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7年我国利用外资继续进行结构性调整
2017年世界经济总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双双回升。2016年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规模下降，全球跨国投资规模回落到1.746万亿美元；2017年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能力增强，全球跨国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8万亿美元。UNCATD预测，2018年全球跨国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85万亿美元。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也在继续进行结构性调整，呈现以下特点。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出现起伏，外资流入规模增长乏力
2016年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我国非金融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60亿美元，比2015年略有减少。2017年1—11月，主要受益于香港对内地投资大幅增长，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036.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8%；按美元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199.1亿美元，同比增长5.4%。从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平衡表看，2014年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明显下降，2014年至2016年
分别为2681亿美元、2425亿美元和1706亿美元；2017年前三季度为879亿美元，同比下降13%。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出现的起伏，既受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也受国内经济减速和全球产能过剩的影响。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二)服务业利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占比持续上升
近年来，服务业利用外资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占比不断上升。2015年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为811亿美元，占64.3%，同比增长9.5%；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436亿美元，占34.5%，同比下降0.8%；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34亿美元，占1.2%，同比下降0.8%。2017年1—11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1.7亿美元，占72.7%，同比增长9%；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7亿美元，占25.7%，同比下降4.1%；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亿美元，占0.6%，同比下降58.3%。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利用外资均呈下降趋势。
我国利用外资行业投资总额
(三)外资来华并购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不高，增长潜力巨大
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所占比重不高，外资并购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2010年，外资并购金额32.5亿美元，仅占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的3.1%。2015年，外资并购金额达到177.7亿美元，比2014年翻了一番，也仅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4.1%。相比，2015年跨国并购占全球跨国投资的41%，2016年这一比重接近50%。外资在我国并购主要方式为股权并购，85%以上的金额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广东、上海、江苏占一半以上。此外，外资并购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占80%以上。
二、2018年支撑我国利用外资增长的主要因素
2018年世界经济继续呈现回暖向好态势，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进一步显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不断改善，经济增长速度有望保持在6.8%—7.0%之间，我国利用外资有望继续在起伏中保持缓慢增长态势。
(一)我国仍将长期是跨国投资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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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利用外资存量与很多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
过去十几年，我国一直是前两大利用外资经济体、利用外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到2016年底，我国利用外资存量为1.35万亿美元，不仅远低于美国的6.39亿美元，而且也低于香港的1.59亿美元，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不相符合。2016年末，我国累计使用外资1.86万亿美元，其中，大约30%为中资企业，40%以上为港澳台资企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投资头寸表，2016年底，我国对外负债4.67万亿美元，仅列全球第九。其中直接投资负债2.87万亿美元，占61.5%；证券投资负债0.81万亿元，占17.3%。
(三)我国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空间巨大
我国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利用外资存在巨大缺口。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实际使用外资占到80%以上，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和吉林)实际使用外资不到8%，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不到6.5%。近年来，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要素成本等的上涨，一部分外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另一部分外资企业则向东南亚和周边其他国家转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开放水平和利用外资环境将会有明显的改善，为外资进入创造更好的条件。
(四)新一轮改革开放有助于我国更加有效地利用外资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一轮改革开放措施的不断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高水平自由贸易网络建设，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推进，大大改善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市场环境。东部沿海地区由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引智，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党的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加速推进，我国利用外资有望迎来新的春天。
三、未来几年，我国利用外资仍面临内外多方面的挑战，形势不容乐观。
(一)全球增长动力有限，国际产能过剩制约了跨国投资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和贸易量早已超越危机前水平，并保持稳定增长。但是，全球跨国投资起伏很大，总规模仍未超过2007年历史最高水平。这一现象说明，本轮经济复苏更多受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撑，全球去产能、去库存过程仍在缓慢进行，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新经济吸纳资金能力有限。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传统制造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利用外资的空间。
(二)发达经济体货币税收和产业政策调整，削弱了我国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
过去几年，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特朗普减税政策于2017年落地，提升了美国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而外资高度集中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则持续面临劳动力、物流和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对外资的综合吸引力下降明显。中日、中韩关系遇冷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资、韩资来华投资。最近两年，苏州工业园内部分外资企业接连撤离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
(三)我国金融市场仍不够开放，制约了发达经济体利用证券市场来华投资
发达国家开放的金融市场使得证券投资成为吸收外来资金的主渠道。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证券投资(包含金融衍生产品)利用外资占比超过50%。韩国和南非也主要通过证券投资来吸引外资，占比分别为63%和53%。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开放水平不高，主要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证券投资比重不高。中国、巴西、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分别为61%、53%、46%，中国证券投资比重仅占17%左右。
(四)监管层对外资并购仍存在诸多疑虑
并购是跨国投资和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在发达经济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投资，并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中国企业已成为全球并购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华为、阿里巴巴、腾讯、海航、美的等民营企业成为海外并购的弄潮儿。2016年，中国企业参与并购交易金额1353.3亿美元，直接投资86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4.1%。相比，我国利用外资中，并购方式仅占15%左右。
对策建议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积极利用外资绝不是简单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机会，通过开放的市场竞争带动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创新链。利用外资既要重视量的增长，更要重视质的提升。
(一)优化和维护我国利用外资的市场环境
保持国内经济的平稳增长，确实解决外资企业在发展转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和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围绕自由贸易港、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等改革开放试点建设，全面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提升政府服务能力，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我国利用外资的市场环境。此外，利用国内消费市场迅速扩张的优势，引导外资企业由依靠外部市场转向内外市场兼顾。
(二)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传统产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仍在进行；需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帮助企业降成本、补短板、促创新、铸优势。要继续下大力气清理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收费，简化审批办事流程，全面落实备案制度，推进税制改革，清理僵尸企业，支持实体企业发展，激发市场潜能，充分调动企业活力。要探索将营商环境指标变化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指标。
(三)继续加大制造业利用外资能力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最核心的领域，制造业利用外资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快速成为全球制造和货物贸易大国。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是离不开外资的参与。必须创造条件、改善环境、加强服务，继续加大制造业利用外资能力。沿海地区仍要下大力气加大高新技术和科技创新型外资制造企业来华投资。中西部地区既要通过改革开放提升直接利用外资的能力，也要努力吸引东部沿海地区外资制造业企业的转移。
(四)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在主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继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利用外资中，既要适度控制境外金融机构对国内企业的并购和股权投资，也要逐步放开境外实体机构对国内企业的并购和股权投资，全面释放我国利用发达经济体外资的能力，使证券投资和外资并购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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