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中，蜀汉相对偏僻弱小一些，但在历来的史学家眼中，蜀国是三国中治理最好、最稳定的国家，因而也应该是最有可能完成统一大业的。
可出人意料的是，蜀汉立国仅四十三年，偏偏是三国中最先灭亡的。对这个结果，连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王夫之也疑惑不解。
对蜀汉灭亡原因，人们有过诸多探讨。
其中包括国力说，认为蜀国先天不足，国力有限；北伐说，认为多年穷兵黩武，导致蜀国比魏吴更早衰败；后主昏庸说，认为刘禅无能，黄皓擅权，导致朝局失控；蜀中无人说，认为蜀汉后期人才凋零，后继无人。
归纳各方观点，就如尹韵公先生所说：“是政治、经济、外交、人力资源（主客矛盾）、人心变化等路线综合作用的结果。”
所谓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我们不妨从内部着手，尝试梳理一下蜀汉内部的矛盾：
为何益州势力在初期诸如刘备入川、汉中之战等重大事件中会极力配合刘备集团？
而中期特别是刘备死后反抗却此起彼伏？
到了蜀汉末期益州投降势力为何能得以控制整个朝局，并竭尽全力要将蜀汉推向灭亡？
在蜀汉的灭亡过程中，益州势力可以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打压排挤姜维，到破坏“敛兵聚谷”防御计划，直至最后迫使刘禅开城投降。益州势力可以说是招招致命。
益州势力在刘备诸葛亮时代都是被限制性任用，在蜀汉末期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实施一系列灭蜀的措施，是因为其利用了姜维与诸葛瞻的矛盾，从而渔翁得利。
姜维在洮西之战中歼灭魏军数万，取得了蜀汉立国以来最大的战绩。这在荆州派领袖诸葛瞻看来是不利于原有的平衡。
因为姜维代表的是新兴的凉州派，诸葛瞻不允许其动摇荆州派的统领地位。
于是荆州派将领胡济在战场上给姜维挖了坑。
256年春，姜维试图扩大洮西之战的战果，他整顿兵马出兵天水，并与镇西大将军胡济两路出兵，约定在上邽会合。秋八月，姜维到上邽，胡济失约不至，导致姜维在段谷被魏将邓艾击败，死伤甚多，“星散流离，死者甚众”。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瞻便取得了扳倒姜维的口实。诸葛瞻等人试图推举荆州派将领、永安都督阎宇替换掉姜维，如果此举成功，荆州派势力将重回巅峰。
但当时荆州派已经没那个实力了，换帅行动迟迟没有成功。反而荆州派还遭受了姜维的报复，胡济后来被彻底架空，由汉中被调往后方，退居了二线。
眼看荆州派陷入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益州派站出来“帮”了一把。
益州派的代表人物谯周写下了著名的《仇国论》，通过广泛散播反对姜维北伐的言论，荆州派、益州士族、宦官势力都将姜维视为共同的敌人。
在益州派的舆论压力和宦官势力的排挤下，姜维毫无招架之力。262年，姜维厌恶黄皓专擅，向刘禅请求将他处死。但这种毫无力度的威胁被刘禅轻松否决。
姜维意识到自己已经身陷重围，为了自保他不得不离开成都，屯兵沓中。
费祎死后，蜀汉本是诸葛瞻、董厥、陈袛、姜维四人共同执政。但陈袛死亡、姜维退出后，便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空间，统统被益州士族和宦官势力所瓜分。
荆州派因为实力不济，与姜维斗得两败俱伤，而益州派瞅准时机介入，从而渔翁得利，进入了蜀汉权力中枢。谯周不仅没有因《仇国论》受到惩处，反而被提拔为光禄大夫。
此后蜀汉朝堂便渐渐被益州势力完全掌控。
在这种情况下，姜维无论在战场上怎么浴血奋战，都已阻止不了益州派的投降行为了。
益州势力为何非要导演这么一出灭蜀的大戏？既是如此，当初他们又何苦费心费力地支持刘备入蜀？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益州豪强们只是将外来势力当作促进自身发展的工具而已。
当初益州局势动荡时，他们将刘备请进来维护秩序。而在他们支持下，刘备治蜀营造了良好环境后，他们实现了快速发展。蜀汉在中后期实力开始衰弱，再也无法为他们提供稳定环境后，这些豪强们又蠢蠢欲动，试图将蜀汉的这些外来势力统统赶出去，实现“蜀人治蜀”的目标。
在黄巾起义后，东汉朝廷为了平定局势，不得不将兵权下放给地方豪强。地方豪强趁机扩充武装并割据一方。
随后这些豪强们以地域、宗族、乡党为纽带，形成了庞大的区域性豪强集团。比如颍川集团、荆襄集团，当然也包括益州集团。
这些区域性豪强集团如果再继续发展，便是足以影响一国格局的超级豪强集团，如曹魏的汝颍集团。而汝颍集团的领袖司马氏则直接篡权成为国君。
益州集团的实力当然不差，益州在东汉末年以568万人口在天下十三州中位列第三，仅次于荆州和冀州。
但益州情况又很复杂，因为地形多山川，地势复杂，这使得当地很难建立统一的军队和政权。因为易守难攻，外部势力又很难染指益州。
所以在东汉末年，益州基本处于单机状态，中原的战火及瘟疫都很难波及过去，而其内部则窝里斗得不亦乐乎。这就注定了益州一盘散沙且排外的特质。
所以我们会发现，益州势力更热衷于出世而非入世，比起积极与中原融合，他们更喜欢偏安一隅。当益州豪强势力尚未发展起来时，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外来势力。当他们得以发展壮大后，便又会追求独立自主起来。
这便决定了刘焉以及刘备建立的政权，注定只是阶段性的过客而已。
要弄清益州势力推动蜀汉灭亡的动机，得从刘焉开始说起。
因为刘焉进入益州前，当地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动荡。
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
这显然是黄巾起义的余波。马相带着数千人，就能聚集十余万人，先后杀了绵竹令李升、益州刺史郤俭、巴郡太守赵部。他们声势浩大，将朝廷命官全给定点清除，可见当时益州内部矛盾之激烈。
更诡异的还在后头。
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龙乃遣吏卒迎焉。
州从事，相当于是死去的益州刺史郤俭的属官。按照《百官志》的说法，司隶校尉有从事史十二人。所以这位州从事贾龙，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人物。
但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官吏，竟然领着数百人，带着一帮衙役，就一下击溃了马相的十余万大军。
这种情节，连爽文都不敢写。你要说贾龙能力出众、衙役素质极高，那么之前刺史郡守被杀时，他们干啥去了？
数千人用了十来天变成了十余万的大军，攻破了三个主要郡县，然后又被几百上千个官吏衙役给彻底击溃了。这场所谓的“黄巾起义”，怎么看怎么像演戏。
但无论怎么演，绵竹令李升、益州刺史郤俭、巴郡太守赵部死了是真的。综合此前郤俭大肆聚敛、贪婪成风的表现，似乎可以认为这是益州势力对于朝廷命官的反抗。
因为这些朝廷委派的主官，横征暴敛，已经严重损害了益州士族的利益，不得不除之。
因为当时益州势力能力有限，不足以拥兵自重、对抗朝廷。所以为了获得一个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大家都盼望一位贤良领导者的到来。
在这种背景下，益州的豪强们向刘焉伸出了橄榄枝：“龙乃遣吏卒迎焉。”
所以在入川的初期，刘焉可谓是众望所归。
刘焉很快发现这些益州人虽然表面上毕恭毕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们杀死朝廷官员，攻破郡县，如清理门户一般将外来势力一扫而空。这样刘焉这个空降兵到了之后，手头没有资源，跟光杆司令无异。这是要迫使刘焉当傀儡的节奏啊。
但刘焉可不是什么软柿子。他采取了两个措施：
1、远离益州势力的老巢，将益州治所移到绵竹。
焉既到州，移治绵竹。
在绵竹，刘焉就能够重新组建自己的体系，丝毫不受益州势力的影响。
2、打造自己的队伍。
抚纳离叛，务行宽惠，而阴图异计。
刘焉安抚收容逃跑反叛的人，极力实行宽容恩惠的政策，将他们收至自己麾下。这些外地人逃难到了益州，无亲无故的，为了生存就只能一心跟着刘焉干。这些人便形成了早期的“东州派”。
拥有了自己的势力，站稳脚跟后，刘焉便开始在益州树威，连杀了十几个益州豪强。
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
这下益州人不干了：我们欢迎你来益州，是想和你建立合作关系，你当你的官，我们发展我们的势力，大家各得其所。现在你这么干，不是要将我们当牛马驱使，和前面的郤俭又有多大区别？于是益州势力开始反抗了，当初欢迎刘焉的贾龙开始动真格反抗了。
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
可无奈益州势力太弱，刘焉轻松将其击败，从此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
中原大乱之下，南阳、三辅一带有数万户流民进入益州，刘焉悉数收编，称为“东州兵”。
刘焉进益州这件事，应该辩证地看。虽然刘焉用铁血手段打压了益州士族，侵犯了一部分益州豪强的权益。但是这个强势的官府却给益州人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环境，不会动不动就遭受外来的侵扰。比如董卓曾经命令赵谦进攻刘焉，但很快就被刘焉击退。
同时在刘焉的打压下，益州人空前团结，这样也有利于益州本土势力的抱团融合，发展壮大。
所以刘焉入川，对益州势力实则有利，并因此得到了一部分益州豪强的拥护和支持。
刘焉得益于其强势。但“暗弱”的刘璋恰恰缺乏这种特质。
益州，对于刘璋而言，就好比是意外之财。
194年靠益州帐下司马赵韪等人的推举，刘璋才拿到益州的军政大权。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200年，赵韪这个益州派竟然想自己上位当老大，带兵一度打到了成都城下。在东州派的支持下，刘璋才击败了赵韪。
赵韪的反抗，也证明了益州势力在刘焉高压治理下，通过抱团发展已经具有了可观的实力。
刘璋性情柔弱宽容，肯定难以像其父那样强硬地将益州派打压下去。他只好反其道而行之，改用宽容的方法，试图通过重用益州势力来求得其支持。
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现实，如果没有实力，你所有的跪舔讨好都毫无价值。
益州豪强们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一个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
先说稳定。东州派仗着保护过刘璋而居功自傲，“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他们侵凌横暴，不断侵占益州豪强们的利益。可刘璋却根本没有约束他们的办法。
再说安全。为了得到汉中，刘璋曾派和德中郎将庞羲与李思等人攻击张鲁，但他们反而多次被张鲁击败。连小小的汉中都拿不下，益州豪强还能指望刘璋怎么保护他们的安全呢？
刘璋内外都摆不平，益州势力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支持他呢？
益州势力开始改弦更张，谋求新的明主。
因为曹操的势力太过于强大，一旦降魏，那么谯沛、汝颍集团将会对益州集团形成压倒性优势，实力还不够强大的益州集团搞不好会被一口吞下。
而刘备麾下的荆襄集团和益州集团可谓是难兄难弟，双方半斤八两，勉强还能保持微弱的平衡，这样益州集团才能够得到一线生机。
益州势力最终选择了刘备，与其背后的荆襄势力合作共赢。
刘备入川，最先欢迎他的必然是东州派。因为东州派在益州缺乏根基，只有讨好了新领导，才能得以继续维持其地位。益州派经历了前面多位空降兵后，其心态已经变得波澜不惊，只要不像曹操那样要搞兼并，谁来都行，爱咋咋地。
刘备对自己的定位十分清晰，他明白，要想在益州站稳脚跟，只需要做好两件事：保障安全和维持秩序。
1、保障安全
刘备在215年率领张飞抵达瓦口关，在那里击溃了离成都只有咫尺之遥的张郃军，几乎将其全歼。
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馀人从问道退。
通过这漂亮的一仗，刘备初步向益州势力初步证明了自己保境安民的能力。
不少益州豪强由此转而鼎力支持刘备。正是有了这些支持，才让刘备有底气在汉中与曹操展开了决战。
在战役最为危急的关头，益州派、蜀郡从事杨洪提议：“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正是靠着益州势力的全力支持，刘备才在汉中战场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一举取得了定军山之战和汉水之战的胜利，将强大的曹操赶出了汉中。
汉中之战一胜利，刘备在益州的支持率飙升，大家都十分看好这位强势人物。
2、维持秩序
之前刘璋采取怀柔政策反倒两头不讨好，益州派认为其对东州派约束无方，而东州派认为其对益州派缺乏强硬态度，两派混战导致益州“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人心散乱、经济凋敝，社会处在崩溃的边缘。
为此刘备的对治之策是遵循法家，从严治蜀。他下车伊始，提出“八务、八戒、六恐、五惧”的威刑重典。
刘备和诸葛亮认为，只有威之以法，用法治让人们明得失；限之以爵，量才使用，让大臣们珍惜荣誉。虽然是律法严明，但这样恩威并用，才能制约大臣百姓，让人们客观地去对待人事物，从而营造理性的社会氛围。蜀地才能真正地迎来希望。
通过律法约束，缓和了东州派和益州派之间的矛盾，从而营造了一个公平有序的环境。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刘备诸葛亮还给了益州势力充分的发展空间。
1、战略空间
刘备打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旗帜。
不要小看这面旗帜，它相当于是为各方势力作出了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
只要跟着刘备好好干，那么大家早晚有一天就能够重新匡扶汉室，并且占领凉州、关中，直至进军中原，占领旧都洛阳。
从曹魏夺取的大片土地和大把资源，都是谁的？还不是荆州派、益州派、东州派等势力的，大家一起排排坐分果果，岂不妙哉？
2、大体公平
对益州士族，刘备做到了恩威并济、赏罚并用。
在任用的益州人士中，有秦宓、杜微、五梁等“妙简旧德”的学者，也有以“儒行见称”的尹默、谯周等道德标杆，以及杨洪、马忠、王平、张嶷等军政人才。连抵抗过刘备入川的益州派人士，如吴懿、黄权、李恢、李严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重用。
对这些益州地方大姓代表人物的任用，保证了益州士族的上升空间，充分维护了其利益，“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揽拔英秀也”。
3、搞活经济
刘备入川后，益州百废待兴，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带兵打仗都是要耗费大量的物力和财力的。
刘备并没有将压力全转嫁给益州百姓，而是想办法另辟蹊径。
诸葛亮重新恢复盐铁官营制度，“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他十分重视盐的生产，为提高盐产量，他改进技术，用火井煮盐。此外他也很重视冶铁，四川许多地方都留有他当年冶铁的遗址。盐铁生产成为蜀汉重要的收入支柱：“利入甚多，有裨国用。”
此外在朝廷助推下，蜀锦生产规模得到空前发展，蜀地呈现出“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的景象。优质的蜀锦，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蜀锦在魏、吴十分畅销，甚至远销东南亚以及西亚国家。
诸葛亮发展手工业、商业的政策措施，促进了蜀汉生产技术进步，商业也随之快速繁荣起来。蜀地出现了“田畴辟、仓裹器械利、蓄积饶”的繁荣的景象。
据统计，从建安元年到西晋灭吴这85年间，曹魏地域内发生了24次农民起义，东吴地域内发生了23次农民起义，而蜀汉境内仅有3次。
如此稳定的环境，显然极大地促进了益州势力的发展。蜀汉起初无疑在益州豪强中拥有较高的支持率。
虽然蜀汉朝廷在维持核心力量即荆州派绝对优势的基础上，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还是得罪了一批人。那就是追求“蜀人治蜀”的益州人士。
刘备诸葛亮治蜀，促进了地方发展，但同时也让益州势力实力大增。
这的确是个很矛盾的事情：为赢得益州势力支持，蜀汉将益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而得到充分发展、实力大增的益州豪强们，却又不满于现状，极力想争取更高的地位，将所有的外来势力都赶出去。
所以在接连荆州之战、夷陵之战两个重大失败，刘备病逝于永安宫后，益州豪强黄元、朱褒便起义，巴不得蜀汉早点灭亡。
一连串的失败，让益州人开始怀疑“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可能性，羽翼渐丰的他们认为自己干或许会更好，于是益州豪强们开始谋求反抗。
诸葛亮发起北伐，正是为了维护蜀汉旗帜，展示朝廷强大实力，巩固荆州派优势地位的重大举措。
北伐行为肯定是利大于弊，延续了蜀汉国运。但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加大了益州势力的负担，他们被迫出钱出力，但功劳却被荆州派占去，明显是投入大产出低。比如李严就是被派到北伐前线承担保障军粮供应的职责，他不仅难以获得战功，反而因为卤城之战中军粮供应不及时而被废为平民。
于是越来越多的益州势力不愿意参与这桩赔本买卖，他们渐渐站到了蜀汉朝廷的对立面。
益州派李邈在诸葛亮去世后的葬礼上，向刘禅上疏对其诋毁：
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认为大家应该庆祝其去世，因为这让益州人的宗族得以保全，西部边疆的战事可以停止。
这无疑便是益州豪强们的反扑。
此后蒋琬、费祎，一再限制北伐规模。没有了北伐，使荆州派失去了立军功和占据资源的机会，其实力大为缩水，到后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蜀汉的根基因此被严重动摇。而益州投降派却休养生息快速崛起。这，才是蜀汉早早灭亡的根本原因。
此外，费祎不顾朝臣反对，在246年秋宣布大赦。
这让不少坚持“蜀人治蜀”目标的益州势力得以摆脱了束缚。
反对北伐，动摇了蜀汉根基；反常大赦，颠覆了过去的治蜀理念。
这意味着蜀汉正日益失去掌控力。益州的秩序开始走向混乱。
越来越多的益州人士认为蜀汉朝廷已经失去了其功能，对内不能维护稳定、对外不足以防御魏吴，不再能给益州势力带来更多价值，将之抛弃也成为理所当然。
而只有投降曹魏，才能保全益州豪强们的利益，最终达成“蜀人治蜀”的目标。
所以这样看来，也不难理解益州投降派代表人物谯周的行为。谯周在蜀汉极盛之时出仕，诸葛亮去世后他千里奔丧，刘禅刚即位时他还在劝谏其要继承“先帝之志”“修德爱民、中兴汉家”。
但当意识到刘禅软弱无能，蜀汉朝廷日薄西山后，为了益州势力的利益，他毅然决然地宣扬起了投降论调。
在蜀汉提供的温室里经过多年野蛮生长，益州势力已经由小苗变成了大树，完全具备摧毁蜀汉朝廷的实力。
益州投降势力的决胜之战，便是《仇国论》的推出。
通过《仇国论》，谯周成功地挑拨起了蜀汉的两大柱石荆州派和凉州派之间的矛盾，最终以姜维为代表的凉州派被排挤出朝堂，荆州派则日益势单力孤。此时益州势力便得以渔翁得利，占据了姜维出走后朝堂上的权力真空，从而一举打入蜀汉中枢，完全掌控了已经风雨飘摇的蜀汉朝廷。
紧接着益州势力在蜀汉大肆宣传投降论调，阻挠破坏姜维的“敛兵聚谷”防守战略，并在邓艾兵临成都后胁迫刘禅开城投降。
此时的益州投降派才彻底抛弃了什么北伐战争导致“国贫民弱”，反对对魏用兵的观点，真正露出了其本来面目：
在益州投降势力的建议下，司马氏将蜀汉的军政实力派人物和有声望的士人，一律迁往中原。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随后主刘禅迁往北方的就有三万家之多。
这也意味着，所有的荆州派、东州派等外来势力，全部驱逐到益州之外。
原来益州势力要的不是什么百姓安乐，而是反对危及其利益的外来势力，即使这些外来势力曾经帮助过他们。
没有忠诚，只有利益。益州势力终于实现其“蜀人治蜀”的梦想。
无论是刘璋势力，还是刘备势力，在为益州奋斗数十载后，都被强大起来的益州派弃之如敝履，湮没在历史烟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