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基本空间单元。通过精准施策推动主导产业链供应链实现良性自我循环与融入区域产业生态系统也已被相当一部分产业园区视为新发展理念下的能级跃迁目标，这就要求园区之间的协同共生与错位发展。
在中国产业园区的招商引资上，20来年，一直存在着一种“链式思维”。用产业链思路招商和进行产业导入，是不少招商工作人员在园区开发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方法，但园区产业空间组织不是“产业链”的纯技术建构，产业新城也不是“产业链”的容器，园区开发和城市运营商要有系统的思维，而不能停留在“链式思维”上。
推源溯始，这种“链式思维”始于本世纪初的国际环境，2001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促进产业联系政策框架，industrialchain（产业链）遂逐步成为国内的热词。一个企业的生产链可能有若干相互交织的链条及其环节。某个产业的活动会与其它多个产业的活动发生联系，而一地可能包括多元价值链（pluralvaluechains）、由多个企业组成纵横交织的产业网络，获得产业的地方竞争优势。
价值是核心，价值链决定了产业链和供应链。基于上述认识，产业链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的过程。
格里菲（Gereffi）1994年开始提出全球价值链。里昂惕夫（Leontief）20世纪30年代就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各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对美国经济数据验证的结果与要素禀赋理论的预测相悖，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指导，将中国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水平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基础能力是指一国或者地区所具有的支撑产业参与和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性条件和力量。产业链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的过程。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但是，总体上我国产业附加值还有待提高，尤其是以“工业四基”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短期难以改变。受逆全球化、新工业革命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产业链的安全与全球地位受到极大挑战，需要从长期角度思考如何在产业链安全和产业链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产业链、供应链
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是指企业为了增加参与全球生产的利益（例如：安全、利润、增值、能力）而转向高价值活动这具体包括企业生产流程升级、企业的产品升级、企业战略转型（包括跨国经营战略、拓展新行业等）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给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产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现阶段，中国尚未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优势转化为制造业强国优势，部分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能力不足。在全球化扩张时期，中国的产业融入全球供应链，逐渐形成了配套完善的生产能力，一批有技术和资本、有品牌实力的本土领先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起来。但是，有一些供应商受到技术上领先的跨国公司“链主”的制约，被锁定在低端环节。
2018年以来，在国际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影响下，不少企业面临供应链重组的挑战。有些本土领先企业开始承担“链主”的角色，它们既要摆脱依赖，坚持自主创新，又要保持开放，继续通过国际联系获取知识与经验，通过供应链多元化来分散风险。自主可控的国内供应链分工也正在深化。
针对产业薄弱环节，通过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进一步增强中国产业发展基础能力，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影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有效解决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卡脖子”问题，对整体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有重要现实意义。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高造成中国现阶段国内大市场循环供给质量不高，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对消费品转型升级的要求，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不能很好地实现动态匹配。在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提升供给质量、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的关键。
理解产业链供应链要从价值链出发，价值链决定了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指一个国家推进其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强化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的过程。
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对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具有长远的、基础的和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提出的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包括六个方面，即产业创新性、产业安全可控性、产业间联系的紧固性、区域间产业的协同性、产业组织的灵敏性和柔性以及产业链治理的现代性。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界定，把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视为产业现代化内涵的延伸、细化。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所需要完成的一项重点任务，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内涵是否合理，还要看其是否符合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和时代的要求。“十四五”期间，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是要适应三大要求：
一是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就是要提升创新能力、提高附加值，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更加公平，更加协调顺畅；二是要适应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的要求，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应对极端冲击的能力和水平；三是要适应新技术革命提出的要求，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能力和水平。
从主体层面，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应包含以下维度：
（1）创新能力更强。构成产业链供应链主体的创新能力增强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核心。各国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要持续地实现经济增长，依靠推进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最为重要。
（2）附加值更高。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凭借劳动力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为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伴随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优势不再明显，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传统的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方式面临巨大挑战，对此，必须通过进入产业链供应链更高价值的环节加以应对。
（3）更加数字化。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最重要特征是推进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据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这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原因在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可缩短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距离，可促进生产要素投入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实现产销者一体化；数字化可推动人、设备和系统等要素的连接，可形成新的企业价值创造链；加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引导企业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可将大量隐性知识显性化，压缩企业间技术、知识交流的时空距离。
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
所以，根据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所受制约不同，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动力机制可分为终端需求、要素供给、区域产业布局和融入全球产分工体系驱动四种类型。这四种动力机制之间虽然存在相互影响，不能截然分开，但其运行机制并不完全相同。
理论上，终端需求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可分解为需求质量效应、需求规模效应，以及需求互补效应。分别反映的是终端需求的质量、数量以及生产性服务投入与制造投入互补效应拉动终端需求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诱致效应。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表现为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迭代。终端需求质量通过相对价格渠道会对此产生影响。需求质量的提高会提升高质量产品的效用水平，改变高质量产品与中低端质量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进而影响最终品生产和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企业的生产选择。
需求规模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重要的外生变量，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主要通过影响创新概率、创新收益和市场竞争程度等渠道发生作用。创新模式总体上可分为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从创新概率看，如果经济体中上述两种企业家的分布大致相似，则一国需求规模越大，激进式创新的潜在数量就越多，在泊松分布条件下更多具有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可能进入市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从市场竞争程度看，一国需求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催生较多的微观主体进入市场，竞争越激烈。在技术接近前沿的条件下，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倾向于通过高质量创新产生“竞争逃避效应”获取事后垄断收益如把需求放在国际背景下考察，则需求规模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影响存在“母市场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即国内有大量需求的产品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扩大出口；国内需求规模越大，越能够将封闭市场的生产成本降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水平，从而有利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型渠道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度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型制造和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拓宽终端需求诱致效应的实现方式。需求互补通过影响偏好结构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一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产品具有单向互补关系，即消费者更为偏好内涵更多数量和种类、更优质服务投入的货物贸易产品。
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研发设计、商务服务、通信技术等服务要素嵌入制造业产品，实现“研发设计+制造”“商务服务+制造”“互联网+制造”等更高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型产品或服务发展，可显著扩展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形态和模式，更大程度地丰富最终消费者的体验以提升其效用水平，进而降低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促进商品与服务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以全面提升其现代化水平。
要素供给与产业链、供应链
要素供给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其会通过比较优势影响最优生产结构以及其与生产结构形成互为累积的升级循环。对于要素供给与现代化的关系，新结构经济学着力最大，对其研究和刻画最为系统、充分和细致。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体系中，要素供给采用的是禀赋和禀赋结构的概念。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互为累积因果关系。禀赋结构升级促进生产结构升级，生产结构升级促进禀赋结构升级。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通过相互累积的因果关系不断推动结构变迁，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看来，任何一个时点上，任一经济体都有给定的禀赋与禀赋结构供给，如生产结构符合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则其最具竞争力，能创造最大经济剩余，积累的边际回报率最高，由此，积累倾向最大，禀赋结构升级最快，生产结构升级最快，因此，禀赋结构决定了最优的生产结构。
产业链供应链可理解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生产结构，新结构经济学上述观点所直接针对的虽然不是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问题，但其原理同样也适用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即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最优的产业链供应链结构，通过创造最大剩余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反过来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变化，二者形成互为累积升级的因果关系。
要素供给还会影响技术变化从而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技术变化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特殊的意义，某些类型的技术供给会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对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相比于物质资本能起到更重要和更超前的作用。一国的人力资本状况决定其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扩散能力。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工人及管理人员应对不确定性及对前沿技术进行改造以适应本国环境的能力。人力资本还通过影响一个国家技术选择战略而对技术进步发生影响。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一个国家应采取严格遵循要素禀赋变动趋势的技术选择战略，一个国家如果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实施适度超前的技术选择战略更优。
现阶段，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正呈现出良性态势，但也受到了一些挑战。例如，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互为促进的因果关系受到“双重挤压”的挑战。
所谓的“双重挤压”，就是在面临发展中国家竞争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传统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是中国制造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凸显、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优势弱化，低端生产环节竞争力下降。
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的良性互动需要以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为前提。何为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就是既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
尽管中国商品端的市场关系已基本理顺，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定价，但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配置离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配置要求仍有较大距离，要素的相对价格不能完全反映供求关系，市场主体获取生产要素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要素不能完全顺畅地流向最迫切需要的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仍没有最终形成。
在构建合理的要素配置机制上，有两组关系始终是问题的核心。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要实现的目标，但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存在溢出效应和信息协调失灵等问题时，同样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理论和政策上的论述已较为清晰，但执行部门在具体操作时，越界现象却时有发生，结果造成要素配置扭曲，产生诸如“僵尸企业”、“空心”产业园区等现象。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除政府与市场边界在实践中不容易把握、相互之间存在“交叉地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干预方式没有随产业分工向产业链供应链分工转变而转变。产业链供应链是一种更精细化的分工形态，对政府干预的侧重点有着新的要求。
仅从产业政策看，产业政策主要包括水平型产业政策、垂直型产业政策、全球价值链导向型产业政策三种类型。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相匹配的产业政策，主要应是全球价值链导向型产业政策，其侧重点在于利用全球或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或其动力提升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以产业链供应链在链条上的具体定位为目标。这与水平型、垂直型产业政策有着很大不同。
因此，在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出现后，产业政策只有随之转向全球价值链导向的产业政策，政府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好发挥，但很显然，产业政策的实践并没有实现此种转变。
区域产业布局中的产业链、供应链
产业链供应链兼具产业组织形式与空间组织形式的双重特征，其在空间上表现为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因而在空间维度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可以理解为一个区域产业布局问题，区域产业布局可视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空间投影。
在分析生产的分割时认为，空间分割是生产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生产系统的复杂性造成重要影响，因此，区域产业布局反过来也会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一个多尺度嵌套的系统工程，既涉及不同区域经济板块的宏观统筹调控，也涉及城市群、都市圈内部的产业组织构建；既涉及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链条培育，也涉及各级各类产业园区内部的产业小循环塑造。
产业链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所处的生态位虽然迥异但彼此间存在明显的纵向关联，上下游分工协作的模式虽有不同但均以循环畅通为要，故相互之间存在影响和协同。若将企业视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产业链供应链则可视为企业间信息、知识、社会关系等各类“流”的集合。
在特定尺度层面，合理的区域产业布局与分工所带来的临近效应，包括地理临近、制度临近、社会临近、组织邻近与企业文化临近等能有效推动企业，特别是上中下游企业间形成更为紧密的关系，进而更好地引导其“流”跨越行政边界、组织边界和社会边界，在不同区域空间分类高效汇聚，形成环环相扣、高效互动的网络。
在纵向关联层面，不同尺度载体间的合理、高效嵌套与供需匹配为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的提升、大小循环畅通及多层化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提供了平台。
锻长板、补短板，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环节，对此，区域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至关重要，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构建与产业链供应链锻“长”补“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演化关系。
首先，锻“长”补“短”工作的开展有必要嵌入至创新要素相对密集的区域空间之中，以便企业主体与创新主体能够在搜索、交易与试错成本更低的前提下构建更为紧密的关键技术协作、面对面接触与默会知识传播等关系。
中国既有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相对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种梯度势差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客观事实，这既是发展挑战，也为有效应对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向竞争挤压提供了条件。
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结构不同，从而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最优生产结构的差异，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失去优势的经济活动，转移到中西部，其优势并不会丧失。通过这种转移，中国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可得以延续，中低端环节也就不可能过快地转到国外去。
这种转移也会为东部较发达地区释放发展空间，为其通过生产升级创造更大剩余提供了可能性。此外，在城市群、都市圈尺度，因势利导的产业转移协作也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内梯度分工，进而形成稳健的区域产业生态系统。
在十四规划中，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举措，“固链、延链、补链”等一系列“强链”工程也在不同地区加速推进。但中国的区域产业布局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制约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问题。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与产业链、供应链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是推动一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之所以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首要原因在于，它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使参与国获得由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益处。
通过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贸易和生产体系，企业可通过“用中学”“干中学”等提高技术水平。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而引发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母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帮助母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和优化。对外技术获取型投资能够产生较为显著的溢出效应，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形成的正向关联效应，在同行业和上下游行业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势力。
“二战”结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迅速崛起，就得益于本国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土地等要素与资本、技术等国外流入要素的全面结合。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资本密集型、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中，中国在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上对欧美依赖较大。
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的总体格局是，美国处于链条的最高端，美国企业通过前沿技术创新成为很多链中的“链主”；日本、德国形成了“生产+创新”的二元参与模式；英国和法国主要采取技术创新占领部分领域前沿；韩国主要通过技术在制造领域获得优势，中间品和最终品自给率较高。
中国参与全球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风险在于，这类产业无论是从供给侧或需求侧看，对国外都具有高度依赖性。创新密集型产业链供应链对外依赖性强，反过来阻碍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容易造成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在低水平上的均衡。
创新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核心，因此，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需要创新链的支撑。国内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协调型、滞后型、超前型。
协调型是指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结构相匹配，相互之间可以有效地相互支撑；滞后型是指国内的创新链结构升级落后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严重依赖于国外创新链的支持；超前型是指国内的创新链结构升级超前于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升级。这三种类型在中国虽然都存在，但滞后型现象较普遍，中国不少创新链对外依赖性强，而且多元化程度不高。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
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因素包括终端需求、要素供给、区域产业布局、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等，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因而可从突破约束入手。
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大量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促进要素更高效率的使用，提高单位要素的产出价值。
一是实现由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依托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积累的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优势，转变要素禀赋结构，增强人力资本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匹配效率。
二是根据产业链供应链分割的要求，加强更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培养跨领域、跨行业、交叉学科人力资本，发挥复合型人才在产业链供应链间的“粘合剂”作用。
三是构建适应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借助区块链、物联网、5G、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服务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发展，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政策，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参与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融资困难。
四是构建公平与高效的土地配置、流转体系，协同做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土地资源规划与配置。
五是培育一批具有领头作用的制造商，充分发挥其在关键技术突破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其在创造新市场中的引领作用。
一是加强对新型要素的培育和获取。推动对生产和消费环节现场产生的实时数据及时获取和存储，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发挥数据要素非损耗性和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打破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信息孤岛，降低数据要素使用成本，实现数据资源的“虚拟集聚”。
二是促进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有机融合。将数据要素的使用贯穿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发挥其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催化剂”作用，促进“劳动+数据”“资本+数据”等要素深度融合模式发展，形成“数字经济新劳动者”“数字金融”等要素组合新形态。
三是以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合为创新点，增强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通过数字化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内的信息传播和交流速度，降低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企业通过运用大数据更精准地刻画消费者需求，进一步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推动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新型要素重塑产业形态和商业运行模式，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空间隔阂；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从而增强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能力，促进需求结构、层级和产业链供应链精确匹配。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必须消除要素在产业链供应链内及产业链供应链间流动的阻碍。
一是厘清市场和政府在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配置中的作用边界，减少行政干预对产业链供应链内及产业链供应链间的要素配置扭曲，充分发挥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确保参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主体公平获取生产要素权利，通过市场竞争促进要素流向收益率最高的产业链供应链节点，在要素市场出清条件下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政府监管的重心要实现向重视生产者主权向重视消费者主权的方向转变。
二是协调局部和全局效益最大化目标间的矛盾。实现全国“一盘棋”的要素统筹配置，杜绝各地“人才争夺战”、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恶性竞争等对要素资源的不公平竞争，避免过度的或恶性的税收竞争引发的地方保护、市场割据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布局。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暗流涌动趋势，单边主义盛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出现，严重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理解产业基础能力，进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产业链水平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
与价值链对应还存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概念，价值链描述侧重于针对生产价值增值角度来描述不同价值环节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分布形态；产业链则表示为按照价值链分布的各企业或者实体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供应链则是与价值链对应的从物流供应角度描述的企业或者实体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创新链则是进一步针对知识创新增值过程的各个创新实体之间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