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北原学（化名）被发现孤独地死在出租屋内，尸体面目全非、瘦骨嶙峋，推测死因是饥饿，年仅39岁。在他零星的遗物中有一封已经封口贴好邮票、但没有寄出去的信，上面只有三个字，“帮帮我”。
这是一桩典型的孤独死案例。孤独死这个词近年来愈发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无法妥善养老、孤独老死的情况更为严重。
可是39岁的北原正值壮年，为什么也会落得这样的地步？
带着这样的疑问，NHK电视台展开了针对“三十代”（指年龄在30到39岁的群体）的采访，制作了特别节目《说不出口的求助～如今的“三十代”到底怎么了》。时隔多年，当时的访谈内容被重新整理，又补充了后续报道，集结成了这本《三十不立》。
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没有钱，陷入困境的青年为什么无法开口求助？
跟泡沫经济一起破碎的人生
在人生的前半程，北原也曾过着平稳安定的正常生活。
节目组走访了北原的母校，校友们对他的印象都很正面：“体格健壮、很活跃的大好青年。”“很容易相处，不论学校内外，朋友很多。”“经常说笑话逗周围人笑，很受欢迎。”
《孤独的美食家》剧照
这时候泡沫经济也破裂了。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加上年龄渐长，步入30岁大关的北原先生找不到稳定的正式工作，只能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各家居酒屋间轮流兼职打工。经济下行，这些店也自身难保，随时可能突然倒闭。
在这种不稳定的生活下，北原逐渐入不敷出。为了维持生活，他开始申请消费贷，拆东墙补西墙，利滚利，债务越背越多。根据遗物中的票据，2008年底，他平均每个月要偿还40万日元（约2万人民币）的贷款，这远远超出了他仅14万日元的收入。
再后来，雷曼冲击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北原先生连餐饮服务业的工作都找不到了。就算他每天去职业介绍所也无济于事。
但就算到了这种地步，北原先生也没有向任何亲朋好友坦白自己的窘境。他的父母亲已经过世，唯一的哥哥对弟弟的现状一无所知，“他知道，如果这些事情被我知道了会被我一通臭骂，所以很多事情都瞒着我吧”。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佳子女士当时并没有觉察出异样，只觉得这孩子瘦了些，但精神看起来还不错，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到了吃不上饭的境地。
离世的时候，北原的家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房租已经欠了好几个月，母亲留下来的两条狗早就放养成了流浪狗。冰箱里空空荡荡，他身上仅剩下9日元。
宁可流落街头也不愿开口求助
为什么北原至死都没有开口向他人求助？像这样39岁孤独死的情况是个案吗？节目组走访了当地NPO“流浪汉支援机构”，他们隔周的周五会在市中心的公园里免费分发食物。
在超过百人的领取队伍里，有不少二十多、三十岁的人。机构代表奥田先生说，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三十代”流浪汉正在急速增加。
能来的还算好的，至少愿意交流，有机会对其进行援助。比这更棘手的问题是“拒绝帮助、无论怎么呼吁也不来寻求帮助的年轻流浪汉非常多”。
节目组注意到了队伍里一个年轻人。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流浪汉。长相清秀、衣着整洁，胡子也剃得很干净。他叫入江幸平（化名），32岁，已经露宿街头一个月了。
跟北原先生一样，入江初入社会的时候也很顺利。高中毕业拿到厨师资格证书后就出来工作，入职两年就升为店长。但后来他跟领导意见不合发生摩擦，选择了辞职。
虽然经济明显变得不景气，但当时入江才二十多岁，有着强健的身体和热血的拼劲，哪怕只是靠着不稳定的派遣工作，也还是能维持正常生活。但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刚好30岁的入江成了被辞退的对象。
起初入江还比较乐观，觉得跟年轻时候一样，凑合着也能过。他钱包里有大把的网咖会员卡，2000日元（约人民币100元）就能安度整晚，还可以淋浴。
但不管怎么节省，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存款余额不足，露宿街头成为了唯一选择。
他所有的行李就是一个运动包，里面有换洗的衣物、欠费的手机、没有钱的钱包，以及文具、印章之类的杂物。睡觉地点是住宅区里的公园，虽然环境差些但没有其他流浪汉来抢位置。
吃饭则是两天一个菠萝包，“掰成两半，慢慢品尝。如果不慢慢品尝，就没有吃过东西的感觉。充分活动上下颌才能有进食的实感。”
但在这样的窘境下，入江也还是不想被当作流浪汉。
他买面包的时候会把运动包放在店外，尽管里面有他所有身家。入江觉得，带着脏兮兮的行李包在店里走来走去，对其他客人的影响不太好。网咖也是轮换着去，免得被人认出来。连肚子都填不饱，也要隔十天去自助洗衣房洗衣服，每天去公园的厕所刮胡子。
当然，保持体面也有好处。有些24小时营业的餐馆，点杯100日元（约人民币5元）的咖啡就能放松地坐上好几个小时。衣着邋遢容易被店家询问，稍加掩饰就可以避免很多尴尬。
奥田先生从事流浪汉自立援助工作已经20多年，在长期深入接触后，他发现“三十代”的流浪汉与过去的援助对象有两大不同。
一是“强烈的自尊心”。他们对于“坚持做自己”的执念非常深，像入江那样，食不果腹了也还是会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陷入绝境也不愿向他人求助。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特点，“很容易陷入孤立状态”。
入江其实可以回老家找母亲寻求帮助，只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他特别笃定地认为，二十多岁的时候可以回家撒娇啃老，但三十多岁了就不能再给家里人添麻烦。
被问到有没有想过跟其他流浪汉抱团时，他也不假思索地否定了。“如果跟他们抱团取暖，我感觉自己会陷入这样的生活中，或者说，反倒会聚在一起互相舔舐伤口。当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我觉得一切就都完蛋了。”
应试教育带来的自我责任论
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指出，年轻流浪汉身陷困境，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无法开口求助，正是源于一种强烈的自我责任意识。
《三十不立》
出生于战后经济腾飞时期的“三十代”，从小就被灌输“努力就会有收获”“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观念。那时候日本还没有普及素质教育，在残酷的应试教育逻辑里，成绩的好坏成败，被认为只跟个体的努力有关。
所以当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也只能自己来承担和负责。
今村从小听从父母接受高强度的应试教育，小学四年级开始补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他遵从父母意愿报考东京大学。落榜后，他又在父亲的鞭策下复读了两年，最后考上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
“考上好中学，然后考入顶尖大学，进入一流大公司——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觉得这是胜利者的必经之路。我也从父亲那里强烈感受到了他的这种期待。”今村如此说道。
可等到他毕业出来求职的时候，社会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入职的1996年，日本的有效招聘倍率（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是0.70，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3人没有工作。在泡沫经济破裂前的1990年，这个数字是1.4。
父辈们那种只要踏实工作就能获得美好生活的美好情境成了过去式，现实压向今村的是公司的“狼性竞争”“内卷”“KPI”。巨大的落差令他幻灭，“从未想过会无法再现”，今村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最终，三十几岁这一代就算努力也没什么好事发生。没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就提出希望有人施以援手的话，会被批评说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准备升学考试时的自我责任论卷土重来。”平野启一郎总结道。
可怎么样才能算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呢？孤独死的北原、不与母亲联系的入江，并不是不够努力，反而是因为太想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因此陷入了绝境。
这种心态背后还存在一种虚假的乐观，就是以为工作只要去找就肯定会有。
日本首都大学的冈部卓教授驳斥了这种观点：“这是雇佣幻想。工作只要去找就会有，这只是单纯的希望罢了。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工作机会。到了30岁的年纪，找工作会更难。”
35岁被企业优化的故事在十年前的日本就已经发生。冈部教授表示，“三十代”是被正式雇佣推开的一代。
正式岗位僧多粥少，而兼职和派遣工作，雇主则会倾向于更年轻的“二十代”。“三十代”找不到稳定岗位，一旦频繁更换工作，只会陷入工资越来越低的恶性循环。“不去分析客观因素，一味认为只要拼命努力就会有工作，就能找到工作，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而这些被抛弃的“三十代”，最终往往会有三个走向：脱社会（自我放弃，酗酒、自杀等）；非社会（失去社会性，成为流浪汉等）；反社会（犯罪等）。
经济危机后大量增长的年轻流浪汉属于第二类，如果状况持续不能好转，就可能转向第一类或者第三类，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
同样是NHK电视台出品的特别节目《无缘社会》中指出，日本每年有三万两千人走上孤独死的道路，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基本断绝了与任何人联络。
虽然孤独死的案例绝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节目组复盘后发现，网络上对此讨论热度最高、焦虑情绪最严重的却是“三十代”，对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的担忧，令他们开始设想自己也会成为“无缘预备役”。但到了现实里，同样是这批人，对自己的困境还是会缄口不言。
这些人迷路了，需要有人帮他们找回原来的路。奥田先生说“他们身边需要有人陪伴”，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援，更需要在心理上重建“生的希望”。他称之为“陪跑援助”，对被援助对象进行长期的联络和观察。
但这样的努力是否杯水车薪？
在节目播出四年之后，2013年，节目组回访奥田先生，在跟随夜巡的时候发现露宿街头的“三十代”似乎变少了。从数据上看，接受生活保护的人数在增加，最低保障让他们有了住所，但生活穷困潦倒的人实际上却并未减少。
换句话说，看不见是因为这些人躲起来了。如果只是从游荡街头变成宅在家中孤独死去，发出求助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微弱。所以奥田先生觉得，“跟以前相比，现在状况变得更加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