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大需求动力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下降0.2%；出口总额（以美元计价）实现增长7.0%，进口总额（以美元计价）增长1.1%，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8.7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9.7%。这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平稳增长得益于一系列托底制造业投资、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全年制造业投资实现增长9.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9.4%。值得注意的是，在制造业投资稳定增长的同时，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和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在持续推动制造业投资结构的转型升级。全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2.2%。
CQMM2023年春季预测：重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
展望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从供给端来看，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进程逐步加快；从需求端来看，接触型、聚集型消费需求稳步释放，有望拉动内需恢复性增长。但与此同时，外部经济环境将更趋严峻，需求不足问题短期存在，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在此背景下，课题组假定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91%和1.16%，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为0.77%和1.40%。
2023年经济增长压力主要来自需求面。课题组以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实践为基础，模拟分析了当前扩大住房贷款规模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宏观经济效应。在反事实分析中，假定让2022年的居民新增住房贷款保持在过去五年（2017年至2021年）的平均水平（40725.2亿元），而不是实际值的4800.0亿元。模拟结果表明，这两种方式都有利于拉动GDP增速的提高，但增加同等规模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多拉动GDP增长2.1个百分点。因此，从刺激效果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显著强于扩大住房贷款规模的方式。
究其原因，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可以直接促进居民消费进而带动GDP增长，其作用传递环节较短，溢出效应较强；而住房贷款规模扩大，其效应发挥存在滞后性且依赖房地产投资行为的预期变化。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触及的是不同收入组别的居民，包括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其产生的消费乘数效应较大。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住房贷款规模增加更多是由高收入群体或少数具有改善性住房需求、刚性住房需求的群体承担，前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后者会较大程度地挤出其他非住房类消费，最终造成整体消费乘数效应较小，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相对有限。然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基于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提出，在当前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组别）收入增长和就业稳定预期较弱的情况下，不应通过过度刺激房地产投资增长来稳投资，而应当保持政策延续性和精准性，在稳定制造业投资的同时，持续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针对当前经济形势，课题组认为，在当前外部经济高度不确定、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转型的情况下，经济减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应弱化对经济增速的要求，更加着重强调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预测结果表明，2023年5%上下的增速应是一个可实现的、较为实际的增长速度。
一是应稳定并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和就业保障预期。短期通过稳就业确保低收入组别的收入稳定增长；高度重视居民债务规模快速上升对中等及偏上组别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抑制效应。由于居民部门杠杆率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性，因而在控制总量居民债务杠杆率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地区别对待不同类型城市的居民债务杠杆率。中期在加快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同时，通过进一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消费环境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多头并进切实缩小收入差距。长期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切实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三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精准有力切实扩大有效投资，推进投资结构的转型升级。当前，制约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快速反弹的因素依然很多。应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激励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长，进而改善市场配置信贷资源的效率，推动投资结构调整，提升投资效率；充分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推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并进一步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改革效能。
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卷调查：经济学家普遍预期2023年中国经济将企稳回升
对于多元化的问题，调查结果也引人思考。关于“2023年中国宏观政策在扩大内需上还有哪些实施的空间”，84%的专家认为要稳定和扩大民间投资，鼓励民间投资以城市基础设施等为重点，通过综合开发模式参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76%的专家认为要优化现有支持消费的政策，使短期消费刺激与改善消费预期有机结合，加大公共消费政策力度，加快数字消费。关于“2023年中国财政政策还有哪些实施的空间”，86%的专家认为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积极支持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基本民生、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不断提高支出效率；80%的专家认为要完善税费支持政策，着力纾解企业困难。同时，进一步放宽扩大民间投资范围政策限制，优化投资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发挥财政政策对民营经济的托举作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组合财政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为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提供财力保障。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引入宏观大数据的GDP在险增长测度能及时反映中国经济增速的波动特征，并有效捕捉重大事件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风险。其次，房地产因素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源，虽然供给侧改革后有一定程度缓解，但仍占据主要位置且有抬升趋势。再次，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风险源变量具有数量多、关联强的特点，易被忽视的变量往往在外部冲击下被放大并凸显出来，如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房屋新开工面积与房屋施工面积，经济新常态时期的汽车产量与家电产量以及疫情时期的客运量等。最后，财政政策在稳增长、防风险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研究结果不仅为科学评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测度经济增长下行风险和探求宏观经济风险源提供事实依据，而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稳增长、防风险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方面，应重视与大数据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法，将在险增长指标与风险源变量纳入宏观政策考察范围；另一方面，重点防范由房地产市场风险上升可能产生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同时中国经济亦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
全球汇率传导指数报告（2023）：人民币影响力显著上升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与新华指数联合编制的《全球汇率传导指数报告（2023）》指出，在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中，人民币汇率传导指数稳居第三位，比2022年初同比增长11.2%，在全球汇率传导网络中逐渐进入中间位置。
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4月，在SDR五大篮子货币中，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有正向净溢出的货币有四个：分别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和英镑。其中，美元汇率传导指数达到4.76，即美元汇率变动一个标准差，将会引起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平均波动4.76个基点；人民币汇率传导指数为2.19，在SDR篮子货币中稳居第三位，比2022年年初同比增长11.2%，上升势头高于其他“锚货币”。进一步动态分析汇率传导网络可以看出，2008年人民币尚处于全球汇率传导网络边缘位置，影响力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使人民币汇率传导指数下跌，但得益于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遏制了疫情蔓延并使经济恢复正增长，人民币汇率传导指数止跌回升；2022年不断向好的中国经济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特别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后，我国合理优化疫情管控措施，激活了经济活力，人民币在全球汇率传导网络中逐渐进入中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