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传播学是关于社会精致化管理的知识，也是反思性知识。这种悖论关系，决定了传播学内在的思维动力。从学科而言，传播学是从广延向纵深发展的开放的知识平台。传播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找到多元的知识起点。多元的知识可能形成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吊诡，也可能带来思想的活力。
关键词：传播理论、知识社会学、反思性
一、控制与反思
人文社会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反思。自启蒙哲学诞生以来，原有的知识传统、权威和信念不断祛魅，代之以理性的觉悟。形而上的普遍性知识被束之高阁，世俗化的知识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在世俗化知识的王国里，传播学是后起之秀。她的学术本性与其说创新，不如说是寄生性或延展性的成长。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殿堂的台柱显然是经济学、法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传播学只是从这些学科主干上发出的新枝，或者说是沿着这些学科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攀援而上的一支青藤。传播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得益于现代知识形态的演变。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进化，归根到底，是受到支配社会生活的技术力量的推动。这里，我们不只是把工具的进化看作技术，也把社会管理看作技术。如果说传统的普遍性智慧型知识企图塑造人的心灵，给与宇宙和生命一个整体的终极的解释，那么，现代的社会知识显然放弃了这个野心，仅仅试图控制人的社会行为。
人与动物的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她能够创造复杂的符号-意义系统，借助这一系统进行交流，这是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传播，是人类的生命本质的显现。传播现象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在中文传统里，圣贤必须是精通传播的。“天垂象，见凶吉，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说文》解释：“圣（聖），通也，从耳。”圣人和圣王，是掌管口耳传播权力的大巫师和政治军事首领，其主要的传播范围，广及天人之际，神鬼之间，四方之域，决定着人们的时空感觉和意义理解。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把演讲术当作最崇高、最精致的学问，掌控语言是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重大技术。在传播学诞生之前，人们关于传播的知识，大量存在于语言学、文学、宗教和哲学里。媒介与人本身合为一体，人们可以大量的讨论语言、绘画、诗歌、商贸甚至战争，却无须特别建立一门学问来讨论无所不在的传播。就像人们呼吸着空气，无须考虑空气在哪里。
二、纵深与广延
当年，施拉姆雄心勃勃企图建构传播学的学科体系的时候，他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各类社会科学家讨论传播问题的报告、论文汇集起来。这些学者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传播学家，但是他们的著作却被称之为传播学的早期文献。施拉姆看到了传播研究的趋势必然是多学科的交汇，而且看到了，社会科学必然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没有这个汇集，传播的知识就永远处于分散和朦胧的状态。
问题回到了现代学术建构的聚合效应和离散效应。传统学科始终围绕着它的基本设定运行，可以说，每一个传统的和主干的学科，都有一种谋求终极解释的野心，无论其视界展开得多么辽阔，最终还是要回到她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上来。这就是所谓聚合效应。而另一方面，知识视界的展开，必然导致分支研究的活跃，于是，在知识向心力的相反的方向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每个分支问题的研究，都开发出一门新的学问，可谓“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这些分支的学问，不仅与原来的知识母体分庭抗礼，还旁门左道，改祖悖宗。学科分化导致新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资源分配的新格局。这种复杂的现代学术局面，有点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城市。开头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彼此还经常走动，互相熟悉，各家的掌故，城南城北无不了然于心。如今满城繁华，却都是陌生面孔，彼此不关痛痒。城中管制又是如此之严，居家行路，皆要有身份，因此最讨巧最安稳的做法，便是偏安一隅，所谓自扫个人门前雪。偶尔有点扩张的野心，也不过是将邻里的篱笆或栅拦挪动挪动而已。社会科学在这个需要形形色色的专家的时代，在这个学科建制直接关系到资源分配的时代，渐渐变得鸡零狗碎，小肚鸡肠，成了地地道道的管窥之学。
传播学长期以来困惑于自己的学科边界。如果按照“人是制造符号-意义系统从事信息传播的动物”的这一设定来建构学科边界，那么传播学简直可以并吞大多数社会科学。事实上这是过度的自我夸张。现在的传播学的分类，勉强的划分出人类传播（HumanCommunication）和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两个大类，其中人类传播实质上是以研究人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则相对集中于现代媒介技术、媒介制度和由此决定的社会进程与文化。我们说，社会科学的分类，可以有一个简明的概念。一类学问从基本的人性设定出发，并且通过特定的知识探索，最终丰富对于人性的认知。另一类学问，则是从人类的境况出发，描述境况的形成，多角度的探求其根源，寻求改善的途径。前者是由终极关切的智慧冲动来推进的知识，构成严格的学科边界和知识传统；后者由于社会实践的反思性或策略性的需要。
因此，前者形成纵向性积淀的学问，后者形成多学科交汇的知识平台。传播学与以上提到的各类开放的知识平台可能有所不同的是，它还有机会将自己发展成纵向积累的学问（新的基础学科）。如果说传统学科是从纵深走向广延，传播学有可能从广延走向纵深。走向广延的传播学，即传播学的广义概念，是从人的从事信息传播行为的本质出发，研究传播对于社会文明的建构以及对人的认知-心理系统的建构。走向纵深的传播学，即狭义的传播学，是从媒介与人的外化和异化着眼，研究媒介的工具存在、社会存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影响，包含着控制的知识和反思的知识两个方面。
当然在这里纵深度和广延度也是相对的。广延的传播学，恰恰是超越了具体的社会管理问题，而将知识的探触头伸向人性的和文化的本质层面，试图从信息交换的形式的角度作一个根本性的解释。然而纵深的传播学，却是执著的追踪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将知识从高空拉向地面。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说∶“传播的技术已经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并且]已成为现代性的反向和造成将现代与传统分离的非连续性的基本因素。”[4]这就是说，传播研究必然成为现代知识的焦点。
三、信念与方法
如果按照知识社会学的标准，任何学术都不能不申明它和现行体制的关系。西方的各派传播学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关系，可以分为亲和、对立和中立三类。在著名的《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以及大量的经验研究里，我们看到的是亲和色彩，而在批判学派的著作中却看到了对于资本体制的无情解构。追究到这两大知识模式的背后，却往往是同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信念，所不同的是对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态度。亲和派不是没有批判性，而是把批判性的矛头转向外部；对立派也不是只有否定性，而是通过对于现实的问题的揭露去肯定本体意义上的自由。传播研究企图证明，现行制度究竟是保护了自由还是妨害了自由。
然而，今天的传播理论似乎开始扬弃片面性的观念。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分野已经不那么清晰。在传播的议题设置、沉默的螺旋、知识沟、培植理论等经典的经验研究中，其结论恰好构成对体制的知识批判。在文化研究、第三世界传播模式的研究中，经验性的观察、统计已经成为基本的方法。就是说，构成传播知识的探索和陈述的形式，已经有了某种公约性。我以为，这是传播学的整体的进步，证明了多学科方法的融合是有效的。一个学科的成熟，不是体现在它的公理设定，而是体现在它的方法论的特殊与完备。
如果我们要划分传播学的发展阶段，我宁愿说，40年代到整个冷战时期的传播学，是由信念支持的系统，距离它所标榜的科学性还比较远，与意识形态还有深刻的联系；传播学真正的独立发展是科技革命成功、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这时候它的知识系统从模式化走到方法论的形式化。所以即便是经验学派可以突出其科学性、客观性，它也会从形式的解释中暴露社会的被掩盖的真实。传播学获得了它特有的方法的严密性和确定性。80—90年代以后，可以说信念与方法开始彼此结合。难以回避的是，无论你采取什么信念，都会有人问，你凭什么方法得到这个信念，证明这个信念？反过来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也都会有人问，这个根据方法推出的结论，是基于什么价值信念。
中国引进传播学已经有20年的历史。传播学在中国的命运比较坎坷，她一直被当作可能会挑战本国意识形态体系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学说而受到防范和挑剔。这多少有点象社会学曾经遭遇到的情况。
意识形态的防御机制一直是中国借鉴和建设传播学的思想障碍。这主要是由于知识方面的不完整所形成的假象。其次，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学科建制的惯性。
长期以来，我国有新闻学没有传播学，一旦传播学崛起，遂发生新闻学与传播学孰大孰小的争论。从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来说，原本的知识起点，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信息通讯学；从加拿大来说，传播学却最先和政治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经济文化史有不解之缘；从英国来说，传播学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也和文学批评、社会学、政治学关联；从德国来说，传播学是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社会学的派生物；从意大利来说，传播学是语言学、符号学的应用；从法国来说，传播学是解释学、符号学、社会思想及语言学的发展融合的结果。[6]
传播学，除了开展功能性知识追求外（如强调传播效果和媒体管理研究），还必须展开价值性的知识反思。唯有通过这种深切的知识反思，才能敏锐地观察人类的自由权利与传播体制、传播技术之间的张力的表现形态。单纯的工具理性在知识层面不可能完成反思的任务，不可能取代基本的价值追求，相反，某一学科如果过度地依赖工具理性，势必将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问题，扭曲为一种权力控制意识。这种观念，不仅有悖于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崇高理念。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要面对的真正的困难是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吊诡。也就是说，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缘故，很难将某种理论方法作为贯穿的知识逻辑。
例如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世界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是极具活力和批判性的思想资源。批判学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和文化方面，无论其面对的是全球化的传播秩序，还是本国的传播体制都一以贯之。在中国，往往用来批判全球化的传播秩序，采用“文化帝国主义”、“媒体资本批判”的视角，而回到本国实际中，对于媒介权力与社会公义的关系就讳莫如深，只好采用管理学派和纯粹经验性或形式化的研究。对外的研究，强调的是传播权力平等，对内研究强调社会控制和权力主导。
再如，我们可否采用议题设置和沉默的螺旋模式研究舆论主导机制的形成？可否用创新扩散模式解释地区间传播与发展的不平衡？可否用知识沟模式的研究解释新的社会分层和信息资源分配的关系？可否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研究特定的危机传播、生态传播、健康传播的规律？如果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不能确定基本的选择，就不可能避免研究的吊诡，不能避免传播学的知识形态的某种扭曲。如果用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障碍解释传播研究的困难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因为，我们在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长足的知识进展。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知识探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由于全球化、市场化和都市化，人们的生活正在告别由单一意识形态和思想权力绝对控制的状况。价值选择和知识兴趣都趋于多元。主导的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制度由于一定的多元化而变得更有活力，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是回到人本立场的时候了。
（本文曾以《传播学知识论三题》为题目，最初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后收入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次在新媒体推送，将论文题目改得较为显豁，并修改了第三段的小标题。作者附记。）
[1]《周易·系辞》
[2]AlfredChandler：《TheVisibleHand》，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
[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页50。
[4]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p.77
[5]DavidCrowleyandDavidMitchell编：《CommunicationTheoriesinToday》,PolityPress1994,p.2
[6]疏理传播理论的发展脉络，描绘传播理论的地图分布，主要依据下述权威性著作或书目资料汇编：E.M.Rogers:《AHistoryofCommunicationStudy》，Macmillan,Inc.1994;E.E.Dennis&E.Wartella编:《AmericanCommunicationResearch》,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Inc.1996.MichaelB.Salwen&D.W.Stacks编:《AnIntegratedApproachtoCommunicationTheoryandResearch》,LawrenceErlbaumAssociates,Inc.1996.D.E.Phillips编:《HumanCommunicationBehaviorandInformationProcessingAnInterdisciplinarySourcebook》,GarlandPublishing,Inc.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