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符合理论和实践要求并得到普遍认可的新闻专业期刊评价体系。我国现有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期刊的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但有的存在侧重量化评估，忽略社会影响力评估的问题。建立以质量为导向，注重社会影响力评价，结合量化评估的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不仅是新闻传播类期刊紧跟时代、服务读者的需要，也有助于新闻传播学学术的健康发展。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国家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三、结语
《国际公关》：为什么中国第一个公共关系学博士点能够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现？此次设立的公关博士点都有哪些研究方向？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拥有一个以公关为志业，追逐公关梦想的研究团队；拥有全国专业排名前五的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平台的支持；拥有一批在国家形象、政府公关、网络舆情与危机公关、新媒体公关等研究领域的国家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际合作课题、各类横向咨询课题，以及SSCI论文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拥有一支以策划创意为核心的、屡次蝉联全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金银奖的红树林策划创意团队；拥有大中华地区有学术影响力的品牌性公关学术论坛，如此种种都是华科大能够设立国内第一个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前提和条件。
华中科技大学具有发展公共关系学科的跨学科背景优势。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管理学院都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而且新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专业排名“全国第五”，这三个学院都有公共关系教学和研究的课程、师资和成果，具有学科交叉的良好基础。
目前，公关博士点的设置有三个方向：1、公共关系基础理论研究方向，2、战略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方向，3、新媒体公共关系研究方向。这三个都是我们学院的特色。比如我的专著《公关生态论》、《现代公共关系学》、《关系范之下的公关研究》，都是在做基础理论上的研究。目前，我们的研究团队正在围绕国家形象、国家公共关系、新媒体公关、危机公关、政府公关、品牌公关、公关素养、公关认知等课题开展研究，也希望对这些课题感兴趣的学生来报考。
《国际公关》：公关博士点的设立对于国内公关学科建设有什么意义？
陈先红：中国大陆第一个二级学科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出现，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关事件。30年来，公共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一度停招，一度被迫“改嫁”；其中自1998年起公共关系从教育部专业目录上拿下来，停止目录内招生，—直到15年后的2012年，才重新回到教育部专业目录中，而且是从传统的新闻传播学学科，被迫调整到公共管理学科之下，成为与行政管理并驾齐驱的二级学科。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公共关系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合理性一直是受到质疑的。
在这种学科背景下，华中科技大学二级学科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设立，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公共关系的学科地位被认可，而且还意味着公共关系学科地位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中国大陆的公共关系人才培养链，提高了公关人才培养层次。
《国际公关》：请您谈一谈国内的公关教育与国际上有什么差别？
陈先红：公共关系的基本理念在于重视公众意见，注重双向沟通与对话、建立诚信关系等，这些思想在全世界多国历史中都有迹可循，然而真正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则始于美国，美国公关教育至今已有90年的历史，是一门很成熟的学科，美国公关教育模式是一种世界范围的主流模式，在欧洲、中东和亚洲都被广泛采用，对亚洲公关教育的影响尤其强烈。比如我们设置的公共关系课程、传授的公共关系理念，以及采用的公共关系教材，绝大多数都来自美国。
就教育差距而言，国内公关教育体系的不成熟、不完备、学术社群弱小、师资队伍匮乏等差距都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最大的差距还是公关教育规模的差距。目前全国仅有18所高校设置了公关本科专业，9所高校设置了公共关系硕士点或方向，6所高校设置有公共关系博士培养方向。总体上每年向社会输送1110名公关专业人才，这远远不能够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国际公关》：我们的公关教育跟国际上有没有什么交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两本SSCI期刊为本论坛设立了特刊。比如《PublicRelationsReview》已经为我们的会议提供了两次specialissue的支持。此外还有在传播学、信息技术、计算机领域的知名SSCI期刊《TelematicsandInformatics》，也为2013年的会议提供specialissue支持。
此外，我们也邀请一些国际著名的公关学者来我校，一起共建国际化、高水平博士化课程，比如我们邀请了香港城市大学陈霓教授与我一起共建《中外公关比较研究》课程，还邀请奥克拉荷马大学MaureenTaylor教授来我校共建《国际公关研究前沿》课程，等等。我们也派出公关研究生、博士生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台湾世新大学、台湾铭传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进行交换学习。
《国际公关》：您觉得当前国内公关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陈先红：从教育质量的系统观出发，我认为，当前我国公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宏观上，国内公关教育不能充分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以及学生主体发展的需要，导致公关专业人才奇缺，致使虚假公关、黑公关趁虚而入，大行其道；中观上，各高校的公关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缺乏外适性和个适性的协调发展；微观上，公共关系课程的教学质量高低参差，内容陈旧，理念滞后，甚至在传授一些错误的公共关系知识和技巧，误人子弟。在公共关系课程、课堂、专业实践和学生参与式学习方面还缺乏充分的经验交流和培训提高。
《国际公关》：目前公关人才缺乏，学校教育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国际公关》：今后公关教育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对于今后公关教育的开展，您有哪些建议？
陈先红：可能“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齐头并进，同时推进。我觉得公关教育更应该高层次化、高学历化。公共关系是一个高智力的咨询策划行业，更需要高素质、高起点、高学历的研究型人才，他们才是中国公共关系教育和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比如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利兹城市大学、卡迪夫大学、斯特灵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等诸多高校，到了硕士阶段才有正式的公共关系专业。美国高校的公共关系硕博研究生教育，也强调从公共关系、传播学、管理学课程上进行跨学科的结合，以更加突显公关的战略功能。
今后的公共关系硕博教育应该以“社会智源、政府智库”为发展目标，建立起职业进阶培养模式、专业分类培养模式、战略研究咨询模式，集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合作于一体，致力于营造突出“教学模块化、学术规范化、合作国际化、服务社会化”，又深具知识自主性的研究场域，搭建一个具有学术大视野、科研大团队的高级公共关系人才的培养平台。
《国际公关》：您认为公共关系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陈先红：在当今社会，公共关系行为几乎成为所有权势集团如政府、政党、教会、军队、城市、大学、NGO等的一个本能反应，因为地球上基本没有哪个人类的组织群体不寻求“有效的传播”、不发出“新闻报道”，不“游说”，或者不设立一个“公共关系官员”，“信息官”或者“活动统筹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升他们的“形象”“声誉”和“社会责任”。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将迎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已经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和创新点：新媒体建构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全球社区”，新媒体传播开始从以信息为主的数量传播时代，转向以关系为主的质量传播时代，新媒体传播的实质是对话性的关系传播，而非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建立社会信任关系成为公共关系的主要目标。公共关系学科将会朝着基础化、专业化、综合化、国际本土化和独立化方向发展。
第一，公共关系学科的基础化。公共关系有可能像哲学那样发展成为各个专业和学科、甚至人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即基础公共关系学：在传播的仪式观、关系观的视角下，公共关系将有可能以“元传播”的身份，反过来为传播学、营销学等提供理论支撑，这将预示着公共关系学科地位的巨大转变和提升。
第二，公共关系学科的专业化。公共关系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不仅将在危机公关、企业公关、政府公关、国家公关、新媒体公关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如政治公关、健康传播、公共外交、财经公关、诉讼公关等方面，更加专业化。
第三，公共关系学科的综合化。公共关系研究更加具有跨学科的特征，传统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人际传播学、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将对“公共关系”贡献自己的理论。
第四，公共关系学科的国际本土化。公共关系学科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国际本土化”和“本土国际化”的有效结合。也就是说，在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在概念框架和价值取向上体现本土化特征。研究取向趋于东方“关系文化”挑战西方“传播文化”，从东方文化的个人影响模式角度出发，对儒家文化中的关系现象与西方理论中的对称沟通理念进行双轨比较并提出批判，以建构体现本土观点，又具跨文化意义的公共关系理论，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关键词新媒体新媒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新媒体”的概念确定
新媒体研究的前身，就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国内兴起的网络传播研究。当“曾经代表着最新传播方式的‘网络传播’作为学科名称越来越难以涵盖不断出现的新传播现象”“时，“新媒体”这一提法被重新启用，在学术研究界，这样的称法得到了默认，并由此展开了这一新领域的广泛研究工作。
追其溯源，新媒体的研究与网络传播研究本质相连的，新媒介研究中包括了网络传播研究，而当后者无法囊括前者的时候，便退身成为前者的一部分。在网络技术更进基础上产生的博客、播客、维客、IPTV、SNS、RSS、P2P……越来越多的新产物成为这一领域的亮点。与此同时，在与传统媒体相提并论时，网络不再是与其并列的简单独立身份，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网络并非物质载体而乃虚化的技术时，它与报刊、广播、电视之间的壁垒被逐渐破除，而它们联手产生的数字报、数字杂志、数字广播、数字电视则同样加入新媒体的行列。这个连手的范围正不断扩大，手机被发现成为可以连手网络以及各种传统媒体的更新平台，而随着技术的演进，这样的媒介只会更多：MP4、数字阅读器、数字纸张……
过去我们称网络媒体为“第四媒体”，以区别于报纸、广播、电视传统媒体，而新媒体的内涵并不强调区别，而是一种融合：以网络为基础集纳多种媒体功能和无线通讯技术的新的媒介形态，即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从微观层面上，“新媒体”的“新”体现在技术上，即网络技术更新基础上产生的网络新媒体、传播新技术与传统媒体结合产生的新媒体、以手机为代表的支持各种网络新技术的新型接收器媒体。在宏观层面上，“新媒体”的“新”则在于它对传统旧媒介的兼容性、共生性；
二、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发展历程
1.萌芽发展期：1996年--1998年
我国对新媒体的研究是继承在前期的网络研究基础之上的。追根溯源，我国关于互联网的研究真正开始于1996年，一本由尼葛洛庞帝着写的《数字化生存》敲开了诸多网络爱好者的心门。而网络的开辟和运作也促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悄然开始，但在这个时期的网络研究多是计算机领域的技术研究，并没有广泛扩展到其它领域。
2.初步发展期：1999年--2002年
3.兴盛发展期：2003年――2005年
其实从2001年开始，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已经进入快速递增阶段，而2003年是我国网络实体运作的突破之年，网络媒体在当年的迅猛发展和深入人心是这一新兴媒介开始真正危及传统媒介。于是网络在于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全方面涌现出来。关于网络媒体的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已经涉及：技术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以及各种网络传播现象的案例研究等等诸多方面，一个较为完整的领域研究正在逐步形成。2005年，彭兰教授出版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将我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做了一个全面、宏观的总结归纳，将我国的网络媒体研究推向一个。
4.突破发展期：2006年至今
随着信息社会里，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先前的“网络媒体”已经不能涵盖和解释新兴出现的各种传媒现象，“第五媒体”、“数字媒体”、“新型媒体”等名词出现，而“新媒体”逐渐成为最具囊括性并获得公认的一种说法。因此，这一时期谓之“突破发展”，正是新媒体研究从先前单一的网络媒体研究向全面的新媒体研究的突破，“新媒体”的不确定性、发展变化性决定了它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瓶颈之内，随着“新媒体”的提出和传统研究范围的更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研究。如表一，众多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纷纷创办或更名“新媒体”专栏。
三、当下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1.“博客”及其延伸的“客家族”研究
2.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发展研究
数字化是新媒体的一个基础性特征，传统媒体与之区别的正是它们的非数字化，而传统媒体一旦数字化后，就跻身进入了新媒体的队伍。而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研究焦点。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主要体现为传统纸媒和广电媒体的在新媒体冲击下的发展策略探析；事实上，传统媒体并没有在新媒体出现之后走向消亡，而似乎是顺其自然般的地找到新的出路，那就是和新媒体技术的融合，这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在微观层面上，已经通过融合演变成新媒体成员的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手机电视、手机报、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等等都纷纷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针对点；分别在融合的意义探对、成功的个案分析、新兴媒体的制作和普及等方面都有广泛涉及。
3.手机媒体研究
手机媒体是真正促使“新媒体”概念兴盛的推动力，手机超越原来简单的通讯功能，成为传播信息的媒体。而且一转身为媒体就是集纳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多种媒介为一体的“全面人才”，因此一时被称为“第五媒”。最早的
手机媒介研究是从手机短信开始着手的，缘于手机短信拥有与传统媒介所不同的传播方式和意义。接着，从手机受众研究着手。引出两种路径：一种是从受众心理引出的手机消费、手机娱乐，及其背后的新时期消费文化，将手机媒体研究推向一个理论的高点；另一种则是从手机用户的定位研究延伸出的手机媒体的市场定位(即经营)研究。同时，手机媒体本身的兼容性为新媒体研究的媒介融合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4.新媒体时代的政治、文化、伦理研究
四、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发展趋势
1.研究方向与传媒实体发展方向一致，逐步开始超越性、指导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