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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6浙江
1997年5月16日，“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逝世。
有些人的人生锅底，在童年时就已经搁好了，不论掷入多少食材，抛进多少佐料，也改变不了原味。
就如同置身于阳光和苦难之间的汪曾祺，经历过多半生的颠沛流离后，其底色终究是清澈明快的，宠辱不惊的，舒卷自如的，始终保持了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形象。
西南联大往事：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西南联大对于汪曾祺而言，或许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在西南联大的七年里，他拜在了“京派作家”沈从文门下，成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经历了学生时代的热恋和失恋，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相携走过一生；同样是在西南联大的七年里，他以慢煮生活的人生态度，或浓或淡地为自己着上了空灵的底色。
1939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来到昆明考西南联合大学。到了昆明第一天，就创造了一项人生记录：一生中第一次住进医院，也是惟一一次。高烧超过40度的他一度问护士要不要写遗书。带着高烧的余温，汪曾祺走进考场。带病一进一出，汪曾祺成为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汪曾祺后来谈到报考西南联大的初衷说，因为听说这所大学学风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
西南联大时的汪曾祺，放在当时也算“一朵奇葩”。同学回忆说，当时汪曾祺留着长发，上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趿着一双布鞋喜欢抽烟说笑话，“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和现在很多毕业生一样，还经常拖欠房租，有时候会多少给一点。
大二时，汪曾祺正式成为沈从文门下弟子，两人的师生之情成为文坛佳话。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选了沈从文包括选修课在内的所有课程，沈从文对汪曾祺也大为赞赏，曾经在课堂习作课程给出汪曾祺全班最高分的120分，而满分才100分。
1946年，汪曾祺离开昆明前往上海成了“沪漂”，既无工作又无着落的他一度写信给恩师沈从文说想自杀，被沈从文回信骂了一顿：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甚至想到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支笔，怕什么！后来还是沈从文托李健吾找了一份教职，总算没有让自己的学生走投无路。
谈到西南联大，绕不过“跑警报”的话题，汪曾祺还为这个称呼的由来作过解释：为什么叫“跑警报”而不叫“躲警报”、“逃警报”呢？因为“逃”显得太狼狈，“躲”又显得太消极，而“跑”则刚刚好——于紧张处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在“跑警报”的人群中，汪曾祺发现了“恋爱三角”的人生规律。
预警警报声拉响时，男生往往会拿着预先准备好的吃食、书本，在教学楼或宿舍楼下等着心仪的女同学一起。对此，汪曾祺说，虽然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总归在这种“逃亡”的气氛下携手同行，多少有点罗曼蒂克的韵味。
这时的汪曾祺发现了浪漫的另一面：这种成双作对并不是固定的，有时等着等着，可能便会发现前几天还跟自己成双作对之人，身边已另有他人。于是，就有了“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感叹。
大二那一年，发现恋爱规律的汪曾祺失恋了，连着两天不肯起床，吓坏了好友朱德熙。这位同学揣着一本物理书看望汪曾祺，叫他一起去吃早饭。两人卖了那本物理书，进了小饭馆，喝了酒，浇了愁，人没事了。
后来，汪曾祺在昆明郊区建设中学教书，认识了曾经同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施松卿。有一次，施松卿捡了一匹马牵了回来，汪曾祺在多年后会议当时施松卿牵马散步的情景：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子，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漂亮极了！
汪曾祺与施松卿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两人吃了一顿面，算是结婚了。
在遇到汪曾祺之前，外文系的施松卿对中文系颇有成见：“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但为什么偏偏看上了汪曾祺，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成精的文狐：我是要进文学史的，你们对我客气点
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梁文道说他是一碗熬得刚刚好的白粥，他的老师沈从文说汪曾祺“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其实，这三种评价是有着共同指向的，那就是一种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有一个成语叫“人走茶凉”，它的发明者就是汪曾祺。这个成语最初出现在京剧《沙家浜》里，是汪曾祺为阿庆嫂写的唱词。细究起来，汪曾祺能把日常生活状态上升到人生哲学的层面，并通过这四个字提炼出来，与他对生活的细微体察和思考是分不开的。
早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汪曾祺的两大爱好就是逛酒馆和泡茶馆。
汪曾祺曾说：“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他一直坚守的“东西”，从进入西南联大算起来，他为了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苦心孤诣用了漫长的40年。
1979年，汪曾祺的一篇《骑兵列传》刊载于《人民文学》上，彼时已经59岁的他，才开始以写作闻名于世。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优秀作品，汪曾祺的名字开始广为人知。
汪曾祺的家里曾一直挂着高尔基的木刻，有一天，他突然提出：“把这个取下，换上我的照片。”儿女们听到父亲的提议后都笑了：老头儿自视挺高。
汪曾祺算是大器晚成的一位作家，可以说，他也是一位曾经被中国当代文学史遮蔽的大师，因为他的作品，向来都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而是守着最质朴的东西表达自己最具初心的情感，所以一直游离在文学之外。即使后来被文学接纳，却一直没有他合适的“位置”。
汪曾祺曾经和孩子们半开玩笑似的说：“你们可要对我好一点，以后我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孩子们听到后哈哈大笑：“老头，就你？别做梦了！”时隔多年，一句玩笑成为现实。
在近四十年间编写的当代文学史中，有多个版本都提到了汪曾祺，但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在于，有的将其归入乡土小说里，有的将其归到寻根文学或市井文学中，还有观点把汪曾祺划到诗化小说阵营的行列。这样造成的一个局面就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哪里都有汪曾祺，但把他放到哪里都不合适。
或许，正是这种无法归类的现象，恰恰印证了汪曾祺独树一帜的风格，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注定要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
汪曾祺曾经和女子们谈起文学史中“大家”与“名家”的区别。汪曾祺认为，所谓“大家”就是“东西写得非常有气势，而且忧国忧民”，而“名家”就像是明朝的归有光，修身养性、著文自得其乐，无关家国情怀。最后汪曾祺总结说，自己不会成为“大家”，但可以做个“名家”，但是他一直没有提过还有谁称得上“名家”。
汪曾祺的谦虚里，实际上藏着他内心作为纯粹文人的“骄傲”，骨子里的这种骄傲，支撑起了汪曾祺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形象。
我是一条整鱼：资深吃货的自我修养
汪曾祺对吃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也就是说，在他眼中，除了这四类，其余的大可来他口腹一游。即便是写自己的人生评价，汪曾祺也没离开食谱。
在《捡石子儿》中这样评价自己说：“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能把自己的人生阅历比喻成一条活鱼，还不建议人们对其“分段论斤”，足见这个小老头的风趣。
汪曾祺好吃，中学时就初露端倪。在江阴求学时，因为没有吃上一顿河豚，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地写进诗里：“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后来到了西南联大，汪曾祺在那里开启了七年的美食之旅。
在那个时候，他吃遍了马家牛肉店的撩青，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还有吉庆祥的火腿月饼……每吃一种，都兴趣盎然地记录在案，加以品评，偶尔还抛出个“梗”：逛集市的时候赖在路边摊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食）良（凉）机（鸡）”。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汪曾祺被下放参加劳动，几个月不见一次荤腥的他和工友一起用油爆豆壳虫，在汪曾祺的笔下居然写出了有盐爆虾的味道！
1987年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过一次历时三个多月的国际写作活动。
在此期间，他写给妻子施松卿的信里，同样充满了油盐酱醋的烟火味，比如“我昨天检查了一下炊具，不够”，“昨天我已为留学生炒了一个鱼香肉丝”，“美国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字里行间，好像他远渡重洋参加的是厨艺交流，而不是写作活动。
汪曾祺曾在《自序·我的世界》中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的确，汪曾祺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赤子之心，就像王安忆对汪曾祺评价的那样，“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7年5月16日，因病住院的汪曾祺想喝口茶水，对医生风趣的说：“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医生点头应允，于是汪曾祺叫来小女儿说：“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龙井尚温，斯人已逝。
汪曾祺曾为阿庆嫂写下的“人走茶凉”那句戏词，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