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冬：“设计”在中国造物活动的发展历史中至少存在有五千年之久，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宏观上来看，中国人的设计智慧主要包含着“文化精神”和“造物技术”两大部分。中国人的设计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民族在造物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特征——我们把这种独有造物行为中的文化特征所包含的民族情结、国家意识、技术主张、艺术立场，归纳为中国设计的文化传统。在设计学的意义上，“传统”的定义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传统是无数创新的链接。优良的创新设计，都是在前人文化积淀基础上的创新思维的产物。对所谓的传统有了这样的判断尺度，我们便能在浩瀚如海的文化事物中准确判断出究竟哪些属于地道的“传统事物”，哪些仅仅是“古代事物”了。《中国设计全集》的所有案例正是以这样的“传统”尺度作为采选标准的。它所展示的“图解文论”方法，紧紧抓住设计的“本体语言”：功能设计、选材设计、工艺设计、形态设计，实实在在、本本分分地探究设计物本身的设计成就。
杭间：中国古人造物，很注重从功能的要求出发，根据材料和技术条件，来进行设计。例如汉代的长信宫灯，用水调节通道，保持密封，利用烟道进行排烟，利用转动的叶片进行光的调整，这是为适用于中国汉代的生活背景而作的优秀设计作品。是否能够用当今学术界通行的设计史观念去考察中国古代的造物？几年前，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设计全集》就是从科技、文化、社会学等现代学术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古代的造物，可以说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谁是中国设计传统的主线
刘伟冬：中国设计传统“文化精神”和“造物技术”体系的发生、形成、发展，不是某一位天才、英雄的个人杰作，而是无数先民无数次创新、改良、进化而逐步形成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流传至今的很多文化特征，无一不是通过民具设计事物所反映出来的，如使用筷子、瓷碗、方块字图式标志，如木作、织造、烧造、髹饰工艺。
“民具设计”和“官作设计”，谁是中国设计传统的主线，原本泾渭分明，清晰可辨，但长期以来，由于认识和立场的偏差，这个问题变得含混不清。《中国设计全集》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学术主张：中国设计的文化传统，其主线一直是“中国民具设计”，“中国官作设计”则作为补充形式和辅助形式，也是中国设计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杭间：我们熟知的很多瓷器，很多都不是在实际生活中用的，而是当作陈设品。既然用来作陈设品、观赏品，它的装饰因素、审美因素就占了主要地位，但器物本身的功能，就退居其次。比如唐代流行的铜镜，当时唐代人在铜镜上下的最大的功夫不是镜子照人的质量，而是在它背面的纹样上，贵族用的镜子的好和差，是通过装饰水平来体现的，所以工艺史在此时是一种装饰艺术的历史。由此看来，工艺史和设计史是有很大区别的。设计史即使观照古代工艺造物，也必须以为大多数人服务和使用作为前提，要从功能的角度，从功能与使用的人和生活方式的关系来看古代的造物。例如设计史注意中国古代的陶器和瓷器是拿来用的，是拿来为不同地区的人用的，是要适合他所在的地区的生活方式来使用的这样一些物品的设计。这些产品，既在宫廷也在民间，而且民间还是主要的，因为从功能来说，民间的生活条件和朴素的趣味，要求功能的体现更直接明了，所以《中国设计全集》会更注重民间陶瓷，比如山西的油壶、少数民族喝茶的茶具、用陶瓷做的油灯等等。
传统与学术兼顾的中国设计分类
杭间：说到中国古代造物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分类？我们知道，西方的设计概念是以工业革命来奠定的，基本上所分类的方法是由于机械的产生，对机械和今天生活的关系来做一个分类。这个分类无疑是今天对工业制品的一个比较好的分类。但是，中国古代这些东西，因为它是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手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面如何分类就涉及到如何对它做一个更好的解读。
刘伟冬：设计遍及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每个层面，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如何进行合理分类，是《中国设计全集》面对的一道大难题。我们的分类方法直接切入主题：设计行为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影响和作用上，因此可以将所有设计案例统分成两大类——“生活类”和“生产类”，再分为建筑类编、服饰类编、餐饮类编、工具类编、用具类编、文具类编6个类编。然后，根据中国设计史的特点和现代设计学的观念，将较为出色的品种单独成卷。如“文具类编”，先单独分出中国人擅长的“书印篇”，再列出设计含量较高、也富有民族特点的“乐器篇”，最后另设“礼娱篇”，将能代表我们民族集体智慧的文具类优秀设计案例悉数囊括其中。这种分类方式，是我们在理论和表述上的新探索。
杭间：中国古代有博物学传统，在《三才图绘》等文化典籍里，已经建立了比较好的分类体系。《中国设计全集》的分类，既充分体现了当代学术研究对传统造物的综合分类，同时也兼顾了传统分类固有的优点。（本报记者谭华整理）
（刘伟冬，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设计全集》编委会主任。杭间，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设计全集》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