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宋运辉正在从金州进京的火车上，他将加入东海筹建办，踌躇满志地接过国家、时代和命运所交给他的任务。
但从大学起就爱读《人民日报》的宋运辉，这天却并未发现报纸上刊载的一个政策报道：《国务院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
“国务院通知指出，要对全社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进行清理。1989年，把整个建设规模压缩20%。”
寄托着宋运辉抱负的东海化工厂恰好就属于要被压缩的投资规模，东海项目尚未诞生就要胎死腹中。
另一头，雷东宝发现雷母抢购回家的物资堆成了山，雷母说大家听说国家不管物价了，商店爱怎么涨价就怎么涨价，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抢购，“村里买光了去乡里买，乡里买光了去县里买，明天还要去市里买”。
这两个天差地别的场景却代表着同一个问题。不论是东海化工厂的宏大叙事，还是雷母生活里的鸡毛蒜皮，都与1988年的经济过热、整顿调整分不开。个人不能脱离时代。
这是《大江大河2》的第一集。
国家命运裹挟着个人命运，奔涌不息，时代浪潮下的宏观大势与微观个体交织，“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映照出的是一部改革开放大潮之下的中国经济史。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李白《公无渡河》
1988年是一个拐点。宏观政策从放权改向整顿，经济由过热转向疲软。
从经济政策来看，1988恰好处在邓公两次南巡之间。
1984年，社会上出现了对改革开放质疑，认为经济特区是新的“租界”，“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1月，小平南下考察，期间分别在珠海特区和深圳特区写下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次南巡给改革开放一锤定音。
第二个月，出台了扩大开放的决定，继经济特区之后，继续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这年9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扩大开放的方针，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之后的1984-1988年，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发展，并迅速走向过热。这段时期，GDP年均增速高达12.2%。从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看，社会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出口总额的名义年均增速分别为21.3%、28.4%、19%。
高速增长的经济背后是供需缺口的扩大。改革开放后，需求迅速得到释放，但供给却不能与之匹配。一方面，经济发展战略重视重工业，而代表生活日用品供给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对不够；另一方面，重生产、轻流通，导致产销脱节，供给和需求错配。
1983-1988年，社会总供需缺口由265亿元扩大到2243亿元。1988年GDP为1.5万亿，供需缺口占GDP的15%。代表总需求的货币供给量在这期间也飞上了天。1988年，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是1983年的3倍，达到2135亿元，这一年投放的基础货币也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
经济过热下，1988年5月开始的“物价闯关”政策更是火上浇油。
这年5月，国家推进价格改革，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物价闯关”带来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报纸刊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1988年，一些商品销量增长的百分比为：洗衣机160%、电冰箱100%、棉毛衫裤92%、录音机71%、毛线70%、电风扇68%。
到1988年下半年，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速已经高达27%。
转折点发生在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上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确定了未来两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加强治理和整顿。
这一轮经济整顿从1988年9月的三中全会开始，历时2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8年9月-1989年9月，目标是消除过热，控制通胀。措施包括压降198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500亿，相当于1988年的20%；坚决压缩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稳定金融，控制货币和信贷。
第二阶段是1989年9月-1990年2月，总需求得到控制后，开始结构性恢复经济，对工业生产适当放松，启动中间需求，主要措施是放松贷款、清理三角债。
第三阶段是1990年3月-1990年9月，开始促进经济回升，主要措施是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正常增长、下调银行利率等。
1991年经济开始恢复，GDP增速从上年的3.9%回升到9.3%，进出口贸易增速从3.4%回升到1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4回升到23.9%，社零增速从2.5%回升到13.4%。
1989年开始的经济整顿，是对私营经济的一次重大打击。在此过程中，反对改革开放的舆论也趁机抬头，社会上出现了姓资姓社的讨论。
1992年，邓公再次南巡，南方讲话平息了姓资姓社之争。
“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年10月，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宋运辉大学毕业进入金州的时候，雷东宝刚搞完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开砖窑，而杨巡还没开始卖小杨馒头。
这里面的寓意是说，国企在经济中占据主流的同时，由于农村解放生产力，多余的劳动力导致了集体经济（砖窑）的产生，而个体经济（小杨馒头）则要更晚一些，才从经济生活的缝隙里长出来。
但从1978年开始，这三种经济力量都开始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国企方面，如果说上一阶段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重点任务，那1984年后，国企改革转向利改税和承包制。
放权让利改革，是从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随后扩大到全国，到1984年发展到高潮。
1984年3月，福建55名国企厂长在《福建日报》上刊载联名信“请给我们松绑”，要求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包括人事权、财权和企业自营权。“松绑”事件轰动全国，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纷纷跟进讨论，成为这一轮放权改革的浪潮之巅。
5月，国家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时规定》；并开始逐步推行厂长负责制。
国企此前都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往往是书记说了算。1984年开始试点厂长负责制，1987年正式推行，同时国家经委提出要评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二十名优秀企业家里，既有以承包闻名天下的周冠五、马胜利，也有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清泰（时任二汽厂长）。
这也是“企业家”这个词第一次受到重视。
同一年，“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德鲁克认为“企业家将变化看作开创另一个企业或者服务的机遇”。
从这个含义上来看，宋运辉、雷东宝、杨巡虽分属不同所有制，但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他们都善于抓住变化，开创事业。
为进一步调动企业积极性，放权改革之外，1983年开始推行“利改税”，企业从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收。但“利改税”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国家财政收入减少，1987年停止。
停止利改税后，1987年，承包制重新得到重视，成为这一阶段国企改革的第三次探索。早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提出，要在改革放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改革，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厂长马胜利”的个人起落可以说是代表了承包制的兴衰。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已经连续第三年亏损，面对上级下达的17万元的利润指标，全厂上下一筹莫展。业务科长马胜利提出，由他承包一年，年底上缴利润70万。
通过改变产品结构、激励销售等措施，马胜利承包的第一年实现了140万利润，远远高出原定目标。经此一役，马胜利闻名全国，承包制也广受推崇，大家称之为“一包就灵”。
1987年3月，当年的全国人大上，《政府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在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下推行承包制。
同年，石家庄造纸厂盈利持续增长下，马胜利提出将创办“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要在全国20个省市承包100家造纸企业。
此消息一出，全国各地造纸厂纷纷写信请求马胜利去承包。马胜利到杭州时，当地的一位厂长不服，还写了一首诗“杭州城头插白旗，河北来了马胜利，自古钱塘多英杰，决战一番才服气。”
1988年1月，“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成立，此前的两个月，马胜利一人就承包了全国27家造纸厂。
承包制的命运也不长久，在马胜利全国承包的1987年，也是承包制的巅峰。
1987年是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3%，销售收入增加17.1%，实现利税增长9.9%，归还贷款增长31%，企业留利增长11%，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缩短3.7天，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7.6%。
但到了1989年以后，承包制就不灵了。1989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18.8%,可比产品成本上升22.4%，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增加1.2倍，全员劳动生产率仅提高1.6%。
此后直至1993年放弃承包制转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止，承包企业的经营效益直线下降，国有资产流失日趋严重，企业负债急剧增加，使国有企业深深地陷入了困境。
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是当时的一大亮点。
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60年代的社队企业。1978年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乡镇企业随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84年，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
1990年，乡镇企业正式纳入国家的工业增加值统计，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大支柱。
1993年，乡镇企业在全社会工业产值中的占比正式超过国有企业。
1994年，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企业达到顶峰，据统计，全国有545万户集体企业，此后不断下降，到2016年，只剩不到42万户。
集体企业的大面积消亡有三个原因。
一是1994年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集体企业既没有国企的规模实力，又没有民企的灵活自主，逐渐被市场淘汰。
二是此前有许多个体户挂靠集体企业（比如杨巡挂靠小雷家村），随着国家逐渐放开私营经济，这批“红帽子企业“都摘帽独自发展。
三是许多集体企业通过改制，发展成为股份制的公司，比如美的集团，这家创立于1968年的乡镇集体企业，1992年改制为股份公司，2020年在世界五百强排名307位（甲骨文314，耐克322，可口可乐335）。
乡镇企业的发展，一开始不属于改革设计，完全在意料之外。1987年，小平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从大江大河里，我们也能看到乡镇企业早期发展的一些特点。一是与国企一样依赖政府，二是与个体户一样要在计划渠道之外自己找市场，三是缺少技术。
乡镇集体企业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诞生往往与基层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初始资金来自于村、乡镇或街道，另一方面，要承担基层就业、财政等公共责任。
这就导致了乡镇集体企业在经营、资金和分配三个方面依赖基层政府。经营上，通过疏通上下级关系，为企业搞到计划外的原材料，产品销售很多时候也有赖于此。资金方面，需要政府出面担保才能获得银行信贷，陈平原县长对小雷家的支持就是这样。收入分配上，工资、奖金是无法由经营者独自决定的，受行政机构控制。
小雷家的雷霆公司，初始资产是村里废弃的砖窑。砖窑、有线厂、铜厂、养殖做起来后，既要解决村里人的就业，还要发养老金、医保。
如果说国有企业是长子，乡镇集体企业还算是私生子，个体户的地位则要更加尴尬。
个体户是从灰色地带长出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后的1980年12月，全国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才正式发给了温州的章华妹。
当时个体经济的发展至少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合法性始终未能确定，二是得不到资源支持，三是面临扰乱经济秩序的整顿。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里，个体经济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虽然已经成为一种经济现象，但其合法性还没有得到公开承认。甚至经常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
比如1981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的规定》指出，“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请一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
《资本论》指出”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当时，安徽的年广久雇了12个人、广州的高德良雇了6个帮工，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争论。
直到1987年的十三大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
之后，1988年宪法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存在”。
至此，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之初，个体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
相比国企、民营企业，个体和私营经济长期得不到资源支持，由此产生了许多经济犯罪行为，比如挂靠和民间集资。
挂靠是个体和私营经济通过每年交纳一定的管理费用，挂靠到集体企业名下，这类企业被称为“假集体企业”“红帽子企业”。通过挂靠，个体和私营经济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比如信贷、原材料、某些领域的经营准入。
1992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许多个体和私营经济纷纷解除挂靠，脱离集体企业。
但挂靠国企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少民营公司通过挂靠，将公司股东变为国有性质，便于获得融资，降低融资成本。
相比挂靠，民间集资造成了更大的金融风险。
浙江温州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为改革开放中个体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的代表。由于存在广泛的个体经济，温州民间借贷一直很活跃，“抬会“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抬会“跟其他民间借贷不同的是，需要不断发展线下会员，与传销组织类似。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抬会“，资金额高达12亿元。1986年资金断裂时，温州有8万多户家庭因此破产。
如果说缺乏合法性和资源支持两个问题是长期持续的，那突如其来的经济整顿就是悬在个体私营经济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整顿是在经济过热时，调节经济环境的政策措施。90年代前的经济整顿，往往导致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大面积倒下。比如1989年的经济整顿，一方面，私营企业面临的资金不足、原材料紧缺、三角债问题加剧，另一方面，在税收大检查中，对个体私营企业惩罚过重，发展环境急剧恶化。
也是在这次整顿中，大量个体私营开始挂靠集体企业，以逃避经济整顿的打击。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社会地位最高，严肃正经，一板一眼，既要让大象起舞，但又要谨慎，不能跳出规则之外，顾虑很多，束缚也很多。
这说的是国有企业，也是宋运辉。
农民出身的草莽英雄，文化程度不高，但精力似乎永远用不完，说干就干，快速成长。
这说的是乡镇集体企业，也是雷东宝。
最年轻的小弟，充满活力，敢闯敢拼，有时不怎么循规蹈矩，跌倒了能迅速爬起来，抓住一切机会，野蛮生长。
这说的是个体和私营企业，也是杨巡。
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分别代表着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个体户（非公有制）三种经济力量，他们的性格、命运与这三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交织在一起，让人分不清。
1978年，家庭成分不好的宋运辉考上大学，成为第一批受益于国家变革、并因此改变命运的人。
宋运辉毕业后被水书记招入金州化工厂，不久因为“厂长负责制”出台，费厂长成为企业经营上的一把手，而水书记不甘退居后幕，宋运辉卷入水、费二人的权力斗争。
1988年，宋运辉请调去东海。但刚好赶上这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整顿的方针，压缩一批固定资产投资，大量基建项目被下马，东海项目位列其中。
宋运辉把东海打造成重点项目，绕过部里，通过计委、科委立项审批。东海项目成功上马。
1989年，巴统禁运，东海项目的设备进口被取消。宋运辉提出国产替代方案。
1992年，建设逐渐步入正规的东海项目开始与美国洛达洽谈合资，周司长提出股权换设备、合资建厂都是可以的，美方负责人是宋运辉的学生梁思申。
事实上，1992年之前的合资，大多是经营效益不行、濒临倒闭的国企，为了提高效益，与外资合资。因为当时许多人认为优质国资与外资合资的话，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1992年小平南巡进一步解放思想之后，东海这种优质企业的合资才有可能。
雷东宝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村支书，他身上有着禹作敏、吴仁宝的影子，带领村集体搞活路子，迅速富起来，颇有些不择手段。又在此过程中不断膨胀，刚愎自用，听不进逆耳的话。
1978年，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雷东宝率先将中央农村改革的思路落实到了小雷村。
随后，以小雷村废弃的砖窑为初始资产，雷东宝逐渐带领小雷村建立起包括砖厂、预制板厂、建筑工程队、电线厂、养殖场、铜厂等在内的村集体企业。
电视剧第一部还是改革早期。
当时大约是1981年左右，雷东宝想扩大预制板厂的产量，但搞不到钢筋水泥，因为计划经济之下，原材料是依据指令分配的，乡镇企业并不在计划体系之内。
终于通过计划外的渠道加价买到钢筋水泥后，雷东宝把生产出的预制板加价出售。县砖瓦厂眼红，告发小雷家倒卖物资，县里组织清查组进村调查。
这说明了早期的乡镇企业是如何从国家计划经济的缝隙里吃力生长出来的。
小雷村的乡镇企业很有代表性。
第一是产业结构方面，小雷家的工厂都是直接面向终端需求的。砖窑、预制板厂、电线厂和建筑施工队组成盖房子的一条龙服务，赶上了当时高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兔、鱼、猪、牛蛙等养殖业也都是直接面向消费者。这与乡镇企业的技术和规模有关，面向中间需求的工业领域，是他们所难以涉及的。但这也恰恰给了乡镇企业以迅速发展的空间，因为当时国企的重心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许多乡镇企业都是轻工业或者是消费工业起步。
第二，缺设备、缺技术。小雷家铜厂的爆炸正是大量乡镇企业技术不精也要上马的体现，德高望重的高工并不愿意帮他们。当时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乡镇企业的设备都是国企淘汰下来的，而技术问题则是由国企工程师在周末偷偷去“赚外快”帮忙解决的。比如市电线厂用一台淘汰下来的旧设备给小雷家抵债，凭借这个旧设备，小雷家发展起了电线厂，并最终收购市电线厂。
第三，三角债。雷东宝行贿事发是因为古河村村长打死了讨债人，牵连陈平原，又牵连到雷东宝。根源在于这个讨债人，但当时雷东宝跟县长的对话表示小雷家也受波及。当时社会上三角债问题严重，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流通。直到1991年朱老板从上海调入北京，铁腕治理三角债，才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行贿入狱。雷东宝的入狱是因为他向县委书记陈平原行贿，而在当时，很多乡镇企业领导和基层干部为了带领当地脱贫、振兴经济，不择手段。典型的是80年代的晋江假药案，57家乡镇企业参与其中，很多人都是乡镇干部，当地某镇工商所也参与其中，自己办起了保健饮料厂。
宋运辉的化工、雷东宝的小雷村都是工业，杨巡的市场是流通零售行业，属于服务业。
杨巡是从“倒爷”发家的。
1989年春晚上，赵丽蓉和侯耀文的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老太太把“导演”听成了“倒爷”，也可见这个词的深入人心。
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当时最有名的“倒爷”是后来的首富牟其中，1991年，牟其中通过“罐头换飞机”一战成名。他用500车罐头、皮衣等积压小商品，从苏联换来4架飞机，转手卖给川航，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1亿元。
1989年，杨巡挂靠到小雷村，成为红帽子企业。1991年，随着雷东宝入狱，县政府和乡政府收回了杨训的电器市场。
也是从1991年前后开始，对杨巡这类红帽子企业的清理拉开帷幕，因为他们享受了集体企业的税收、信贷优惠政策，却并未承担集体企业的公共责任，这使得国家财政受到了损害。这次清理使得许多个体私营企业的产权清晰化，但据说也有一些集体企业的经营者，假装红帽子，借清理之机，将企业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