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知识薄弱，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较弱
（二）轻理论、重实践，缺乏学习主动性
二、体验式教学
体验式教学主要是依照生命原始的认知规律进行教学。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安排，充分显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学生所得到的不仅是课本的知识，更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能力。其作为教学方式，要求教师依据学生的行为思考规律，积极创造教学情境，在思考和理解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讨论问题直至解决问题，摒弃传统教学方法中的死记硬背，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自主、从接受性到创造性地对教学情境进行体验，让学生在自由、轻松、积极的氛围中享受与探究正确的认识，掌握学习的方法。
（一）体验式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模式的风向标，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教学方法的使用，体验式教学注重学生在体验的过程中进行学习，重视体验获得的结果，而体验具有抽象性与模糊性，由于学生主体的差异性，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依据微观经济学的课程要求，现制定三维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与体验性目标。知识与技能目标主要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所学内容的应用程度，是教学过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教学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重在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以便学以致用。体验性目标是一个长期性目标，通过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灌输，锻炼并建立学生正确的学习观、合作精神与科学精神。
（二）体验式教学设计的方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对学生进行统一的管理与教学，极大的提高了教学效率，但也阻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课堂中引入情境教学一方面给学生带来了新鲜感与趣味性，另一方面使学生自由的思考，通过讨论与反思，从而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教学情境设计的方法有：
1.角色扮演活动
2.交流活动
3.探究活动
（三）体验式教学的操作过程
1.兴趣激发阶段
2.实践感受与强化反馈阶段
实践感受与强化反馈阶段有利于知识的巩固，让学生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对事物产生情感并进行体验。不同的学生由于自身生活经验与思考方式的不同，这样就对事物与知识点产生不同的情感，教师应当把握好体验情境的节奏，让学生表现真实自我的自己情感。把教室当作集零售与批发为一体的市场，学生扮演不同的卖家和买家，遵循市场规则进行交易，逐渐对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规律产生深刻的认识。
三、结语
体验式教学在三本院校教育教学中的运用还未普及，将一个好的学习方法运用到微观经济学课程中，还需要广大老师生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扩充体验的形式与实例，使其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更高效。
【参考文献】
[1]柯林·比尔德.体验式学习的力量[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2]涂晓今.经济学实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3]王娜.体验式教学缺失的原因及对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它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分析价值仅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市场经济的效率进行评价，二是对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做出解释。本文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更大的价值在于解释宏观经济方面，它应当作为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和基本的分析工具。本文第一部分对一般均衡的涵义作了分析。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大多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必然会形成某种价格、工资和利息，以确保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出清。本节指出和纠正了上述解释的偏颇之处，认为一般均衡只是各种产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和产量变动的一般趋势，不存在同时出清，只存在时际出清，从而使对一般均衡有一种正确的解释。第二部分解释了一般均衡与生产结构变换和总量增长的关系。
库兹涅茨通过系统分析21个国家100150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定律，即各国的实际总产量的增长是由生产结构的变换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学本应把生产结构的变换如何导致产出总量的增长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却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本文第二部分用一般均衡理论分析了生产结构变换和实际总产量增长的关系，从而弥补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不足之处。第三部分分析了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在1982年提出并论证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否定了货币周期理论，认为推动实际总产量增长和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而是来自技术进步等供给方面的真实因素的冲击。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是19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但是这一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没有把生产技术的进步与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区分开来，没有对新产品发明和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独特作用进行专门分析。本文第三部分运用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的分析方法，解释了新产品的发明和供给的冲击将如何创造新增需求量和新增产量，促进总产量的增长和经济繁荣。
[关键词]校园电子商务经济学分析
教育网和校园网在我国的广泛覆盖为校园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校园电子商务主要是以校园为依托,利用基础网络、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电子通讯手段,来满足校园群体的各方面活动。本文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校园电子商务的可行性。
当前加速发展校园电子商务是一个极好的战略时期,建立具有上海高校校园电子商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校园电子商务的经济学分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校园电子商务概述
(一)校园网络现状
建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上的水木清华是中国大陆第一个Internet上的BBS。随着高校校园网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并加以投资利用。截至2007年,以校园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已经通达内地的160个城市,联网的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达900多个,联网主机120万台,网络用户800多万,成为国内仅次于中国电信的第二大互联网络。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主任吴建平教授说:“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校园网”。
(二)校园电子商务概述
校园电子商务是通过网络进行商品、服务或信息的交换。商品类别有快餐、网上超市、图书音像订购、租屋快讯、二手特卖、在线定票等。具有交易电子化、运作高效化、操作方便化、网络环境优良、消费群体稳定、支付体系安全、物流配送方便、信用机制优良等特点。
校园电子商务的建设作用之一是服务师生;其次是能为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一个实践的平台;最后通过校园电子商务的构建,可为高校学子开辟一条全新的就业渠道与创业门路。世界知名的电子商务网站eBay公司统计显示:eBay美国站点上就有43万人直接或间接就业。
二、校园电子商务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一)微观经济学分析
首先,校园电子商务符合几个前提:第一,网络为构建校园电子化虚拟市场(Virtualmarket)提供了技术支持,商品和服务可以在这个市场里互相交换。第二,校园电子化企业要与无形市场和有形市场中的企业同时竞争。第三,校园电子化企业会面临企业战略、市场结构、竞争行为、价格波动、成本利润和企业盈亏等问题。
(二)规模效益分析
伴随着上海松江、闵行、杨浦、南汇等大学城的兴起,校园电子商务出现了一个规模效益的问题,如图1。规模递增的效应源于两点,首先由于网络效应(networkeffect)。企业的主打产品吸引了大批顾客,这些客户又促使企业生产大量的附属产品、补充产品,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市场地位。例如亚马逊、淘宝网都利用其较高的市场份额增加产品种类、提供新的服务。其次就是受占据效应(lock-ineffect)的影响。用户进入一个新的校园电子商务平台,通常需要了解该平台的交易方式和导航方式。所以当出现竞争者时,除非另外的平台足够强大或用户被迫做出改变,否则用户一般不会转移到一个新的网站。例如,当客户将他们的信用卡信息、送货地址、个人偏好和其他信息输入到某网站后,再转换到一个新的网站,就必须重新填写这些信息,迫使顾客留在原来的电子商务平台。
(三)延伸性与丰富性理论分析
校园电子商务的另一个经济影响是可达到的顾客数量(即延伸性)和可提供给顾客的交互和信息服务数量(丰富性)之间的平衡。根据艾文斯和乌尔斯特的观点,在一定的成本资源水平下,存在延伸性和丰富性之间的平衡。一个企业希望达到的顾客数量越多,它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服务就越少。运用电子商务则这种经济关系使得曲线外移。
以上即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校园电子商务进行的简要分析,通过经济学的理论充分论证了校园电子商务的可行性。
三、结束语
使用互联网来进行校园电子商务能降低交易成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一些商家就可以利用消费者的无知,对他们索取较高的费用,获取超额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者剩余。而在互联网上,在千千万万的产品和服务中,经过供给者间的比较鉴别,消费者可以知道有关产品和服务的详细信息,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决定力量由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享有的是对他有利的价格,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消费者剩余。所以笔者认为,校园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因素。
[参考文献]
[1]张丽凤、张金凤:《校园电子商务发展分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8年3月。
[2]张学峰:《浅析校园电子商务》,《长春大学学报》2006年4月第2期。
[4]〔美〕EfrainTurban\Davidking\DennisViehland\JaeLee,严建援等译:《电子商务管理视角》,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关键词】经济人性经济关系
说，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埋头苦干的人，也需要仰望星空的人。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目的旨在抑“恶”扬“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善于恶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必然要求站在“集体”的高度，才可以有一个评判善恶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对于“人性”进行建构求取那个最大公约数，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
当下流行的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充斥着种种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众多不同经济理论的各自不同的假设条件中，有一个假设条件是所有经济理论均具备的一个基本假设条件，即：人为“合乎理性的人”。“理性人”即“经济人”是对从事经济活动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抽象概括。经济人的本质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这种依靠一个先验的“真理”展开论述似乎并不符合逻辑。但现实中，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却真切的存在，各种争夺拉扯、异化扭曲甚嚣尘上。这些现象似乎构成了对以上假设的“证明”，至少在阶段性的历史时空里，“经济人”理论是有其存在的理论价值的。
在资源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矛盾中必然导致对效率的考虑。“经济学的效率并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和需要，而只是为了满足富人境况不能变坏的的需要。”效率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用作了富人担心“境况”变坏的盾牌。如果依照以上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非此即彼，那关于效率的问题的研究依然没有前进一步。无论公平还是自由、效率又或者秩序，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东西，其产生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对于他们的研究既不能从其本身研究也不能思维构建，只能结合条件来研究实际问题。
供需的不平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反过来说，若供需长期性实现平衡那也就不存在市场经济了。从人性需求的角度来说，食有依，居有所，供需平衡当然是理想状态。然而市场经济的规律，需要不平衡来掉动经济人占有更多货比或者资源的人性需求，进而推动生产与创造，这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如此看来，我们所期许的“个体人性需求”与同样是我们所期许的“发展价值”之间就呈现出了悖论。
回到问题的源头：人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笔者看来，就现实维度而言，问题的根源还是一个度的问题，所谓物极必反。就理想维度而言，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即远景是否符合对于人的需求的不断满足这一标准。
首先，不应该用“物”或者“恋物行为”来绑架道德，以此否定人性。事实上，遗世独立，不然纤尘，只有在神话世界里才存在。凡尘俗世，必然是由人与物的交织构成的。所以才有马克思所论述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人以物质与意识综合体的形态存在，但意识本身就是物质的产物。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受其影响，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尚不能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对物质财富是爱恨交加，这又何尝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扭曲。
其次，“利己”与“利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以今天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利己是值得称道的，套用一句流行语，“不能爱自己何以爱他人”，看似通俗，实则意味深刻，若不先存有自己，利他行为的主体又在哪里？现实中，将“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矛盾的根源也是一个“度”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在维持自己的正当利益的时候，也是无损他人利益的，当自己的欲望需求膨胀到环境和条件不能承载的限度时，就面临着威胁到他人利益可能。重点是处理好一般个体需求与个体欲望膨胀的关系。人性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就字面的意思来说，就是指人的特性（非本性）。就人这一类属范围来说，其特性是受环境塑造的。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说，善恶是由身份立场与利益归属来划分的。所以，谈到人性问题，我们时刻要清醒这一点，指导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我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最后，澄清一个理论争议。有人认为，“经济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无产阶级的人性则不是“经济人”所能概括的。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模式，事实上，我们可以跨越社会制度，却不能跨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选择不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决定的，而市场经济才是“经济人现象”的缘起因由。
参考文献：
[1]张艳新.人学理论视角下的理想信念生成依据研究[J].兰州学刊，2008，（6）.
关键词：纵向交易；交易合约；合约结构；煤炭企业；电力企业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是诸多重要纵向交易关系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种代表性一方面表现在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涉及到的两种社会基础产品的特殊属性，另一方面表现在煤电冲突较为突出。国家曾经试图通过政府协调机制和出面组织，化解煤电冲突，但收效甚微。煤电纵向关系最重要的形式是煤电纵向合约关系。由于历史形成的“惯例”，煤电企业之间采取“一年一签订单的缔约方式”。虽然，国家不断改变协调机制，但这种缔约方式基本未变，延续至今。
煤电冲突的表现形式在于电煤价格的博弈，其本质在于煤电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化解煤电冲突、优化煤电纵向交易合约是许多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林伯强分析了电煤“价格双轨制”、改革路径和“煤电联动”的影响。于立等运用“纵向价格双轨制”理论分析了“电荒”出现背后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改革的策略。于立宏研究了长期契约中的选择权契约形式和价格调整机制。克莱因构建了“敲竹杠”模型，分析了规范契约条款的成本和默认契约的自动实施问题。
我们认为，交易合约具有结构性特征，选择最优的合约形式就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科学判定合适的合约结构变量。影响合约结构变量的主要成本因素是总交易费用、购置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进一步，重要影响因素包括清晰界定产权和立约权竞争、不确定性和社会容忍度、运输半径和电煤紧张程度等因素。本文借助于杨小凯新型古典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的选择，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结构与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分析框架
1．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
合约即契约，是从万民法基础上的罗马法体系沿袭而来。从法律角度理解，合约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为在相互间设定合法义务而达成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规定缔约当事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合约不仅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本，更是交易的微观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基于合意、自然秩序的契约精神和用以寻找、辨别和商讨交易机会的工具。克莱因认为，合约是“通过允许合作双方从事可信赖的联合生产的努力，以减少在一个长期的商业关系中出现的行为风险或‘敲竹杠’风险的设计装置”。张五常则认为合约是当事人在自愿的情况下的某些承诺。威廉姆森通过研究契约与交易的关系，把合约看成为交易的微观规制结构。在博弈论的框架下，合约代表一种合作博弈的内生均衡过程。
根据上述，从本质上讲，合约是一种“合意”，既规定了缔约当事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同时又交易了缔约方当事人的微观制度。遵从合约本质，那么，合约的结构变量可以通过合约期限和合约关系衡量。进一步细分，合约期限变量又可分为长期合约和短期合约两种；合约关系变量又可分为普遍关系合约和特殊关系合约两种。普遍关系合约是指缔约过程主要借助于立约权竞争方式，通过市场竞争实现降低交易风险和实现交易目标的交易方式，缔约双方发展的是较为纯正的市场信用关系，合约权益规定较为明确，完全合约的特点更明显。相反，特殊关系合约更多的是通过缔约双方业已积累的友情和信任实现合约的缔约和履行，产权关系界定更复杂，交易合约更具不完全合约特征。与合约期限变量相联系，普遍关系合约与短期合约相伴生，特殊关系合约与长期合约相伴生。考虑到在中国环境下，纵向交易产业链中交易主体的类型差异可能影响交易合约的正常实施程度，所以，进一步引入合约对象结构变量，以完整地反映我国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现实选择问题。综上所述，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包括合约期限变量、合约关系变量和合约对象变量。合约对象变量又可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两类。
2．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分析框架
基于分工合作的现代企业，实现企业功能完整化的方法只有一个，即采取产业链整合方式。也就是说，需要具备各自核心能力和产业功能环节的企业通过交易，实现最终产品制造。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产业链的整合和衔接，企业功能的优势互补，是通过合约形式实现的。企业合约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形成较为稳定的市场预期和信任机制，依此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的风险。
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两方面看，考虑到我国煤电纵向交易关系的现状，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结构变量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有三个：交易费用系数、运输费用系数和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的社会容忍度系数。交易费用系数(k)表示为实现交易所必需的费用，这些费用取决于交易技术、制度安排等。现实中，实现成功交易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交易技术包括产权界定和立约权竞争。前者通过深入协商、加深关系、清晰产权的方式订立交易合约，实现降低交易费用和规避交易风险的目的。后者通过增加潜在贸易伙伴，实现降低交易费用和规避交易风险的目的。两种交易技术的选择取决于社会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也包括社会习俗、惯例、行规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就是说，交易技术与制度安排的协调统一，才能保证交易费用的降低和交易风险的有效规避。
煤炭属大宗消耗物资，运输成本影响到最终煤炭的到厂价格，进而影响用户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是一个运输能力供给与需求矛盾较为突出的国家，运输能力始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影响中间商品成本的重要因素。在运力紧张、铁路运输企业拥有行政垄断和市场优势的情况下，煤炭运输费用系数自然也必将是影响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重要变量。由于煤炭赋存和需求分布的现状，决定了煤炭运输主要借助于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两种运输方式的运输成本存在差异，也决定了运输方式存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在合理的运输半径范围内，用煤企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地理位置也是影响运输费用系数的变量之一。煤炭需求具有典型的经济周期特征，经济处于上涨期间，煤炭社会需求增加，反之下降。与之相伴，往往出现社会煤炭供需紧张程度的差异。当煤炭供需紧张时，合理运输半径可能被人为拉长，换句话讲，当人们不能得到更廉价运输成本的运输方式时，为了得到所需的煤炭，可能会接受相对更大的运输费用系数。
立约权竞争和产权界定合作方式都存在一定
的不可靠性，进而产生风险损失。这种风险损失除了企业自身的经济损失外，同时还将导致对社会的损害。特别对于电力这一特殊的商品，社会供给出现短缺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所以，煤电合约的确定和执行，还必须考虑合约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的社会容忍度系数。影响合约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的社会容忍度系数的变量包括不可靠性风险社会福利损失和企业类型。前者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容忍性，后者则反映了人们对不同企业类型承担社会责任的认同和宽容程度。一般认为，人们对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认同度和宽容度较国有大企业高，也就是说，人们往往认为国有企业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国有大企业应首当其冲。当然，合约不可靠性除了合约本身存在系统性风险外，还存在道德风险引发的不可靠性，这种不可靠性与企业行为取向有关，人们对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的社会容忍限度更多地出自此。
综上分析，煤电企业纵间交易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决定因素
根据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结构变量，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侧重于与大企业合作，还是与小企业合作；与合作企业签订长期合同，还是短期合同；合作双方倾向于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还是采取通过市场竞争获取谈判优势。由于涉及3个纵向交易合约结构变量和交易双方行为取向，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形式会很繁杂，选择决策也很复杂。但从理论上讲，出于缔约行为人的经济人假设，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还是成本最小化原则。
煤电企业之间形成纵向交易关系的载体是电煤，电煤合同是构成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的表现形式。从构成电煤合约完全成本的角度看，电煤合约的总成本包括总交易成本、完全购置成本、风险损失成本等。我们用如下公式表示电煤合约的总成本，即：
Cz=Cj+(p+Cy)+Cf
其中，Cz表示电煤合约总成本，Cj表示总交易费用，包括用于界定合约精确度的外生交易费用和选择制度自身决定的内生交易费用，p表示电煤购买价格，Cy表示包括装卸、堆储、转运费用在内的运输成本，Cf表示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
1．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交易费用决定：合约精确度与立约权竞争的两相替代
我们用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费用系数s的倒数和界定立约权的交易费用系数c的倒数，即1／s和1／c，分别表示两种缔约方法各自的交易效率，则这两种交易效率都与法制、通讯技术以及其他社会技术和制度安排有关。对应于不同的法制、通讯技术和社会技术制度安排，两种缔约方法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不同缔约方法的选择。不难理解，在现实中，人们面临缔约过程中界定产权所需的交易费用与界定立约权(或拓展潜在机会)所需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正如杨一黄模型所示，这种两难选择和旨在降低合作失败风险的强化竞争与提高合约中产权界定的精确性之间的替代有关。上述两难选择通过P=1-(1-r)N和1s=sr、1c=cN很容易看出。不同交易方式交易效率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缔约方式的选择，如果界定立约权比拟定合约条款有高得多的交易效率，则有效率的N可能很大，而有效率的r可能相当小。在这种情况下，x买主为实现交易可能选择界定产权的精确度低、但对劳动市场竞争的依赖程度高(N)的合约形式，放弃r大而N小的其他合约形式。反之亦然。
通过构建不同组态决策模型，借助于角点解求解方法，运用比较静态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杨小凯等分析了专业化程度、交易效率对分工和自给自足组态的均衡选择问题。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证实了提高1／s和1／c的可相互替代性，这也说明了提高拟定合约条款的交易效率，将开创一个合约条款精确程度高、对现有和潜在供给者间竞争的依赖程度小的中间产品市场。反之，提高界定立约权的交易效率将使中间产品市场中的合约模糊程度升高，且对竞争的依赖程度增大。
2．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完全消费成本决定：完全购置成本和风险损失容忍度的权衡
假设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的签订与执行需要花费电煤购买价格成本和负担运输成本，以及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这三种成本综合起来，我们统称为完全消费成本，并称电煤购买成本和运输成本为全部购买成本。从纯经济学意义上讲，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表现为纯社会福利损失。某种事件引发的纯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则表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越高。另外，总体来讲，在我国人们对国有企业的信任度和美誉度相对较高，同时也要求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反过来讲，对国有企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行为接受度相对较小，容纳性差，所以，企业类型也是影响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的重要变量。归纳起来，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纯社会福利损失和企业类型，则cf=F(m，t)，其中，Cf表示由于
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m表示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纯社会福利损失，t表示企业类型。降低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的方法是必须加大风险防范的物资储备。无疑，这势必增加全部购买成本，并且随产品价格和运输成本的上升而提高。考虑到分析问题的方便，用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社会容忍度系数与全部购置成本的乘积替换全部购置成本和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之和，即用(p+Cy)ym替代(p+Cy)+Cf。与前同理，ym取决于纯社会福利损失和企业类型两个变量。综上所述，电煤合约的选择依据是实现最小化合约总成本，而电煤合约的总成本为Cz=Cj+(p+Cy)ym。如果能降低电煤合约的每项成本，则电煤合约的总成本就能降低，进而带来好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四、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结构变量的选择分析
煤电纵向交易关系表征上看是电煤合约关系。借助于“电煤”载体，实现煤电产业的纵向交易连接。那么，表征上的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是电煤价格、价格形成机制和合约实施具体方式问题。但我们认为，表征的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只是煤电纵向交易关系的一个方面，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产业间的纵向竞争关系。除此之外，煤电产业内竞争，如电力行业的发电和输配电竞争、煤炭行业的大小煤炭企业之间的竞争，直接影响该产业利益格局，也决定产业间纵向交易关系现状和冲突根源。从现实情况看，煤炭行业竞争性强，煤炭企业可能在区域内会表现出垄断特征，并随着国家和地方“资源整合”的深入，资源集中趋向日益明显，但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可竞争性格局较明显。而电力行业产业链相对较长，产业链各环节技术依赖明显，企业连接紧密，且输配电环节受国家规制，形成电力产业竞争性相对强的发电环节和规制性相对强的输配电环节并存的产业内竞争格局，再加上电力产业改革的相对不彻底，导致电力产业可竞争性较弱。也正是由于电力产业实施的部分规制特性和煤炭产业的竞争性特征，导致煤电产业间的冲突升级和反复博弈。
1．产权界定和立约权竞争与煤电纵向合约变量的选择
产权界定和立约权竞争都是降低纵向合约总交易费用的有效方法，也决定了纵向交易合约的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的存在赋值，进而影响合约关系类型的选择。假设配煤是可行的，发电机组对煤炭品种和内在质量不具有很强的技术依赖性，进而资产专用性不产生对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影响。
(1)当其他变量参数不变、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费用系数(s)降低时，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费用系数(s)降低，意味着清晰界定产权的缔约方式的交易效率提高。造成该效率提高的原因可能是经验学习曲线的影响、缔约双方关系深化的结果、清晰界定产权技术的提高或产权识别技术的提高等。无论什么原因，s的降低将会导致清晰界定产权缔约方式的总交易费用下降。准确地讲，总交易费用的降低是由内生交易费用的下降而产生的，换句话说，在保持外生交易费用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内生的交易费用实现了总交易费用降低的目的。对应于不同的缔约方式，s的降低更有利于外生交易费用较低、内生交易费用较高的特殊关系合约的订立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加深合作伙伴之间的特殊关系，更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实现对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最优选择。
(3)两种缔约方式交易费用系数同时改变时，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假定现有缔约方式处于均衡状态，即现有缔约方式处于完美、双方认同的状态。当1／s>1／c时，说明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快于立约权竞争的交易效率的提高，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提高合约的精确度更有利于降低总交易费用，那么，采取特殊关系合约形式是最优选择。相反，当1／s
2．不确定性和社会容忍度与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
任何交易都处于不确定性环境下，并会产生不确定性结果，进而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危害。奎特较早认识到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他认为任何有效的判断或决策都承担相应程度的不确定性。加林库普曼斯更是把不确定性区分为初次和次级不确定性两类，并认为社会经济组织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库氏的两类不确定性的区别只是决定因素的区别，前者更多地依赖于环境变化差异变量，后者更多地依赖于“沟通缺失”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性变量。但两者的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即库氏的两类不确定性都具有非策略性特征。威廉姆森进一步拓展了不确定性类型，他认为：“当交易各方都处于一种双边依赖的状态时，这种策略性特征就会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这样，认识第三类不确定性即行为(或者二元)不确定性，就有用了”。
三种不确定性中，又以由于机会主义形成的行为不确定性对缔约双方合约选择和执行的危害最大。现实中，也常常出现诸如以次充好、人为违约现象的发生，特别是在煤炭供应紧张的时候出现频率更多。煤电双边贸易中，行为不确定性在大小企业都存在，但尤以小企业更甚。这势必给双边贸易对方带来风险，造成不可靠性风险损失，
比如增加公关费用和停产损失。前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后者既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又造成社会福利损失。那么，企业必须综合考虑包括电煤价格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在内的全部购买成本。
从社会学角度讲，人们对社会的非正常状态有一定的可接纳容忍度，超过社会容忍度阈值，会出现怨气、牢骚、冲突，甚至动荡。不同类型企业对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大企业比小企业影响程度更高。另外，社会舆论对大小企业的行为准则和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和认同感也不同，一般而言，社会对大企业的要求会更高些。那么，大企业无论从满足社会要求还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都必须提高企业行为的可靠性。结合中国工业传统和实际状况，煤电企业的“大大结合”，即大型电力企业与大型煤炭企业的双边贸易结构可以降低行为不确定性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反，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大小结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如煤炭短缺时，造成不确定性风险增大)出现超出社会容忍度阈值范畴的状况，整个社会出现较大程度的社会福利损失。在出现较大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况下，强大的社会压力和政府干预，借助于社会“修正机制”和政府调节机制，会使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关系回归“大大结合”状态。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的“小大结合”会使电力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在市场“修正机制”的作用下，会使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关系改变为“小小结合”状态。
3．运输半径和电煤紧张程度与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
电煤供需紧张程度决定着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复杂程度。电煤供应紧张就会使得原本均衡、复杂的交易合约关系更加复杂。电煤供应不紧张时，煤炭产区内小煤矿的存在，使得煤炭产区内的电力企业拥有更大的机动性和可选择性，供应商的替代费用低，运输成本可控，在小煤矿的价格较低时，往往选择小煤矿的煤。但小煤矿具有强烈的逐利特征，行为不确定性大，可靠性差，在电煤供应紧张时，会不遵守供货合同，造成电力企业的供货断档，严重影响电力生产。
总之，电煤供应紧张程度和公路运输合理半径是决定煤电纵向合约的重要变量。一般认为，在电煤供应不紧张时，公路运输合理半径内，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小煤矿+普遍关系合约”；公路运输合理半径外，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大煤矿+普遍关系合约”。在电煤供应相对均衡时，公路运输合理半径内，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小煤矿+普遍关系合约”；公路运输合理半径外，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部分特殊关系合约+部分普遍关系合约”。在电煤供应紧张时，出于供货可靠性考虑，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特殊关系合约，特别是“大煤矿+特殊关系合约”。
五、结论
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具有结构化的变量特征，结构变量包括合约期限、合约关系和合约对象等。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就是如何决定合约的结构化变量，进而构成多重交易合约形式。从根本上讲，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的选择还是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考虑到电煤产品的特殊性和下游电力产品的社会基础产品属性，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总成本构成包括总交易费用、全部购买成本和不可靠性风险损失成本等，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选择必须权衡三者的关系。总交易费用受制于交易方式和社会技术及制度影响，人们需要在采取清晰界定产权交易方式和立约权竞争交易方式中进行取舍。不同的交易方式形成了差异化了的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进而决定了合约关系变量的选择。同样，电煤供需紧张程度和运输半径也影响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关系变量的选择。交易会带来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特别是行为不确定性，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考虑社会容忍度和不同企业类型的社会认同度，虽然现实中可能出现各种结合形式，但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大大结合”和“小小结合”会成为均态。
与其他纵向交易合约一样，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核心还是利益问题。煤电冲突的表面现象电力产业与煤炭产业间的利益分配，集中于电煤价格的博弈，实质上煤电冲突的关键是产业内竞争和规制问题。现实中，一年一次的价格协商模式必然导致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重复零和博弈。虽然电煤供需紧张程度存在周期性变化和煤炭企业区域性集中程度的不断提高，导致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市场势力也发生相应变化，但是从长远看，在我国电力企业还是处于较有利的市场竞争位置，与煤炭企业相比，电力企业没有更大的积极性签订基于特殊关系的长期交易合约，并试图在电煤供应紧张的时候借助于电力产品的社会基础产品的属性和业已形成的行业特殊的影响政府的能力，“捆绑”政府，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规制格局。解决煤电冲突和优化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途径包括：放开电力管制，实行纯市场化竞争改革方案；通过换股，实现电力产业和煤炭产业的利益融合；发展电煤期货市场，编制电煤市场价格指数，制定新的电煤定价机制，改变电煤订货模式，形成复合合约结构。
[1]林伯强，中国电力工业发展：改革进程和配套改革[J]，管理世界,2005，(8)：65―79。
[2]于立，王建林，纵向价格双轨制：“电荒”的经济分析与出路[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43―52。
[3]于立宏，中国煤电产业链纵向安排与经济规制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本杰明克莱因，契约与激励：契约条款在确保履约中的作用[A]，科斯，等，契约经济学[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张五常，再论中国[M]，香港信报有限公司，1987。
[7]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