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正在沙滩上办着舞会。年轻的学生们有大半是赤着脚的，海水一浪接着一浪，轻轻涌上又退下，沙混着水湿湿的，踩在脚底有痒痒的触感。他们忍不住笑起来，十分欢悦。
女生中有个娇小的少女格外引人注目，她穿一件阴丹士林旗袍，眉目淡雅，肌肤素洁。虽然同旁人跳着一样的舞步，可那种弱柳扶风、娇花点水的姿态，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这少女名叫施松卿，就读于联大的外文系，她祖籍是福建长乐，和家人一直居住在马来西亚。
她的父亲施成灿是一名医生，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是著名的侨领。由于家境殷实，她虽是女孩子，却也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教育。她在当地上了小学，接着又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和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读了初中。毕业后，她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和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读完了高中。她的学习成绩从小就很好，中学时还获得了香港国文比赛第一名。
1939年，二十一岁的施松卿来到了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她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就在准备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她突然病倒了，诊断的结果是肺结核。她无法再跟上物理系的进度，于是，一年后转学去了生物系，她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向医学方向发展。
然而，念生物不比念物理轻松多少，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之下，她的肺病越发严重了。无奈之下，她只能休学一年，去了香港养病。谁知，她刚到香港不久，日军便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了，她只能拖着病体，辗转回到学校，重新入学。
这一次，她换到了西语系。三年间，她换了三次专业，这在今天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幸好，这是在西南联大。那时的联大气氛宽松而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转专业。事实也证明，她并没有辜负学校的宽容。她是有天赋的，再加上从小在马来西亚打下的英语底子，后来，她成了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
因为长年的肺病，施松卿很是纤瘦，再加上她淡眉秀目，有天生的雅致容颜，一颦一笑间自有一种怯弱不胜情的姿态，叫人忍不住心生怜惜。于是，她便有了个外号叫“林黛玉”。先是外文系的同学叫，后来传开了，连外系的人也都知道了，慕名前来看她。
追求她的人很多，光是外文系便有两个，一个叫赵全章，一个叫袁可嘉，两人都是外文系极优秀的男生。赵全章中英文俱佳，能用中文写一手漂亮的散文，在1941年给陈纳德的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官的时候，仅他一人被破格提为上尉。而袁可嘉也颇有才华，后来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可是，施松卿把他们都拒了。
才子佳人相遇
1945年夏天，施松卿毕业了。那时，太平洋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四处捕杀爱国侨领。她的父亲之前与当地群众关系融洽，所以没有被人告发，庆幸避过了一劫，然而家中的境况却是大不如前了。毕业后，她没有回家，留在了昆明。她去了建设中学，当了一名教师。
原来汪曾祺和施松卿都是1939年入校的，本应该1943年毕业，但西南联大对学生素来要求严格，只要有一科成绩不及格，学生便不能毕业。他的专业成绩虽然优秀，体育和英文却不及格，于是只能留级一年。谁知第二年政府征调1944班的学生集体上前线当翻译，不去的人就不能拿到毕业证书。他不愿参战，便没有获得学位。他不是不在乎学位证，当初为了报考西南联大，他不惜万里跋涉，从家乡到香港，从香港到越南，再从越南来到昆明，前来报考中文系。途中他还大病一场，几乎丢了命，可最终他还是两手空空离开了西南联大。
不知施松卿听他说这段事时会怎么想，会欣赏他的傲气？为了反战连学位证都不要？
如果施松卿这么想，那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一定会发现自己错了——汪曾祺不去不是为了反战，而是因为他不喜欢在校方的压力下被迫参战，不喜欢为了获取利益而违背自己的心意。
他从来都是一个随心率性的人。
每天一起上下班，施松卿和汪曾祺渐渐熟悉起来。
汪家在高邮算不上多显贵，却也是有名的书香门第。他受过正规而完整的教育，在高邮当地读了幼稚园、小学和初中，还先后跟祖父聘请的张仲陶、韦子廉两位先生学《史记》和桐城派古文。他高中就读于江南一带很有名的江阴南菁中学，这所创立于1882年的老牌中学，出过不少名人，民国初期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等等都出身于此。可以说，他童年和少年时代所经受的良好教育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沈先生的赏识并没有改变他只能肄业的命运。毕业后，他找不到工作，微薄的稿费又养活不了自己，过着一段潦倒的日子。一个同学来看望他，发现这个当年中文系最有名的才子竟然如此窘迫，极为于心不忍，便把他介绍到了建设中学教书，他的处境才略有改观。
尽管如此，他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建设中学经常欠薪，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贫穷着。但是，因为有了她，日子便有了另一番景象。
施松卿喜欢吃昆明的胡萝卜，和他散步的时候，她总会向农民买一大把。昆明的胡萝卜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细嫩清甜，洗了可以当水果吃。听说吃胡萝卜可以养颜，她一面吃着一面不自觉地看他，他笑，说她吃了胡萝卜真的变美了，她觉得心里甜甜的，脸上却烧了起来。
真是难以想象，像她这样娇娇怯怯的女子，牵着一匹高大的军马走来走去。见到的人一定是骇然的，汪曾祺的好友朱德熙就说了：“我去看曾祺时，在建设中学大门口，见有一个女的牵着一匹大洋马，走来走去，啧啧啧……”
她牵着马走来走去的时候，脸上一定也有着淘气又天真的笑容。
爱情结成正果
汪曾祺和施松卿在建设中学待了两年。1946年7月，他们一同离开了昆明，汪曾祺去了上海，在李健吾先生的介绍下到上海致远中学做起了国文教员，而施松卿回了福建老家，在福建英华中学谋得了一个教师职位。之后，她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去北京大学西语系给冯至先生当助教。
去北平之前，她特意去上海看了他。他的父亲汪菊生也从家乡高邮特意赶来了，和她见面后表示了认可，他俩的关系正式确定了下来。于是，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汪曾祺也辞职去了北平。这是1948年，内战已经到最后阶段，时事艰难，他又一次体验到了求职无门的苦楚。
找不到工作，衣食无着，连住处也成了问题，他只能寄居在北大一个同学的宿舍里。他失业的半年里，一直是施松卿接济着他，也多亏了沈从文先生的帮忙，他才终于谋得了一个历史博物馆馆员的职位。虽然薪水依旧微薄，但他总算有了一个窝，结束了半年来动荡的生活。
过了半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汪曾祺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被留在武汉研口二女中担任副教导主任。两人又一次分开。
1950年，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这一年，距离他和施松卿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也有两年了。两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她的爱情也终于在1950年的夏天结成了正果。
没有场面宏大的婚礼，也没有闪烁耀眼的钻戒，他穿着绿军装，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翻领小衬衫——都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常见的装扮——一起去办了结婚手续。尔后，两个人又在一家小相馆拍了一幅结婚照。照相的时候，他们都有些紧张，但那张照片拍得很好，相片中他和她看起来就像一对璧人。
他们还去了一家饭馆庆祝。那是家小饭馆，在中山公园附近，他们要了两碗面条。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他和她都吃得出了汗。
许多年后，他们总是为那天在哪家餐馆吃的面而争辩，争来争去，最后两个人都笑了。那时候，他们都老了，哪里还记得清呢。
不过，他记得面极筋，汤极鲜，那天的阳光极艳，她一面吃着，一面对他笑，额上有一层水雾般的细小汗珠，发着晶莹的光。
婚后，汪曾祺正式在北京市文联上班了。那时文联有两个刊物，《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他先到《北京文艺》编辑部，后被调到《说说唱唱》编辑部，都是编辑的职位，他做了近五年。
五年后，他被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他的薪水涨了，待遇相当于副教授。而施松卿也在1952年被调到新华社，成为外文部的记者。
这是他们最快乐的几年。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她为他生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一家衣食无忧，其乐融融。
她用关怀温暖他的心
汪曾祺和施松卿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反右整风运动开始了。1958年，因为一首题为《早春》的诗，他被划为了右派，下放到了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
临行前，施松卿为他准备要带的东西。她买了一块苏联表给他。那时候，手表还是一件奢侈品，像他这样的“右派”也许根本就不配戴。可是，她执意要买给他，她才不管他是不是右派，她只知他是即将远行的丈夫，她想买最好的东西给他。
给他戴上表的时候，她说：“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改造。”
汪曾祺走的那天，她正在搞军事训练，请不到假来送他。他给她留了一张条子，他写：“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他写下这行字的时候，忍不住哭了，她下班回来，看到那张纸条，也哭了。
别人家都在忙着“划清界限”，施松卿却在忙着给他买“狼眼毫”。汪曾祺写信给她，说要稿纸和毛笔，毛笔还点明要“鸡狼毫”。这种笔市面上很少，都已经是右派了，他文人的小情调还是不改。但她并不怪他，每次上街，她总要去文具店问问，有货了就赶紧买几支存下来。她还教孩子们用汉语拼音给他写信，他每次收到信，都开心得不得了。
有她在，他安然地度过了这段“改造”岁月，而且居然写成了他1949年后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舍一夕》，还写了《看水》和《王全》两个短篇，这三篇作品构成了他后来出版的《羊舍的夜晚》。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部有趣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当时领导让他去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研究马铃薯的品种，这是很枯燥无趣的活，他竟做得兴趣盎然。画一个整薯，再切开画一个剖面，画完了，“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他的右派岁月，苦难的痕迹那样淡，和别人全然不同。
他没有对她失约，四年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了北京，成为北京京剧团的专职编剧。
他和她又团聚在了一起，让他们小小的家恢复了往日的温馨与平静。尽管这一次，也只持续了短短的五年。
1967年，因为他的两部剧作——《小翠》《雪花飘》，汪曾祺又一次被打成了右派。
这一年，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懂事，最小的孩子也已上了小学四年级。
施松卿也像别人家的母亲那样“教育”孩子：“你们几个要站稳革命立场，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太亲近叫外人看到不好。”
孩子反问她：“那妈妈你自己怎么不站稳立场呢？”
施松卿说：“我怎么没有了？”
孩子说：“你有？那你为什么还偷偷给爸爸买酒喝？”
施松卿笑了，眼角湿润。
十年浩劫，终于过去，右派们都开始平反的时候，汪曾祺却又一次被贴了大字报。
1977年，他因为写了样板戏《沙家浜》，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同党，被隔离审查了。
这已是他第三次被贴大字报了，她担心他承受不了，就不断写信给在外地念书的孩子们，让他们安慰他。
两个孩子立刻给他写信，安慰他说什么也不用怕。
她和孩子们的关怀又一次温暖了他的心，让他平安走过了这段时光。
历次运动并没有毁损他的心性和才华，他最有名的两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就写于“文革”后。他还把下放时的劳动经历写成了《葡萄月令》，那篇散文美得丝毫看不出他在受苦。
这一生，她只要有他便足够了
1987年，汪曾祺应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邀请，去美国访问和创作。他的演讲幽默风趣，在美国深受欢迎，他给施松卿写信：“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他好像又回到了1944年的西南联大，过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他还是当年那个中文系潇洒的才子，虽然早已双鬓如霜。
他们都老了，当年外文系那个被叫作“林黛玉”的少女，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长大后很好奇，问他们有过怎样的爱情故事，她还是和当年劝他们和父亲“划清界限”时一样“口是心非”，撇撇嘴说：“中文系的人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
孩子们咯咯笑起来：“那你怎么会看上爸爸？”
她的脸微微红了起来，那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回到了那个昆明城郊的傍晚。她和他并肩走在田间小路上，她拿着一大把胡萝卜兴高采烈，他夸她一句，她的脸便烈烈烧了起来，像漫天的彩霞。
施松卿看着孩子们，像年轻的女孩子一样娇俏地笑起来：“有才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在她的一生中，任何时候，只要提到他，她永远是骄傲的。
什么功名，什么官位，她从来就不在乎，就像北静王的那串手链，再珍贵她也不稀罕。而他的一方旧丝帕，她却会细细收藏。
这一生，她只要有他便足够了。
当所有人都离开，一切的富贵浮华都散尽了，她还会站在他的身边。
施松卿就是如此，汪曾祺的一生，三起三落，两次被划为右派，而她对他，从来不曾改变。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们的感情没有苦难的痕迹。即使在被批斗的时候，他也能写出美如幻境的《葡萄月令》，其中一段是这样的：“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花瓣是月亮做的。”那样的政治形势里，他还有小资情调，去分辨一枝梨花的美，可她并不会指责他不务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