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商务部原副部长钱克明：打造高水平开放市场环境，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当前，“三驾马车”中消费复苏依然乏力，投资带动增长的边际作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的作用愈发突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建议如下：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引导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强创新。加强贸易促进。加强对重点市场非商业性境外办展的支持。加大对外贸企业出口信贷和出口信保支持力度。完善优势产品出口支持体系。继续推动光伏、风电和锂电池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加强贸易创新。指导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差异化发展，鼓励地方探索创新。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企业融入新发展格局。扩大市场准入。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国内大市场吸引力。确保公平竞争。开展外资法及其实施细则落实情况大检查，确保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要素获取、市场进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与其他市场主体享受平等待遇。做好服务保障。继续发挥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和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作用，及时解决外资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发挥开放平台的引领作用。加快推进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的步伐，完善国家级经开区动态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
三是深化多双边合作，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以我为节点的亚太产业链供应链，建设资源利用型、农业产业型等境外经贸合作区。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加快推进自贸协定谈判和升级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把稳就业、稳制造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从全年看，预计能够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度最大的是稳就业，潜在风险最大的是制造业不稳。为此，要把稳就业、稳制造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建议采取以下重大举措：
1、实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降成本专项行动。建议实施就业增加与税收优惠挂钩政策，对轻工、纺织、电子信息产品加工贸易等行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适当降低征收企业所得税，降低职工社保缴纳比例，按实际厂房利用率征收加工贸易企业租金。
2、切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要建立全国惠企政策服务平台，简化税收优惠政策办理程序，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建立中小微企业“不来即享”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机制。督促各地严格收费公示，不得价外加价、价外收费。
3、扩大消费品工业国内市场需求。要进一步加大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清洁改造力度。启动实施新市民安居工程。利用税收和信贷政策激励房地产开发商，建设筹集面向农民工群体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在一二线城市建设筹集面向新入职高校毕业生的长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并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个人成本分担机制。
4、支持在中西部地区建设先进制造业特区。发挥我国地理空间广阔、发展梯度大的优势，在湖北、安徽、成渝双城经济圈、云南、广西等中西部地区选择优势地区，建设“先进制造业特区”，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5、大力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启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开展清理政府国企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推进教育、医疗、金融、电信等对民营企业开放，将民营企业牵头或总承包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比例适当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可能选择
在不确定性中复苏是当前经济的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是指，复苏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未持续收敛；“复苏”是指，我们正在努力摆脱三年来全球疫情等因素综合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国内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亟待体制政策创新。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创新宏观调控模式。2008年以来，地方承担的宏观调控责任不断增大。现在我国地方债的规模超出了中央债的规模，这种主要依靠地方的宏观调控模式效果在下降，而风险在上升，应当归位，让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完全回归中央。
二是加快各项体制改革创新。按照中央改革文件精神，事权、支出责任应当适当上移，避免地方小马拉大车。一些事权履行的空间单元，应根据城镇化、人口分布趋势，调整优化布局，根据不同事权特性在全域、省域、市域、县域之间进行配置，避免一刀切和上下一般粗。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打破静态的地域基准“跟人走”。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项目应瞄准经济社会的主体空间形态，布局的空间单元应从县乡上移到市域以上，人口净流出、且发展潜力小的地方，应当减少项目布局。
三是降低政府债务成本。中央地方债务存量越来越大，尤其是地方债务利息好比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这也是地方财政紧运行的重要因素。我国利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相比依然偏高。应当建立一体化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新框架，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发挥好两大政策的合力。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银行董事长李民吉：从硅谷银行风险事件看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3月开始，以硅谷银行、瑞士信贷为代表的部分美国中小商业银行与欧洲大型商业银行相继爆发危机，尽管在监管部门及时救助下暂时平息，但在欧美央行激进加息导致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下，其银行业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逐渐暴露，流动性风险及信任危机仍不容忽视。
我国经济开局良好、监管政策适宜、银行总体经营稳健，对欧美银行敞口不大，预计本次事件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有限。当前我国处在低通胀经济环境中，利率水平相对较低，银行面临资产荒，利率风险等仍然需要重点防范，需“三位一体”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一是保持银行稳健可持续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基础。首先，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其次，要加强全面风险管理。最后，要加强负债端管理。负债管理永不过时，尤其是作为压舱石的存款。
二是保持稳健的宏观政策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宏观政策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不急转弯也不过度刺激。货币政策要平衡好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的关系；加强预期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公信力和专业化水平，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三是完善监管体系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保障。首先，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开展宏观审慎压力测试，防范风险跨市场、跨部门传染。其次，提高微观审慎监管有效性。加强对银行发展模式的监测和引导，促使银行业务规模和增长方式与其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再次，建立极速且强力的危机处置机制。最后，加强对中小银行的金融监管。中小银行资产的区域和行业集中度高，负债高度依赖金融市场，要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化解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关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随着全社会数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三方面思考和建议。
第三，推动信息服务和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创新，不断满足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建议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领域、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元宇宙、数字政府等新业态新模式，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携手打造应用示范标杆、形成规模突破，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进一步深化高校院所创新体制改革
近年来，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鼓励下，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取得长足进步，但应同时看到，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总体上仍然偏低。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我国科研资源和人才队伍最为集中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率严重不足，创新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加速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助力我国高水平科技自主自强。
第一，考虑到科技成果市场化必然存在价值波动以及研发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特点，探索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内在规律的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度。
第二，对于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提高考核指标和科研人员职称晋升中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指标权重，从政策导向与考核机制的指挥棒角度激发科研人员在成果的转化应用上提升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
第三，探索打造科技成果价值评估认证机制，建立知识产权在市场流转过程中的公允价值体系，明确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认证的责任主体及适用范围，为知识产权流转确立社会广泛接受的“市场之锚”。借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建设定价标准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认证标准体系，搭建价值评估认证电子信息平台，制定评估认证流程及操作细则，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认证体系。
第四，积极打造高校院所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专利运营中心与成果转化联盟，聚集“高校院所-产业企业-社会资本”等转化资源要素加强转化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新董事长周渝波：发挥私募股权基金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独特作用
稳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关键在于扩大有效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作为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私募”是非公开募资的一种形式，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都可以运作私募股权基金，有利于丰富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更加适应我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需要，还可以有效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为更好发挥私募股权基金在稳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加快完善基金行业监管制度，提升科技监管水平和数据治理能力，扶优限劣，更好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坚持从严监管，督导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强化内部管理、增强合规意识、规范信息披露，不断提升基金运作能力。
三是加强投资方向引导。支持专业规范、效益良好的国资机构设立国家级基金、产业链基金或专项基金，同时探索制定国资基金投早、投科技的支持政策和容错机制，有效支持实体产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对当前就业形势的判断与政策建议
当前就业形势筑底持稳，在就业市场复苏弱于预期的同时，行业分化和转型加剧，结构性矛盾和风险突出，建议如下：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各级政府要将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结合宏观决策和具体工作安排摆布，确立就业调控目标，做到优先考虑，与总体工作统筹部署，同步安排，协调推进，同时发挥各方主体积极性，落实主体责任，形成全社会共识与合力。
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是以促进就业创业为宗旨，以落实就业创业政策为主导，以满足劳动者实现就业和自主创业的多元需求与单位用人基本需求，实现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为主线，所提供的全面、便捷、高效的服务。在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的同时，扩大劳动者及其子女享受城镇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统筹做好脱贫人口、长期失业和就业困难群体等人员的就业工作，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推进就业制度平等，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户籍、地域、身份、性别、行业等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同时强调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把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分开并列讲，其实是进一步强化了新就业形态的特殊性，未来新形态就业、灵活就业会迎来一个规制及新的发展机遇期。报告中强调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这是高质量就业的应有之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会长柴强：2023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形势分析及有关建议
一是以稳为主，保持现有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总体稳定，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既增信心、稳预期、防风险，又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二是在坚持“房住不炒”前提下有效增加购房需求：适应高端改善性住房需求，研究探索放开新出让土地建设高端商品住房限价限购政策，同时明确对购买这类高端商品住房征收房地产税，既有效释放改善性住房需求，又增加土地出让、税收等收入；探索建立期房保交楼担保制度，比如由贷款银行提供担保，使居民敢买期房，既能扩大住房需求，又能化解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对住房租赁企业购买商品房用于长租房的，参照个人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做法给予长期贷款，既增加商品房购买需求，又增加市场租赁住房供应，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四是适时开展全国城镇住房普查，建立健全房地产基础数据库和楼盘表，加强房地产交易合同网签备案，及时全面掌握房地产真实成交价格，为精准施策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提供数据信息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浩然：利用大数据精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企业是经济运行的细胞，企业稳则经济稳。在过去实践中，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的着力点主要是政策手段，运用技术手段相对不足。银企信息不对称这一痛点问题始终存在，给金融体系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银行仍然依赖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智能化手段应用较少。
建议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模型，运用大数据分析，给企业精准“画像”，坚持“重数据、轻抵押”理念，改变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一是由政府牵头整合各种数据资源，打破数据壁垒，打通数据通道，包括企业的工商、税收、收支流水、煤、气、水、电、知识产权等多维度经营数据，突破信息不对称的边界，建立有公信力的企业大数据库。二是银行和金融科技企业用智能化手段，构建模型，运用大数据分析，科学评估企业经营状态和能力，更系统、更全面地为企业“画像”，甄别企业的含金量，帮助银行进行客户筛选、额度测算及风险监测等。
这既是融资模式创新，也是营商环境创新，更加强调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满足不同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真正为企业融资扩大了覆盖面，提高了精准度，给“政企银”各方带来更多的增量价值和溢出效应。用智能化手段，利用大数据分析，加速改变银行风控模式和贷款审批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建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牵头，联合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成立重点专项工作组，采取强有力举措，加速统筹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