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被尊为药王，他却不用动物药材
作者：素食黄金时代
由于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野生物种的生态恶化，生境不断缩小，加上过度利用和滥杀，一些物种正在逐渐灭绝，而且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据雷文(P.H.Raven)预测，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球上的动植物种，其中25%左右可能在2015年或稍后灭绝。[1]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主席彼得·普谢尔(P.Pueschel)说，目前每年大约有100种稀有动物从地球上消失。据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说，我国有15-20%动植物种濒临灭绝。[2]为了避免地球上的物种进一步的枯竭，国际社会制定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英文简称CITES)，採取措施禁止野生濒危动植物的贸易。[3]我国是野生动物药非法贸易的巨大市场，俄罗斯与我国接壤，境内有500多种动物属于可入药的种类，因而非法交易猖獗。犀牛、虎、豹、麝、熊和象都被列为该公约的附录I类，作为传统医药的犀角、虎骨、豹骨、麝香、熊胆和象皮等动物药均属在禁之列。
我国是CITES的缔约国，国家已经颁佈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单》，採取措施履约。可是，受传统医疗的影响，大众仍然迷信野生动物具有药用价值，有益于健康;而且越难得到的动物，似乎药用的价值越大。这给野生动物保护带来很大困难。
本文讨论动物入药的起源与文化的关联，以及动物药在医疗上究竟是否有效的评价等问题。
古代使用的动物药我国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西元二世纪前使用的各种天然药物，其中动物药67种。[4]在唐代，所有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资源，都是药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病是无用的，那怕是没有活性的、有毒的，或者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病有用。[5]明代李时珍着的《本草纲目》收录了动物药461种，虫鱼鸟兽乃至人兽的指(趾)甲、皮毛、粪尿，悉皆入药：马屎曰通(白马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讳其名也。[6]另一些动物的粪便名称更为优雅，如蚕沙(蚕屎)、夜明砂(蝙蝠粪)、五灵脂(鼯鼠粪)和望月砂(兔粪)。人屎则称黄龙汤、人中黄，人尿称轮回酒、还元汤，主治大热狂走、骨蒸劳复，或止劳渴，润心肺，治癥积满腹、去咳嗽肺痿和难产胎衣不下。[7]
古纸草纸医书上记载有吃动物的肝臟治疗“看不见”和失明(sharu-blindness)的病例。医史家认为，这例失明可能是夜盲症，因为肝臟富含维生素A。[13]《本草纲目》谓羊肝主治“目赤暗痛、热病后失明”、“小儿赤眼、翳膜羞明、目病失明和青盲内障。”[14]过去儿童患麻疹等传染病，民间有“忌嘴”的陋习，病人因此常发生营养不良和维生素A缺乏，引起角膜软化症而失明。《本草纲目》所说的羊肝主治“热病后失明”和“翳膜羞明”，我认为可能是儿童传染病后角膜软化引起的。如果是这样，至少在明朝李时珍(1518~1593)年代已有羊肝治疗“维生素A缺乏症”的经验。
西元1世纪古罗马阿弗罗底西亚的眼科医生色诺克拉特，专门着有《取自人类及动物身体的药物》一书。其中药方有以人肉为药的，与西元前占星术士的药方相似。[15]
美索不达米亚所用的药物与古埃及类似，动物的臟器(特别是肝臟)、脂肪、血液、肉、尿粪和碾碎的骨屑，以及人的头髮都是常用的药物。[16]
印度吠陀医学常用的动物药材，有蜂蜜、胆汁、脂肪、骨髓、血液、肉、粪尿、精液、骨和肌腱、角、蹄甲、头髮和毛鬃等。[17]《医理精华》是西元7世纪中期吠陀医学的代表着作，其中动物药有牛羊奶和酥油，以及各种家养禽畜、鱼类和野生动物的肉。动物的尿用于去痰、驱风、杀虫、解毒，治疗黄疸、水肿、皮肤病、痔疮、肿胀和尿道病。[18]
欧洲中世纪后期，医生使用的天然动植物药种类繁多，流行多味方药，一个药方常由二叁十种药物组成。最受推崇的是一种称解毒蜜剂(Theriaca)的万应灵药。这个“灵药”由六七十种药物加蜂蜜调製而成，除基本成分毒蛇肉外，“常含有一些令人发呕的动物分泌物，以及一些奇药如鹿角、龙血、青蛙精液、毒蛇胆汁及蜗牛等”，意在以毒攻毒。[19]
比《本草纲目》稍晚出版的英国《1618年伦敦药典》，收录了各种“奇异药物”，其中动物药有胆汁、血液、爪子、鸡冠、羽毛、毛皮、毛髮、汗液、唾液、蝎子、蛇皮、蛛网和地鳖。那时放血是每个病人都用的疗法，所以，“有学问的”医生造成的祸害决不亚于巫医。[20]三四百年前，加拿大的欧洲医生用黄蜂窝和苍蝇煎汤治疗妇女不孕，因为这些昆虫能大量繁殖。[21]西伯利亚的伊捷尔缅人和雅库特人则是吞食蜘蛛和白虫(whiteworms)治疗不育症。[22]这些做法与我国民间的活吞蝌蚪同出一辙。中医的兽血治病，欧洲也曾有过。19世纪末，巴黎的女士们如果身感不适，会去屠宰场喝一杯鲜血，以恢復体力。[23]我国则有“刺(人)血热饮”，治疗“狂犭咬、寒热欲发”。[24]昔日认为人血可以治疗难治之症，特别是男人的性无能和肺痨，所以清代在处决犯人时，常有人赴刑场收集鲜血治病。[25]鲁迅的小说《药》的故事正是由这个情节展开的。我国刑场上吃人血馒头的情景，至50年代初期仍然有之。人肉也是良药，用于治疗羸瘵，所以，唐代以来割股奉亲的故事传为美谈。[25]
古代人类的用药观念大都起源于交感巫术，不同的只是药的就地取材。从汉唐开始，中国从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罗马帝国输入了许多药物和医术，所以有些传统中医药是从这些地方来的。[5,26]少数民族几乎都在偏远的边疆地区，“民族医”所用的药材大都是当地常见的动植物产品，更为简单原始，与中医药不同的只在于地域和亚文化的差异。[27]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正在被商业牟利所利用。我国历史悠久，因而传统中医药内容繁杂，加上半个世纪的官方提倡，又牵强附会，以现代医药的某些理论和做法加以装饰，以致影响更大。
动物入药的巫术根源实证主义哲学创立者孔德提出人类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即无论个人的或民族的知识或学科的发展，都先后经歷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和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依赖直觉把各种现象看成是一些超自然主体活动的结果，这些超自然主体的任意干涉，被用来说明宇宙间一切貌似反常的现象。其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拜物教和巫术。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是想像力的自由空灵的思辨，把神学阶段的超自然主体换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即神秘地将生命转移至通常肉眼见不到的各种虚构的存在物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上。最后是实证阶段或科学阶段。[29]与孔德同时代的实验医学奠基人克洛德·贝尔纳有相似的观点。[29]
古罗马的伊特鲁利亚人信仰“动物”神非常普遍，因为把灵魂(anima)神格化;观察牺牲动物的肠子等内臟，特别是肝臟来进行占卜，预测吉凶。这种占卜师称为肠卜师，其拉丁文为haruspex，词根har却来自古迦勒底文，意思则是肝臟。西元前3世纪皮亚琴察祭祀用的铜器，形状很像绵羊的肝臟;铜器分成许多小间隔，每个小隔命以司吉凶神的名字，与天上众神庙相对应。这实际上是肝蔔器，可能是教授肠卜的模型。[34]因此，古代的占星术和魔法与医术形影相随，而我国的医蔔星相也属于一类。
医起源于本能，早期人类中施行疗病的人是驱邪的巫师，药物作为一种巫术。中医与其他古代传统医疗的演变大致相同，“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35]但是，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的盖仑时代，医学就已经脱离了巫术和思辨模式，而是建立在柏拉图和亚裡斯多德哲学上，对疾病和人体进行认真的实际观察，应用常识概念进行逻辑推理。儘管那时的西方医学认识粗浅、错误很多，但那是文艺復兴后新兴医学发展的基础，进而在实验方法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医学。中医没有也不可能走上这一步。
“吃什么补什么”，如吃血补血、吃肺补肺、吃脑补脑，不仅是中医的信条，而且也是我们的一种大众文化。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吃进的任何食物都要经过消化，分解成基本的化学成分才被吸收。
李时珍虽然认为用人的骨、肉、胆、血为药，“甚哉不仁”，可是《本草纲目》仍然收集了人的血肉乃至头垢、耳塞、月经、胎屎和粪尿等37种治病的药物，称人骨主治“骨病、接骨”等，这些显然都是荒诞的。
[39]家喻户晓的虎骨酒和近些年的牦牛骨髓，也不可能“强筋壮骨”。中药龙骨原本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如今已由牛的肩胛骨所替代。动物骨骼和牡蛎贝壳，虽然含大量钙盐，但远不及乳酸钙等製剂易于消化吸收。动物血液所含的铁虽然可以利用，但与硫酸亚铁等药物治疗效率无法相比。
中医用“鞭”和海狗肾壮阳，在观念上与“吃什么补什么”类似。“鞭”是指动物的阴茎，有些还附带睾丸组织，海狗肾是海豹的睾丸，所以被认为可以增强性功能。“阳痿情结”和鞭膳古已有之。[40,41]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物质极度匮乏和欲望压抑，这些东西只有少数特权者享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牛鹿狗虎鞭和海狗肾等迅速流行开来，专门供应鞭膳的餐馆也应运而生。这种情结根源于道家和中医的错误性观念，夸大性与健康的直接关係。其实男人的阳痿并非如此之多，原因主要也不是由于雄激素不足。动物的鞭肾，乃至生吞动物睾丸都不可能补肾壮阳。
其实，有临床疗效的动物药材只有甲状腺(甲状腺素)和肝臟(维生素B12和维生素A、D)製剂，以及作用十分有限的消化酶类。如今甲状腺素和维生素B12已由工业合成生产，不再需要动物製品。
药效形象原指形状似人或其内臟的植物，对相似的器官具有治疗作用。[45]这种观念不仅中国有，其他民族古代也有过，但所信仰的东西不同。例如人参似人形，中医当作滋补珍品，并传入亚洲邻国，而其他国家则没有。有些动物因形态和生活习性看似奇特，在我国都当作滋补或兼具壮阳功能的上品。例如：穿山甲体表覆盖有类似鱼的鳞片，却是陆地动物;海马、海狗外观似陆地动物，却在生活海洋中;陆地的蛤蚧(一种蜥蜴)身上也覆有细小鳞片;鳖既能在陆地生活，在水下也能生存;海参形似植物，却长在海裡等。但是，以色列和欧洲人对这类动物的态度则不相同，古以色列人把这些看似兼跨两界(betwixtandbetween)难以归类的动物视为不洁的、可恶的禁忌物。[46]
中国的传统医药与道教有直接的渊源。[55,56]“由巫进为术数，由术数进为阴阳，后而又进为五行，由五行而进为黄老道家”，因而素有“医道通仙道”和“十道九医”之说。用桃枝画虎形治鬼是古代的一种巫术，桃是生命的象徵，具有杀鬼的能力;虎形是传说中的食鬼虎，所以道士用桃剑，南方人家的门楣贴虎形来躯鬼。[55]《本草纲目》中虎药用途很广，可以除邪恶气，杀鬼疰毒，杂朱画符，疗邪;头骨作枕，辟恶梦魇，置户上，辟鬼;初生小儿煎汤浴之，辟恶气，去疮疥、惊痫鬼疰，长大无病;就连“屎中骨”烧成灰也可以治大病。[57]
道家耽于神秘幻想，因而中医用药也稀奇古怪。鲁迅说，“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如“经霜三年的甘蔗”，还有“‘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神妙就在这地方”。[58]动物体内少见的结石、病变和特殊结构，都被视为珍药。所以李时珍说：“牛之黄，狗之宝，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兽之鲊答，皆物之病，而人以为宝。”[59]古时对灵芝、天麻和冬虫夏草这些真菌类的东西不明究竟，稀罕难得，因而被视为珍贵药材，并赋予神秘的名称，如今又因其名称神秘而信仰不衰。
六十多年以前，周作人对有关冬虫夏草的无知妄说感慨道：“今者中国药学者乃不信菌学书，而独取百余年前的小说家言，此无他，亦因其神奇可喜耳……近二十年普通教育发达，而常识与趣味似无增进，盖旧染之污深矣。”[60]当今的医学进步是那个时代无法比拟的，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传统医药的迷信还是没有多大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