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职工群众认真学习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全文，并与每位职工签订了《干部职工安全使用互联网承诺书》；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都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严格按照集团公司党委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细则要求，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为企业的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
二、强化监督管理，做好重点工作
关键词：意识形态投资；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
同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也面临着投资风险。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借助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指导军事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降低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及其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
通过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主要划分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等几种形式。但笔者认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等属于军事人力资本的“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包括这些“智力”要素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包括它们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有“非智力”要素，如军人的价值观、敬业精神等。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这对于我们分析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很有启发。军事人力资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非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想不想”的问题。二者的关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统帅，决定着“智力”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强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撑，影响着“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围。与“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价值会大打折扣。
因此，为突出强调“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将军事人力资本定义为：军事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训练、医疗保健等形成的，体现在军事人员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以及价值观、敬业精神、心理素质等具有经济含义的精神要素的总和。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的研究发现，对风险的定义无非两种视角：（1）强调风险表现为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产生的结果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获利，属于广义风险。（2）强调风险表现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只能表现为损失，没有从风险中获利的可能性，属于狭义风险。笔者认为，惟有损失性才能体现出风险中“险”的内涵，因此，本文采用风险的狭义概念。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军事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军事人力资本契约双方的契约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产生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外在条件，其内因在于军事人力资本承载者的自利行为，即在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不一致的约束情况下，军事人力资本载体可能通过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可以借用日本学者中松义郎在其著作《人际关系方程式》中提出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式[1]，来直观、清晰地解释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弄清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发生。假设为军人潜在的最大能力；F为军人实际发挥的能力；为军人目标与军队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用图型表示如下：
在上图中，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关系存在四种情况：（1）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一致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潜力的最大能力，此时没有道德风险发生。（2）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相反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必然发生且损失最大。（3）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略有偏离时，，，即军人虽然发挥了自身潜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发挥自身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但危害相对较小。（4）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有较大偏离时，，，即军人不但不能发挥自身潜在的能力，反而还发挥了自身很多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危害相对较大。
作为军事人力资本的载体，军人不是一个被动地“存放”或“保管”军事人力资本的“场所”。军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识、经验、技术和体力应用于国防安全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这种应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1）能力，即综合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创造性组合或发挥的本领；（2）意愿，即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军事人力资本存量。“人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其特殊性就表现在人的精神状态和能力发挥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情况迥然不同。”[2]因此，从某种意义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储量，甚至是否乐意学习（即主动增加军事人力资本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经典实验――“音乐会门票的实验”[3]P5说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为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军人个体也不例外，军人的行为选择也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戏”[4]P501也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公正观念”的驱使。这个公正观念，不是绝对的公正，但必须不能太不公正。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人追求的不是绝对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断出相对收益的多少，从而实现自己的比较利益。
三、意识形态投资与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团体（社会）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个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和道德观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诺思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风险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运作成本、淡化机会主义的一种有效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启发我们：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具体来说，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培养军人对军队的认同，减少不公平感。军人对公平的追求或感觉会影响军事人力资本效率的发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公平来自认同，因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群体，最小的群体是一个家庭，大一点的是一个家族、一个社区、一个企事业单位，再大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直到一个国家。你如果认同这个群体，公平感就会产生；不认同，怎么也产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过意识形态投资，能够使军人增强对军事组织的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公平感；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会生成战斗力。
第二，意识形态投资可以减少对军人的激励成本，增强对军人的激励作用的发挥。行为科学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激发人的动机，开发人的潜能，诱导人的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激励的手段而言，与军人的效用函数构成相对应，一般可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既存在着互补关系，又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替代关系。一般而言，激励的效果如何既取决于激励的手段，更取决于被激励者的效用函数。意识形态教育可以矫正军人的效用函数，优化军人个人效用函数的结构，使军人抛开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决策方式，自动地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追求和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军人对非物质需求的效用评价。相比物质激励而言，非物质激励成本支出较小，但激励的作用不可小觑。
第三，意识形态投资能够改变军人的行为偏好，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军队组织的意识形态，有利于降低军队团体达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费用，从而实施集体行动。但是这一集体行动是否能够产生出最大的效益取决于军人行为努力的方向。在军事组织中，生产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会相应减少，生产的国防安全产品就会增加。显然，如果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强化生产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这种意识形态就会有效地促进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相反，一种意识形态若强化军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产性努力，则会降低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视为对军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优化。”[6]因此，意识形态教育能够改变军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结果及其行为选择，减少分配性努力等机会主义行为。
应该说，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但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防范还离不开军人收入分配制度、军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使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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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1、抓好理论学习。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主题教育作为首要学习任务，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开展党工委理论中心组9次，组织领导班子学习研讨2次，开展干部集中学习4次。积极做好“学习强国”平台的推广和使用，全街道党员下载248人，占党员总数67.57%。
2、提升宣讲实效。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地，开展全市“举旗帜·送理论”专题宣讲活动5次。常态化开展“微宣讲”，利用进村入户、党小组会议等形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策宣讲60余次。
3、突出志愿服务。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按照有人管、有阵地、有队伍、有制度、有活动“五有”工作要求，积极整合各种资源，组建街村两级志愿者服务队伍，登记在册志愿者210人，已开展志愿扫雪、卫生整治、移风易俗、义务植树、走访群众等志愿活动50余次。
（二）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细
4、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工委主体责任、党工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和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工作会议1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情况通报1次，并按要求向市委做专题汇报。
（三）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6、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成立8人网评员队伍，建立网络值班制度，及时有效回复处理网络舆情5起。严格落实政务类网站、政务“双微”信息“三审制”，做到信息层层把关。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开展党政机关互联网工作群组信息摸底统计工作。
（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7、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坚持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工作开展制度化、常态化，按照每月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不得少于一次的要求，组织办、村精准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120余次，打通宣传群众、聚焦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8、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印发《“推动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好人、十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四会”组织作用。推行“党员先锋认领工程”，
要求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全力攻坚补齐农村环卫、基层治理、移风易俗等文明创建短板，积极开展“好人”建设，上报“竹峰好人”9人，2名党员入选好人。
（五）严格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9、强化阵地管控。严格落实思想文化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审批程序，及时对涉及我街道论坛的问政进行回复，街道网评员在论坛开展舆论引导4次。根据上级要求，全面完成下去内宗教活动场所“四进四有”工作，维护宗教领域安全。
（六）培育意识形态工作新风尚
10、认真办好各类文化节庆活动和群众性文艺活动，开展“送电影下乡”3次，开展群众自办春节联欢会活动，得到了群众好评。让主流核心价值文化深度传播，让群众在参加文化活动的愉悦中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七）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11、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我街道定期梳理排查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点，切实做到稳思想、稳预期、稳人心。对1名党员信教参教行为给予谈话处理，要求限期整改。
二、存在的问题和2020年工作打算
我街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1、
理论学习不够充分深入。存在以干代学，以忙挤学现象，理论联系实际有差距，思想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是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不够。
2、平时信息报送还不够及时、全面。由于平时较多的应付于基层工作，存在着“重业务轻思想工作”的倾向，片面的认为只要把各项业务工作完成了就是尽职尽责，报送内容数量、质量和全面性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4、“学习强国”平台的使用力度需要进一步提升。由于我街道库区党员、老年党员较多，“学习强国”平台的下载率和使用率还需进一步提升，仍然需要督促各支部持续对“学习强国”平台的安装使用进行推广，并对老年党员进行3手把手教学。
5、宣传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宣传质量方面我街道宣传报道较少再高级别的报刊网站进行刊稿。在如何更好的提升宣传新闻稿件质量方面，仍需要不断探索学习。宣传手段上单一，缺乏创新机制，创新手段。未能积极主动去探索更符合我街道实际情况的宣传手段，宣传内容。
6、村级宣传队伍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村级宣传队伍不能常态化进行培训，理论功底有限，当前工作要求不能完全相适应。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村干部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知识结构更新不够快，思想观念相对滞后，难以达到新时期基层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关键词：行政机构；终结；生存分析；影响因素
公共行政机构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政府管理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近50年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在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管理问题时纷纷对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及政治环境中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不断的结构性调整（KülliSarapuu，2012）。行政机构的数量及变革的机构类型都产生不同的变化，1976年，Kaufman首次提出了关于公共行政机构幸存与终结的质疑：为什么有些公共组织能幸存长久而其他的公共组织却很早逝？该问题引起了各国学者在不同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对公共组织生存过程（机构幸存或终结）的探讨（Lewis2002,2004；VidarW.Rolland,2012;KülliSarapuu,2012），试图提出不同的理论观点并给予不同的现象解释。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国务院机构已历经七次政府机构改革运动，旨在建立一个灵活、高效、服务型政府。一系列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职能的重新优化与行政机构的重组调整，相伴随的则是公共行政机构的增撤合并等类型的变革，即有些机构被新设，或被合并，或撤销，有些则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公共部门。然而，我国关于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研究成果尚未系统化，且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因此，结合现有研究及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实践经验，分析影响我国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回顾
公共行政机构生存或终结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公共行政研究之中，然而机构终结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Kaufman（1976）将组织文化与周围环境作为机构终结与否的指标，将具体化的组织符号、组织的权力及其内在网络范围视为组织边界，但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并不具备规范性。Lewis（2002）从组织功能视角指出，由于组织所有功能的消除而使组织丧失存在的意义或者由于组织的名称的更改使组织的相应功能发生改变的事件都是机构终结。Rolland&Reness（2012）从事件-过程的视角，将机构终结界定为机构被明确撤销、更名以及被排除在政府组成部分之外的事件。
二、研究设计
1.概念的界定
本文采取Rolland&Reness（2012）的研究对机构变革类型进行界定，将变革类型分为产生、续存、分裂、吸收、合并和终结六类。其中，新设机构及更名后的新机构记为产生；续存则指改革中原机构分为多个，但依然以原有名称存在；分裂指机构由一个分为多个，自身不在保留；吸收则指一个机构将其他机构吸入整合，保持原有名称存在；合并是指多个机构合并为一个新名称的机构，此时新名称的机构算产生；终结是明确表示撤销的机构、更名的机构及排除国务院组成部分的机构均记为撤销（如1954年后中国科学院不再属于国务院机构序列算撤销）。
2.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可以将影响行政机构终结的影响因素大概分为三类：机构自身的组织特征、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机构生存的约束因素，结合Kirkpahick的理论研究框架，将影响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归结为：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影响、约束因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中，信息技术并不直接影响机构的终结，而是间接的影响机构特征，改变行政层次和行政管理模式，改进行政效率。具体说来，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在上述研究框架中，组织机构的特征、政治环境、约束条件均对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同时，机构特征包括机构的职能、机构类型、机构规模等；而政治因素则有国际政治环境、政治家意识形态等；约束因素指机构生存所需的财政预算、法律基础等。本研究选择组织机构的特征中的机构职能和政治环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检验因素。根据研究架构提出本研究以下假设：
假设H1：机构类型对机构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H2：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3.数据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国务院机构组成部分：组成机构（部委行署）、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五类。从机构变革类型上看，1982-2013年期间机构总共发生的不同变革类型的数量如表1。在此期间，国务院共计出现232个行政机构，但由于某些机构的职能不同，有效数据为194个参与统计分析，按机构职能上分布如表2：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1.研究变量设计
第一个自变量选取国务院机构职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1998）》中表明国务院机构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国家政务类、科教文卫及资源管理类；《国务院工作规则（2008）》中明确将国务院职能分为四大类：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本研究将其划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公共服务类和政务管理类，进行编码宏观调控为1、专业经济类为2、公共服务类为3及政务管理类为4。
第二个自变量选取政治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意味着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将改革开放之后历次改革进行编码:1=1982-1987（记为1982，下同）；2=1988-1992；3=1993-1997；4=1998-2002；5=2003-2007；6=2008-2012；7=2013至年底。
2.实证结果
国务院行政机构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机构中位数生存分析如下图4，可知，1982年中位数最高为16.5年，其次是2013年、1998年，最低的是2003年的5.75年。
行政机构在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生存风险率分析如图6。意识形态对机构的风险率影响非单调，即先增加后降低，且2003年机构风险率最大。
四、讨论与结论
国务院行政机构是我国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机构，其增撤合并体现了政府职能范围与政治方向的转变。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在1982-2013年历次改革中确实存在影响国务院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因素，如机构自身特征、政治环境等。
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风险率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影响不同。具体说来，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率先增加后降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终结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影响也不相同，在2003年其风险率增加最快。这就表明，自1980年，西方各国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政府管理的结构性放权来实现政府职能优化及调整、政府机构重组等改革措施，而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此时政府机构的调整目标则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及政府管理需求，表明政治环境尤其是国际环境对我国行政机构的终结影响较大。
由于搜集资料困难等原因，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自变量选择及实证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如对行政机构终结的约束因素。其次，研究样本范围主要针对国务院主要组成部分，未来可以更广泛地对其他类型机构（如议事协调机构）等进行分析，为理解分析国务院机构的生存过程和影响因素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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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填报日期：2020年11月10日
序号
风险隐患
收集到的重要情报信息
应对措施典型经验做法
本月工作进展风险化解成效
下月风险点排查
牵头领导
责任部门
1
关于延时服务教职工和家长可能存在的思想波动和不稳定情绪。
社会热点难点的反映。教师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诉求。
及时掌握教师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和诉求，积极交流并掌握动态，及时反馈。
各部门积极营造了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全体教职工提高认识，克服困难。
[关键词]风险社会；大学生；政治认同；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比较传统的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在这个时期，社会的思维方式以及观念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打破了原先社会的平衡模式，使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各种风险以及问题不断积累增加，就会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然而在风险社会当中，地位、媒介和政治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就需要社会成员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认同，使自身得到一种归属感。在本文当中，作者依据自身的工作实际，就怎样培养风险社会下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风险社会及政治认同内涵
（一）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危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认识程度也不断加深，所以，社会风险会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风险能够使得人们改变现有的各种各样的习惯，也会使社会上原先的社会制度与机制发生改变甚至是毫无所用，使得社会上的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德国著名的科学家贝克曾经对风险社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阐述。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及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必须要经历的时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社会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秩序。
（二）政治认同
二、风险社会具有的反思性特征
风险社会的概念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风险社会表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风险与早期的危险有着很大的差别，风险指的是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由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的危险以及潜在的危险因素，是全球化发展进行当中出现的后果。在政治上，它们具有比较明显的反思性，是在社会发展与人类实践过程当中，由人们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使得社会的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生改变。风险的反思性使得认同的对象能够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不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认同不断处于反思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力量摆脱这个反思过程，使人们的政治认同在理性反思中不断提高。
三、风险社会影响范围
四、风险社会视角下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的问题
（一）产生了政治认同的偏执与边缘化现象
在风险社会当中，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这会对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风险也会不断的产生于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使得很多国家的带有政治目的性的组织不断侵入到其它国家当中，会给人们的政治观点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这就使得很多大学生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及价值观盲目地崇拜与追求，甚至是怀疑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增强了政治认同的反思与批判
当前，国家级及政府都大力倡导“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改革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的评价模式也正在不断探索当中，这就使得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由于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使得人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让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很大怀疑，进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再加上社会当中存在的不确定的、复杂的风险，使得民众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很大怀疑，怀疑当前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认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当前政府的智能以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断增多，尤其是大学生。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及分析能力，风险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触动，甚至可能会造成大学生对当前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的不认同。所以，要认真对待并且正确处理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大学生在风险社会当中的政治认同给予恰当的引导与教育。
五、风险社会视角下引导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方法
（一）加强大学生政治交流与思考
风险社会环境下，加强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断鼓励大学生以正确的社会观点来对待当前的社会问题，并且要让大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并且能够与学生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对风险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该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与看待这一问题。同时，对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要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且要给予有利的批判，让学生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帮助学生建立判断是非的能力，让他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观念。教师在课堂上对风险事件进行分析的时候，要让学生敢于提出自己观点，根据学生的不同思想形态有区别的进行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才能够使学生具有积极的政治思想。
（二）加强课堂内容的正面教育
（三）培养大学生基于价值理性的责任意识
在风险社会当中，利益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驱动力。政治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在政治认同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就会追求利益，甚至是思想和行为方式严重受到利益的驱动，人们的行动都会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在政治活动当中，人们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此来决定自身对于政治活动的态度。在风险社会当中，人们会面临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会对人们的生活及生存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些风险的制造者通常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会造成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挥，这些矛盾也会随着不断扩大。所以，要加强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教育，要让大学生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不断增加自身的责任感，以自己的智慧与辛勤的劳动来获得经济利益。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随着高校办学越来越融入国际化和社会化，大学的任务早已不止单纯地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当前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渗透、多种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织交锋、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内改革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网络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强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张力与合力。为此，高校可构建“防、管、控、导”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确保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话语权、知情权和主导权，以提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防――争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高校的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阶段，对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好奇心的驱使会让他们极易受到各种诱惑的影响。特别是大学校园的开放特征，会让学生接触到形形的各类人员。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传播极其迅速的信息时代，网络和新媒体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广泛，学生接收到的各类信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因此，大学生所接触的环境，无论是现实环境还是虚拟环境，都需要进行过滤和净化，就像保护未成年人的“净网”行动一样，要尽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护屏障，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来解决，必须争取主动，预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识培养
（二）注重防范外来人员
大学校园中，外来人员进出校门的情况往往较多，意图不轨人员混入其中往往带有隐蔽性，难以识别，给不法分子带来可乘之机。虽然高校一般都设有门卫，一些高校也实行外来车辆、外来人员入校登记制度，但仍有漏洞。学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强保卫人员的培训，强化校园进出物品的检查，并邀请国安、公安人员传授经验和技巧，提高对不法分子的辨别能力，对高校中曾发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组织活动等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案例进行梳理，摸清其特点和规律，使保卫人员和学生安全员对类似情况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根据本校实际安装多功能门禁系统和识别系统，减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时加强校园巡逻，及时发现和制止不法活动，增强防卫针对性。
（三）注重讲学内容审核
高校崇尚学术自由，一些人认为学术报告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不大，往往对报告、讲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审核，对报告人的讲课内容未进行严格把关。学校可组织各类报告、讲座，请在学生当中威信较高的主讲人作为学术知名专家，其言行将直接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不经意的几句话可能就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学术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对一些所谓的“学术专家”打着学术研究旗号极不负责的言行必须遏制，对于这些情形，教师也要正确引导学生，以免被这些思想影响。为此，要拉紧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一方面，要对校内举行的各类论坛、讲座、报告等进行严格把关，建立政治审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场坚定的师生参与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间可建立联盟，建立讲座、报告“白名单”和“黑名单”信息库，建立信息共享和通报制度，防止因讲座、报告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四）注重网络信息防护
网络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给高校的电子办公、管理服务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种有害信息的泛滥，也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园网，网络端口是校内网与校外网互联的大门，高校要通过技术防护手段，严把网络传播信息的入口关。如可加强校园网信息的安全监控，对于以互联网为主要途径且必须经过校园网络端口传播的一些明显带有抨击、肢解、遮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息，学校可通过设置关键字、链接举报和自动记录等方式，对此类不良信息开启自动过滤功能，并定期通过一定的关键字扫描网络信息，及时发现和消除不良信息，净化学生所接触到的校园网络，尽可能保护学生的思想，使其远离不良信息的侵蚀和蛊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话语权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动。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听之任之，不仅需要引导，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
（一）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高校教师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不仅承担着为全社会培养专门人才的职责，更要为学生启迪智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人格的影响者，更是思想的启迪者和示范者。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有为师者应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国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师的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发展目标是一名教师最基本的素质。为此，高校应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情况作为衡量师德师风的首要条件，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教师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形成规矩写入大学章程和师德规范，对教师中出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情况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加强学术规范管理
高校倡导学术自由，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借学术研究的途径传播错误思想。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观点或是明显带有误读、曲解观点的研究，应慎重对待，防止大面积传播，在批判基础上加以引导，并尽可能减少其影响。要遵循“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将尚未定论、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学术课题作为教学内容，防止学生参与政治敏感问题的课题研究，保护学生不受偏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严厉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引导学生在良好的学风下成长。
（三）加强重点人群跟踪
（四）加强媒体阵地建设
三、控――把握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知情权
及时掌握校园动态，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时掌握动态信息或是问题处理不及时，某些事态极可能扩大影响，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须主动及时掌握各类信息，把控意识形态的动态和变化，监控和及时处理不良事态的发展，保持校园的稳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动态
全面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可以让高校领导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学校一方面要加强与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寝室和其他学生学习生活场所调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门与师生面谈的接待日活动，也可召开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师生座谈会，通过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师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师生真正关心的事，在哪些问题上存在不满，及时处理一些矛盾和问题，避免不良情绪积聚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进行层层发动，逐级落实责任，在各个层面经常性开展思想动态研判活动，通过讨论会等方式多方听取意见，多渠道了解师生思想实际，以前瞻性的角度对当前的状况和下一步的趋势进行科学预判，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二）全面监控舆情动态
（三）全面延伸信息员队伍
四、导――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权
（一）增强思政课改革的灵活性
（二）增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三）增强自我教育的生动性
在校大学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应当充分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目前高校学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树典型的正面教育为主，形式单一，激励作用和影响范围有限。此外，高校通过学生组织进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学生自我教育的载体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创新形式载体，使学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开展。如可组建“学生讲师团”，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学生骨干，组建宣讲队伍，通过思政课教师的引导和省市讲师团专家的培训，使学生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国梦教育的主人翁和践行者，扩大“学生讲师团”巡回宣讲的覆盖面，用学生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感想体会等来教育同龄人，增强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产生自我教育的共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