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的利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经济条件
二、人民币国际化条件的经济实力分析
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条件。蒙代尔也认为，“关键货币是由最强的经济实力提供的”。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为该国货币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而为该国货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保障。
1.产业结构条件
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是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第一产业占比较小，第三产业占比较大。
表1：各国产业结构
德国
1975
日本
法国
瑞士
1990
加拿大
2004
澳大利亚
2008
中国内地
农业
3%
5.70%
5.90%
2.00%
3.00%
11.00%
第三产业
54.80%
52.60%
窗体顶端
59.90%窗体底端
65%
66.00%
68.00%
40.00%
工业
42.20%
41.70%
34.20%
32%
32.00%
29.00%
49.00%
从表1中可以看到，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都已经基本结束国民经济工业化，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很小，工业产值占GDP比例缩小，服务业产值比例较高。美国在1944年左右、加拿大、澳大利亚在21世纪初都已经实现工业化，服务业产值比重很高。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农业产值却相对很高，中国的工业产值比例最高，说明中国还没有结束国民经济工业化。而且由于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甚至还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远远落后于表中其它国家。
2.工业产值条件
工业产值是工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从而也成为衡量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了该国保持经济稳定、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
表2：各国工业产值数据
中国
各国工业产值占当年全球工业产值比例
9.31%
9.65%
5.67%
1%
1.60%
2.74%
12.45%
各国人均工业产值与当年全球人均工业产值的比值
4.33
3.17
3.85
8.16
5.13
5.49
0.6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法国的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都比较高。中国2008年的工业产值虽然很高，但是从人均工业产值来看，却远远低于德、日、法、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人均工业产值。中国的人均工业产值差不多只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由此可见，不能单从总量上来判断中国工业产值，而应该从人均工业产值来判断，中国工业发展水平还不够。
3.国内生产总值条件
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衡量一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也反映了一国的国力和财富。
表3：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各国GDP占当年全球GDP比重
8.18%
8.58%
1.03%
6.15%
2.31%
2%
7.14%
各国人均GDP与当年全球人均GDP比值
3.81
2.82
5.96
4.18
5.01
5.35
0.37
德、日、法的工业实力很强，而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总GDP则相对少一些。但是从人均GDP来看，德、日、法、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却都非常高。中国在2010年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从表中却可以看到中国2008年人均GDP连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这充分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
总之，从产业结构、工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中国在经济实力的不足以满足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条件。所以，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应该重点解决经济发展水平不足的问题。具体如下：1.实现产业结构升值，提高各产业的经济效益；2.扩大内需，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3.缩小贫富差距、东西部经济差距、城乡差距等，调整收入结构实现公平；4.努力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赢得技术优势；5.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市场化，并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等。当经济实力发展到足够阶段的时候，再着手人民币国际化就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1]黄泽民.（2010）“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中国尚不具备，”《沪港经济》第6期.
[2]姜波克，张青龙.（2005）“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新金融》第8期.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世界经济
“金融自由化”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70年代,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综合症”，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首次提出的。它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金融自由化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日益凸显。
一、金融自由化促进了经济增长
首先，金融自由化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
从国际市场看，金融自由化要求取消外汇管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有效地降低了国际贸易非关税壁垒，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从商品结构上看，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较强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从地区结构来看，由于金融对贸易的支持、服务及风险分散作用，地区金融越发达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越发达的地区，贸易就越发达。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业发展之首，其贸易发达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从国内市场看，金融自由化使得消费者面临更多理财工具的选择，消费者可以根据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和对投资风险的偏好程度，自由地选择投资品种，从而改变了居民金融资产的结构，改变了消费者的预算约束，间接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强购买力。
其次，金融自由化促进了资本市场发展。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直接融资成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途径，而且提高了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的竞争程度，从而使企业成功筹集了大量资金，缓解了资金不做的压力，企业的规模得到提高。
再次，金融自由化促进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
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国际结算、国际贸易融资和国际贸易风险规避等。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成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风险和损失，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美国、欧盟、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在国际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这往往得益于这些国家发达的金融业。
二、金融自由化促使经济衰退
金融自由化加剧金融脆弱性，引发危机促使经济衰退。
2007年9月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并且引起了全球性的连锁反应，信贷危机从美国扩散到全球。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林银行被贱卖、美国国际集团获政府资助、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人们金融危机渐入。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将过度金融自由化的危害以可怕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一方面，汇率的波动将对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国际热钱的涌入将增加市场泡沫。
2001年当迪拜向世界宣布修建最大的人工岛——棕榈岛时，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这里，世界名流和富豪们争相购买当地房产。然而2009年11月，迪拜金融危机爆发，曾经炙手可热的房产沦为爆破的泡沫，极尽奢华的建筑沦为烂尾楼，众多准业主追债无望，这些创伤的后遗症直至几年才逐渐恢复。
三、总结
关键词:应急标识，环境心理学，避难场所，规划设计
0引言
作为灾害发生前后人类自我保护的一席安全之地，避灾绿地成为了现如今不可缺少的城市结构之一。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的自然格局不断的被改变，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不断恶化和自然灾害的频发，这也代表着避灾绿地应不断的随着世界的进步而进化。现如今的城市避灾绿地当中，避难应急标识起着在灾难发生前后为人们提供避难导向的重要作用，是避难场所成功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是城市避难的重要基础，所以更应当融合人们在灾难时期的行为与环境心理特点。本文根据灾难前后人们的环境心理特点，结合当前避灾绿地的应急避难标识规划体系现状进行初步探讨。
1避难应急标识作用阶段
灾难是一种突发或换发的或逐渐积累的自然或人为事件。但是无论灾难的发生模式如何，都代表的是避难应急标识在灾难前后作用的重要性是不容小觑的。
1．1第一阶段
日常生活阶段是最基础也最常见的状态，此时人们呈现出最为放松和自然的状态，心理上处于“不作为”的状态。人们按照内心的意愿进行正常的生活活动，对公园、广场这些避难场所还处在一个“欣赏”的状态，并没有对内部指示牌多加留意并记录。此时的应急标志系统还处在一个“未开启”、不受人们重视的阶段。
1．2第二阶段
灾难前夕阶段是人们心理状态开始出现波动的阶段。此时，人们往往已经注意到灾难即将来临，或多或少已经接收到灾难来临的讯号，整个心理是处于高度紧张及高度恐慌状态，过于夸大的消息传递都让人们感受到过大的压力，从而出现惊慌失措，使得人们开始出现判断的失误。此时，避难场所的避难应急标识的作用处于一个非常重要阶段，开始发挥其引导指向作用，并且此刻的人们开始注意并找寻整个引导系统。
1．3第三阶段
灾难发生阶段是人们的心理出现恐惧状态的最高峰，此时急剧恐惧的心理状态带来的是大部分人失去往常的冷静，幸存者出现极度的悲伤，甚至出现短暂的意识丧失。这时的人们会有部分出现急性应激障碍，意识不清、定向出现问题、对外界刺激无反应等特点。愤怒、盲目、悲伤、恐惧、激动、绝望等都是这时大部分人出现的亢奋状态。这个时候的人们处于迷失混乱的状态，避难应急标志系统的作用在此时的作用将发挥到最大值，有序的引导人们的避难行径是此时最为重要的作用。
1．4第四阶段
灾难后是人们心理波动直线飙升之后的第一次回温，此时避难者的心理出现前所未有的脆弱，这时出现的痛苦、茫失、无助与灾难发生时出现的状态不相同，这一刻的人们在平复了之前的亢奋心理出现的低迷的平静，面对失去的亲人、财产、朋友等情况，人们会出现认知的模糊;面对灾后的谣言基本丧失正确辨别的能力;面对未来的无助感也会让大部分人们产生恐惧心理。而这一阶段的避难应急标识对灾民的灾后转移、生活及有序的灾后管理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等起着重要作用。
2避难应急标识规划体系
2．1避难应急标识现状
现阶段，我国的避灾绿地应急标志并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规划标准体系，大部分城市是运用或改自于DB11/224—2004北京市地方标准《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志》这一标准体系，绿色背景下的奔跑状的小白人也成为了这些城市的应急避难指示牌的基准。人们在灾难发生时内心呈现的是极度紧张与恐惧的状态，所以城市在规划避灾绿地标识时要注意这些在灾难前后的巨大变化，以人们心理变化为基础规划设计避灾绿地的应急标识，才能够真的做到在灾难发生阶段成功指引人们避难，减少损失。
2．2避难应急标识存在的问题
2．3规划设计原则
避难场所应急标识功能可以大致分为三种:识别性、指向性和安全性。这三种功能特性在设计过程中，遵循人们的心理要求进行系统的规划设计。
2．3．1识别性
2．3．2指向性
避难场所应急标识的指向性是其最重要的功能，灾难时期，它的指向性代表着避难的有序进行。人们在平常生活中会根据看到的标志系统进行头脑中的构建，从而形成心理学中的“心理地图”，其实是记忆的复制品，所以避难应急标识应指向明确的方向，应安置在相应避难分区的位置;在避难场所的分叉路口、道路的起点与终点都应安置避难引导牌，这些都能够让人们将避灾绿地的环境指向贮存在头脑里，从而引导人们以最安全、最快捷的路径到达避难区域。
2．3．3安全性
避灾绿地应急标识应注意其安置位置的安全性，应安置在最为醒目的地方，灾难时不易受到波及，不易倒伏、掩盖等，保证其标识的安全性也保证避难的有序进行。
3结语
人们的心理状态是时刻万变的，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指导人们自己的行为特点。避难应急标识是保证人们在灾难时期有序避难的前提条件，也是核心条件，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是其设计规划的重点。本文仅仅是浅谈了一些最为基本的条件，还需要更加深刻的研究，从而可以完善避难应急标识的规划设计体系。
参考文献:
［1］林玉莲，胡正凡．环境心理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林柯余，袁奇峰．我国环境心理学的“本土化”之困［A］．第七届全国建筑与规划研究生年会论文集［C］．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92-95．
［3］时勘．灾难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关键字：精细化建设工程BIM技术
2.BIM技术的简介
BIM是BuildingInformationModeling的缩写，最早是在1975年由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查克伊士曼博士提出了BIM理念，BIM一词的提出是在2002年，由Autodesk公司的PhilBernstein在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上提出此概念和这个词，之后在美国建设行业发展应用，并得到了广泛得的行业认可，进而在全球范围推广应用。
3.基于BIM的施工精细化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目前在实际的项目建设过程中，很少把BIM与精细化施工管理联合使用起来，但从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把BIM理念和精细化施工管理同时应用于实际工程中是有可能的。
（一）BIM技术与精细化施工管理有共同的目标
它们都提倡合理利用资源，尽可能地减少浪费，靠实施高效的管理和先进的施工技术获得最大效益，都反对通过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得到回报。精细化施工则是从管理的角度，将管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要求管理者都要到位、尽职，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过程中消耗的资源，达到降低费用、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而BIM技术则是从技术方面，通过信息化、可视化等手段将任务按阶段进行准确划分，对施工过程的每个细节进行精确控制，各种操作进行标准化管理，从而降低施工成本、提高施工企业效益，由此可见，两者的目标一致，都是节约资源，减少浪费。
（三）精细化施工管理可以从管理上弥补BIM的不足
目前，国内的大部分关于BIM的研究应用都是集中在图纸深化设计、场地动态布置、施工进度模拟、施工工艺模拟、BIM算量、管线综合优化等技术层面上的研究，缺少了基于BIM技术的管理模式的研究，要真正的使用好BIM，不仅需要先进的软件和单节点的技术应用，还需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案与之配套，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BIM的作用，从整体上把握施工的目标，使得资源浪费最小化，确保施工目标的完成。通过精细化施工管理弥补BIM管理上的不足之处，从管理模式上彻底清除阻碍BIM发展的障碍，从根源上改变传统落后的施工管理体制，才可能有效推行BIM的发展。
（四）BIM反过来推动了精细化施工管理的发展
BIM为精细化施工管理注入了“信息”元素，反过来又推动了精细化施工管理的发展。建筑的各种数据在BIM中是以多种数字技术为依托的，这个数字信息模型作为各个建筑项目的基础，为项目各专业施工提供精确真实的数据，提供合理的施工方案及人员，材料使用的合理配置，从而来最大范围内实现资源合理运用。
（五）把BIM与精细化施工管理联合起来实施使得BIM更具有操作性
把BIM应用于精细化施工管理中，使得减少资源浪费、缩短工期、提高质量、减少成本等目标更容易实现，施工企业也会为了提高自身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而主动去实施精细化施工，因此就提高了施工企业实施精细化施工管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采用BIM技术会加大管理的难度，把精细化施工管理应用于BIM中，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促进BIM的发展，使BIM更具有可操作性。
4.总结与展望
参考文献
[1]杨利丹.基于BIM的建设工程造价精益管理研究[J].建设监理，2014，07：40-42
关键词：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实证研究
一、引言
比较经济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即使是哈耶克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律，而非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科尔奈等重点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和隐性通货膨胀)，没有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运用文化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因和绩效。
比较经济学一度相信，造成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差异，而比较经济学家并没有深究经济体制的由来。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绩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急剧下滑。转轨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已经不能仅仅用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解释，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稳定性。人们被动地从父母、社群等处获得文化的熏陶，一般会接受自小获得的文化并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样的机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文化基本是稳定不变的，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只能被动地适应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学者将文化纳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中来，形成了比较经济学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另一种以津加莱斯、基尔索等为代表。罗斯菲尔德对比较经济学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模式，他对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如本尼迪克特等关于日本文化的学说)，崇尚基于历史和统计资料的具体分析而非数理或计量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历史研究”，津加莱斯等认为文化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对于罗斯菲尔德而言，基尔索、津加莱斯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他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简明模型，依据跨国调查的数据，选择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称这种进路为“实证研究”。
二、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斯菲尔德。罗斯菲尔德首先定义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被社群赞赏的经久持续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会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为法律提供基础，但又超越现时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它对制度的塑造和对经济活动方式的调整来实现的。文化影响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一个国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这些体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团的偏好)来运作，文化还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稳定，使得“较差的体系并不必然被优势体系扫地出门”。
罗斯菲尔德指出，人们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们过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却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限制个人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行为。罗斯菲尔德进一步发展出文化的复杂系统观，他认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混合体，文化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被放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等概念中，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各种要素的复杂混合物，不能简单地贴上“集体主义”之类的标签。罗斯菲尔德关于文化的这种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来演绎文化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是具体而细微地探索每一个经济体中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
罗斯菲尔德认为，现实经济体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对待个人在黄金定律(即个体公平竞争中互不侵害的原则)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态度。如果一个经济体能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是来自于竞争自发产生的规范(即“自我规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最高经济效率的普适性经济体，罗
斯菲尔德称之为A类体系。但是，现实的主要经济体都不是A类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独特文化的不完美体系，罗斯菲尔德称它们为B类体系。B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受独特文化的规范，文化会限制黄金定律发挥作用，或者取代黄金定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对个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会限制自由竞争、鼓励社会优先考虑一些目标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目标和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经济体的参与人为实现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断地扭曲竞争体系，这就导致权力发挥作用。文化规范下的经济体会出现垄断、寻租等现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现实的经济体系全是B类体系，在文化和权力的规范下，各个经济体实际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权者更偏好的经济体。文化和权力集团扭曲市场规律(主要是供求法则和凯恩斯法则)的程度，决定了各个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潜力。罗斯菲尔德为了比较各经济体的相对优劣，选择了A类体系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标杆。A类体系具有最高的绩效，而B类体系的文化规范则修改了A类体系下企业和市场的运作规则，改变了A类体系下的组织模式(A类体系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是完全竞争厂商)，也改变了供求定律或凯恩斯宏观经济规律背后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发生扭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A类体系相对比，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确定各种文化规范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相对绩效。
罗斯菲尔德比较了五个经济体(美国、西欧、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运行模式、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研究发现，这五种经济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还是美国，中国也会有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欧陆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滞、中国和俄国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转型理论方面，罗斯菲尔德认为，俄国由于威权主义的持续影响，还远未转型成“正常国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要优于俄国的休克疗法。因为各国都是文化规范型的经济体，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很多偶然事件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性，经济系统也不能简化成某种原则，一个制度则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罗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传统的”，因此转型开始时人们不会知道最佳路径是什么，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转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实验，需要从干中学。
总的来看，罗斯菲尔德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以个人规范的经济体为最有效率的标杆，而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视为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文化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理念、目标与方式，再通过经济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改变平等竞争权力方面的活动)影响消费品市场供求、劳动力市场均衡、投资决策以及利率、货币和对外贸易等宏观经济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化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这样，罗斯菲尔德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体制影响的完整解释。
三、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实证研究”
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领军人物如施莱佛、津加莱斯等也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尔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莱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框架。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可代际传承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因此，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变作为中介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总结起来，“实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
依据上述范式，基尔索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要选取适用于计量方法的可量化变量。由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实证研究必须挑选不受经济波动和制度变更等短期因素影响的文化变量。基尔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这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不随短期经济绩效和经济体制影响，也较容易在问卷调查中量化。在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方面，基尔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这是因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学者证实，信任行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研究。经济绩效则用具体的经济行为或人们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来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的储蓄额、进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范式也就变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经济行为范式。
基尔索等首次按间接影响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的范式，是分段进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对信念或偏好的影响，再考察信念与偏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证实文化对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文化主要选用宗教和地域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节俭的意愿作为代表，经济绩效主要用人们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储蓄以及再分配意愿为代表，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美国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对信任有正向影响，欧洲国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勤俭持家的偏好对国家储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亚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尔索等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差异对经济绩效(主要是国际贸易和FDI)的间接影响，样本来自欧洲国家。基尔索等先考察了欧洲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继而考察了信任对进出口贸易和FDI
的影响。在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尔索等考虑了相同程度、地理距离、对该国的了解程度(用一国报纸上关于该国的新闻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是否来自同一古代语言、法律根源和类型是否相同、两国历史上是否交战、两国人长相是否类似(主要是头发的颜色)、两国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结果发现，和法律渊源接近、语言出自同一语系的国家相互之间更信任，而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之间较不信任，长相和基因接近也对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响。两国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力度也越高。
基尔索等还研究了文化对人力资源禀赋的影响。2008年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考察男女经济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识水平(主要是数学水平和阅读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男女经济平等程度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Worldeconomicforumgendergapindex)来衡量，该指数越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文化则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问题是：“当工作机会有限时，你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吗”妇女活跃程度用参加工作的适龄妇女劳动力数量，还有一个指标是妇女政治参与度，也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里，男女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数学能力上，而且在阅读能力上都有提高。当然，男性的数学分数仍然高于女性，但这种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不再明显而且和GGI指数无关。
上述四个方面是近年来基尔索等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证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文化对经济活动态度有直接影响，对经济绩效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偏好和信念，具体来说则是信任和经济生活态度。实际上，基尔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氛围也更利于经济增长。
四、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主要特点与评价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没有对人性做出基本假设，没有引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没有建立一些可以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其范畴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对现实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描述。历史研究范式没有演绎推理，更没有数理模型。罗斯菲尔德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逻辑和可证伪的假设的体系，而是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描述或者说思想实验。在对比研究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时，历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际资料，对经济体的各个维度逐项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
基尔索和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则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保持一致。他们提出的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线性传导机制非常容易形式化，虽然基尔索等还没有建立一个数理模型，但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确定文化对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后，基尔索等人提出了可证伪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文化、经济绩效、信任等概念较难量化，基尔索等采用了变量，利用变量之间的计量关系推断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比较来看，“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鲜明的区别。“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论，再进行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信文化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存在几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历史研究”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实证研究”则竭力把文化范畴的内涵缩小到一两个维度以便把握。其次，“历史研究”中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而“实证研究”则仅限于若干种可能的传导机制。再次，“历史研究”不进行实证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存在一个和被比较体系维度一样的最有效体系作为标杆，而“实证研究”是去寻找间接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不对现实进行描述，看重数量关系，且没有一个标杆。
五、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钢铁出口；国际竞争力；产品结构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23.020
1引言
中国1996年粗钢产量超过1亿吨，并从2006年起实现了钢材净出口，出口量保持快速增长，成为世界钢铁生产和出口大国。但是，钢铁产量和出口量的大幅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钢铁强国地位的形成。刘海云等曾指出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不合理，研发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了我国国际竞争力不足[1]；周晖的研究说明我国钢铁制品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但出口结构不尽合理[2]；谢锐等指出自1995年来我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趋势明显，但能源效率、能源依赖度、国内供给能力以及国内服务业对钢铁产业支撑作用下降[3]。也有不少研究者就我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提出建议，其中窦彬提出中国钢铁应遵循持续稳定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原则[4]；李新创建议我国钢铁企业通过加快兼并重组和建立健全钢铁产业创新体系来提高钢铁企业国际竞争力[5]；于海涛基于循环经济在研发投入、生态产业链、空间布局和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提升钢铁企业竞争力的建议[6]。本文基于1995-2010年包括我国在内的五大钢铁生产和出口国的数据，从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和产品结构的变化分析我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道路上应当长期注意的问题。
2我国钢铁出口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分析
2.1国际市场占有率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了解到，在我国钢铁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升高最快的2003-2008年间，日本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出现了W型底部；而2009年与我国占有率的快速下降相反，日本却出现了快速回升。这说明一方面中国钢铁出口的增加挤占了一部分日本产品的市场，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面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很快地做出了调整，稳定了其国际市场占有率，且某些产品上存在的特定优势使日本钢铁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较强的恢复能力。
2.2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反映的是贸易总额的相对值，排除了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大小在-1到1之间。贸易竞争力指数越接近于1，代表该国此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力越强；其值越接近于-1，表示此产品的贸易竞争力越弱。1995-2010年间全球五大钢铁国的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变化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在5个国家中，钢铁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相对较高的是日本和俄罗斯。其中日本在2002年和2009年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分别达到了72.48%和70.78%，且16年间均在50%以上，俄罗斯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从2006年起开始明显低于日本，说明日、俄两国的钢铁产品出口在钢铁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较大，且相对较为稳定。印度的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居中，美国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最弱，在2008年以前始终在-40%到-50%之间徘徊，2009年和2010年有所提高，仍是钢铁进口大国。
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上升最快的是中国，从2006年的-20.14%快速升高到2007年的36.19%和2008年的44.65%。在此上升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钢铁贸易竞争力指数都在下降，说明中国钢铁出口的增加在某些产品上代替了其他国家的出口。但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比较明显地作用于中国和印度，分别在2008-2009年出现了50.07%和18.21%的下降，而同期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出现了12.09%、4.42%和3.46%的上升，这说明日、美、俄的钢铁出口在某些产品上占有绝对优势，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钢铁出口方面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且互为最大竞争对手。
2.3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从图3中可以看出，俄罗斯钢铁出口在1996-2002年间的RCA指数均在2.5以上，说明俄罗斯的钢铁出口曾经有极强的产品相对优势，但是随着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从2004-2008年连续上升，俄罗斯钢铁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美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始终低于0.5，说明美国钢铁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相对较弱。
另外，也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钢铁出口相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中国和印度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日本和俄罗斯钢铁产品出口比较优势在金融危机中反而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上升，美国所受的影响不大。这说明日本和俄罗斯的钢铁产品出口应该具有较强的产品优势，而中国和印度钢铁出口的低端产品比重较大，因而受到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最大。
在2009年和2010年，我国的粗钢产量分别达到了57400万吨和62700万吨，分别是其余四大钢铁生产国年度粗钢产量之和的2.2倍和1.94倍，已经确立了钢铁大国的地位。从上述3个出口竞争力指标来看，我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在2003年以后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只有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其他几个钢铁大国，且相对严重地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3我国钢铁出口产品结构的国际比较分析
3.1钢锭及半成品出口
钢锭、钢坯等钢铁半成品属于钢铁系列产品中的初级产品，附加值比较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比例相对较高。从图4中可以看出，作为资源和能源大国，俄罗斯此类产品的出口量一直最大，而美国和印度的出口量比较小。日本由于生产能力和国内需求两方面的影响，此类产品的出口量居中，并有上升趋势。
我国的钢锭及半成品出口在5个钢铁大国中波动最大，随着2003年钢产量的提高，出口量也迅速提高。但是从2006年起，钢锭及半成品出口出现快速下滑，2006年最高的出口量为907.8万吨，而在2009和2010年分别只出口了4.4万吨和14.5万吨，在5个国家中数量最少。
我国钢锭及半成品出口的下滑并非完全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所造成的，而是我国基于资源、能源、环境等一系列实际情况做出的政策性调整的结果。从2005年4月1日起，国家取消了钢锭和钢坯等半成品的出口退税，又从2006年11月1日起，对钢锭、钢坯等产品加征10%的出口关税，并在2007年6月进一步将这些钢铁初级产品的出口税率从10%提高到15%。钢铁初级产品的利润率很低，国家一系列的税收政策调整过后，钢铁企业出口钢锭及半成品基本上无利可图，因而出现了从2006年开始的出口量的大幅下滑，并一直持续。这样的出口结构调整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一方面减少了能源、资源消耗压力，降低了碳排放；另一方面补给了当时国内旺盛的钢铁需求，同时促进钢铁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另外，由于钢锭等钢铁半成品的附加值低，减少此类产品的出口对钢铁行业利润的直接影响不大。
3.2扁平材产品出口
钢铁产品中的扁平材也称钢板，可以按厚度区分，也可以按形状区分，主要用于建筑、机械和装备制造、金属构件和管材加工等方面。图6所示的是全球五大钢铁国的扁平材出口量在1998年到2010年的变化。从图6中可以看出日本长期在扁平材出口方面有明显的数量优势。俄罗斯、美国和印度的出口量依次减少，且与日本出口量有显著差距。我国在2003年以前的钢铁扁平材出口量与印度相当，远低于日本和俄罗斯，此后的迅速增长使我国在4年内连续超过了其他4国，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达到2833.6万吨和2880万吨。但是我国扁平材出口在2009年出现明显下降，比2008年下降了1695.7万吨，而在2010年有显著回升，重新达到2000万吨以上。
实际上，我国从2005年5月1日起，就将板材、线棒材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11%；从2006年9月15日起，进一步下调到8%。但是这些措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后，从2007年6月1日起，我国调整了部分钢铁产品的进出口关税，其中重点对普碳钢线材、板材、型材以及其他钢材产品征收5%～10%的出口关税。这一措施使得2007-2008年的扁平材出口增幅得到了控制，与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一起使2009年的出口明显下降。在2010年我国扁平材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且出口变化趋势也与日本和美国相似，但回调力度显得更大一些。这说明我国扁平材出口中的一些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优于俄罗斯和印度的同类产品，是日本的有力竞争对手。
3.3管材产品出口
钢材中的管材一般包括无缝管和焊管，主要用于运输业和制造业等等。图7所示的是五大钢铁国在1998-2010年管材出口量的变化。从图7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管材出口一直以来有明显的数量优势，俄罗斯和美国的出口数量一直比较接近，印度从2004年开始出口量有明显增加，并在2007年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成为第三大管材出口国。我国在2003年以前的管材出口量与美国和俄罗斯相近，此后3年的快速提高使出口量远远超过其他几个国家，在2008达到了721万吨，经过2009年的小幅调整后，又于2010年创下了727.1万吨的新高，比其余4国出口量之和还高出6.2万吨。
管材是以上几类产品中技术含量相对稍高的产品，主要用于石油等液体运输、国防工业等方面，管材在国际市场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小。同时，我国的钢铁出口贸易政策也没有对管材出台针对性强、力度较大的调控措施。因此，我国管材出口仅在2008年出现了小幅的调整，出口量比较稳定地处于700万吨左右。从图7中还可以发现，在2006-2010年间我国钢铁管材出口量较高的几年中，美国和印度的管材出口量也有所上升，而俄罗斯和日本的管材出口量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管材出口量的变化改变了国际钢材市场长期稳定的结构，应在一些产品上进一步加强技术竞争力，巩固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钢铁产品经过自2005年起的一系列有力的出口政策调整，初级钢铁产品出口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扁平材的出口量也得到了一定的调整，管材产品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金融危机对我国钢铁产品出口造成的影响也集中表现在扁平材产品方面。说明我国钢铁产品出口应该做出调整，而且国家钢铁出口政策能够比较有效地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我国钢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问题总结与启示
第一，虽然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仍低于日本、俄罗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甚至低于印度。这说明我国钢铁消费对外依存度仍然比较高，特别是一些质量和附加值高的产品依然要大量依靠进口，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量不足使得我国钢铁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不明显，在一些领域处于弱势地位。
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钢铁出口竞争力各种指数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几个世界钢铁大国。这说明我国钢铁出口的竞争力优势集中在一些国际市场需求弹性较大的基本产品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钢铁出口的影响较大，这不仅会影响到产品出口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到我国钢铁行业的产业安全。
第三，在考察期内，我国钢铁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变化基本上与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变化相反，与印度的变化相似。这说明我国钢铁出口的影响因素与发展中国家相似，与发达国家相反。这个问题与前面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钢铁出口产品的质量、附加值和特殊性决定了我国钢铁出口仍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仅凭出口量的提高不仅会加大国内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同时增加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最后，与其他世界钢铁大国相比，我国钢铁产品出口数量的变化起伏大。2003年以前，我国的钢铁产品出口数量也比较稳定，2003年以后各类产品的飞速增长受到了2006年后国家钢铁出口政策调整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迅速下滑，之后又出现强烈反弹势头。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对我国钢铁生产的稳定性造成了很大影响，容易并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对外资源依赖加强、钢材产品价格受制于人等问题。同时，这样的变化也给国内市场调整能力造成了巨大压力，引起国内钢铁产品价格大幅波动。
主要参考文献
[1]刘海云，张德进，王全意.我国钢铁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9）.
[2]周晖.中国钢铁制品出口竞争力分析[J].中国市场，2011（6）.
[3]谢锐，赖明勇，刘冠宇，王腊芳.基于产业链视角的中国钢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8（8）.
[4]窦彬.中国钢价与全球钢价互动关系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8）.
【关键词】特点；必要性；主体功能区；规划
2011年初，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原经济区正式纳入规划；2011年10月，国务院制定下发《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2012年11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中原经济区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分析中原经济区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原经济区具备良好的发展优势，但新形势下中原经济区国土开发问题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应科学解决国土开发问题，即要科学规划区内主体功能区。
中原经济区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邢台市、邯郸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和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区域面积28.9万平方公里，2011年末总人口1.79亿，地区生产总值4.2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3%、13.3%和9%。中原经济区地处中国中心地带，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全国主体功能区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其范围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地理位置重要，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一、中原经济区发展特点
首先，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它是全国重要交通枢纽。中原经济区地理位置适中，自然条件优越，交通四通八达，具有承东启西、实现中部崛起的最佳地理位置，是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陆桥通道和京广通道的交汇区域。2011年末区内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达到6965公里、8323公里，占全国的7%和9.8%，运营民用机场达到7个，在全国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中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郑州航空港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在已有的陇海、京广、焦枝、新菏等铁路和公路交通的基础上，随着国家大通道连霍、京珠、阿深等高速公路的贯通，综合交通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它还是我国重要的通信枢纽之一，现有管道运输条件较好，西气东输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也势必极大地改善本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
第二，具有较好的资源条件。首先农产品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农产品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粮食产量超过1亿吨，占全国的18%以上，其中小麦产量5400万吨，接近全国的50%；棉花、油料、畜禽产量分别占全国的18.4%、20.5%、14.8%，特色农林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中原经济区是矿产资源的富集区域，其中钼矿、铝土矿等在全国占据明显优势。
第三，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中原经济区矿产资源丰富，煤、铝、钼、金、天然碱等储量较大，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同时，工业门类齐全，装备、有色、食品产业优势突出，电子信息、汽车、轻工等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如郑州的汽车、电子信息制造业、铝工业和商贸流通业等有比较优势；洛阳的装备制造、铝电等产业占有重要地位；平顶山、焦作是大型能源基地；新乡的轻纺、电器工业基础较好；漯河的食品工业、许昌的电力装备制造业等皆是全国闻名。
第四，具有广大的市场空间。首先，它城镇化进程较快且具有较多的城镇。中原经济区是我国中部地区城镇最为密集的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0.6%，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投资和消费需求空间广阔，市场优势日益显现。同时，其人口总量大，劳动力素质也在不断提升，是全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再者，其开放型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全方位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这些都促使其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释放更多的市场能量，为经济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先进文化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富有开拓进取和兼容并蓄的优良文化传统。北宋以前，中原经济区区域长期为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开封、郑州在中国第古都之列。该区域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旅游资源丰富，有夏商遗址、战国青铜器、三国古战场、北魏禅林、洛阳龙门石窟、北宋开封古城、嵩山少林寺等著名景区；有“黄河之旅中华民族之魂”的国家级旅游线路，旅游业发展迅速。
二、中原经济区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必要性
中原经济区发展虽然具备很多的发展优势，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发展，新形势下的中原经济区加快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矛盾和挑战，尤其是有限的国土空间开发面临以下挑战：
一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加大了用地需求。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增加对工业、服务业、能源、水利、环保等用地的需求，城镇化的发展必然增加对城市居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建设用地的需求。
二是人口增加加大了用地需求。特别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和居住，需要为这些人口开辟新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农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保粮任务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村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三农”问题突出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最大症结，人多地少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最现实问题，城镇化水平低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最突出矛盾。
三是绿色生态用地的需求持续增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人居环境和绿色生态空间的要求更高，绿色生态用地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四是经济全球化加大了用地需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向依存度日趋渐高，需要继续承接更多的国际产业的转移，也势必占用一定的生产空间，挤占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
最后，水资源的需求增加[1]。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的需求增加，水资源的制约更加突出。既要节约、保护和科学配置水资源，又要恢复并扩大河流、湖泊、湿地、森林等水源涵养的空间。还有，人口的增加，也势必加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进而也对保住耕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中原经济区有限的国土空间，既要满足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土空间的巨大需求，又要为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守住耕地，为保障生态安全和人民健康保住并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因此，为应对国土空间开发面临的这些挑战，必须积极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三、中原经济区主体功能区规划设置
在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设置中，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确定主体功能定位，合理划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对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定为优化开发区域；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定为重点开发区域[2]；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定为限制开发区域；对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定为禁止开发区域。
首先，对于优化开发区域，要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重视和解决城镇化中存在的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改变以往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发展的模式，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着力提升产业分工层次和市场竞争力，继续成为带动中原经济区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
第二，对于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工业化地区，要增强产业和要素集聚能力，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逐步建成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中原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对于重点开发区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3]。
第三，对于限制开发地区，要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优势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强度，积极植树造林、保持水土，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成为中原经济区和国家的重要生态功能区，有力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
第四，对于禁止开发区域，要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开发活动。在这些区域，产业的发展应以生态建设为主体，要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旅游业，实现特色农业的生态化和旅游业的生态化，促进生态建设与农业和旅游业的共生共荣。
[1]刘传明，卢中辉.主体功能区规划驱动下的城市规划转型[J].经济地理，2012（8）.
[2]朱金鹤，崔登峰.发达国家国土空间规划对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借鉴与启示[J].世界农业，2012（8）.
[关键词]注意力经济；城市个性；品牌塑造；模式比较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河南省科技厅重点项目：“市场经济下经营城市”（021307110）。
一、基于注意力经济的城市个性
1．注意力经济的提出
注意力经济源于MichaelH．Goldhaber1997年指出，按照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应该是如何利用稀缺资源。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极大丰富甚至泛滥的社会，而互联网的出现加快了这一进程，信息非但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而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只有一种资源是稀缺的，那就是人们的注意力。他进而指出，目前正在崛起的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的本质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也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注意力。
因此，注意力就成为当代城市竞争的稀缺资源，研究注意力经济规律，吸引城市顾客的更多注意力，将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着重点。
2．注意力经济转移城市资源
3．注意力经济推动城市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邓丽君天生的好嗓子资源。尽管歌手在成名前的“稀缺资源”已经存在，但是成名前后的所得差距非常之大。美国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认为，其原因在于她成功地拥有了现代社会稀缺的“注意力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经济发展留下了大量“注意力经济”的痕迹，过去城市政府CBD（中央商务区）和CLD（中央居住区）的成功推广，各地城市政府推出的城市群、城市圈和城市带以及目前很多改革配套试验区的争夺等都表现出城市注意力经济的特征。在注意力经济下，个性品牌的塑造使上海、深圳、大连、广州等吸引国内外优秀人力资源、资金资源、政策资源等相继入驻。因此，大连等城市提出城市经营理念后，其他城市竞相模仿，城市决策层明白，注意力经济会螺旋递增效应，只有持续不断地营造热点，才能使一个城市的注意力足够充分。
4.注意力经济呼唤城市个性
二、城市个性化品牌的内涵
现代城市的个性化品牌的内涵不只是城市的建筑和景观，而是一个系统集成，它至少包括：
首先，城市功能的独特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中心，城市具有使生产要素在积聚的基础上产生规模效益的功能，这都是城市的一般功能。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城市规模、不同的地理位置，由此决定了城市的具体功能也不尽相同。特殊的城市功能是现代城市竞争制胜的关键。
其次，城市的产业个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产业只是整个经济产业链中的一部分，城市的产业结构取决于其专有的先天和后天优势资源，这些资源是其他城市难以模仿的，资源专有性越强，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产业就越具有发展优势，获得的市场定价也越高。如深圳毗邻香港沿海的先天地缘优势和后天的特区政策优势造就了今天的发展，昆明的特有自然资源决定了其旅游城市的优势，中关村的发展是北京特有的后天优势所决定的。因此，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是独特的先天和后天优势综合发挥的结果。
再次，独特的城市价值观和城市精神。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恪守的独特价值观和城市精神，都不是一种简单外部强加进入的东西。一个城市的精神和价值观是其不同产业、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民俗、不同传统、不同地缘环境等因素长期积累与沉淀的结果，具有的时代和民族特色的城市价值和精神正是其魅力所在。
又次，城市的历史文化独特性。中国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变和时代变迁造就了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如何将这些城市的文化个性和历史内涵挖掘出来，如何把现代与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地方特色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如何打造具有传神魅力的个性文化特质，如何吸引国内外游客和投资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文化名城面临的任务。
最后，独特的城市建筑景观。城市建筑景观不仅具有满足城市生活、生产的功能，还有城市内在个性的表现功能。成功的城市建筑和城市景观是这个城市独特的产业、历史、文化和城市精神以建筑语言的表达。目前中国城市缺乏个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城市建筑语言来表达我们应该表达的东西，我们在盲目的模仿中丧失了自我。
三、城市个性化品牌塑造的必要性
过去，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看是否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牌产品，今天更多地要看有没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牌城市，城市个性化品牌塑造对于国家竞争和城市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城市品牌个性的塑造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放[世界，特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增大，美国东北部大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大城市群、西北欧大城市群以及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等不断涌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竞争等关系的日益强化，那么在这种剧烈的城市竞争中，城市只有被全世界所消费才是今天的赢家。其次，城市品牌个性塑造是城市产品差异化营销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稀缺程度越高，越能获得高的市场定价，同时不断淘汰缺乏个性产品以鼓励产品的多样化。同样，经济要素在城市之间的积聚和流动也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城市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积聚力和增殖力来自城市资产的独特个性。缺乏个性的城市，就像缺乏核心技术和专有产品的企业一样，很难在城市经营的竞争中实现增殖经营。
再次，城市品牌个性的塑造是国际城市分工的需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圈之间以及城市圈内的城市之间分工、交流、合作、竞争诸关系的日益强化。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但是不是每个城市都可以成为大城市或国际都市。因此，中小城市只有在城市圈内进行合理定位做出特色品牌，才能在城市竞争中有一席之地。
又次，城市品牌个性的塑造是城市发挥比较优势的需要。众所周知，每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都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比较优势，比如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以及政策优势和历史优势等。同时也有自己的比较劣势。既然城市作为一项产品进行经营，那么城市经营者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成为其发展的关键。如深圳利用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吸引了国内众多人才和资源弥补了其先天的发展劣势。
最后，城市品牌个性的塑造是城市吸引资源实现城市增殖的需要。城市的经营就是要实现城市产品的增值，但是要想实现城市产品的增值，你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城市特色形成洼地效应来融通众多的资源，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策略。比如，灵活的吸引人才发展人才政策、融资渠道与方法、土地的市场化运作、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修缮、特色景观的培育与宣传等。如北方的大连、东方的青岛、南方的深圳等。
四、城市个性化品牌塑造的模式比较
经营一个城市成功的关键，在于避免雷同，发展与其自身条件相符的特色。模仿创新是原始创新的必经之路，面对全球化与多样化并存的时代潮流，打造城市个性需要原始创新，也需要模仿创新。因此，一方面要借鉴世界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理念和技术；另一方面，在开发、引进的基础上增添原创的动力和源泉以及创新所需要的新要素。
l.形象设计模式――香港
2.环境营造模式――大连
大连的城市经营思路和方式可以称作环境经济模式，即把经营城市作为突破口，将城市作为最大的产品来规划、设计、建设和经营，营造城市最佳投资环境和最宜人的居住环境，以城市的知名度和品牌吸引国内外商家来此投资，吸引国内外游客来观光、游玩和购物，从而为城市的发展争取到足够的资金，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驱动模式的发展需要有城市的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为前提条件。大连市地理位置优越，地处辽东半岛南端，是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同时又是欧亚大陆的东桥头堡；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海滨风光与山水风光共存，大陆性季节气候和海洋性气候兼有；欧式建筑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女骑警风采、魅力市长、服装节、足球，这些新的形象和标识构成了大连的新名片。环境驱动模式遵循着“城市经营、规划、管理――环境改善、优化――产业发展”这样一种路径选择。其中，城市的经营、规划、管理是手段和方式，环境的改善、优化是媒介和依托，产业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在环境经济模式战略下不断发挥和提升既有优势挖掘发展潜力。
3.产品驱动模式――青岛
4.文化驱动模式――曲阜
山东曲阜市是孔子故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利用孔子故里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优势，培植城市个性，突出城市特色，把城市特色和个性作为重要的资产来经营，使城市这份国有资产不断升值。山东曲阜市的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文化驱动模式，即立足儒家文化龙头――发展教育产业――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嫁接――规划孔孟特色――实现现代品位。该市以文化经营城市，把儒家文化这个特色做足、做透、做深。在具体经营中，首先利用孔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力发展教育经济，吸引世界各地的著名教育家和海内外教育实业家抢滩曲阜。其次，挖掘孔子文化内涵，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实现真正地对接。投资兴建孔子研究院、大型]义场等，并与清华大学共同投资建设的科技城。再次，在城市建设方面，注重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力求与“三孔”的建筑风格协调一致，让儒家文化的个性更加突出。最后，组织实施“蓝天碧水”，实现城市品位的增值。
5.服务驱动模式――昆山
江苏省的明星城市昆山的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服务驱动模式，即发挥区位优势――抢抓机遇――营造“仿真环境”――实施“外向带动战略”。首先，政府变管理为服务，实行“招商”、“安商”、“富商”、“亲商”等政策。其次，营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近20亿元，实现供电、供水、供气、通讯、通邮、排污、土地平整等“七通一平”硬件环境，设立了通关点和江苏省第一个陆路二类口岸，近年又设立了出口加工园和留学生创业园，新建了软件创业衔。最后，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兴建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外商公寓等生活设施。正是由于昆山市政府和开发区能以美化环境为基础．以优化服务为中心，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努力营造“仿真”环境，在激烈的竞争中，创造出特色鲜明的招商引资新优势。
6.龙头驱动模式――镇江
过去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多是从本地资源入手。今天由于运输半径的变化，邻市和邻省的资源可以视作自己的资源，国际市场的资源，可以视作中国沿海的资源。城市在功能上不能只是一个模式，特别是同一群体中的各城市，因为并非每一个城市都有相同的资源和优势，城市定位决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所处的大城市群为中心，跳出城市本身来规划城市，融入所处城市群的分工体系。江苏镇江与上海在经济上互补性极强，江苏镇江的发展模式可以称为龙头追随模式，即瞄准龙头――加工中心――后花园――卫星城。早在8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中、低压开关大多由“电器岛”镇江的扬中市提供；上海生产整车、整件，镇江提供大批零部件；为与上海接轨，镇江还鼓励大批企业将技术研发部、销售部设在上海。上海是镇江与国际接轨的桥梁和发展的龙头，与国际接轨，首先要跟上海接轨！
7.生态驱动模式――深圳
8.人才驱动模式――上海
在中国，上海因其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具有名列前茅的劳动生产率。1994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人才分布的高密度、人才素质的高水准、人才结构的高对应、人才流动的高活力、人才产出的高效益”，五合一的“人才高地”概念。为此上海提出了六大战略：战略之一：人才国际化。人才构成国际化，人才活动空间国际化，人才资源全球共有。战略之二：人力资本提升。实行人力资本的超前投资，到2005年教育投资占GDP比例提高到5％左右，2015年达到7％，在基础教育上试行12年义务教育。战略之三：人才资源集聚和辐射。建立市场机制，突破户籍、国籍等政策难点，形成“柔性流动”机制，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实现知识移民、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战略之四：人才结构优化。战略之五：人才价值实现。推进经营者职业化和市场化，积极探索经营者和科研人员的年薪制、期权股份制等多种要素分配形式。战略之六：人事改革领先。扫除影响人才积极性的体制障碍。
9.美女驱动模式――三亚
10.节会驱动模式――宁波
五、城市个性品牌塑造的模式借鉴
综上所述，城市的发展特点和优势不同，城市个性化品牌塑造的驱动模式也不同，在具体的应用中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先天优势和后天优势、历史优势和文化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等来探索和发展自己的适应模式。
在城市个性化品牌塑造中，我们应该注意：①城市政府要善于发现城市的行销点，即人们来到这个城市的理由是什么；②政府品牌塑造要能够发现问题提出建议；③城市决策层要主导城市形象的总体战略和设计；④城市经营者要有竞争[球的高超艺术；⑤城市经营者有全方位推广能力；⑥城市在吸引注意力的过程中，始终应该“决策层搭台，企业唱戏”；⑦通过不断成功自然不断地积累政府信用，从而形成注意力经济下后浪推前浪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余明阳，姜炜.城市品牌[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杜，2004.
[2]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定位:让中国城市共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李津逵.城市经营的十大抉择[M].上海:海天出版社，2002,01.[4]张孝德，21世纪如何打造中国城市的个性[J].中国市长,2002,(09).
[5]张孝德，21世纪如何打造中国城市的个性[J].中国市长,2002,(09).
[6]严学军,李洁.差异化营销――注意力经济时代的营销利器[J].经济论坛，2005,(10).
[7]黄勇,曾薇,张海滨.信息时代的注意力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2007,(1).
[8]支军.城市品牌定位的比较研究――以青岛、烟台、威海为例[J].江苏商论，2007,(2).
[9]熊健.城市品牌塑造策略研究[J].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6,(11):59-60.
[10]马瑞华.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模式比较[J].商业时代，2006,(2):4-5.
TheModesofCultivatingCityIndividualityBrandBasedonAttentionEconomy:aComparisonandSuggestion
ZhaoFuqiang，ChenYun
(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430070,China)
基于利率市场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模式有着一定的影响，且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所以在后期干预阶段，为了减少不利因素的过度干预，应当及时对应用形式进行有效的调整，充分的发挥好货币政策和经济结构的作用，在满足发展要求的情况下，促进体系结构的和谐发展。
一、利率市场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1.现有的利率结构得以优化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率结构的发展动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利率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利率干预的难度。为此，在干预过程中，必须认真探索在市场经济下，利率市场发展模式的硬性规则，了解结构发展的动态，以更好的实施相对应的干预措施，进而提高利率的应用准则。在我国当前的存款流程中，虽然央行已不再对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等不在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但依旧会出现存款利率为零或者小于零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前货币政策的应用模式，随时都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1]。所以在进行利率干预时，针对利率市场发展路径的合理转变，必须倚着高效和高质量为准则，不断优化现有的利率结构，进而为我国日后的发展路径奠定坚实的基础。
2.金融体系得以完善
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的结尾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货币政策一直在扮演着经济发展指挥棒的角色。而基于利率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要想从中发挥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那么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对货币的种类、资本的使用状况以及拆借市场进行科学合理的探究，以实现货币政策在经济发展指挥过程中倚着最佳的状态推动经济模式的优化。同时，在进行价格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拆借市场的主要力量不能确定，交易金额高与底的情况也是数不胜数，银行在处理低金额的交易款项时，往往会产生很大的落差，给整个市场发展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为此，为了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不断的完善金融体系来提高商业银行的资金把控观念。
3.货币政策的效力周期得以推迟
二、利率市场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1.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的有序发展
由于利率市场化的特殊性，在经济体制的日后发展过程中，完善利率改革对于经济体制的发展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特别是基于利率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必须以金融市场发展的形式为基准，实现经济体制中价格模式的科学化管控，确保经济体制的有序发展。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对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着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整体干预又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当前还没有规范化的市场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及时的发现市场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及时有效的对发展政策进行调整，解决相应的问题，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取得应有的效果。
2.有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宏观控制
3.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需求
[关键词]精细化护理；深度压疮；负压封闭引流术；生活质量
Effectofmeticulousnursingmodelintheapplicationofvacuumsealingdrainageforpatientswithdeeppressuresoreanditseffectonthequalityoflife
MAOJuanjuanHUHuiyingWUSuqin
DepartmentofGeriatrics，theSecondPeople'sHospitalofLishuiCity，ZhejiangProvince，Lishui323000，China
2.3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后综合健康状况、身体功能以及社会功能和心理健康状况评分均比干预前有明显提升，并且实验组护理后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s）
注：与同组护理后比较，*P<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P<0.05
3讨论
[1]朱秀梅，杨纪美，朱艳蓉.压疮护理小组在外科压疮预防中的作用[J].中外医学研究，2015，10（6）：79-80.
[2]王秀梅.系统化护理干预对骨科压疮高危患者压疮预防的效果观察[J].中外女性健康研究，2015，4（12）：126.
[3]LeblebiciB，TurhanN，AdamM.ClinicalandepidemiologicevaluationofpressureulcersinpatientsatauniversityhospitalinTurkey[J].JournalofWOCN，2007，34（4）：407-411.
[4]宋宝社，刘金娟.持续负压封闭引流加局部皮瓣转移治疗深度压疮临床分析[J].现代医药卫生，2010，12（19）：3007-3008.
[5]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80.
[6]李凌江，杨德森.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2）：88.
[7]杨肖蓉，蔡立梅.不可分期压疮1例临床护理体会[J].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15，36（3）：176-177.
[8]ArinzonZ，ZeiligG，BernerYN.Antiepilepticdruguseandtheoccurrenceofpressureulcersamongbedriddeninstitutionalizedelderlypatients：aretrospectivechartreview[J].TheAmericanJournalofGeriatricPharmacotherapy，2005，3（3）：180-185.
[9]杨亭，杨英，范贤燕，等.负压密闭引流技术治疗晚期肿瘤病人深度大面积压疮的护理[J].全科护理，2014，12（1）：90-91.
[10]刘菲菲.负压封闭引流技术治疗两例深度压疮的护理体会[C]//2014第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灾害医学学术大会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灾害医学、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健康产业成果展示洽谈会学术论文集.2014.
[11]杨雅，曾洁.医院联合社区压疮管理网络在社区老年压疮高危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评价[J].中国护理管理，2015，21（1）：36-39.
[12]牟静，孙年怡，陈莎莎，等.体外冲击波联合微电流治疗压疮的临床观察[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4（1）：55-58，68.
[13]LiesbetD，SofieV，AnnVH.Factorspredictingthedevelopmentofpressureulcersinanat\riskpopulationwhoreceivestandardizedpreventivecare：secondaryanalysesofamulticentrerandomisedcontrolledtrial[J].JAdvNurs，2015，71（2）：1021-1027.
[14]周平，许娜.预见性护理干预在预防肝移植手术中发生压疮的效果[J].中国医药导报，2014，12（36）：122-125.
[15]邱丽霞，张华英，胡珍.清创联合负压封闭引流术在深度压疮中的治疗与护理观察[J].中国医学工程，2015，18（8）：154，158.
[16]王丽萍.应用负压封闭引流治疗深度压疮的护理[J].中国实用医药，2011，34（17）：206-207.
[17]郑霞.负压封闭引流术治疗深度压疮的观察及护理[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1，33（18）：112-113.
[18]任凤梅.浅谈压疮的预防及护理[J].中国当代医药，2015，22（7）：20-22，25.
[19]陈秀宜，洪翠玫，吴数华.负压封闭引流术在治疗Ⅳ期压疮患者中的应用[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5，16（4）：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