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华文明；哲学范畴；文明互鉴；
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认为，对待历史，我们不应只追求史实的堆砌，而应从哲学或理论的层面去理解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记民族之盛衰，揭世运之明晦，明发展之大势。重视历史、深入研究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史中秉持的优良传统。当前，进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向历史寻经验、向历史求规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要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史，要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只有把这些历史有机地串联起来，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才能体悟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才能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根基和光明前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历史的、深厚的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西方加速发展的500年，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辩证发展的500年。500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交织中斗争、在相互斗争中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500年，经历了工业革命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等不同阶段，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在西方现代文明内在固有矛盾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到现实、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由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发展过程。它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改变了现代文明的内涵，而且走出了一条东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路，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
从大历史观、大视野观出发，要求我们从人类文明史、人类发展史的宽广视野，置身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认真审视西方500年现代化进程，在世界文明发展史、文明与制度演进的多样性进程中，梳理历史演进轨迹，参悟历史真谛。
（一）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的五大哲学范畴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历经5000多年的演进和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优势。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数个思想繁荣期，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含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和治国理政智慧。这些文化遗产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古人对于生命、社会和自然等重大命题的探究和思考，展现了不同学派的思想风格和精神追求；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思想支撑和价值指导，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来讲，中国古代哲学相互借鉴和吸收，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不断追求“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政治、经济及历史的进程。中华民族最高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为“易”“道”“仁”“理”“心”这五个字。易学、道学、仁学、理学、心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本体论，它们所折射的是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更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文化之根、历史之脉、精神之源。
1.易
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要从《周易》说起。易学是通过对《周易》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天人相应”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研究万事万物运行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体系，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智慧。
中国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支配世间一切。面对诸如天灾人祸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往往感到无助和不安，希望得到一些指引和预知，以规避潜在的风险及其带来的后果。为此，人们希望借助神意来预知自己和社会的命运，以趋利避害。在这种实际需要和欲望的推动下，人们发掘了各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工具便是《周易》。《周易》从古代至今一直被广泛运用于玄学、占卜等方面，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发展。
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就是说伏羲、文王、孔子对《周易》的贡献。相传《周易》肇始于伏羲，“一画开天”，后来八卦两两重叠而成六十四卦。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商末，周文王姬昌拘而演《周易》，将伏羲先天八卦图推演为后天八卦图，并对六十四卦进行了重新排列。周文王后天八卦与先天八卦强调万事万物的方位，主要阐释阴阳变化、推移及其消长盈虚，从而揭示天地、自然造化、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规律。春秋末年，孔子晚年编六经，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述《易》之言论及后人编撰整理而成的十篇文献，称为《十翼》，亦称《易传》。汉时“经”与“传”合编在一起，遂成后世流传之定本。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周易》为群经之首，故又称《易经》。《易经》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被誉为“大道之源”“东方圣经”，是影响最大的儒家经典和国学经典之一，也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明有别于西方的思想根基。
2.道
老子开创性地提出了“道”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它的含义博大精深。“道常无名”，“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就是“不易”，就是恒常的真理，尽管事物随着时空不断变幻，但恒常的“道”不变。哲学家在解释“道”这一范畴时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是构成万物的元素；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产生万物的源泉。不过在对“道”的解释中，学者们也有相同的认识，即认为它是运动变化的，宇宙万物一切运动都遵循“道”的规律。
道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奠定了以道为归旨的道家思想基础，主张“清静无为”，他的思想是入世的，对现实世界怀抱着积极关怀的信念，期望以后天的力量达到天下太平。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自由达观”，他的思想是出世的，属于出离于社会的“逍遥派”，认为人应该顺应先天的安排，达到天下太平。
在“道”“德”“仁”“义”“礼”的关系中，老子将“道”置于最高地位，将“礼”放在最低位置，认为“礼”是华而不实的东西。“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认为依“道”而行最为可贵，天地和圣人是依“道”而行的，“道”远高于“德”“仁”等伦理。所以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以“道”为准，以符合客观事物为准，而不限于外在的、形式上的“德”“仁”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老子认为，返璞归真、“处其实”才是最客观的，才是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的。
“道”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根之道，即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和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混沌未分的始基或材料；二是法则之道，把道看作自然界的内在秩序和必然性，认为它具有客观法则和规律的意义；三是无为之道，道的特性是自然无为的。
3.仁
“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儒家面对社会秩序的崩坏解体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是说，仁既是道德人格的核心，又是社会伦理秩序的规范。儒家的五常有先后之分，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都是以仁为前提的，没有仁，其他的都无从谈起。
“仁”字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予仁若考”，这里“仁”指好的道德。《论语》一书中，提及“仁”字有110处之多。因此，儒学也常被理解为仁爱之学。“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的“爱人”属性并非首先出于社群关系和对象性，而是生命自我内在的仁德修养自然获得的能力，形于外则为仁民爱物的德能表现，即亲和爱。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旨在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
孟子发挥了孔子仁的思想，把仁爱的精神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推广到宇宙万物，形成了仁爱的层次和序列。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哲学命题，主张人先天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要求努力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孟子将“仁”由个人修养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并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其“仁政”思想在政治上主张以民为本，经济上主张民有恒产、不违农时，军事上主张仁义之师。“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仁义学说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它渗透进了孟子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人文精神。
4.理
理学是以儒学为基础，援用道佛哲理融汇而成的一套新儒学。二程从人伦道德出发，认为理是人的伦理道德，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孝、悌等都纳入理的范畴。理学试图建立一整套解释系统，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成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行为、不应该有什么行为。理学既要彻底追究源头，又要提供具体而实用的人生行为准则，是一套既大且细的学问。
北宋儒家学者展开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打破了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道思想，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理学拔地而起，儒学道统得以中兴，继续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理学融佛道入儒，将儒家的道德学说哲理化，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为儒学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广义的理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主要涉及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等为中心的各种哲学思潮。相比之下，狭义的理学则更加具体明确，其代表学派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哲学学派，是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主要由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所创立，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巅峰。
5.心
心学一派由南宋陆九渊发其端，明代王阳明集大成。陆九渊、王阳明提出“心”和“良知”概念，把本体和主体统一起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确表示了本体的内在性。陆王心学的理论核心是“知行合一”，对僵化的程朱理学起到了纠偏作用，并推动儒学从庙堂走向民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二）西方500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九大学说
近500年，西方国家相继崛起并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启了“西方式现代化”进程。在这500年间，西方产生了“地圆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历史终结论”“软实力（巧实力）论”“文明冲突论”“世界是平的”“未来是湿的”九大学说，为西方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其中不少理论都带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偏见。
1.地圆说
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迫切需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和市场。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西方冒险家开始全球探险，寻找通向东方之路，其中以麦哲伦全球航行最为著名。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人类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说法。“地圆说”的出现颠覆了“天圆地方”的传统认知，冲破了千年以来的神学思想封锁，推动地理大发现和航海业的发展，从而使西方殖民掠夺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成为可能。此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西方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从此西方踏上全球扩张之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通过掠夺获得了充足的财富，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先后在全球称霸。“地圆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支柱，从此自然科学和哲学便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地球是圆的”这一发现使人们有了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推动了基督教新教和资本主义跃上历史的舞台。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3.国富论
1776年，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发表，该书理论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即什么是国民财富；二是国民财富的“原因”，即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国富论》的核心概念是“分工”与“竞争”。亚当·斯密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要素的细致研究，特别是在深入研究资本、市场、商品流动等各个资本主义经济要素的关系之后，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即社会分工在自由平等竞争原则下，自发遵循经济规律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自由平等的经济主体，为了个人利益而参与社会分工，在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律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最终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是《国富论》的思想精髓，是它的活的灵魂[8]。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深刻揭示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促使了“自由贸易理论”的提出，随即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指导性原则，使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沐浴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中长达几个世纪。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其核心概念是“滞胀”与“国家干预”。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的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他认为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而他认为自己的就业理论才是一般理论（即通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指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他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凯恩斯理论一经推出，迅速取代了传统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中得到广泛运用，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凯恩斯及其学派的经济理论通过不断推陈出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代表。该理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学领域，还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展。
5.历史终结论
6.软实力（巧实力）论
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对美国未来的实力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已经不足以解释许多问题，于是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后续他又出版专著对软实力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和修正。2007年，他进一步提出要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困境，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何谓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的吸引力。即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其在文化、价值观念或政策上所展现出来的吸引力（国家软实力），使其他国家理解和认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张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大部分来自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并不是国际政治中促成改变的仅有手段，设置议程并施以诱惑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比强制性威胁的方式更文明、更持久。但硬实力和软实力既独立存在，也相互作用。另外，他还提出，软实力并非属于强国的专利，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创造和展现软实力来提升本国地位，即使这一国家没有强大的硬实力作为后盾。
7.文明冲突论
苏联解体后，以“意识形态对垒”为出发点的国际关系思考模式终结，理论界急需一个新的思考框架作为认知、理解乃至预判“新世界”的起点。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社会新的冲突正在到来，其根源不是意识形态、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冲突的主要行为体也不再是国家和组织，而是文明。
亨廷顿提出了建立全球秩序的三大重要原则：避免原则、共同协调原则和共同性原则。其中，避免原则是指核心国家应避免介入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保持和平的首要因素；共同协调原则是指核心国家应相互协商，限制并阻止文明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共同性原则是指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应该寻求并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些原则旨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公正和包容的全球秩序。
亨廷顿认为，必须在全球规模文明冲突的历史现实中，确立美国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使整个西方团结一致，结成更广泛的、具有亲缘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文明联盟，继续保持以西方的优势来主导世界政治，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亨廷顿将文明之间的关系纳入冷战思维，把非西方文明视为威胁西方文明的力量。然而，这种对抗式思维只会加剧文明间的紧张和冲突，丝毫没有为建立和平稳定的全球秩序作出任何贡献。而且，这一想法非常危险，因为它表明了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必须得到维护，甚至不惜通过武力手段和行动来实现。这种单极世界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无法保持和平和稳定的。每个国家和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在此基础上寻求合作和理解才是建立全球和平秩序的关键。
8.世界是平的
进入21世纪，世界走向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与“地球是圆的”相对应，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世界是平的”。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弗里德曼描述了当代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是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这种结合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
9.未来是湿的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未来是湿的》由被称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想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的美国学者克莱·舍基所著。他认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伟大进步，但同时也暴露出其负面影响。它通过控制人性中的冲动和欲望，实现了对自然的掌控，却也让我们失去了自然的丰富性。正如一种自然现象，一旦达到极点，它就会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因此舍基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让未来多一点“绿色”，让未来多一分“潮湿”。在这个新的时代，互联网正在成为我们创造这种新平衡的重要工具。
舍基认为未来是“湿”的，核心概念是“社会性工具”。他认为，新社会性工具的诞生大幅提高了人们的社会能见度和可搜索性，使原本分散的个体更容易连接在一起，互联网上的群体更容易建立起来，这个群体基于共同的目的、兴趣爱好而黏在一起，而非单纯为了钱。群体合作、群体行动都是自愿的、自发组织的，而且具有较大的潜能。换言之，未来的组织方式将没有组织的形式，却有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因而叫作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这是与传统组织最大的差别。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释道文化价值皆指向人的精神世界
（一）儒家以礼规范人性思想对中国人精神人格的塑造
儒家思想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数千年来，儒家道统的延续使得中国天下统一、苍生和谐、人民安宁。儒家主要经典《论语》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对于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有指导作用。历史早已证明，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对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以积极入世的思想涵养中国人民艰苦斗争拼搏进取精神
2.以礼法孕育中国人的大同社会理想
儒家主张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认为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并通过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规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用以要求和检验每个成员的行为。这样做的目的是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秩序。
儒家还要求人民遵守天道。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看，天道指的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自独立的发展规律。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社会之乱的根本在于人类的行为，而不是天道的干预。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天道具有一定的道德属性，是人类道德的标准和范本。孟子云，“是故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在这里，“诚”是指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人之道”在于“思诚”，则是指人要顺应天道，必须遵循诚实、真实和客观的原则，也就是讲，人要顺应“天”之真实无妄的本质。儒家哲学一方面认为，天道运转不息，人应该适时顺应天道、借鉴天道以不断进步，追求更高的成就；另一方面，强调“天道之常在于人”，即将天道的本质内化于心，使之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这同时也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儒家思想中的无为思想强调对自然法则的尊重，无论是遵行“礼”，还是奉行“天”，儒家都要求人们按照法律规范和道德要求履行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使社会处于安定、和谐，乃至大同。
3.以“践行”为根本要求塑造中国人的担当意识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历时十四年周游列国，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坚信“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躬身践行儒家思想。孔子希望通过游历宣扬儒家的“仁政”，在鲁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始终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所固有的标志。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个人通过为己之道“修身”，不断学习提升，做到“内圣”，即达到儒家伦理规范的制高点“君子”，这就是儒家对德性的要求。德性凸显的是人的生命之尊严。“‘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之核心。”
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可谓深刻。孔子的“入世”哲学，讲的就是“天人合一、修己安人”，即将人根植于现实生活交往中，探讨人的价值定位。“修己”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安人”做到极处，就是外王。对此观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儒家精神内蕴着天人、义利、群己、理欲等一系列道德哲学和价值关系，通过对这些基本价值关系的排序和抉择，儒家致力于构建一种中庸致和的理想社会状态。儒家思想认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需要与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发展相结合，并遵循群体利益和道德规范的限制。因此，儒家倡导以群体为重的交往方式，以“中庸”求“和”，来实现和谐相处；以“节”求“和”，个体需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和私欲，建立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实现“和”的境界；要以“不同”求“和”，达到“修己”与“安人”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泯灭交往中的个体性原则。儒家将“中庸致和”作为交往的理想状态，重视交往中的求同存异、和谐相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道家顺应自然思想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影响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应自然、顺其自然，不过分干预和强制改变；主张因物性而行，拒绝过度规划和计划，认为应该尊重事物的本来面貌，跟随其自然演变而调整状态。尊重生命、敬重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道家认为，生命是宇宙的精神，具有不可重复性。
1.以道法自然理论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他们认为个体人的本质和自由应高于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因物性而行，个体在本质上是一种本真的存在，不应受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限制，而应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老子认为，人的自由和本性被不断地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的结果就是各种社会制度、规范和准则的逐步形成。因此，他主张人应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去掉那些虚浮的概念和附加的束缚，回归自然本性，达到返璞归真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天人合一、自然逍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它的核心是一种纯粹的、本真的、自由的、自然的人性，而不是被外在社会制度和规范所约束的人性。庄子认为，任何礼法制度和社会规范都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挥的桎梏，必须彻底破除。庄子追求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当人们难以追求完全自由的生活时，庄子用“齐物论”来帮助人们从认识上摆脱由于善恶、是非、利害等带来的各种纠葛和苦恼，在主观精神上寻求自我满足。
2.以“无为”治理理念指向人民幸福生活
道家的无为被一些人误解为消极逃避和什么都不做的态度，但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道家内部，存在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它们对于无为思想的精神内涵有不同的解释。消极无为，主张不刻意追求功名利禄、名誉和地位等外在事物，而力求内心的宁静平和。这种态度源于古代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思想，强调以道德的内涵来统治天下。积极无为，主张人们量力而行，通过内心的平静与内在的道德价值来保持内心的调和和平衡，达到一种积极的、与道相合的追求方式。比如，道家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主要是指“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是一种力求内心宁静、追求内在价值和与道合一的生活方式，这种思想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和实践价值。
3.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促进社会发展
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是道家思想救人济世的一个主要方面。当不能“兼济天下”时，他们便“独善其身”，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体现的不仅是空间距离，更多的则是逻辑距离。如隐士们，当他们心怀理想与当朝政治立场不相符时，便以嘲讽的方式或者远离政治以抗衡；他们可以“安贫”但必须“乐道”，“安贫”“乐道”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可见，道家的思想是以客观的视角、冷静的态度，观察、反思以至批判现实世界的。
（三）佛家的向善悲悯情怀对中国人精神的浸润
两汉之际，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在融合了儒家、道家等各种思想学说后，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交融。与此同时，佛教的影响不断深入人们的日常、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从而与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学说一道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佛家的悲悯和慈悲情怀，不仅影响着传统中国人，使他们在面对苦难时，渴望完善自我人格和减轻痛苦，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使他们从纷繁复杂的家庭和工作压力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实现自我超越和心灵自由。
1.实现自我超越
佛教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可以独立于自然。向往与自然同样具有永恒性和无限性是人类最深沉的内在愿望”。但人毕竟是有限的，人必须面对肉体生命的有限，寻求一种自我超越，从而达到生命的永在，因此，必须把小我扩大，把小我放置在无限的大我乃至自然中，所以人要走出生活，寻求生活之外的意义。对幸福的追求、对受到尊重的追求，便是对有限生命的扩充；走进自然，让人的有限与永恒的自然相融合，从而实现自我超越，是追求大我的一种方式；将个体的生命赋予佛性，认为具有佛性的生命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才能在短暂的有限和无限的对立中寻求慰藉。
2.追求心灵自由
3.指向终极关怀
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指向人类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1867年面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并“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识所作的绝对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学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历经近70年的发展，才由理论形态变为实践形态。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自己说共产主义就像“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游荡。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理论形态，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从宗教批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等的角度构建了人类解放理论，并指导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向着人类解放事业前进。
（一）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人类解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建构的人类解放理论，是从消解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开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需要通过批判思维来分析和消除。马克思强调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来认识和改变社会。对此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建立的，必须在彻底解放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形态可以实现人的真正平等，每个人都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解放理论，是通过批判宗教和哲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的，这个理论框架为建立人类的未来美好蓝图提供了指导思想，为追求人类自身发展的最理想状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马克思通过对宗教虚无本质的批判来构建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是在他的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认为，宗教是人类为了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所创造的一种思想体系，它试图解释人们无法理解和掌控的事物，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存在往往不利于人类的解放和进步，因为它可以麻痹人们的斗志，妨碍人们对现实的客观认识，为压迫和剥削提供精神支持。马克思主张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揭示它的本质。他指出，宗教虽然要求人们信奉一些神秘的或超自然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而只是人们的感觉或主观想象。因此，马克思认为，揭示宗教的本质，才能让人们从其中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弊端和缺陷，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变革。马克思把对宗教的批判看作一切社会批判的前提，并从宗教批判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端。马克思从批判异化的世界观入手，揭示宗教的本质，让人们认清宗教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号召积极斗争，通过斗争获得现实的幸福。马克思认为，上帝是人创造的，宗教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部分，是统治人们的工具，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救世主，人类要自己解放自己，要用劳动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2.马克思主义通过消解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来深化人的解放理论
（二）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坦途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类解放事业推向新阶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推向一个新阶段。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产生的第三次重大创新理论飞跃，内涵极其丰富，内蕴着“思想的魅力”和“实践的伟力”。
1.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推动实现人类解放
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首先要依赖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为全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独特的国情和历史背景，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历史机遇，也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更加深远。历史证明，落后就会挨打，推动并实现人类解放就只能是梦想。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被动挨打的历史境遇激发了中华民族求索复兴的坚定决心。在二十世纪，中国主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笃信笃行马克思主义，自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为我”，从一开始就牢固贯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原则，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推动世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人类解放
3.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解放
（二）在守正创新中引领时代价值，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站位新时代，面向未来30年、未来100年，我们如何坚持固本清源、守正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融通，实现文明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统一，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是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挨打”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挨饿”问题，那么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解决“挨骂”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如何建设国际话语权和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两大话语权的问题。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无穷智慧和力量。
1.构筑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对精神家园、精神世界、心灵世界、精神生活的追求。我们不仅要解决“能、行、好”的问题，还要解决“举、立、建”的问题，即既要解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还要解决“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问题。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要坚定不移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要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夯实全民族全社会休戚与共、团结奋进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全过程，贯穿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使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3）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深入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2.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的基本规律，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要论断，倡导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重要理念、重要论断、重大倡议，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与国关系，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展现了“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和“美美与共”的远见卓识，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发展方向，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1）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特质。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自古以来就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二程理学主张“民胞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强调“天”“理”的整体性，从价值观上坚持了儒家社会本位的共同体精神，这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吻合。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新的眼光和思维框架。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国始终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积极推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流互鉴，既让中华文明发展充满勃勃生机，又为其他文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智慧精华，经过历史实践总结，洞察历史潮流大势，通过深思熟虑贡献给全人类的思想理念。和平、发展是各国人民的核心诉求，公平、正义是国际秩序的基石，民主、自由为人类所不懈追求。
习近平主席曾经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全人类共同价值突破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一己之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世界问题的一贯主张和态度，契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共同追求，既表明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前进，也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
（3）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历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科学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为人类文明整体进步和持久繁荣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就是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对未来最好的把握，就是不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更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世界前进的方向，推动世界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必将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简介：李庚香，男，法学博士，研究员，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主要从事领导力、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