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的伪中立性并非一个新的现象。例如，亚里士多德用人类（anthropos）一词来讨论“人类之善”，这个词不仅排斥了女性，也依赖于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地位。康德甚至写下了“所有这样的理性存在物”来论证一些他并不用之于女性的论题。当这些善的论题和概念不是用来讨论我们所有人，而只是用来讨论家庭中的男性家长时，这种情况会变得更为显著。因为这些作者通常在某些地方给出解释（无论这些解释多么不充分）说他们的言述何以不会应用到女性身上，而且也解释说女性应该拥有的是不同的特性、不同的品质、不同的权利、不同的责任。不过，人们通常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属于（也容易适用于）所有人的。女性主义者们解释说，近十五年来，已经揭示了政治思想史上这种“加上女性搅和稀泥”（addwomenandstir）的方法的虚伪性。
当代政治理论家们的性别中立语言的虚伪性则并不那么明显。绝大多数（并不是所有的）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使用了“男人和女人”（menandwomen），“他或她”（heorshe），“人们”（person）以及用得越来越多的“自我”（self）。有时，他们甚至用电脑来随机使用男性还是女性词汇。因为他们并不是明显地去排斥或边缘化女性（正如过去的许多理论家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尝试去将他们的理论解读为对我们全部的包涵。但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仅仅只是从字眼上回应了女性主义的挑战，尽管看起来他们似乎很宽容，很大度，这样让他们变得可信，但有时会导致其言论变得毫无意义。他们通常用两种方式来做这一点：要么他们对两性之间的生物差别视而不见，要么对两性所分派的社会角色和不同的权力差异，以及支撑这种差异的意识形态视而不见。性别中立的词汇经常对于真正的“人”（person）的经验含糊其辞，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以性别划分为结构的社会中，事实上，真正的“人”的经验就要依赖于其是男性还是女性。
从菲利普自己的原始前提出发，这些爱与有意义的工作之间的冲突很有可能影响到女性的认同感和自尊上的强度和统一性，而这种冲突的消解对于成为一个自律的道德行为者十分关键。反过来，如果这些人都是妈妈，很有可能这类冲突会影响到她们儿女的认同感的发展。很明显，性别绝对是获得一个社会秩序的障碍，这与菲利普所渴望的社会秩序相比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性别中立的语言让他忽略了这个事实。尽管他很清楚地注意到在其他方面，他所设想的正义的社会秩序与当代社会有着天渊之别。他所使用的伪性别中立的语言让他无法注意到可以社会化的正义的公民的家庭形式同今天典型的家庭形式之间的区别。
忽略家庭以及伪性别中立语言，在近来的政治思想中，结合起来，而这让大多数理论家仍然看不到性别是一个高度的政治问题。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他们实际的所为没有什么差别，这些语言只涉及男人以及某一种女性（这种女性，尽管在她们所生活的社会中遇到了性别结构和实践上的分化，她们却努力去适应按照男性所需要的发展起来的生活模式）。人类生而就是一个无助的婴儿——她们并非传说中的政治理论中所寓居的自律的行为者——这个事实遭到了性别化家庭含糊其辞的假设的模糊化，而让家庭沦落到这些理论之外来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当代正义理论，和过去一样，都是关于与他们的家里的爱妻在一起男人们的理论。
有三个原因可以说明这种状况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首先，很明显一点，女人必须完全包含在任何完满的正义理论之中。其次，女性和孩子们的机会平等在我们当今社会的性别不公平中遭到了破坏。第三条理由是，正如我们已经讲过，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正义的社会的话，家庭——当今最关键的性别结构——必须是正义的，因为家庭是我们在其中首先拥有自我感的地方，也是我们同他人关系建立的地方，家庭是道德发展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