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袁富华、胡怀国、刘霞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组。
关键词：制度、发展、高质量、治理
一、引言
根据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高质量发展是一类与报酬递增相联系的总括性制度与机制，并随着特定历史条件变化不断更新和完善。二战后发达国家强力推动的福利体制实践，从经济、社会和治理等三个层面型构高质量路径，并在制度互补性合力牵引下有序演化与升级——以福特主义劳资关系和国家社会保护为纽带，生产组织中注重效率改进与收入提升协同，社会组织中注重教育升级与民生支出并举，国家治理上强调创新激励与社会和谐并重。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整体发展观”，其中，高质量经济被视为高质量社会和高质量治理的输出，且作为更高质量阶梯的生产力基础。因此，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再生产高质量制度的连续过程。
作为联系经济、社会和治理高质量的关键环节，知识中产群体的扩大再生产，充当了高度城市化阶段的核心动力，借此维持长期发展的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立足于整体发展观，本文把高质量发展机制归纳为相互联系的四个层面：（1）社会高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关联方面，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是工业型社会向知识型社会演进的必要条件。（2）治理高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关联方面，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是现代化演进的必然趋势。（3）治理高质量与社会高质量关联方面，社会保护是为了培育知识中产群体这个核心创新动力，并激发消费的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效率补偿效应。（4）从经济、社会和治理相互联系的整体发展趋势看，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发展型国家向规制型国家转变。这种过程论和因果累积的观点，强调制度互补性对发展转型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失衡源于制度路径依赖带来的阻碍。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之下。受到劳动力要素质量限制，中国工业化的“准福特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复制模仿的生产技术体系，二元分割的劳动市场，占劳动力大多数的农民工的社会保护程度低，以及社会发展和治理体系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要素质量升级或知识中产阶层培育。本质上，高质量发展问题是制度建设问题，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通过呼吁-退出机制的建设，最小化个人或集体表达信念的成本，包括以下要点：第一，防御性治理，以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强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建设。特别地，应将关乎国家命运的战略部门——农业和医疗卫生部门——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第二，进取性治理，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为导向，应该适应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趋势，以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中介服务组织建设、文教研发体系建设等促进创新。
本文分五部分就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高质量典型事实描述；第三部分给出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逻辑分析；第四部分阐述中国的转型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模式多样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化事实
本文首先提炼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几个典型化事实。总体来看，二战后模式多样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北美、西欧和日本）共同经历的高质量升级路径，可以概括为以生产供给为中心转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围绕人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治理，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高度城市化的普遍特征，其中，消费升级和结构服务化所导致的理念变化，如从消费角度看待生产、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待经济发展等，Rostow(1960)关于发达社会目标从生产转向福利国家和人文目标的思想，是对发展规律的洞察。理斯曼等（1988）对于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的更加精致的需求倾向，给出了相应的分析。对于中国转型问题分析尤其具有启发性。本文按照经济高质量、社会高质量、治理高质量的顺序，扼要列示一些事实。
（一）供给端产业协调促进效率持续提升
图1展示了1950—2015年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和日本对美国的追赶。作为福特主义工业化的发源地，以及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全球引擎，美国三次产业均表现出协同优化的高效率，并始终作为欧亚其他发达国家的模范和赶超标杆而存在：（1）图1(a)显示了英、法、德、意、日整体经济效率（劳均GDP）与美国的对比，在经过了20世纪后半段快速追赶之后，进入21世纪以来，欧亚发达国家整体绩效对美国的追赶步伐缓和下来。主要原因是，各国对福特制工业化报酬递增进行了最大化使用，但是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美国引领的创新，欧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体制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适应。（2）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追赶美国步伐放缓，这种趋势可以在图1(b)得到进一步说明。首先，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二、三产业总体上呈现协调发展趋势，普遍呈现出三产劳动生产率高于或接近于二产的现象。美国产业结构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服务业效率与潜力似乎太高了，服务业高端化及相应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力支撑起工业发展，从而也使得美国二产生产率继续长期保持着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二）需求端消费升级促进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
图21920—1995年发达国家社会转移支付占GDP比重（不包括教育）
（三）工业化高增长与需求端公共服务支出扩大并行
（四）规制型国家与就业保护
三、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转型理论
（一）高质量发展：整体观与福利国家论
1.整体观——高质量特征
上述高质量经济、社会和治理的典型事实，蕴含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些理论认识。本质上，发展是一个不断寻求报酬递增机制的过程。绩效上，低质量是长期从事完全竞争生产活动的结果，由对人口红利或资源禀赋的过度依赖所致，报酬递减、不可持续是其特征；高质量是长期有目的构建技术竞争优势的结果，由对人口质量、社会质量和制度质量的不断提升所致，报酬递增、可持续是其特征。简言之，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演化着的整体发展观，典型表现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制度系统的高度现代化及其演化结果，即高度现代性。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与表现，关于高度现代性的社会学本质请参见吉登斯（1998）。在这个框架下，本文把人为构建技术优势的日本发展主义理念（高柏，2008）与赖纳特（2005）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认识综合起来。
演化与进步的高质量发展，总体上沿着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展开，即经济结构的协调升级、社会结构中知识中产群体（或知识白领）的扩大再生产，以及制度在创新激励和社会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由之，高质量经济可以看做高质量社会和高质量治理的有效输出，并反过来推动社会制度变革以达到更高质量阶梯。因此，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条件的连续过程。
进一步，可以把结构条件变化与报酬递增机制纳入制度比较与演化理论框架中分析。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制度领域的互补性及其关联导致了发展模式变化；另一方面，国情差异导致了国际分工中多重均衡发生，发展模式多样性由此产生。同时，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也促使不同制度路径上一些共性趋势发生，典型如经济指标的收敛以及社会和治理结构现代化，这点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显著，上文典型化事实分析已经给出说明。共时多样性和历时演化的制度比较，属于结构主义的分析范畴，具体请参见青木昌彦（2016）、皮亚杰（2009）。资本主义多样性及其比较的分析，请参见Amable(2003)。从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联系角度来看，制度多样性或者对共性趋势的偏离，也导致发达/欠发达国家的“同时不同步”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中心国家为外围国家树立了标杆与追赶节奏，即朝向经济、社会和治理高度现代化路径的赶超方式。
2.福利国家——高质量取向
（1）从发展主义到福利国家论：尽管传统发展理论大多注重工业化过程分析，但是仍然遵循了整体观的视角，典型如格申克龙（2009）对后发优势的论述中，特别强调包括政府政策、经济组织和价值观在内的有序体系的重塑。类似地，诺斯（1990）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强调组织和规则在利用报酬递增机会上的重要作用，认为制度变革及制度适应性的目的，是获取知识与学问、引发创新。增长本身是一种变革，西方致富的历程必然涉及而且也需要一个容忍变革的社会（罗森堡和小伯泽尔，2009）。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追赶以及日本的崛起，一方面提供了发展主义的各种实践模式，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从发展主义到国家福利论的认识脉络。典型如，通过劳资关系建设，快速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这也是EspingAndersen（1990）所强调的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和根本力量。根据前文所述，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社会支出的快速上升，以及“模式化工资谈判”（patternbargaining）机制的完善，使得福利制度突破再分配功能，具有了支持广义人力资本积累的生产性作用，这些变化都有利于推动效率和福利的动态平衡。
（二）高质量发展：联系、过程与机制
1.整体观下的基本框架：制度互补性与社会保护嵌入
（三）高质量发展的几个命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实践和理论争论的主题是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经济全球化、结构服务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颠覆福特主义工业化理念，产品供给为中心向“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演化不可逆转。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激进观点认为，知识经济不应被理解为一个零星散布于经济部门之中的技术性概念，它是一种改变经济性质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最佳实践（Unger,2019）。作为一种包容性的前卫模式，其发展和传播要求制度安排的根本改变，这不是政府与市场谁多谁少的问题，而是一种结构上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正好契合前文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主旨。全球化浪潮对福特主义各类模式造成冲击，面对新的不确定性和报酬递增机会，一些经验观察倾向于硅谷模式，认为这类制度组织似乎更加适应于信息经济创新要求，相反，垂直一体化生产组织在复杂信息加工面前，却显得捉襟见肘。正是基于类似原因，有些研究提出世界经济向英、美模式收敛或许成为大趋势。但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的大多数研究者坚持制度多样性立场，高质量发展可以经由不同的制度模式获得。这里，本文把一些思考进一步归纳如下：
（1）从社会高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协同看，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是工业型社会向知识型社会演进的必要条件。福特主义去技能、同质化劳动组织，是为标准化规模经济量体裁衣，知识中产群体的形成和扩大，起到了衔接工业化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在高度城市化时期，知识中产群体的棘轮效应有利于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保持。反观工业化之后陷入民粹主义旋涡之中的拉美国家，这个群体的缺失不仅导致生产要素低质量，而且导致社会保护的低效率，最终导致效率-福利失衡与发展不稳定。
（2）从治理高质量与经济高质量的协同看，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是现代化演进的必然趋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历史显示，知识技术群体主导地位的确立，只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工业化时期福特主义体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使用蓝领工人以获得大规模产出，从物质生产力积累角度看，福特制只是充当了更高现代化的“必须通过的点”。经济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属于知识经济和高度城市化时代的特征，知识技术群体再生产自身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推动生产、消费的持续扩大。
（4）从经济、社会和制度相互联系的整体发展趋势看，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发展型国家向规制型国家转变。这里的规制型国家的含义指国家的法制化。新兴工业化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追赶，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体系与其他制度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是这些国家的普遍特征。经济转型，或者实现经济高质量并达到发达水平，需要法制化配套，弥补信任与和谐的规则缺失环节。
四、中国的问题：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结构现代化
（一）治理结构现代化：理念与战略的中国定位
（二）治理结构现代化：社会发展与社会保护
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新论断为坐标进行历史阶段划分，可以把中国宏微观层次治理现代化的40年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业化阶段，以及新常态下社会发展为中心的高度城市化阶段。受到制度互补路径依赖的影响，第二阶段治理结构重塑将面临诸多挑战。
（三）治理结构现代化：知识创新的要点
（四）治理结构现代化：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除了上述针对生产率改进的进取性制度建设之外，作为高质量发展标志的另一类防御性社会保护机制是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现实中，公共安全意识以及对公共安全的需求，是整体社会发展质量的体现。20世纪中期以后一系列现代化理论研究中，有一类关于社会风险的思想在西方传播甚广。比如，Beck（1992）的不确定性理论认为，不同于人类先前遇到的各种灾难，现代社会面临的风险大多属于“人造的”——由人们自利行为、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对生态的破坏所致，这些新出现的危害不同于职业危害，其影响波及范围大且不容易检测。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强调公共安全体系以预防为主的原因。从实践上来看，发达国家公共安全体系的完善，也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的事情，属于社会发展高质量建设问题。
（五）治理结构现代化：法制化与市场制度设计
五、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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