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依据维基百科的解释：经典（classics）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且具有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当然，这一解释有点绝对，我觉得适中的说法，“经典”是经过历史的选择，成为有传承价值的，最能体现一个时代，以至历经后世不断淘洗而不衰败，仍然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可算作是“经典”。自然，这样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是最为完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过历史选择，最能代表一个时代或某个领域文化与艺术精神的传世之作。
举例来说，《论语》被誉为是儒家经典作品之一，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关于《论语》的经典化过程讨论，就有着传统文化，包括哲学、文学和历史学，还有教育学和艺术学领域的探讨命题。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著述的《论语》，既是思想经典，也是文学经典。比如说，在20世纪初开始的文学经典化的历程，既取决于《论语》本身固有的文学价值特性，以“语录体”为其标志，又取决于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观念变革与视角转换。可谓是由这两方面者交互作用建构起《论语》的文学经典“身份”（参见：周晓琳《〈论语〉文学经典化考论》）。
至于西方艺术“经典”也是有如此经历。在沈语冰撰写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美术卷》中，列举贡布里希（SirErnstHansJosefGombrich），他是西方大量艺术理论和艺术史著作的撰写者，其中包括《艺术的故事》（TheStoryofArt），这部书通常被认为是视觉艺术最成功的导论性经典著作。他的学生、著名美术史家迈克尔波德罗（MichaelPodro）这样评价贡布里希：“爵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著名的艺术史家，无论在专家学者还是广大公众之中都享有盛名。他的《艺术的故事》把视觉艺术介绍给无数的人，已流传50多年，他的另一部著作《艺术与错觉》、论文集《木马沉思录》以及其他卷册，都是专业艺术史家的必读经典书目。他读书广阔，知识渊博，记忆准确——‘令人敬畏’”。这透露出西方对于艺术经典的认识，起点是高的。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经典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经典，经典的形成是社会共同意识决定的，唯有全社会形成共识，普遍认同的作品才可能称之为是“经典”。
2.艺术“经典”形成的主要原因
艺术“经典”是时代的反映，但又超越时代。为何说超越呢？就艺术作品阐释的三重超越而言，即文本超越、时代超越和心灵超越。所谓艺术“经典”的文本超越，实则是对文本的反思，时代超越则是竭力发掘文本的人文精神，心灵超越自然是追求精神境界，从而再造一个艺术世界，而这三重超越所体现的根本，就是永恒的精神。如《红楼梦》其艺术感染力，以及所蕴涵的丰润文化，对于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无法比拟的生动性。例如，“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上有句话说：“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说的正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不同的品格和人物命运。薛宝钗灵机劝勉的德行让人感叹，林黛玉勇气作赋的才华让人怜惜。只可怜一条玉带挂在林中，那金簪也深埋雪里。她们二人性格截然不同，却也都是悲剧人物。
绘画创作和风格也是推动人物形象的经典化的重要形式，中国古代人物画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构成独特的经典形象特征。早期在顾恺之的代表作品《女史箴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图卷中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均以线造型，线条连绵不断、悠缓自然的形式完美地体现出韵律感，线的力度和游刃有余的表现，将自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顾恺之传世之作《洛阳赋图》，更是依据曹植所作文学作品《洛神赋》塑造出了一个经典、浪漫的洛神形象和爱情故事。正是由于他有着独到的创作观，顾恺之曾说“凡将摹者，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即事。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凡画人，坐时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鲜微，此正盖山高而人远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魏晋胜流画赞》）依此，可见顾恺之所强调的人物塑造要“皆当先寻此要，而后次以即事”，成为后世人物画创作的重要楷模。
再如，唐代著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的吴道子，对中国人物画中“线”的造型发展可谓一绝，堪称经典。吴道子被尊称为“画圣”，民间亦将其捧为雕绘祖师。张怀璀《画断》说：“吴生（道子）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也。”其线条运用，渗透着强烈的情感，从而大大提高了绘画艺术中书与画表现力量的统一。他倡导以书法的笔法入画，用线塑造形象，极富动感且具强烈的节奏，被称作“吴带当风”。这一成语，就是专指吴道子善画佛像，笔势圆转，所画衣带如被风吹拂，后人以此称美其高超的画技与飘逸的风格，语出唐代张彦远《图画见闻志》。又说吴道子于玄元庙作壁画，画了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和群臣，还画了宫殿、冠冕，气势之盛大超过了汉代云龙门。所以杜甫有诗句赞美道：“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苏轼《书吴道子画后》）。
二、怎样理解“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是因为艺术的创造源自于生活，它是对人们熟知生活的再创造，其提炼出深刻的意义，或是给人以启迪；或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望；或表达人们惩恶向善的心理等，以此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说，艺术与生活相依相存、不可分割。例如，王式廓为了创作素描作品《血衣》，亲自下乡，参加土改工作队，访贫问苦，给农民画肖像，积累了大量的原始人物素材，历经23年，创造的百余幅人物素描系列作品，最终于1959年完成了大型素描作品《血衣》，由此也奠定了王式廓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血衣》创作之所以成为“经典”，一是艺术风格质朴、浑厚为其表现特征，画家通过对来自生活中的形象给予艺术化的强烈而鲜明的提炼，使得画中人物造型生动而准确；二是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将自己“源于生活”的艺术感受，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达到“高于生活”的境界。正因为如此，画家从现实主义出发，用黑白对比的手法，奔放粗犷的线条，塑造出认识和表现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形似与神似的统一，表现与再现的统一的形象。
1.“艺术高于生活”是艺术“经典”化进程的关键
由此可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说得是有道理的，并且也蕴含了一定的哲学理性。
2.艺术在生活中诞生，体现的是生活的精髓所在
首先，艺术在生活中诞生。对于“艺术”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可以是自然形成的，也可以是人对于一些事物所下的定义，但始终都离不开人的认识。而人又必须是有生活给予丰富的养料支撑，所以说，艺术的创造是源自于生活，在生活中不断去发掘艺术的因素（包括题材、体裁、内容、形式、风格）。而且对于艺术而言，其实并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艺术理想。这便是艺术在生活中诞生的原因，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人们只有在生活当中，才能够有不同的体验，去接触到不同的事物而有所感悟，最终形成富有艺术的创作。换言之，正是在接触新鲜事物的过程中，不断地挖掘艺术的灵感，以及创造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些都与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离不开人的活动，人又必须在自然界中生活，艺术与生活这两者的关系自然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艺术又高于生活。艺术是在生活中诞生的，但是能够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艺术是对于生活的提炼以及精髓的所在。不能说所有的生活都是艺术，但可以说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是生活过程中的再加工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表达出来的艺术也都是生活的精髓所在，这也正是艺术又高于生活的原因。
最后，艺术与生活是相互成就的关系。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能够体现出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缺一不可。没有生活也就没有了艺术，艺术又是生活的精髓再加工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才能够在生活中发掘出更多的艺术，而且这些艺术又反作用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陶冶人们的情操不断发掘一些新鲜有趣的事物。
三、艺术与非艺术？
1.艺术与非艺术的分辨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复杂和多样，就不去探索相对的判断标尺，既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艺术作品，不仅应该具有自身“美”的价值，更能寄寓社会审美，乃至现实主义的评判意图。关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意义加以考察和探究。例如，既可以从艺术自身的构成特性出发来研究，也可以从艺术转化的社会作用出发来探讨。如果说传统认知偏重于前者，那么，未来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认知则偏重于后者。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突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促进非艺术的艺术化，也是一种分辨标准。
2.西方代表性观点与艺术实践
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W.Adorno）说：“艺术的本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摆脱经验现实和效果网络即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属于现实，属于这个社会网络。于是直接显示出特殊的美学现象：它始终自然地是审美的，同时又是社会现象的。”（阿多诺《美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艺术的判断标准条件，相较于上述概念，又多了一个属于现实、属于社会这一条，认为艺术具有审美与社会双重属性。
至于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认识，在西方艺术史当中一直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举一个很知名的艺术家——马赛尔·杜尚的例子，作为20世纪前半叶的法国艺术家，他以独特的艺术观念和实践方式挑战传统的艺术界观念，他通过实践“现成品”艺术，将日常物品转化为艺术品，并在展览中展示，他这种实践的方式激发出艺术家们对传统观念的质疑，为艺术的创新探索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跨越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对后世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杜尚的这种实践方式激发了艺术家们对传统观念的质疑，为艺术的创新探索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他给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自己的艺术本身定了一个任务：如何可以把艺术变成“非艺术”。也就是破除生活和艺术在人类思想中的壁垒与偏见，为了这个目标，他从两方面进行了实践：
第一，他尽可能地颠覆传统艺术。例如，在《走下楼的裸女》作品中，他运用了分解形式和多重影像叠影的表现手法，探索了画面中特有的动感。这种表达动感绘画形式，非常符合未来主义的艺术理念。然而，这幅作品在一次展览中却引起了立体主义倡导者的不满，他们希望杜尚对作品进行修改，可是杜尚并不买账。通过这件事，他意识到“原来人类思想的狭隘是一种普遍而深入的秉性，不只是平常人有，老派的艺术家有，甚至连提倡解放思想的新派艺术家也有。”此后，他对任何流派和组织都不再相信。杜尚后来自圆其说道：“从此以后，我对任何流派和组织都失去了兴趣。”（[法]皮埃尔卡巴纳,王瑞芸译：《杜尚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他不再局限于对艺术流派和观念主张的追随，也不再受制于政治、宗教、伦理等方面的约束，这一决定使他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艺术探索和表达。
第二，杜尚直接放弃了传统绘画的表现方式，将生活中的现成品挪用为艺术品展出。其中最知名的作品就是《泉》，它是杜尚在1917年送往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的作品，即一个小便池。这件作品展出之后，引起巨大的争议和不解，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与艺术作品有何关系。然而，杜尚坚持认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雕塑形式，通过去除物品的实际功用和社会属性之后，使其成为单纯的物品而存在，并给予命名。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人们对物品的观看角度，有意将其转变为一件既成的“艺术品”。杜尚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人们对艺术的传统认知，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提升到艺术的认知高度。杜尚的这一理念起初是从一个自行车轮和前叉绑在一条板凳上开始的，这个作品最初只是为了自娱。之后，他将题写有词语的铁锹柄朝上挂在天花板上。这些现成品具备了杜尚艺术理念所要求的特质，即完全的非艺术品。杜尚试图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引入艺术领域，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
第三，据杜尚自己所说，他最好的作品并不是他的画或雕塑，而是他的整个人生、他的生活、他的思想和他所看待世界的认识角度，还有他的哲学人生观。他的“非艺术”理念也并不是让人们放弃对艺术的追求，而是让人们用更好的眼光和视角去审视艺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让艺术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强调生活本来就是艺术，重视生活才是艺术最重要的源泉。
3.中国的艺术划分与自身特色
然而，中国艺术家也有突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更注重艺术的生活化。齐白石一生以“通身蔬笋气”为荣，喜画大白菜。他将白菜的肥大、嫩白、翠绿的特点入画，在他的笔下呈现出白菜是新鲜活泼、生机盎然的，将俗世生活的温情与暖意寄意艺术作品之中。如此说来，齐白石的艺术成就与他的生活密切关联。正如，他自己说道：“予少贫，为牧童及童工。一饱无时而好文艺，为之八十余年，今将百岁矣。作画凡数千幅、诗数千首、治印亦千余。”（齐白石：《自序》载《齐白石作品选集》，荣宝斋出版社1956年版）可见，齐白石的艺术思想最为精妙之处，来自他对生活的熟悉，在日常观察中，发现事物用于艺术创造的美好，艺术在齐白石手里，或许并不是阳春白雪，而是自然、是纯朴、是求真。如是说来，艺术与非艺术观念在齐白石眼中，应该是异样的，不可能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标准。
其实，关于艺术与非艺术的讨论是难以终结的。诸如，从艺术起源角度定义，有艺术“游戏说”“集体无意识说”；从艺术本质角度定义，有艺术“模仿说”“表现说”，抑或是英国艺术批评家、哲学家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说；从艺术功能角度定义，有中国古代诗学的“载道说”“娱乐说”，乃至中国古代文论的“言志说”“心生说”“缘情说”等等。那么，为什么要着力阐述“艺术与非艺术”的问题呢？这十分重要，就是在考察艺术的经典化过程，这是关键性指标。
四、艺术的经典化过程
归纳来说，艺术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可有几类：
二是某些艺术作品即使在当代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被迫雪藏于世，直到多年后重见天日，方才被奉为经典。例如，古乐府经典化经过了一千多年的过程。从“经学化”探究，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角度解释，可以清晰地揭示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在开始并非显露出“经典”成色。而是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此后，唐代李白倡导的古乐府学在经学化基础上，又从学理化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直至，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重要的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这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如是所言，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是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郭丽：《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三是有大量经典作品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而这也是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如1965年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排演的民族歌剧《江姐》，一经上演就轰动全国，该剧自首演以来，累计演出达1000多场，而主题曲《红梅赞》更是唱响了大江南北，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分析原因，除了其革命化的底色之外，作品创作借助许多已经成为“经典”元素的音乐表现形式，属于有利条件。比如，加入了川剧、婺刷、越剧、四川清音、杭州滩簧、京剧等戏曲元素，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之中。强调歌曲“活”的要素。同时，也表明戏曲对民族歌剧产生的影响。创作上的大胆尝试，在民族歌剧史上有着重大贡献，这自然是成就“经典”的价值。
五、以经典角色设计的游戏
20世纪90年代初，由台湾的游戏公司新宇资讯（现为新宇软件）开发和发行的著名的《三国群英传》系列游戏问世，成为三国题材游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的游戏以策略为核心，玩家可以扮演三国时期的各个重要人物，进行政治、战争和外交等活动。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著名的《三国无双》系列动作冒险游戏成为三国题材游戏的重要代表之一。虽然这些早已成为一代人回忆的三国题材游戏，大部分并不是中国制作开发，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国内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经典角色的热爱，而直到今天，几乎每年都会有大量三国题材的各类游戏问世，这些历史经典角色又一次在游戏这个“第九艺术”中焕发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