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存在的“杯具”时代--写在建党90周年之际
何雪飞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说，如果中国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中国的改革就走向邪路了。事实上，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尽管他们弄不清楚两极分化的真正根源。眼下的现实更加尖锐，如果连基本稳定都难以保持，整个改革开放体制必然走向死亡。
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无数革命烈士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丰功伟绩之际，我们需要认真想想，如果没有强力维稳，没有每年至少五千亿的维稳经费，我们这个社会能否保持基本的稳定？
我们应该想一想，建党90周年，我们的事业应该越来越顺利，道路越来越宽敞才对，为何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会却说：
【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我们今天的外部环境远远比毛时代要好很多，我们又继承了毛时代独立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体系、两弹一星等国防军事工业等物质财富遗产。为何当今这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却前所未有？我们的任务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我们不妨以一个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案例来分析这个社会，分析我们党为何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
发生在一年多前的杨元元自杀事件，是近几年无数中国大学生自杀事件中的普通一例。无论官方媒体怎样热情讴歌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开放，青年一代事实上已经身处一个财富两极分化和权力腐败严重、黑社会犯罪层出不穷、黄赌毒顽疾不断蔓延的社会。这不仅是中国80后一代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年轻一代党员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更是我中华民族的悲剧，当然也是全人类的悲剧。杨元元事件是个隐喻，它喻示着中国共产党，如果受资产阶级洗脑，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便是资产阶级和资本的终身奴隶，直至落到和苏联共产党一样的下场——自杀身亡。
一、中国青年一代的“杯具”
杨元元是上海海事大学一名研究生，于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24#506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结束了自己的30岁的生命。此次自杀事件曾引起广泛讨论。
尽管我不止一次为杨元元的死痛哭流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件事作出几点理性的分析，一则祈祷传说中杨元元的魂灵能尽早安息，二则，希望更多的活着的杨元元们能早日解放自己。
按道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建国六十年都是和平大环境，80后这批人应该最幸福才对，为何这一代却成为最悲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奋斗九十年，为何迎来这样一个“杯具”时代？
我们从杨元元这个个体进行分析，她个人经历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杨元元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农家庭。幼年丧父，使得她的家境更加困难。1998年，杨元元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攻坚。吴敬琏、高尚全、张维迎、皇甫平、张五常、厉以宁、茅于轼等人成为时代红人，他们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被广泛推广，国企私有化；引进外资；血汗工厂；扩大出口；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波涛汹涌。
连教育被当做赚钱牟利的工具。在高收费前提下，各大高校之所以史无前例地扩招，最根本的动力就是能带来更多的利益。1998年前后，高额的大学费用已经成为普通中国家庭的梦魇。2000年前后，杨母所在企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杨母失去唯一的住所，而不得不杨元元住在一起。2002年杨元元毕业，由于拖欠学校学费，杨元元没能拿到毕业证、学位证，这给她的就业、生活带来不少困难，也许悲剧就是从此开始。（直到2007年杨元元才把拖欠的武汉大学的3970元学费还上，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
假如杨元元们早出生几年，甚至早出生一两年，也许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如果她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上半期考上大学，那就赶不上教育市场化的改革，那时的教育制度还保留较多毛时代的成分，教育成本主要有国家承担，大学生读大学应该完全免费或者费用较低。在毛时代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生的数量按照国家需求逐渐增加，无数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从此摆脱了自己原来的命运。杨元元们按照惯例想走这条路，不幸的是，她们不知道，这条路已经被改革精英们堵死。
二、青年一代遭遇了两极分化的社会
杨元元们的悲惨之处在于她出生于1979年。等杨元元们长大成熟考大学、踏入社会之时，改革开放的结果–市场经济也已经开始成熟。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生产资料已经被资产阶级寡头垄断，资本、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统治性的力量。由于绝大部分企业已经是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主人是资本家而不是劳动者。中国社会从公有制转变到市场经济私有制，人数极少的资本家垄断了众多企业的所有权、垄断了生产资料，人数众多的劳动者则丧失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资本家即便是不投入任何劳动，通过垄断生产资料这种强大的、根本性权力就可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大部分劳动，这种占有，就是资本剥削。资本家阶级既然已经在企业里、在市场里、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么必然要控制社会的政治权力——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军队，也会必然控制这个社会的文化权力。市场社会当中的官僚与学者，往往都是将追求个人利益放在人生目标的首位。当经济资源被资产阶级垄断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服务，便是官僚与学者获得个人利益的最主要途径。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资产阶级主导的，与官僚与学者联盟的，对普通劳动者进行剥削、专政的社会。
杨元元和改革开放一起出生，和改革开放一起长大，也和改革开放一起陷入危机。杨元元在世的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不断摆脱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三十年，是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三十年，是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的三十年。这三十年，从头看到尾，越往后走，普通劳动者–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越低，工农的子女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辛勤工作获得幸福生活的机会越少、途径越窄。那些比杨元元晚出生的普通工农的子女—大多数的80后、90后们，那些在03年至09年大学毕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们，将不得不面对比杨元元们更少的就业机会、更低的薪酬工资、更高的房价负担与医疗负担，这些无疑是比杨元元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
然而，随着毛时代物质遗产逐渐被新生资产阶级垄断，毛时代对普通劳动者有利的制度遗产作为改革对象、旧体制被一步步被破除掉后，普通劳动者所感受到的剥削压迫就逐渐加大，社会矛盾冲突也愈发严重。假如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恰恰是毛时代物质、制度遗产发挥作用的结果。少部分人在改革开放年代享受了幸福生活，从根本上看，那是在享受毛时代物质、制度遗产。对于普通人民而言，这种幸福生活，绝对不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当改革越发深入，市场经济越发完善成熟，资产阶级越发强大，整个社会离毛时代越来越远时，改革开放就愈发艰难，就走到了尽头。
三、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的根源
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劣，是杨元元们自杀的根本根源。
要弄清楚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财富分配问题的基本原则：
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自然资源等财富应该归属于所有人。每个人劳动的成果，都应该全部归这个人所有，而不能被其他人剥夺。
其次看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在私有制社会里，生产资料都会最终被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劳动者则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按照传统的观点，资本主义分自由竞争阶段与垄断阶段，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家的数量多些，垄断阶段，资本家数量少些。但是这种划分仅仅是在资本家内部观察的结果。实际上从全社会看，资本家人数再多，相对于工人也是一小撮。无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还是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都是一小撮人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这一小撮人可以通过这种垄断权力对没有这种权力的无产者进行剥削。
所谓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虚假的称谓，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早期的所谓自由竞争，仅仅是资本家间的自由竞争，而不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自由竞争。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仅仅是资本家阶级通过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并通过这种垄断性的权力剥削工人。
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一个社会最根本性的权力。掌握生产资料的少部分人就可以剥削大多数的劳动者，因为前者相对于后者是绝对的强势者。
比如，封建社会，地主或庄园主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农奴们没有土地，双方在经济权力上极度不平等。地主们可以不参加劳动。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农奴提供劳动。地主通过收取地租方式，无偿占有了农奴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设想最简单的情况：甲拥有一块土地，乙一无所有。那么甲可以不劳动，而雇佣乙，从而剥削乙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如果甲乙二人共同占有这块土地，那么甲很难再剥削乙。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众多企业被一小撮资本家所有，广大工人丧失企业所有权，这双方在经济权力上极度不平等。一个工人如果失业就无法出卖劳动力则无法生存，而资本家则可以任意处置如侮辱、解雇这个工人，因为门外还有更多工人在排队等待雇佣。资本家提供工厂等生产资料，工人提供劳动力。因此资本家根本不用参加劳动。资本家凭借这种企业所有权，就可以雇佣工人，无偿占有工人的大部分劳动成果，从而获得极大的收入。因此，工人得到的工资，仅仅是自己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只有工人们共同占有了企业，那么资本家则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如果他不劳动，便没有任何收入，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剥削。
总而言之，在私有企业里，一小撮资本家垄断了企业所有权，而工人没有这种权力，所以民营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这种剥削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家对企业产权的垄断。而国有企业，由于工人共同占有企业所有权，所以没有谁可以剥削工人。
也就是说，外资是垄断企业，民企私企也是垄断企业。所谓自由竞争阶段的私企是有限垄断性企业。垄断竞争阶段的私企是无限垄断性企业。资本主义从早期所谓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发展，就是从有限垄断阶段发展成无限垄断阶段，这是客观规律。而只有国企，这种产权属于全民，利润由全民共享的企业才不是垄断企业。
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都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生产资料相对被少部分人垄断，而庞大数量的劳动力之间则是相互竞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阶级垄断，而同时，劳动者之间却在相互竞争，相互比贱，使工人的工资仅仅维持在工人劳动力勉强完成简单再生产（即生存并抚育后代）的水平上。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其根本原因是宪法被资改派颠覆了：所有制上，生产资料已经是私有制占主体。分配方式上，已经是以按生产要素即按资分配占主体。这一切都是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导致的。当在毛时代及80年代，当绝大部分工人都在国企等公有制企业劳动时，他们是不遭受任何人的剥削的，那个社会也是贫富差距很小的社会。自90年代国企经过大规模私有化改革之后，中国绝大部分工人就沦为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受新生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当前在仅剩的一百多家央企企内工作的工人占整个工人阶级的比例很少）。新生的资产阶级侵吞了国有资产后，他们凭借对中国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了中国劳动阶级的大部分劳动成果–即剩余价值。
资本家剥削对两极分化的贡献比官员腐败对两极分化的贡献要大很多。苏联解体前，右派官员们的腐败已经达到了顶点，但由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其获得财富受到种种限制，而且其腐败是非法的，遭受左派及人民清算的威胁。正是这批右派腐败官员推动了苏联的解体，摇身一变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成为寡头资本家。我们看到，苏联东欧地区在解体后实行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后，其基尼系数迅速上升。
中国当前国有企业仅剩100多家央企，受毛时代制度和文化残余的影响，央企高管的年薪平均是30万，远远低于同等规模私企和外资的高管的年薪。这还是2003年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03年之前，央企高管的年薪更低。在当今国有企业里，高管已经是收入最高的群体，而在私营和外资企业里，高管只是中等收入，私有制企业中收入最高的是资本家，其收入可能是私企高管的十倍百倍。然而，同样受毛时代制度和文化残余的影响，当今国有企业内普通职工的收入远远高于私企普通职工，当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前，国企职工的福利待遇更好。
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国大部分国企已经被新生资本家廉价鲸吞。中国绝大部分劳动力都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业，这些劳动者遭受国内外资本家集团的剥削，收入自然低下。
通过仔细地比较当今国企和私企的内部分配，我们会发现，国企在缩小两极分化，私企在扩大两极分化。国企内部两极分化程度比私企小很多，主要是毛时代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残余影响，如果继续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将国企高管和市场彻底接轨，那么中国两极分化程度还要上升。如果将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彻底，将当前的国企私有化，比如将中石油、中石化、电力、铁路卖给几个国内外的资本家，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彻底完成了，国企就与私企就彻底接轨了，中国的两极分化也就更高了。
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和不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腐败。
当前最大的腐败，就是私企资本家收买官员，使权力制定对私人资本家有利的政策。
前官员腐败主要是通过替资本家服务而从资本家手中获得服务费。那么官僚腐败所得将远远少于资本家剥削劳工所得。在国有企业资产全面流失殆尽、国民经济整体上私有化后，整个国民财富已经被资本家阶级攫取。所以从根本上看，腐败官僚所得的非法收入，仅仅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个零头。
所以腐败官僚只是依附在资本家阶级身上，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瓜分而已——这是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后官员腐败大面积上升的根本原因。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家阶级控制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大量存在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从而瓜分全世界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现象，甚至许多官员本身就是资本家，如布什家族、切尼家族及保尔森、高盛财团等等。
只要实现公有制、实现按劳分配，中国的两极分化状况则会基本缓解。腐败官员们也丧失了为资本家服务从而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机会，腐败现象就会得到大面积解决。在此基础上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杜绝干部对国家财政等公共财产的贪污，那么腐败问题也就会随之彻底解决。
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何其困难：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高层干部，都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所侵染，他们迷信的都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化、西方化那套逻辑。
四、中国青年一代或将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终身奴隶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杨元元们上大学、找工作的时候，这个社会毛时代社会主义的温情成分差不多已经被改革殆尽。这已经是一个资本通吃的社会，如果你掌握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比如掌握稀缺的政治权力或者稀缺的知识技能，也许会成为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是西方的资产阶级与中国的资产阶级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来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而且这个无产阶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好，最好都是大学生，这样劳动者素质高。只要这个群体庞大，那么就会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润也就越多。市场经济越发达，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的趋势就越明显，资产阶级越强大，占据社会资源越多，普通劳动者上升成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就会越少。所以杨元元们下降成为无产阶级的概率远远高于上升成为中产阶级的概率。应该说，考入研究生的杨元元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问题是她的社会经历告诉她，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是多么地可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研究生相互竞争、相互比贱，逐渐接近无产阶级的待遇，向上爬的路是那么的艰难。当三十而立，却仍然出头无日，连自己的母亲也难以照顾的困境下，杨元元终于精神崩溃，向这个两极分化的市场社会告别。
看到杨元元们的上吊自杀，市场经济社会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们大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从逻辑上讲，向上攀升受阻的杨元元面临四条出路：A、默默忍受，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现实，等待机会再向上爬。B、自杀，告别这个让她憎恨与绝望的社会。C、像杨佳那样，为了个人权益作出个人式反抗。D、像毛泽东那样，分析社会现实如此血淋淋的根源之所在，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被剥削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抛弃自己的个人奋斗式的理想，树立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理想，走向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谋求整个人类解放之路。
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最害怕出现第四种情况，而极其欢迎前两种情况：当你能忍受我们的剥削压迫时，请你应选择A，继续忍受。当你忍受不了时，请你选择B，自杀吧，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要怪社会，谁叫你没能力呢？
杨元元们的悲剧在于，他们不仅仅在现实中、在肉体上、在经济上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精神上亦被资产阶级俘虏，被资产阶级洗脑。他们在大学期间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式的价值观，对政治、社会漠不关心，对市场经济中无产阶级遭受的不公冷眼旁观、视而不见。他们唯恐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极力要摆脱那个阶级，他们唯一的理想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与自己家庭的命运。大学毕业踏入社会之后，面对微薄的工资、高扬的房价，无论自己生活多么艰难，对那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即资产阶级，仍然投去羡慕的目光。幻想着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总有一天能摆脱今天的命运，能接近资产阶级或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
有意思的是，杨元元本科学的是经济学，研究生学的是法学。在中国，经济学与法学是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的大本营，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为泛滥的领域，是受美国中情局渗透最严重的领域。我们不知道杨元元对政治、社会问题是否敏感，但是，按照惯例，接受中国高校经济学与法学教育的学生，大多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右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个人主义，总而言之，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一套价值观念。现实是如此残酷，杨元元，一个工农子弟，一个注定难以爬到上层社会的青年却被资本家们洗脑了。
一旦受资产阶级洗脑，接受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便是资产阶级的终身奴隶——在市场经济社会，永远只有极少一部分劳动者能通过个人奋斗的方式跻身上层社会，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铁的规律。而劳动者一旦接受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理念，那么剥削他们资本家变成了他们的偶像，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安心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整日幻想某一天能跻身上层，再也不能团结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鲁迅批判封建社会吃人，那个社会的吃人还要遮上一层仁义道德之类温情脉脉的面纱。而资本统治的社会则将这层面纱彻底撕去，吃人更加厉害、更加赤裸裸。绝大部分劳动者要求得解放，只能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选择反抗私有制，将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每个社会劳动者都拥有这个最根本的权力。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实现按劳分配。
杨元元们这一代更深层的悲剧在于，这一代人走向反抗资本剥削压迫的道路，可能将是一条史无前例的漫长过程。可以说，自我中华民族在神州大地繁衍发展兴旺发达以来，从来没有哪一代年轻人，像80后这一代这样，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如此之深。比如2008年涌现出来的所谓“四月青年”，其实大多是国内上层社会出身的孩子留学海外，在那个阶级看来，中国社会是很美好的，所以当看到cnn等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他们出离愤怒，一定程度上，他们不是在爱国，而是在维护个人的尊严。有意思的是，“四月青年”群体中很多人本来对国家的政治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属于物质化的一代，他们的爱国心理及逻辑很简单：我个人生活幸福—所以祖国社会伟大没有问题—侮辱祖国，就是损害我个人幸福。当他们被卷入“四月青年”后，开始关心社会热点话题，结果接二连三地了解到类似瓮安事件、躲猫猫事件明白社会真相后，许多人的爱国热情竟然由此大大消弭。一个是因爱自己才爱国，一个是因爱人民而爱国，这就是2008年“四月青年”一代和1919年五四一代的差距。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每一代青年都深受儒家影响，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时候的人们，在青年时代理想主义成分较多，接受儒家文化积极健康一面较多，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精忠报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主义情怀。等真正深入社会后，则受社会利益中儒家文化消极一面熏染较多，逐渐地将世俗利益当做了第一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锺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对于普通人而言，青年时代的所受教育很重要，但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他们影响更加深入。无论如何，即便是常常无法占据主流，但每一代华夏儿女中间都有不少人将为国为民的理想贯彻终身，华夏大地浩然之气不绝。
毛泽东那一代革命者便是中西合璧的结晶：这两者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与西方社会理想主义成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国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思想。改革开放初的社会，虽然反毛的思潮开始兴起，但关心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社会大风气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尚未发展壮大，而官员们的自我约束还有残存，还有一点理想信仰，还不敢大面积腐败。所以，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毕业大学生们或许反对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及讨厌毛本人，但仍然继承了不少关心社会、甚至关心人类命运的理想主义情怀，不知不觉响应了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正如马克思那一代革命者一边继承了基督教普世博爱、悲天悯人情怀一边激烈反对基督教，毛泽东那一代革命者一边继承中华传统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一边激烈反对儒家。只不过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们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上。
90年代后期，杨元元们读大学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们已经彻底向资产阶级投降，批判改造资本主义的力量史无前例地虚弱。在这个大趋势下，资本的意识形态首先俘虏了一批中国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在他们的操作下，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熟，资本的意识形态已经高度渗透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和西方类似，中华传统早已经不复存在，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残余在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整个大学里面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理念。更加可笑与奇怪的是，那些大学里教授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课程的老师们，大多是反对马列毛，被资本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价值观高度熏染的老师。大学生们唯一接受的理想，便是追求金钱与地位是第一位的。大学生的人生榜样，便是将来要剥削压迫他们的成功人士–资本家们。
丧失了毛时代物质遗产及制度遗产的庇护，又丧失了毛时代文化遗产的熏陶，杨元元们的意识形态具有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典型特征–个人及家庭利益至上。他们被市场经济社会塑造了资产阶级的忠实奴隶。遭受不公后选择自杀，自身被奴役却浑然不知探索根源，不仅身体被束缚，精神上亦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是彻底的奴隶的典型特征。这是中国80后一代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更是我中华民族的悲剧，当然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史无前例的猖狂，杨元元们，那些被资本家洗脑的青年们，那些接受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幻想着个人奋斗的青年们，你们何去何从？
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史无前例的猖狂和中国普通民众日益悲惨的命运，那些尚未被国内外资本家洗脑，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普世价值思想有一定抵制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干部们，你们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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