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前调查记者朝格图跳楼自杀，华硕CFO张伟明烧炭自杀，政府部门厅局级干部跳河自杀……近年来，抑郁症不再是一个令人陌生的医学名词，而成为时常见诸报端的“生命杀手”，带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其中既包括事业有成、前途看好的官员、企业家、学者等社会知名人士，更有无法面对竞争压力的大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有统计显示，70%的人一生中至少体验过一次抑郁心境。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11%，有3.4亿抑郁症患者，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而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患。
但与日益肆虐、不断蔓延的抑郁症高发势头相比，目前我国对抑郁症的治疗和干预却显得相当乏力：患者在心理门诊渴望得到心理疏导，却每每面对“只开一堆药”的匆匆结局。而全社会对抑郁症患者的关怀和抚慰，也停留在相对无知的原始状态，使得身陷病情困扰的抑郁症患者更加无助和绝望。
肆虐：全国1.73亿人不同程度患有精神障碍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一些患者因情绪消沉，呈现闷闷不乐、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的反应，甚至自杀企图或行为。
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高压力、高强度的社会工作节奏，加上心理疾病常识的不够普及，近年来中国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持续高发。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心理科教授王旭梅介绍，目前中国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达17.5%，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其中抑郁症是重要组成部分，不乏患者因病自杀身亡。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教授王哲指出，抑郁症损伤的是细腻、精华的心智功能，即脑力劳动的强度越大，抑郁症的损伤程度越高。“在目前社会节奏快、社会压力大以及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情况下，需要人们高功能的心智活动也逐渐加强，抑郁症对人们的损伤程度越发得以彰显，带来的危害也不容小觑。”
尴尬：临床治疗中轻心理疏导、重药物治疗
“我想要的是和医生倾诉解开心结，不是塞给我一大堆药让我吃。”一位大学生抑郁症患者小丽（化名）表示，去医院看病时医生让她做一份人格量表，就据此开药，根本不听倾诉，“心理医生简直像药店售货员”。
王哲表示，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双管齐下，必要时借助仪器治疗，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诊疗效果。“临床上单纯药物治疗有效率在60%，但双管齐下可达到75%。不过目前中国抑郁症患者还是以接受单纯药物治疗为主。”
心理医生作为心理疾病诊疗的“王牌军”，“重开药轻诊疗”已成为临床多发现象，开大处方的情况也难以避免。
“一方面与医生趋利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医疗服务收费标准的不合理。”王哲告诉记者，心理医生“话疗”一小时收费60元，且服务费要悉数上交给医院；而开药的话，5分钟就能开出几百块钱的药，其中还不乏带有“回扣”的药品。“在三甲大医院，一个有处方权的门诊医生，如果快节奏看病，一天的药品回扣都能有1000元。”
辽宁省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何茹告诉记者，自己曾接诊一位大学生患者，4小时“话疗”收费198元。“缴费时患者以为自己眼睛花了，特地跑回来问我‘怎么收费那么低’。现在市面上普通心理咨询师都一小时200至500元。”
正是这种收费的不合理，使大量医生选择弃用心理治疗，导致部分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不够全面有效。“尤其是三甲大医院，提供心理治疗都是年轻医生和实习学生，副教授以上的基本都不去做，认为服务价值和个人尊严不匹配。”王哲表示。
王旭梅教授说，与大量患者需求相比，目前中国医院设立心理科室数量较少，且多以门诊形式为主，开辟住院部门的则更少。以沈阳为例，目前只有两家医院开设心理病房。然而实际上严重心理疾病患者与其他重症患者一样，都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据了解，心理病房属于劳动密集型，人工耗时多但是费用低，在医院相对边缘化，大部分医院设立病房的积极性也不高。王哲表示，医院如果设置住院病房，精神医学科的效益是平均医院效益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很多医院权衡后选择不设立。“即使是精神科门诊，效益也达不到医院的要求指标，医生绩效只能拿平均奖。”
瓶颈：人才奇缺+讳疾忌医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虽然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在6%左右，但50%的抑郁症患者经过治疗后症状能够消失，社会功能能够恢复。
然而，与充满治愈希望相对的，却是诊疗人才的奇缺。王哲表示，中国临床医生约270万，其中从事精神科的只有2万多，还不到总额的1%。“然而从医疗体系的社会经济负担来看，中国目前精神疾病要花掉社会经济资源的10%以上，人才配置与社会实际所需严重不匹配。”
而不受重视、收入偏低等原因，也导致大量心理医学人才流失。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表示，目前中国接受正规系统训练的心理学工作者中，只有20%左右从事一线应用治疗工作；而美国接受正规训练的心理学工作者有20万人，90%都活跃在一线应用治疗领域。
目前在心理诊疗行业多见的“速诊医生”和“光开药医生”，也容易引发心理疾病患者的不信任，进而从临床脱落到社会，面临非正规咨询耽误治疗的风险。
针对这些困局与“尴尬”，何茹等业内人士建议，有关部门宜加强对医生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医生治疗费和服务费，促其合理使用药物，重视心理治疗手段。“建议加快开放心理医生多点执业，引入民营资本扩大设立心理病房，避免增加医院扩建和压缩其他科室风险。”
除此之外，民众对于心理疾病的偏见和耻感也成为延误治疗的重要因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五成，导致首诊误诊率较高。而“谈抑郁色变”的现状，也使民众戴着有色眼镜审视患者，患者自己也易讳疾忌医。
王哲告诉记者，精神科医生虽然也可以开病假条，但患者却大多要求骨科、传染科等其他科室替开，因为怕受到单位和周围人的歧视。“其实学生群体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但我在教育部门查看病假资料时发现，极少有写着抑郁症的病假条，更多都被肝炎、骨折等原因代替。前来就诊的孩子家长，也很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到歧视。”
专家建议，在全社会加强心理健康宣传，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认知程度，同时完善心理科室的会诊和转诊机制，减少心理疾病的误诊率。“建议有关部门可完善弹性工作制，安排合理的休假制度，让精神也可以适度休息，避免过劳致病。”王哲说。
难题：每一次抑郁症的反复，都可能使患者的病情加重
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会说这样的话，你怎么这么懒，我当年就是用两只脚走过来的之类的论调，这只能说明在对比下，现在的人确实比老一辈要懒很多。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身边原本勤快的人，变得好吃懒做，甚至连下楼取快递都要让人代劳的时候，那可千万要注意了，可能你身边的人得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