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农村减贫机制

长期以来，因男性的经济价值和“养儿防老”功能大于女性，生育男孩是我国传统农民精神上的最大满足，“男孩偏好”成为一种刚性的“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农村贫困家庭拥有的资源有限，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农民会尽量加大对男孩/男性的各种资源投入，女性成员往往成为家庭资源再分配中的牺牲者和付出者。例如，女孩辍学打工资助兄弟上学、补贴家用、赡养父母成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一种新的赡养伦理，但女儿一般不具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

土地承包制的农业改革，以家庭为核算单位，把过去由农村集体组织承担的责任和风险，随同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给农民家庭独立承担。农户拥有对农业投入要素的支配权、决策权、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也是农业生产风险的直接承担者。费孝通说：“中国乡土社会中，一直到现在，最有力的动机是‘创立家业’。在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生活中，安全是主要的企求。”农民生计存在广泛的不确定性，包括气候变化、瘟疫、疾病等自然风险给农业造成不可预期的灾害，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信息不完全与市场不完善引起的产品价格不稳定性，经济资源控制权的变动所造成的社会不确定性，法律权益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等等，这些都使得规避风险成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家庭的本能反应。

因此，在微观生产水平上实现家庭财富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成为改革后全国农户的共同追求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农村青壮年劳力主动把农民身份转型为城市化群体，把计划经济时期由男女两性共同分担的农业生产任务全部留给在乡村的妇女。这种劳动力资源的内部配置，忽视了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和收益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性别之间的分配不平等。青壮年男性迁出农村流向城市，农村妇女并没有因为担负起农业生产的重任而减少她们原有“主内”角色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她们不得不挑起原本由两副肩膀分担的责任田和家庭重担。跨城乡的“男工女耕”性别分工，限制了农村女性与男性劳动的可替换性，女性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被“内”化为不挣钱的家务劳动，导致其社会性的有用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可。与男性相比，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强、家庭贡献加大而同比上升。遵照传统的从父、从夫居习俗，农村女性秉持的是利他主义精神，最终，农村妇女往往是贫困家庭中的最贫困者，贫困因此具有了性别差异。

农村扶贫减贫政策的性别中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推行了具有不同针对性的农村扶贫减贫战略，包括救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扶贫开发对象主要是贫困地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这些战略与规划都没有对贫困人群进行男女性别、鳏寡老幼等细致区分，基本上是一种“男女都一样”的、性别中立的扶贫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