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贸易顺差；产品内贸易；国际分工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外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1995年至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贸易顺差皆在12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之间，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2621.97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外贸顺差增势放缓，但年度顺差仍达到295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净增328.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债务的偿债能力，降低金融高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动乱。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代表了贸易伙伴国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引发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汇率调整压力。除此之外，高额的外汇储备还会成为少数反华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借口，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鉴于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贸易失衡状况，探求引起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和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方法是当务之急。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国内外各个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但总的看来，文献探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长期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邓立、张坤（2007）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余永定、覃东海（2006）指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导致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JohnWhalley(2010)运用二阶段增长法估测了FDI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国内企业，导致国内市场产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规模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40%。刘光溪（2005）指出，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应从根本上着力进行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钟山（2009）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国内外贸易的限制措施是顺差得以扩大的政策性原因，国家需要营造良好环境，以此来缓解过度出口的不平衡压力。孙彩梅（2007）认为，贸易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认为贸易的重点在于出口，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的措施相对较少。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三）国内投资无法完全吸收国内高储蓄
（四）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Hummels,Rapoport,andYi(1998)指出国际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了国际分工，并将这样的国际分工称为“垂直专业化”。Hummels,Ishii,andYi(2001)建立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并通过研究指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形成是开放型国家成长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09）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种贸易顺差由于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是可持续的，并且对我国产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积极作用。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卢锋（2006）指出，双顺差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双顺差结构特点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表现。
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卢锋（2006）等学者虽然已从全球分工角度对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但都缺乏系统的内在机制分析。马野青（2009）“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从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外贸顺差转移的角度对贸易顺差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统计性描述进行验证，并没有结合精确的实证检验，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实践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进一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Eviews进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结论。
三、贸易顺差的形成机制
（一）欧美国家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四）中国内地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Causality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著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其中，LPRO的t值显著。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1.528*△SUR(t-1)+1.47*△SUR(t-2)+1.388*△SUR(t-3)+1.340*△SUR(t-4)+1.276*△SUR(t-5)+1219.606*△LPRO(t-1)+647.696*△LPRO(t-2)+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SUR(t-1)-225.053*LPRO(t-1)+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政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政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政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
（三）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增长方式
劳动力低廉的特点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规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摆脱加工贸易引起的贸易顺差，就必须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脱离“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最终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不断增加外包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辅以金融、财政、投资政策对产业结构加以调整，直至出口贸易实现内涵式发展。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换之前，外贸都要始终保持自身比较优势，将加工贸易作为本国外贸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
（四）发展良性循环
从上述的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施加正面影响，因此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引起加工贸易的减少，由此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总量。由于两者相互促进，可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最终缓解贸易顺差的效果。
以上政策建议是从加工贸易角度出发提出的，实际上，贸易顺差是一个宏观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仅仅优化一方面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加工贸易属于影响贸易顺差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外汇管理、经济发展等，只有综合所有因素考量贸易顺差的形成，并针对各方面问题辅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整，才有可能引导贸易顺差达到较为合适的位置，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