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1907年7月14日—1982年12月5日），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是共产党优秀的红色间谍。1928年，由上海法科大学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先入哲学系，后转文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名声大噪，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曾在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1937年，她为电影《十字街头》写就主题曲《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脍炙人口，传遍了大街小巷。
我的姐姐关露
胡绣枫
我的姐姐关露，原名胡寿楣，一九〇七年七月十四日出生于原籍河北省宣化县的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八岁时父亲就病逝了。母亲毕业于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旅宁中学，会写古文，也写得一手好小楷，还工于刺绣。当时家庭生活就靠母亲抄写公文所得的微薄报酬，艰难维持，有时还得用刺绣收入贴补。关露进入小学读书，白天上学，晚上则由母亲教古文、古诗；小学毕业后，就在家由母亲课读些四书五经之类。
爱好和志向
关露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之下，从小喜读书，爱上了文学，每天按照母亲的规定读书、写字，或学着作文、写旧体诗。关露未满十六岁时，母亲去世了。我们跟着外祖母搬到湖南长沙表舅父家中。不久，因生活实在无着，只好又跟着外祖母来到南京，与姨母一同居住。
关露处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但意志是坚强的。她牢牢记住母亲的话：“一个女孩子一定要能够自谋生活，一定要学点本领，否则将一辈子受气，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做人。”她孜孜不倦地求学，到处寻师访友，曾通过冯伊湄的介绍，认识当时名画家梁公约先生，由于梁公约的帮助，免费进入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学习。
外祖母和姨母的思想都很封建，认为女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结婚，找一个家道富裕的丈夫，就可以过一辈子幸福生活。他们日夜操心，要为我们姐妹俩找好“婆家”。关露不愿放弃自己的学业，决不屈从于包办婚姻，总想等到学有所成，能够自食其力时，再考虑婚姻问题。有一次，表哥为关露介绍了一个银行经理，总以为这下子该满意了，不料仍被关露一口回绝。
一九二六年，我们到上海，遇见刘道衡同志（他是一九三二年入党，一九六九年被“四人帮”迫害去世）。在他的全力资助下，关露进入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那时，沈钧儒先生是该校的教务长。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济南惨杀了蔡公时，一时群情愤激，掀起了反日浪潮。法科大学学生也鼎沸起来，由沈钧儒先生带领上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关露第一次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不久，转到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后又转到哲学系学习。
投身革命浪潮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全国掀起了巨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朝。关露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了革命。她和进步同学钟潜九、韩华恺来到上海。钟潜九进了法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后又到福特汽车公司当修理工。关露由钟潜九介绍认识了在沪西搞工人运动的胡伊帆，参加了上海民众抗日反帝大同盟（简称“民反”)领导下的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简称“妇反”）。从此关露就在“妇反”工作，主要是在女工中间开展宣传活动。
她经常跟着一位女同志到沪西的纺织厂、丝厂、美亚织绸厂做宣传工作。她在工人中办夜校，以夜校教师的身份深入工人群众，与女工们交朋友，组织姊妹团；有时组织读书班和诗歌小组。没有现成的课本，就自己编一些既适合于教工人识字、读书，又能宣传革命道理的教材。她还同女工们一起编写墙头诗，出壁报，写传单，举行诗歌朗诵会。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鼓励大家参加革命斗争。
关露就在这个时期入了党，担任了“妇反”宣传部副部长。她经常同那位女同志，有时也叫我一道出去“埋地雷”（就是白天把墨汁瓶预先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晚上带上一支毛笔，迅速地在附近的墙上写上“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大标语。
在左联的日子里
一九三二年秋，组织调她到左联工作，参加了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经常接触的除了穆木天、柳倩、任钧、许幸之、杨骚、艾青等诗人以外，还有周起应（即周扬）、周立波、任白戈、谭林通、林淡秋、戴平万、何家槐、张天翼、沙汀、艾芜、杜谈、欧阳山等。一九三二年九月在左联诗歌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诗歌会”。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创刊号出版，关露参加了“中国诗歌会”的工作，同蒲风、柳倩、任钧、穆木天、杨骚等一起负责《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并写了不少诗篇。如《马达响了》《童工》《织绸女工》都是那时候写作的。《新诗歌》出到二卷四期，因组织被破坏而停刊。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和潘梓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绑架后，关露接替丁玲负责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此时她的社会活动也增多了，参加了“苏联之友社”。左联又派她到外围组织“文学研究社”去工作，给爱好文学的青年们讲写作问题，并经常为《妇女生活》写稿。她还与沈兹九一起组织女工座谈会和妇女界救亡协会等。
那个时期是关露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她后来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就是收集了当时的部分诗稿。她的诗多半描写受压迫女工的生活，也强烈反映到处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摄影片《十字街头》，关露应编导沈西苓之请，写了著名的主题歌《春天里》，由贺绿汀谱曲。这首歌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流行歌曲，经久不衰。歌词末尾几句话：
不用愁，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
稳把舵，齐鼓桨，哪怕是大海洋。
向前进，莫彷徨．黑暗尽头有曙光。
反映了她的战斗精神。
她的诗歌没有个人的琐事与悲伤，也不是单纯的爱情恋歌，却充满时代的气息，鼓舞着人们的斗志。她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前进”，诗的社会功能应该是一种“强有力的战斗武器”。
关露对散文、小说、翻译都有着广泛的才能。她在一九四〇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新的时代》是以自传体裁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刻画那个时代她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和被压迫妇女的形象，以后，她又以自传体裁写了一部《黎明》。解放初期，她曾以大连的流浪儿王贵德成长故事为主线写了小说《苹果园》。这本书，刻画儿童的语言、心理、动作都惟妙惟肖，反映出作者长期同儿童生活在一起的实践和一定的文学素养。
在孤岛的特殊战斗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上海战局突变。蒋介石下令放弃上海，上海的大部分地方被日军占领，只剩下市中心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块地方没有进驻日军，被称为孤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大部分离开，留下一部分人在上海坚持工作，关露就是其中之一。在孤岛的文坛上，关露依然十分活跃，她和许幸之、蒋锡金、朱维基、白曙、辛劳、沈孟生等人一起在党的文总支部领导下组织了“上海诗歌座谈会”，每星期座谈一次。到一九三九年春，“上海诗歌座谈会”决定出版《诗人丛刊》，由关露和蒋锡金担任编辑。这本刊物是以关露的诗《我歌唱》为名，六月份出第一期。不久，座谈会成员中的吕绍光当了汉奸，为了整顿内部，只好停刊。随后，变换地址，恢复活动，
又决定出版《行列》诗刊，由朱维基、沈孟生主编。关露是《行列》社的活跃分子，经常发表诗作。她的作品经常发表在《文艺新潮》《文艺阵地》《文艺长城》《妇女生活》等刊物上。她以炽烈的爱国热情写了不少诗篇，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坚强意志。诗人唱出了：“宁在焚烧后的断瓦颓垣上重建自由的城堡，把尸骨和鲜血，在胜利后祖国的黄土中埋葬！”
一九三八年，关露住在王炳南家，经王安娜介绍认识了刘少文。一九三九年冬，刘少文送来叶剑英的一份电报，要关露“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小廖就是廖承志。关露到了香港，廖承志和潘汉年一起向她布置任务，要她到上海汪伪特务机关做策反工作。关露欣然接受了。潘汉年专门嘱咐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如果辩护，就糟了。”关露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关露回上海后，不顾个人安危，忍受朋友们的误解，出生入死，为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由其他同志接替她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从上海到苏北、大连、北京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主席接见重庆文化人座谈会结束之时，周恩来同志把我和李剑华叫到楼上去问：“关露现在情况怎样？”我回答说：“仍在上海。”周恩来同志说：“恐怕她没有钱用，组织上准备给她一点钱。”我说：“不用了，我们已准备了点钱，炳南同志也托带了钱，都由李剑华去上海时带给她。”周恩来同志又说：“还得叫她注意安全。”不久，李剑华到上海，见到关露，并由夏衍负责安排她到了苏北解放区。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联络部长扬帆奉命前来迎接这些从上海转移来的同志。部队的领导同志对这批做情报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审查，不承认关露的组织关系，她气得患了精神病。以后张唯一同志为她作了证明，才接上党的关系。在病中，曾山同志曾亲自来探望她，安慰她。接着，她先被分配在盐埠中学教英语，后调到苏北建设大学教文艺理论课。建设大学的校长是李业农，副校长是夏征农。一九四七年中秋节前夕，关露随建没大学迁到大连，曾在苏联新闻局任翻译工作。以后又到劝业工厂的流浪儿童学校深入生活。
不久，北平解放，关露从大连到了那里，去看了廖承志。廖承志说：“你要我写证明吗？我马上给你写。”又说：“你原是搞文学工作的，还是干你的本行吧！”就写了一封信连同证明交给了周扬，随即关露被分配到华北大学三部任文学创作组组长。当时三部的主任是张光年和艾青。那年冬天华大解散，她被调到铁道部总工会文学创作组，组长是杨朔，组员中还有黄碧野，不久，负责电影局工作的陈波儿看了关露写的小说《苹果园》，建议改编成电影；一九五一年秋，关露被调到电影局创作组工作。
在这期间，她曾到湖北、湖南一带去体验铁路工人的生活。她曾对我说：“他们的劳动和生活都很艰苦，但情绪很高，同他们比起来，我们实在很渺小。我连过独木桥都害怕，还要人搀扶。我真应该把他们写出来，让人人都知道他们对人民的贡献。”
后来她到上海参加五反运动，白天投身运动，晚上记录所见所闻，积累资料，准备回去写剧本。当时关露还年轻，在创作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但不幸的事件接踵而来。
两度冤狱，壮心未已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关露因潘汉年案于同年六月十五日被捕，关押在公安部功德林监狱，直至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才“教育释放”。她很想不签字，但又怕再被无辜关押下去，只好先出去，再申诉。她在狱里居住的是单身牢房，房间里只有一张板床，别无他物。据她后来告诉我，她前后共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写得工工整整，详详细细，写了童年和青春，又写了“左联”以及在沦陷区的对敌斗争。她精神分裂症又发了，躺在泥地上，渴了没有水喝，只好喝痰盂里的水。狱中大夫来看她，说她是装疯卖傻。以后她总不见好，只好送进公安部的专门医院；病好后，又被送进牢房。她除了写“交代材料”外，就是整天枯坐。由于经常睡泥地，以致患了关节炎，痛时连墨水瓶都拿不起。但是，她是经得起审查的，不但毫无怨言，在医院还写了一首题为《祖国》的词：
“壮志千秋，登高远眺，春染山头。看欢耕大地，翻身骏马；良田盈野，灌溉争流；鹏鸟高飞，青云直上，万象骄矜幸自由。憎奴役，恨随风柳絮，逐势漂浮!
明时文武繁游，为绿化江山锦树稠。正祖国年芳，花红叶茂，林园春晓，雨露方道，榜桂功臣，旗彰模范，青冢长埋万世侯。冬去也，望蓬莱仙景，疾驶飞舟！”
释放后，关露仍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没有被安排工作。不久，反右斗争开始，就叫她去参加“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运动。接着，大字报点了她的名，因为她在“左联”曾同丁玲一道工作，也就难免不受牵连。以后，电影局领导找她谈话，说她在电影局没有写过剧本，群众有意见，还是退休吧。她只好办了退休手续。当时她刚满五十岁，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
一九六七年，关露第二次被捕，进了秦城监狱，还是要她写过去交代过的那些材料。她经常遭到管理员的打骂。有一次，她在放风时摔了一跤，管理员就用皮鞋踩她的手；她痛得喊起来，反而受到更多的踩打。
一九七二年，我到北京打听关露的消息无着。等到我一九七五年再到北京时，有一天接到通知说关露住医院了，家属可以探望，我就每周去看她。我们见面时十分高兴，彼此握手、拥抱，谈了许多家常，但谁也没有流一滴眼泪。五月底，她被释放；年底，给她恢复了党籍。一九七九年她参加了第四次文代大会。
出狱后，她对党没有丝毫怨言，对党的事业始终坚信不疑，决心将余年继续贡献给党的文艺事业。她白天接待一批批前来探望她的客人，晚上孜孜不倦地写作到深夜。我常常劝她出去走走，旅游一下散散心，她总是回答说：“不行，来日无多，要抓紧有限的时问，尽量多干点工作。”正因为她太爱工作了，以致用脑过度，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她突然患了脑血栓，经医生抢救，病情才有好转。
她的政冶历史问题一直到潘汉年同志得到昭雪后，才得到平反。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并向她宣读：
“经查，关露同志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一九三九年秋开始为党作情报工作。一九四二年春由组织派她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收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足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公安部一九五七年二月《对关露的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原审查材料按中央统一规定进行处理，以消除影响。”
她感到十分欣慰和鼓舞，虽已半身瘫痪，犹壮心未已，希望能恢复健康，恢复工作。但不幸她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与世长辞，使她抱终身之憾！
综观她的一生，她自一九三二年投身革命以来，对党忠心耿耿，对党交给的工作总是努力不懈，无论遇到什么曲折和困难，对党从无怨言，对共产主义事业满怀信心。
下面，引用她在秦城监狱作的几首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闲坐
监中闲坐，空耗春光，不胜惋惜。
从来鞍辔骋前沿，汗马风尘未伫鞭。
忍见春光流水逝，落花飞絮一年年。
夜闻
夜闻女“犯人”哭泣呜冤，通宵达旦，声甚凄惨。
衔泥精卫犹填海，纸笔无情辨罪难。
贾谊谏书湘水恨，屈原忧国楚江寒。
忠心不怕澜言陷，真理依存领袖贤。
自有诗书昭史册，悲窗岂疾不平冤。
云沉
久不提审．疑有不测风云。
云沉日落雁声哀．疑有惊风暴雨来。
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无题
泥沙荡漾竞浮沉。牛鬼蛇神两不分。
唯有经霜松柏茂，得将晚节护山青。
盼望写作
戎马从来喜战场，驰驱不为世留芳。
感慨
一九六七年党生日被捕，闻外面批斗“走资派”，甚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