，从这四方面来看，人民币还不具备走向国际化的条件。姜凌则认为在经济的发展规模和开放程度、清偿手段、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等五个条件上，人民币国际化已具有一定现实基础。[※注]此后，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在经济规模、贸易地位、财政状况、金融市场、外汇储备等诸多方面提出看法。根据他们的判断，人民币已初步具备国际化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障碍，如金融市场不成熟、国际化成本较高等。
一些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所必需的技术性条件，而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不必把实现充分可自由兑换当作人民币国际化起步的前提条件，两者可同时推进，在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力量也能够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
大部分学者都承认人民币国际化条件正日趋成熟。但也有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如李永宁等认为，不健全的金融市场、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将阻碍国际化战略的实施，现阶段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并不现实。[※注]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与收益
二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赵海宽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将降低，汇兑成本也相应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注]
三是促进金融机构和市场发展。张宇燕和张静春认为拥有国际货币地位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一个倾向于货币发行国利益的国际金融体系。[※注]
四是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高额外汇储备产生的压力。一些学者认为解决货币错配的必然选择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缓解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具有一定作用。
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还有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之后，资本的流动将更加频繁，资本逃逸和热钱涌入等问题将对国内资本市场产生冲击。开启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投资通道，可能招致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大部分学者都认可人民币国际化应是渐进式的，并注意到人民币区域化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主张把人民币区域化作为实现国际化的必要阶段或途径。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人民币直接国际化的基础和规模都还太小，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也还不具备强健的抵御风险的能力。相比之下，走区域货币合作的路线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则更为现实。李晓表示，中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通过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推进国内的金融开放与改革，首先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国际货币，走“人民币亚洲化”的货币国际化道路。[※注]
三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模式研究
（一）“中国模式”的问世过程
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发展，对中国经济转型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取得成就或成功的看法，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主流。张建君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注]林毅夫等认为创造了“中国奇迹”；[※注]靳涛认为是“增长取向的中国模式”。[※注]
林毅夫、蔡昉、李周最早从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发展战略之间关系论证“中国奇迹”。从增长率来看，中国与“东亚奇迹”地区不相上下，但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应给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冠以“奇迹”之名。21世纪初，“北京共识”[※注]的问世，促进了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认知与研究。雷默认为把中国道路称为“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是一种更渴求推动公平的、优质增长的发展方式，它要求以慎重态度对待诸如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观念，目标是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保持独立。
（二）“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理论解释与基本特征
（三）“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许成钢认为，在旧的制度基因基础上，支撑“中国奇迹”的机制已经失效。[※注]中国道路既前景广阔，也充满风险。
202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世界经济概论》（第二版）标志着中国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