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机器磨坊起首第一家，字号曰‘贻来牟’，乃采《诗·周颂·思文篇》‘贻我来牟’之句。按注，小麦曰来，大麦曰牟，《孟子》作麰麦。北人所食之面，率以出于麦者为上，黍稷粱菽者次之，荞麦者又次之。‘贻来牟’之取义，盖统括麦之大小而言。厥后有‘大来生’者，亦机器面粉之商号也，缘小麦出面粉较多，又适人之口，远胜于大麦之仅足以作粥也。‘贻来牟’开设在海大道，庚子之乱毁（有资料讲，因锅炉爆炸失火，而致倒闭——引者注），‘大来生’亦早经歇业。闻北京西便门尚有贻来牟机器磨坊一处，姑不具论。兹独取其字号雅驯贴切，觉市廛之中，盎然有书味焉。”这是郑菊如谈论厂家商户字号的一段文字，写于1927年。
郑炳勋（1867—1954），字菊如，天津人，清末县学附生。上世纪初叶，教育家严范孙推动近代教育，郑菊如是追随者，1903年被选派留日学师范。1906年，他代表家族捐“南开洼”土地十余亩，以建学堂。创建于严范孙宅邸的敬业中学堂，由此进入“南开”时期。郑菊如一生从事教育及图书馆事业，治学主攻《诗经》，著有《毛诗讲义》。1952年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对于郑菊如来说，指出“贻来牟”的源本，解释“小麦曰来，大麦曰牟”，不过是就多年研究、讲授的“诗三百”，做一次知识普及。此外，这大约还缘于家庭祖业情结——磨与罗有着不解之缘：郑家自乾隆年间，在城里鼓楼西大街开设美庆成罗底铺，传到郑菊如这一代，已是二百余年老店铺。罗底，即磨面过罗之罗的主要构成——有筛孔网眼的织物。老店铺沉淀为地名，老城拆迁之前，西门里仍存罗底铺胡同。
“贻我来牟”，《周颂·思文》颂扬后稷的诗句。后稷教人稼穑。在后稷故里、晋南稷山县，雕饰精美的神庙纪念这位神话人物“思文配乎天”，尊其为“粒食之祖”。粒食为农业文明的标志性物质生产。将粒食之粒，上磨粉化为面，石磨带来饮食文化史的大进步。于是有了饼，有了馍，有了饺子面条。驴拉磨，人推磨，磨盘转过悠悠岁月，终于迎来大变化，首开其端“贻来牟”。
晚清搞洋务，鼓捣军械弹药，天津设机器局，东局南局，一而再。至于这家非官资所办“贻来牟”，机器磨坊国内第一家，其实就是后来所称面粉厂的先声。磨坊，农业大国一个古老的存在；蒸汽机技术舶来了，“磨坊”冠以“机器”，新事物借壳老名称，可算是名物文化应和时代的范例。再从孔夫子删削编定的诗歌总集里拎出三字当字号：贻，赠送；来牟指小麦大麦，又好似祈使句式、祝吉的语气——“牟”字后边常缀着“利”。
贻来牟机器磨坊带来的冲击，当然不是字号，而是以蒸汽机磨面粉。人们以“火磨”称之，直白但鲜明地喊出了区别于既往的特点。产量质量都不错，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申报》报道，“磨面机器一座，在紫竹林招商局下开张磨坊，名曰贻来牟机器磨坊，系创举，向未通行。日计进烧煤若干，及用机器司务两人外，又需小工十余人……事半功倍，出面极多，且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现已远近驰名”。这是“贻来牟”开张八个月后的报纸消息，其时创办者朱其昂已于半年前去世。朱其昂出身宝山海船世家，曾任浙江漕运局总办。同治年间提议设立轮船招商局，被李鸿章任命为首任总办。其讣告写着“疾逝于天津招商局差次”，年仅42岁，刚受命任津海关道。
贻来牟机器磨坊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一，为中国机器面粉业的嚆矢。“贻来牟”之后，郑菊如言及“大来生”，取名思路仍可见“贻来牟”的影子，且还是“火磨”。再后来，机制面粉厂以更先进的设备技术，取代了“火磨”。
“贻来牟”的余音，郑菊如提到“北京西便门尚有贻来牟机器磨坊一处”。而如今，人们注意到北京大栅栏王皮胡同一座小二楼，门上砖雕馆阁体大字“贻来牟”，题额者为光绪六年庚辰科状元黄思永。黄思永（1842—1914），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是那个时代热衷于言商的奇才。曾在京出资开办工艺商局，入股天津北洋卷烟公司充任商总董；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聘张謇黄思永为头等顾问，时称“商部两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