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陈云同志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我国的革命与建设中的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今天,我们学习研究陈云同志的论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刻
关于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论述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论述是陈云同志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根本方针。这项方针包含两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要恰当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陈云同志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同上书,第30页;“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同上书,第276页。陈云同志指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是社会可提供的消费资料的数量、质量、品种同人民需要相适应的程度,即受制于社会生产中的两大部类、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另一个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不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不行的,不能只顾吃饭这一头。依照现实的经济条件,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最优比例,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问题。陈云同志之所以特别强调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是从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中,我们的主要倾向是偏于只顾建设这一头,偏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头,结果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照顾得比较好,但是近年又出现了投资比重过大,消费比重持续降低的情况,这应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和十一五规划中注意克服。
目前,一些地方借经济建设与改革之名,使居民财产权利、收入权利受到了侵犯。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企业改制中损害了群众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只顾建设,而不顾人民生活所带来的不良严重后果。总之,陈云同志关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的论述,今天仍然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根本方针。
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论述
这个论述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论述是相联系的。因为,建设规模首先不能挤掉人民生活的必要改善,这是国力的第一条界限。它还有极深刻的涵义。他把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同经济稳定的问题联系起来。1957年,陈云同志针对上一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问题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二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同上书,第44页。这就是经济建设不能超越国力。
陈云同志的上述论断,对当前很有现实意义。首先,他强调了经济稳定的极端重要性。陈云同志讲这段话时是1957年。当时,我国人口还只有6亿,现在已增长到13亿,经济稳定就更为重要。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而经济稳定又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再度膨胀,迫使我们重新进行必要的调控。当此之际,回顾陈云同志的谆谆告诫,可以更痛切地领悟到经济稳定这一思想的深远意义。
其次,早在1957年陈云同志就指出,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是造成我国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意见长期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大起大落,除了政治上的原因,都是同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分不开的。盲目扩大投资规模,过去同计划经济体制有关,现在又加上市场机制盲目作用。所以,必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规范市场秩序,使陈云同志关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的正确思想,在实际上得到应有的落实。
其三,陈云同志具体地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有力措施。这就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综合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等等。在如何保证基本建设规模和物力财力保持平衡的问题上,陈云同志提出的“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同上书,第240页,以及多次强调的“不能用发票子来搞基本建设”这两点,有特殊重要意义。关于前者,即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后新建,1957年陈云同志就精辟指出“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同上书,第45页。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必需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影响经济的稳定。至于不能用发票子来搞基本建设,陈云同志也讲了许多精辟的意见。他说“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同上书,第237页。
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经过实践的检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1988年夏天发生的经济风潮,就同连年用发票子的办法来搞基建有很大的关系。前几年为了克服通货紧缩趋势,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加强基础建设等推动需求,使国民经济走上了上升轨道。当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也是适度从松的,既防范金融风险,又支持经济增长。当前的宏观调控,在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转向中性,国债发行规模减少,财政支出和投资结构适当调整;在货币政策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开始采取中性偏紧、适度从紧的取向,加强货币信贷调控。这些措施都是非常恰当的。现在要注意的是尽量减少非正常资金窟窿的财政买单和央行买单,因为这最终要靠发票子来解决问题。这同发票子搞基本建设一样,到了一定时候也会“爆炸”。我相信,所有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会认识到,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但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是适用的,而且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按比例是客观规律、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的论述
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当前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都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大问题。按比例是经济规律,按比例才能做到综合平衡,这是陈云同志长时期来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早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过程中,陈云同志就深刻论述了比例和平衡的关系。他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241页。陈云同志把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看作是反对高指标,防止大起大落,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和平衡发展,陈云同志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比例和综合平衡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例如,他对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及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问题,能源、交通必须先行的问题,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的关系问题,都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重要意见。陈云同志关于综合平衡的论述也是很丰富的。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陈云同志强调的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后来又加上外汇收支平衡,这四大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确实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问题。这四大平衡及其相互衔接搞好了,整个国民经济就能按比例地平衡发展。
这几年,综合平衡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好像有了宏观调控这个新名词,综合平衡就可以不要了,不懂得宏观管理离开不了综合平衡的道理。事实证明,在上述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上,陈云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
至今,陈云同志的综合平衡思想对当前宏观调控仍有指导意义。当前宏观经济虽然总体没有过热,但对局部经济过热,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全局平衡。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增长方式问题。
从结构上看,一方面,一些行业和部门扩张过快、投资过大,导致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地区、部门和行业偏冷,比如农业、西部地区以及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投资还很不够,发展仍比较滞后。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不能“急刹车”、“一刀切”,而是要有保有压,有抑制有发展。既要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又要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从体制上看,不能否认,钢铁、水泥和铝的过快增长,有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消费升级,住宅、汽车等行业快速发展带动的因素,但其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片面追求GDP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仍在起作用,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还远未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增长方式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完全转变,一些企业经营粗放、管理落后,跑冒滴漏严重;一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技术、落后设备和落后企业没有退出市场。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非常必要,也非常迫切。
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陈云同志关于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的一系列论点。这些论点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努力掌握好这个思想武器,将有助于我们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关于在计划的指导下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论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在所有制结构,在集中与分散、计划与市场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验,取得了很大进展。应该看到,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些问题,陈云同志早已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向。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中,陈云同志就指出“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333页。1956年9月,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系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主张要及时纠正在改造过程中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做法,主张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等等。他的这些主张是要求在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把经济搞活,市场搞活。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许多人心目中向往的社会主义是越大越公越集中越好的形势下,陈云同志却敏锐地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及时地提出了带有根本性的意见。
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学习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发言中的一段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有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13页。陈云同志的这一段极为精辟的概括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里,他实际上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设想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成为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先导。
顺着这样的思路,1957年陈云同志对工业、商业和财政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主张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减少企业的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增加地方的机动财力等。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进一步阐发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引起了中外人士广泛的研究兴趣。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也前进了,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认识上不断深化。陈云同志很早就提出并一贯坚持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的思想。他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上,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上,都起了并将继续起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陈云同志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设想已成为现实了,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知灼见,是全党、全国人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真知灼见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的预见性,是同陈云同志一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科学方法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不能仅仅限于学习他的著作中的几条基本经济原理,而且要认真学习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战斗唯物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思想方法,这样才能把陈云同志的思想真正学到手。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和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单位联合主办的“陈云同志治党治国方略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