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对于每一名共产党员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誓词。
一百年来,一批批有志青年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以一腔爱国志投身于革命和建设,将青春甚至生命挥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忆往昔峥嵘岁月,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我们这座城市,就有着这样一批与中国共产党,与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老党员,他们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和纯洁无瑕的党性犹如一道道璀璨的光,汇聚成火红的太阳,照亮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奋进之路。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岁生日之际,《人物》栏目推出系列优秀老党员专访,回顾奋斗人生,重温初心之路,让我们一起传承红色精神。
蚌埠新闻网记者郝玉琳
【人物简介】
肖高,原名王寿春,安徽巢湖人,生于1923年2月7日。1938年5月在武汉加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后到中共青委开办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工作。
1940年初调回延安,在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中央社会部保卫训练班学习。
1942年到1948年先后在中央社会部、中央办公厅警卫科任科员,中央警卫团任保卫参谋,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任保卫科长等职。
1948年8月调回中央社会部任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班主任。
其间,担任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党中央机关及中共七大会议的保卫工作,曾参与负责护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东渡黄河,承担沿途保卫职责,并到晋冀鲁豫边区带领扩编中央警卫团战士工作。
1949年10月调中央公安部任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局长。
其间,负责中央首长和外宾警卫工作,并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成立大会和每年国庆节天安门庆祝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先后完成护送董必武到宁沪部署接收国民党档案,迎接毛泽东、胡志明访苏回京,承担彭德怀赴朝鲜板门店停战签字,宋庆龄、郭沫若、廖承志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等领导人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
肖高近影
1958年5月到1973年,调任贵州省贵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等职。
1973年调安徽省,先在淮南化肥厂蹲点劳动,后在淮南市革委会任副主任等职。
1977年调安徽省公安厅任党组成员,副厅长,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1980年调蚌埠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秘书长等职。
1985年任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1990年离休。
虽然已经离休多年,但肖老一直“离而未休”,一贯重视学习,关心党和国内外大事,离休后仍担任市法学会名誉会长和市政协老委员联谊会名誉会长,大禹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抚今追昔,98岁高龄的肖老忆起革命历程中在延安、在北平、在板门店的那一个个激情燃烧的日日夜夜,依然心潮澎湃。这位与党同时代出生的老党员讲述的一幕幕场景,虽只是中国革命历史长卷中的一个个小片段,却可以让我们从中体味到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之艰难、中国革命成功之不易,领略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宽阔胸襟、宏伟抱负和不畏艰难险阻夺取革命胜利的英雄主义气概。
延安,抗战干部的摇篮
抗日战争期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是人们向往敬仰的圣地。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流亡学生,为了抗日救国和追求革命真理,成群结队地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和阻挠,到延安上学求知,要求参加革命队伍,到敌后去抗敌。
我是1940年1月从敌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调到延安新成立的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的。由于新校尚在筹办,我们到延安的几百人,就挤在旧城外边破烂的窑洞和平房里。
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战争形势的需要,培养革命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党中央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主要培养军政干部。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毛主席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并亲自在大学讲授他写的《论持久战》。延安女子大学也是开办较早的,由中央妇委负责领导,主要是培养训练各方面妇女干部。王明任名誉校长,王明的夫人负责日常工作。
1949年,执行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保卫工作的肖高。
开学后,除按原教学计划学习上课外,重要的一课是有计划地分批到生产基地去开荒生产,种谷子、玉米、土豆和蔬菜,弥补粮食与副食品供应不足。通过劳动生产,不仅掌握了一些生产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同学们的劳动习惯和群众感情。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蒋介石又发动了二次反共高潮,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遏制陕甘宁边区,企图把我们困死。那时曾经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真是大极了。
为了粉碎日寇的大扫荡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为了减轻农民群众负担,改善人民群众和机关学校部队的生活,为了发展经济,克服财政和经济上的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主席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重要报告,号召“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
我当时住在中央办公厅石楼里,在院内也种了一小块自种地。有一天晚饭后,毛主席在院内散步时,看到我在那里浇水种地,就走近我的菜地惊奇地说:“哎呀!你种的菜为什么长得这样好啊西红柿为什么长得这么大呀都比我种的好啊!”我走向前说:“感谢主席对我的鼓励,有的同志种地比我还好呢!这没有什么奥秘,只要上足底肥,勤浇水锄草,就会长得很好!西红柿必须要搭支架,每层花朵只能留二三朵,否则只能长得像葡萄一样大。”主席向随身的卫士长何清华同志说:“我们要学习取经,争取明年把我们那块地种好。”我爽直地说:“主席,你工作那么忙,身体又不太好,还种什么地呢!”主席认真地说:“那你就说的不对了,我号召大家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能坐享其福吗我也应该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呀!种一块地,不仅能增强劳动习惯,增长生产知识,还能锻炼身体,调剂生活呢!”“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我连声笑着回答。
经过大家一年的辛勤劳动,杨家岭机关生产计划不仅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且机关伙食得到明显的改善提高,大灶平均能吃到两菜一汤了(过去只吃一个素菜还不能保证),过年过节会餐时还能吃到白面馒头(平时只能吃到小米),到年底机关所有工作人员(上至毛主席下至勤杂人员)每人都发到一床粗制毛毯,一件粗毛线制作的棉衣。那件毛毯我至今还当作传家宝保存着。在欢度1944年春节晚会上,大家共同欢唱着“南泥湾”歌曲,盛赞丰收的喜悦!
北平,终生难忘的首届政协会议
我曾有幸于1949年9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全国首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保卫工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布毛泽东草拟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第一次提出:召开全国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提出:1949年必须召开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新中国成立,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中共中央除电示中共上海局、中共华南分局,邀请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择机北上,并派钱之光同志秘密到香港,协同香港中共负责人方方、章汉夫同志,妥善安排在香港的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同时还专派邓颖超同志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与许广平、罗叔章一起赴上海,迎请宋庆龄到北平。
1953年夏,公安部警卫局护送彭德怀赴朝签订停战协议的保卫小组,在板门店我方驻地留影,左三为肖高。
阳春三月,春意盎然。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入北平,当天晚上就邀请李济深等十几位著名民主人士,在颐和园景福阁共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有关问题。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各方代表计23个单位、134人。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规定》,选举了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
金秋的北平,天高气爽。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晚7时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当662名各界代表进入会场时,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在会场上激荡,场外五十四响礼炮声声,震荡着夜空……
10月1日下午3点,毛主席同各位副主席和委员及各界重要人士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数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盛典,并亲自升起五星红旗,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迎风飘扬。毛主席在群众欢呼和礼炮声中庄严地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时全场群众欢欣鼓舞,振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当广场和游行队伍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时,毛主席挥舞着手臂,喊出他作为领袖的心声:“人民万岁!人民万岁!……”因我担任首届政协会议的保卫工作,参与了会议的全过程,保证了会议安全顺利进行,这段记忆令我终生难忘。
板门店,跟随彭德怀参加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后期,在中朝人民共同连续性地打击下,朝鲜战场的谈判经过反复较量,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终于达成了停战协议,双方司令官将同抵开城,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我奉中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命令,与中央警卫局、警卫师的几位同志组成保卫小组,由警卫局副局长岳欣担任组长,护送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到开城板门店参加签字仪式。
到达朝鲜的第二天,彭德怀就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策划了金城战役。
从1953年7月10日起,双方代表团连续开了六天谈判会议。其间,我们保卫组同志全部到现场,熟悉板门店会场情况。那时李克农在谈判会场边缘的帐篷里坐镇指挥,会场上由朝中方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与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进行唇枪舌剑的较量,有一段精彩的谈判对白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南日问:“对于已经达成的停战协议的实施,你方能保证南朝鲜政府和军队不进行阻挠和破坏吗”哈里逊答:“我方可以保证,韩国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的实施。”南日问:“如果他从中进行阻挠破坏怎么办”哈里逊答:“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南日问:“如朝中方面为保证停战,采取行动抵抗南朝鲜的挑衅,联合国军将采取何种态度”哈里逊答:“联合国军将继续遵守停战协定,承认朝中方面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证停战。”可见美国佬当时谈判心态的急迫。
在谈判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指挥下,于7月13日晚打响了金城战役。一千余门大炮向二十五公里正面防御的李承晚四个师展开猛烈攻击,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仅用一个小时,就全线突破了敌军阵地,接着几天又迅速扩大战果。到7月16日联合国军才梦醒、部署反扑,然而为时已晚,尽管敌军以每日三个团的兵力、四百余架次飞机、三十余辆坦克疯狂反扑,但我军岿然不动。这一战役共毙、伤、俘敌军7800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中最后一役。
签约会场上想完全拒绝南朝鲜人员、包括南朝鲜记者进入是很难做到的。为了确保签字时的安全,不让任何阴谋恐怖手段得逞,经过彭德怀和李克农的谋划,又提出改变双方司令官到现场签字的做法,而由双方首席代表先行签字,使协议当即生效,再由双方首席代表各自向司令官送签并互换文本。这样就摧毁了李承晚贼心不死的一切妄想,或许因为美方对李承晚也不太放心,他们没有犹豫就接受了此建议。
(特别鸣谢市委老干部局、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给予本文的大力协助,图片由市委老干部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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