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关部门先于国家质检总局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的鸡蛋
今年10月，香港有关部门检出第一例来自内地的三聚氰胺鸡蛋。到10月底，相继有三例来自内地的三聚氰胺超标鸡蛋样本被香港有关方面检测出来，三聚氰胺事件由此再度升级。而此时，许多内地民众也在发问，为什么又是香港查出了内地的食品安全隐患，为什么在检测出第一例三聚氰胺鸡蛋后，接下来的第二例、第三例仍然还是由香港查出，这家负责香港600万人食品安全的机构，为什么屡屡走在国家质检总局之前？
对此，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称“要建立先发制人的食品安全体系”，加强食品安全机构间合作。
为了提高我国食品安全部门的管理水平，解决我国食品行业存在监管缺失，检测有漏洞，标准滞后等许多问题，中国决定和美国互设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这是借鉴经验，取长补短的一个良好时机。
11月1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中国的首个办事处在北京揭牌成立。
11月19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FDA在中国的首个办事处在北京揭牌成立。卫生部部长陈竺这样评价，说这是双方合作的一种新的形式。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何计国教授分析：“先发制人应该是从生产的源头，或者说从田间生产一直到整个食品链中，全部生产过程的管理来保证食品的安全。”
中美合作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莱维特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莱维特：“我们的期待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当地政府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换句话说，增进我们的友好合作。第二，希望我们能够对个例事件做个案研究，建立更快捷更广泛的数据系统，以便在问题发生时有更快反应。”
据悉，FDA在中国的主要工作包括帮助中国建设并完善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同时将美方人员派驻中国检查出口至美国的食品安全。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近日还将在广州、上海设立办事处，FDA办公室将在中国寻找可信任的第三方独立机构，对出口到美国的食品进行认证或是检验。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中方有关部门和美方商谈的结果，两国将在对方的国家对等地设置食品安全的监管机构，中方正在准备当中。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邵明立：“只有合作，只有加强合作，只有发展合作，才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的选择。”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与安全系主任何计国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与安全系主任何计国肯定了这种开放和理性的发展观念。他说：“美国当年处理的一些经验和它的一些技术来帮助中国处理食品安全，应该说对中国食品安全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第一，“食品安全已经变成国与国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二，“在边境这块来进行食品安全的检查，现在在全球化的范围内，这已经漏洞非常大，很危险，来不及，慢，所以现在我关口前移”；第三，“我要在你国内选择第三方的独立论证机构，还要经过我的这种审批，如果说帮助中国能力提高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体现在这一点”；第四，“非常重要的一点，以后食品的磋商，由于在对方国家设立了办事机构，将变得非常容易解决和常态化。”
食品安全监管从“望远镜”到“显微镜”
白岩松认为美国FDA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有两个好处：第一是促进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建设加速；第二是使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食品更安全。从长远的角度去看，中国将来会采取逐步提高的一个食品药品安全标准。“过去对对方的食品安全的监管是用望远镜，现在开始用显微镜。”
先发制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新思维
9月上旬，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不久，香港方面就成立了由专家和政府部门组成的行动组，对各类食品展开检测，并陆续在一些内地产的食品中发现了三聚氰胺。
9月16号，行动组发现由上海伊利AB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雪条有三聚氰胺。
10月1号，香港有关方面宣布，内地产乐天饼干三聚氰胺超标。
在宣布检测结果的同时，香港有关部门就建议市民停止食用问题食品，并当即要求业界回收。而在内地的三鹿奶粉事件中，情况却似乎不同。
9月16号，国家质检总局公布22家乳制品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三聚氰胺，然而直到10月14号，也就是近一个月之后，有关部门才紧急要求所有乳制品企业停售9月14号前生产的奶粉和液态奶，而其相应公布的三聚氰胺含量标准虽然与香港几乎一致，却比香港方面晚了整整15天，这似乎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中常见的现象。
国产或国内市场上的食品，先被境外监管机构查出问题，才引起我们有关部门重视，进而再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所有这些无疑暴露出我国食品行业存在监管缺失，检测有漏洞，标准滞后等许多问题。而现在，中美互设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中国的首个办事处成立，也许正是我们从中借鉴经验，取长补短的一个良好时机。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何计国教授认为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所说的先发制人，是指“在食品生产的环节里面去做一些控制，而不是事后去检验。先发制人应该是从生产的源头，或者说从田间生产一直到整个食品链中，全部生产过程的管理来保证食品的安全。”
白岩松很欣赏陈竺部长说的先发制人的这种管理方法，认为“整个监管思维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是中国在食品药品监管方面的一个彻底的思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