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稿刘昌孝院士｜盘点2021：近10年世界新药研发与药品供求关系发展
Review2021：DevelopmentofWorld′sInnovativeDrugsR＆DandDrugSupply-DemandRelationshipinRecentTenYears
刘昌孝
（天津药物研究院·释药技术与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市药品监管科学研究会）
*基金项目：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基金［0610-2040NF020928］
＃作者简介
刘昌孝，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天津药物研究院名誉院长、终身首席科学家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释药技术与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主任，并担任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监管科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药物代谢研究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天津药学会、天津市药品监管科学研究会和天津学会学研究会理事长。我国药代动力学的学科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从事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现代中药和中药质量研究50余年，近10年致力于生物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承担和参与多项生物医药战略咨询研究项目。承担包括国家“973”和“863”项目、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国家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重大研究项目50余项，发表论文450多篇，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30余部。曾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香港紫荆花医学成就奖，全国劳模，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际药物代谢研究会特别贡献，中国药学会突出贡献奖，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分析与标准终身成就奖，以及循证中医药终身成就奖。
摘要
关键词：新药发展；民生需求；临床导向；仿制药；研发投入
中图分类号：R95文献标志码：A
12021年创新药物发展的主要成绩
1.1美国
根据年初Nature杂志对2021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新药的盘点和FDA网站公布的信息，年内批准了新分子实体（newmolecularentities，NMEs）36个，生物大分子药物14个，总计50个，其中NMEs占72.00%，生物大分子药物占28.00%。
2021年FDA批准的10个最引人注目的药物，被认为是治疗获得新的突破，或是首个被批准用于某个适应证而满足了医疗需求的药物，或是同类药物中首个被批准用于某个适应证。包括：百健公司的Aduhelm（aducanumab），辉瑞和BioNTech公司的Comirnaty，辉瑞公司的Xalkori，Aurinia公司的Lupkynis（voclosporin），默克公司的Tepmetko，基因泰克公司的Actemra，ChiesiGlobalRareDiseases公司的Ferriprox（deferiprone），艾伯维公司的Qulipta，诺和诺德公司的Wegovy，武田公司的Livtencity。2021年新药获批的一大亮点是，借助FDA快速通道认定和/或孤儿药认定的比例高达80%，与2020年（占比68%）相比增加了12%。
癌症治疗获得新的突破方面，值得介绍的是FDA批准安进（Amgen）公司的KRAS-G12C抑制剂sotorasib上市，这是癌症治疗药物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尽管sotorasib在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得到认可，但还没有满足期望，目前正在评估其与其他药物联合治疗各种癌症的疗效。
葛兰素史克公司的PD1单抗（dostarlimab）是FDA批准的第100个抗体药物。其他5个PD1/PDL1抗体有望在2022年获批准。基于检查点抑制剂的研发，已成为“商业赞助商、临床试验和重复开发计划的蜂拥而来”的促进药物开发合作形式。强生公司获批的新药amivantamab，是靶向EGFR和MET的双特异性抗体，用于EGFRexon20突变的NSCLC（这一类型癌症对小分子EGFR抑制剂具有耐药性）。双抗目前占临床阶段抗体治疗的近20%。
FDA还批准了两款ADC药物，loncastuximabtesirine是靶向CD19的ADC，用于治疗B细胞淋巴瘤；Seagen/Genmab公司的tisotumabvedotin是靶向组织因子的宫颈癌ADC。2019年，阿斯利康公司获得FDA批准的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ADCtrastuzumabderuxtecan的临床数据表明，与抗体和之前批准的ADC相比，新型ADC具有更好的疗效。
1.2欧盟
截至2021年12月17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已批准49个新药（新活性物质，newactivesubstance），包括全球首批上市的新药有7个。其中，小分子药物32个（65.31%），单克隆抗体药物13个（26.53%），新冠疫苗2个（4.08%），细胞和基因疗法（cellandgenetherapy，CGT）2个（4.08%）。
从企业新药获批上市数量来看，罗氏制药成为大赢家，有5个新药获批上市（包括与其他药企联合开发，下同），数量最多，其次是阿斯利康公司（4个）、强生公司（2个）、百时美施贵宝公司（2个）、再生元公司（2个）、拜耳（1个）、GSK公司（1个）等。
全球首批上市的7个新药包括：1）jemperli为PD-1阻断抗体，是全球首个用于复发或晚期子宫内膜癌的药物。2）tralokinumab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炎的成人患者，是全球首个获批治疗特应性皮炎的单克隆抗体疗法。奥维昔巴特（Odevixibat）用于治疗胆汁酸在肝脏中积聚，该药被欧盟指定为孤儿药。3）elivaldogeneautotemcel是孤儿药，用于治疗18岁以下早期脑细胞白质营养不良（CALD）儿童患者。4）伏索利肽（Vosoritide）也是孤儿药，用于治疗2岁至生长板闭合的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症（achondroplasia）。该病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由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3（FGFR3）基因突变引起，这种突变会影响身体几乎所有骨骼的生长，导致身材非常矮小。5）Voxzogo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治疗软骨发育不全儿童的药物，在欧盟和美国均被指定为孤儿药。6）bimekizumab，用于治疗适合系统治疗的中度至重度斑块型银屑病成人患者。Bimzelx是全球首个获批的旨在同时选择性抑制IL-17A和IL-17F的斑块型银屑病的治疗药物。7）regdanvimab，用于治疗不需要吸氧且疾病可能发生进展的成人COVID-19患者。
1.3日本
截至2021年11月30日，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全年共批准52个新药上市，包括新活性成分（newactiveingredient）、疫苗、血液制品等，其中全球首次批准的新药有7个（13.46%），20个（38.46%）新药被授予孤儿药资格。
获批药物适应证方面，抗肿瘤药物数量很大，共有15个新药（28.85%），激素类、代谢病药物8个（15.38%），心血管系统疾病、帕金森病、老年痴呆症药物5个（9.62%），呼吸系统药物、抗过敏药物、感觉器官药物5个（9.62%），胃肠道用药、皮肤科用药、免疫抑制剂等药物5个（9.62%），疫苗和抗毒素血清等药物4个（7.69%），抗感染药物3个（5.77%），泌尿生殖系统药物、中枢/外周神经系统药物、血液制品各2个（3.85%），泌尿生殖系统药物1个（1.92%）。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抗感染药物的重视。三联复方制剂Recarbrio（relebactamhydrate/imipenemhydrate/cilastatinsodium），用于治疗对Recarbrio敏感的大肠杆菌、柠檬酸杆菌、克雷伯菌、肠球菌、沙雷菌、铜绿假单胞菌及不动杆菌属（限于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耐药的菌株）感染的患者。二联复方制剂Ronapreve（casirivimab/Imdevimab）在全球范围内首次获批，用于治疗SARS-CoV-2感染引起的疾病。单抗药物Xevudy（sotrovimab）用于治疗SARS-CoV-2感染引起的疾病。
从审批形式来看，获批的罕见病药物有21个，除因疫情需求特例批准6个（均为COVID-19治疗药物）、优先审批1个新药（AstellasPharma公司开发的ADC）外，其他新药均是普通审评形式获批。这说明日本对采用优先审批程序是严格把关的。
2仿制药的世界地位并未动摇
2.1仿制药发展是世界合理药物结构的需要
世界需要合理的药物结构满足医疗卫生需求，各国的药品结构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的战略问题之一，其仿制药不仅是保障社会稳定、防病治病、疫情需求、战备需求、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生命质量的民生问题，更是关系国家、政府和企业安全的政治问题。虽然创新药是体现国家创新能力的主题，但从世界“创新药-仿制药-非处方药-特殊药”结构格局来看，仿制药仍是世界医疗卫生需求的主体。
全球仿制药行业发展历史悠久。1984年美国Waxman-Hatch法案（也称《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获得通过，仿制药的研发和申请流程被简化。美国据此成为仿制药的受益者，成为全球真正的仿制药大国，其仿制药占全球40%的市场份额。根据该法案，仿制药只需要提供简化新药申请（ANDA），以生物等效性试验和文献数据来代替安全有效性试验，开发成本大幅降低。同时，该法案还规定了“Bolar例外条款”，允许仿制药厂家在原研专利期内开展研发、申报和生物等效性试验，鼓励其挑战原研的专利，对首仿药给予180天的市场独占期。该法案的实施，一方面保护了原研厂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为仿制药行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后，全球仿制药市场开始蓬勃发展。有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仿制药获批数量不断增长，2020年因疫情影响有所下降；美国FDA共批准909个仿制药，其中737个为完全批准，172个为临时批准。同时，全球仿制药市场规模也在不断增长，根据东方财富网2021年9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仿制药市场规模达4520亿美元，预计2021年接近5000亿美元。
美国国内医疗使用药品的95%也是仿制药，其中86%以上的处方药是仿制药。美国FDA仿制药年报显示，2013年至2020年8月间节省医药费用2.2万亿美元，2017年至2020年每年节省医药费用2500～2900亿美元。笔者统计发现，2013年至2021年美国企业每年申请仿制药约1000个，获得批准和暂时批准的仿制药约800个（表2）。FDA暂时批准，意味着因专利权、独占权因素，等待专利过后即可在美国上市。部分FDA暂时批准的药品符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FDA质量、安全和有效性标准）后可正式获得批准。
2.22021年全球仿制药排名前15（TOP15）的企业
据国际政府基准测试协会（IGBA）2020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仿制药渗透率排名前5的国家分别是印度（97%）、美国（92%）、约旦（85%）、澳大利亚（84%）、日本（77%）。仿制药具有高性价比特点。仿制药做得好，需要精湛的制药技术、坚持不懈的改良来保证质量，同时还要配合高超的销售技巧才能卖得好。据IMARC集团的最新报告，全球仿制药市场规模2020年达到3860亿美元，2026年预计将达5170亿美元，2021年至202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4.9％。2020年，全球仿制药排名前15（TOP15）的销量达727亿美元。根据中国前瞻产业研究院等总结的2021年全球TOP15的仿制药企业中，印度有7家，占了近50%。据成招荣的2021年全球仿制药行业市场现状与区域市场分析显示，印度是名副其实的仿制药大国，仿制药渗透率最高（97%），居世界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新成立的Viatris公司（NASDAQ：VTRS）的发展态势。Viatris公司是2020年11月成立的新型医疗保健公司（Mylan和辉瑞的Upjohn），汇集了科学、制造和分销专业知识，具有经证明的监管、医疗和商业能力，为超过165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提供高质量药物。其产品组合包括跨越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病等广泛治疗领域的1400多个经批准的分子药物，包括全球公认的品牌药、复杂的仿制药和品牌药、越来越多的生物仿制药，以及各种非处方消费品。
日本2002年开始在医疗机构推动使用仿制药，引进激励机制，激励医师、药房和患者使用。仿制药替代率2017年超65%，2018年达80%。日本仿制药企业的集中度也显著提高，1975年近1000家，到2016年集中到近200家（含OTC制药）。日本排名前3的仿制药企业（Sawai，Nichi-Iko，Towa）分别生产1028个、765个和738个仿制药品种，共计2531个品种。企业重视仿制药的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占比最高达到销售额的9%。政府也鼓励仿制药向外扩展国际市场。
印度被誉为“世界药房”，仿制药是其制药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全球仿制药行业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以97%的仿制药渗透率排名世界第一。目前，拥有60个治疗类别的60000个仿制药品牌，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商，占全球供应量的20%。全球排名前15的仿制药企业中，印度就占7家，其排名前6的企业均以仿制药为主体，生产2000多亿片制剂销往全球。
以色列Teva（梯瓦）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公司，拥有5万多名员工，2017年销售额224亿美元，列全球制药企业销售额排行榜第11位。梯瓦公司的发展模式整体上非常成功，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梯瓦公司利用Waxman-Hatch法案，通过挑战专利、打破仿制药竞争压力、提高自身产品覆盖范围来增加公司的产品数量。
3临床需求与快速通道审批的新药
3.1美国快速通道审批新药的发展
美国FDA于1988年引入快速通道（fasttrack）机制，在收到制药企业的主动申请后60天内给出答复；对于进入快速通道的药物，将进行早期介入、提前指导以达到少走弯路、加快整个研发过程的效果；制药企业还可分阶段递交申报资料，而不需要一次性递交全部材料。到2014年，美国FDA提供了4条特别审批通道，即快速通道（fasttrack）、优先审评（piorityreview）、加速批准（acceleratedapproval）和突破性药物（breakthroughtherapies），以适应特别需求的品种获得早日上市的机会。
3.22021年通过FDA快速通道获批的新药
全球药政法规事务咨询公司奥来恩在题为“2021年FDACDER批准新药的分析-创新药获得FDA批准的加快通道”中的分析显示，2021年获批的50个新药有5种情况，包括：1）快速通道认定（fasttrackdesignation，FTD）有18个（36.00%），有助于加快新药研发及申报资料审评进程；2）突破性治疗认定（breakthroughtherapydesignation，BTD）有14个（28.00%），享有快速通道认定的所有优惠政策，可获得与FDA的沟通交流与技术指导，从而加快药物的后续研发；3）优先审评认定（priorityreviewdesignation，PRD）有34个（68.00%），仅需CDER确定某个药物获批后将显著改善某种严重疾病的治疗有效性和/或安全性；4）加速批准（acceleratedapproval，AA）有14个（28.00%），对于一些治疗严重疾病且与现有药物相比具备显著优势的药物，FDA可以根据合适的能够预测临床受益的替代终点来批准药物上市，有利于把那些可以提供重大医疗进展的药物更快带给市场；5）孤儿药认定（orphandrugdesignation，ODD）有26个（52.00%），这是对美国患病人数少于20万的疾病治疗药物的一种特殊审批形式。但是，目前用于治疗罕见病的新药仍非常有限，仅有很少或没有可用的药物。
3.3对药品快速审批的质疑
2015年夏天，美国政府又提交了《21世纪治愈法案》（21stCenturyCuresAct），旨在进一步推动药物审批加速。但一些最新的研究认为，加速审批或许会使一些无效甚至是有害的药物进入市场。
3.4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新药研发挑战
如何适应当前新药审批中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新要求的挑战是新药研发面临的难题。当临床试验出现阴性临床结果，就意味着新药的特点未满足临床需求，肯定是失败的重要原因。表4总结了2021年最终临床失败的10个创新药，并分析了失败原因。
4不同国情的采购模式影响药品供求关系的发展
4.1医药产品供求关系的复杂性
作为特殊产品，基本属性决定了医药产品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方因素影响，也受不同国情所形成的特殊监管模式的影响，而呈现出复杂的供求关系（图1）：以投资、制造、商业为第一供给方，医疗机构为主动消费者和第二供给方，患者为被动消费者（医师开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和健康受益者（用对了药时患者康复，用不对药患者不但得不到康复，甚至出现生命安全问题和经济损失），在上述基础上形成社会效益（以安全、有效、经济效益为特征），不同国家政府出台的政策明显影响着四方关系。医药产品供求关系不仅与国家发展政策、鼓励创新和适度发展仿制药提高药物供给体系及格局有关，还与药品采购政策、医疗保障能力及商业保险能力有关。因此，如何平衡四方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4.2美国的药品采购模式
美国是实行医药分开政策的国家，集团采购组织（grouppurchasingorganization，GPO）主要针对各类医疗机构住院用药进行采购。1910年以后的数十年，随着医疗费用的急剧上涨及保险偿付比例的下降，医院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促进了美国GPO的发展。GPO与药品生产商或经销商谈判获得价格折扣，各个GPO在医院业务上也相互竞争。GPO运行费用主要依靠生产商提供的合同管理费用（contractadministrationfees，CAFs）。1987年，美国国会在反回扣法（TheAnti-KickbackStatute）除外条款中添加“GPO安全港（safeharbor）”条款，允许GPO向供应商收取不超过购买价格3%的合同管理费用。
目前，GPO在美国医药供应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最大优势就是节约成本。GPO每年为医疗保健系统节省费用550亿美元，10年来合计达8640亿美元。对供应商而言，参与GPO采购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形成规模效应，并且通过提前备货来优化库存管理，但可能导致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下降、用药短缺等问题。另外，也存在关于对GPO可能产生垄断、限制竞争、影响产业创新的质疑。
4.3英国的药品政府采购机制
英国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NationalHealthService，NHS）始建于1948年，是基于财政预算对所属医疗机构实行高度计划性管理的卫生服务体系。英国药品政府采购是指“针对公立医院使用的药品，包括品牌药、血液制品、生物类似物、仿制药，英国卫生部商业药品处（CommercialMedicinesUnit，CMU）均可组织采购”。
就仿制药采购而言，在采购主体上，由CMU代表卫生部和NHS统一管理医院药品采购、供应等工作，同时药品采购工作得到国家药品供应小组、药品市场供应小组等部门支持。CMU会充分考虑药品的特点、使用场景、用药安全风险。凡是一家企业连续2次中标，即使第3次报价最低，也不能中标，从而避免垄断、保证市场供应。在中标结果执行上，医院按照框架协议和供应商签订实际购买合同，理论上不允许医院与供应商进行二次议价，实际上医院出于成本考虑，仍会与供应商谈判，压低采购价格。
英国非常重视药品政府采购在药品价格调控中的作用。英国公立医院药品采购仅占NHS药品费用支出的20%～30%，其中仿制药采购数量占60%，金额占20%。英国政府主导药品集中采购，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促进竞争、降低采购价格、提高NHS资金使用效率的作用。
5未来5年的展望
5.1全球医药创新发展的基本格局不会明显改变
从历年新药研发投入来看，临床费用是开发研究的大头，其中临床前研究仅占30%（药物筛选5%，医学研究10%，药物评价研究15%），随着临床试验的开展，一期比一期高（临床Ⅰ期5%，临床Ⅱ期15%，临床Ⅲ期50%），临床研究耗时也在6～8年不等。因此，不仅需要重视临床前开发计划的先进性、生物学模型精准、药靶与临床疾病的关联性，更需要把握好临床进展的每一关。
5.2必须重视研发路径的创新发展
针对创新药物研发周期长、投资高、风险高、成功率低和回报率低的“一长两高两低”特点，有一些跨国制药企业对已形成近60年的研发模式和路径进行了大量革命性工作，如“加快审评”“孤儿药政策”“靶点验证”“生物标志物识别”“临床终点”“真实世界研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已经有很成熟的化合物研发管道（pipeline）。新药研发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在传统的研发体系下，没有pipeline的经验累积是新的原研药企业遇到的很大障碍，为改变此局面，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被寄予厚望。但新药研发如此复杂，AI仍不能完全代替人类大脑，在理解生物学各个环节的局限性也导致了新药研究的很多问题难以解决。
AI应用于医药研发更重要的是落地场景的选择，将科技和传统医药结合起来。AI可以应用于锁定致病蛋白质、筛选对蛋白质起作用的药物成分、评估药物成分的安全性并决定合成方法、制订临床试验计划等，目前在用于构建新型药物分子、药物挖掘、筛选生物标志物、新药有效性/安全性预测、精准医疗和新型药物靶点与组合疗法等方面已有所进展。
表型药物发现（PDD）直接使用生物系统进行新药筛选，虽然已被证明在发现具有新机制的药物方面是有效的，但为了更广泛应用，需要解决关键挑战：由于缺乏有效的工具来处理和优先处理命中，合格的潜在客户和过载的管道的进展，以及具有不良机制的线索的进步。基于人的表型平台正在应用于整个发现过程，用于命中分类和优先级排序，消除具有不合适机制的命中，以及通过基于途径的决策框架支持临床策略。随着这些方法使用的增加，将获得推动更好决策的能力，从而促进PDD更大范围的采用。BLOOM等提出的构建药物发现模式，也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方向。
RAYNER等认为，利用最新技术，对于未来抗感染药物的模型知情（model-Informed）药物开发很重要。KASHTE等认为，COVID-19疫苗研发的快速发展、影响因素、挑战和未来前景必须引起重视。
新药发现和开发成本高昂、耗时且往往效率低下，在研发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失败。在AI的支持下，语言模型（LM）改变了自然语言处理（NLP）的格局，为更有效地改变治疗开发模式提供了可能。LIU等总结了AI驱动的语言模型进步及其在帮助药物发现和开发方面的潜力。在开发抗新型冠状病毒策略、新疗法的潜在作用，包括药物再利用、可能导致大流行的传染病研究方面，特别强调了AI驱动的语言模型在目标识别、临床设计、监管决策和药物警戒方面的机会。
在新药研发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中，投资者必定要引入商业市场，而商业市场需要服从临床需求才能实现。研发过程通常跨越数年，且由于高损耗率而产生巨大投资成本，迫切需要使用AI等创新技术来改进。不同AI工具正在被应用来支持药物开发过程的4个步骤，即药物发现的基础研究、临床前阶段、临床阶段和上市后临床研究。GALLEGO等综述认为，AI已被证明有用的一些主要任务包括识别分子靶标、寻找命中和先导化合物、合成类药物化合物以及预测ADME-Tox，这篇综述一方面使药物开发中使用的一些关键AI方法的数学视野更接近药物化学家，另一方面使药物开发过程和不同模型的使用更接近数学家。JIMéNEZ-LUNA等也就药物发现中AI问题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展望进行了分析。
5.3必须重视临床研发路径的革命
根据世界新药研发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必须重视临床研发路径的革命”且十分关键。其理由是：1）在整个研发过程中，70%的成本消耗于临床试验；2）各种快速审评审批程序对临床前评价发挥的作用并不重要；3）快速审批通道为提前上市开了“绿灯”，但留下的安全有效“尾巴”成为政府监管和企业责任处理的难点；4）从大量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失败的案例可见，影响临床安全有效的问题还很复杂，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新理念是新药研发的挑战和难题。
临床药理学是对人类药物的研究，包括从首次人体研究到随机对照试验（RCT）和大人群的收益风险比评估。无论未来发展如何，开始人体药理学研究之前，关于药物作用机制和严格研究设计的可靠的初步数据仍将至关重要。尽管替代设计（务实试验、平台试验等）正在出现，目前随机对照试验仍是评估人类药物疗效的黄金标准。AI、机器学习和基于互联网的试验等新技术的贡献，有可能改进药物开发。在精准医学领域，新的疾病表型和类型可能有助于确定新的药理学靶点、治疗反应者和有药物不良事件风险的患者。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通过转化研究，透明地共享临床试验数据，以及加强药物专家、患者和公众之间的互动是优先行动领域。转化科学的使命是为改善人类健康的干预措施的开发和传播带来可预测性和效率。许多转化研究中心成立，在广泛的转化领域，体现、实施和支持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诊断和药物开发到临床试验，从实施科学到教育等方面对未来创新研究正发挥着作用。
5.4需要从国际战略高度认识仿制药发展
OGD主动支持仿制药开发和评估的一些战略性、策略性措施值得重视，也对患者用药的经济可及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包括：1）为生产商提供信息以开发和提交更高质量的申请，有助于提高竞争优势；2）继续实施FDA的药物竞争行动计划（DCAP），提高仿制药开发、审查和批准流程的效率；3）最大限度地提高复杂仿制药的科学和法规透明度；4）为确保继续获得低成本、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药品做贡献；5）加强国际合作，与30多个监管机构共享信息，协调和促进科学和技术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药品监管计划（IPRP）和ICH，进行监管交流，并确定潜在的仿制药国际协调主题。
为提高对仿制药的国际战略认识，笔者特别分析了近10多年全球（美国数据）处方药中仿制药的情况（表6）。根据药房报告的索赔数据，美国在2017年编制了10种最受欢迎的处方药（GoodRx）清单，所有药物都是通用的，这些处方有经济可及、费用低的特点，大多数为仿制药“老药”，基本没有相应年份批准的新药。
据统计，2021年全球仿制药市场规模超过4000亿美元，其中美国是主战场。专利药专利到期是仿制药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未来仿制药市场规模将以平均每年5%～10%的稳定速度增长，全球仿制药行业依然处于较好的成长期。仿制药发展增长的原因可能来自5个方面：1）新药研发效率低下，短期内难有突破；2）许多专利药于2020年至2025年到期，让仿制药迎来战略机遇期；3）世界经济格局影响一些跨国大制药企业转向或涉足仿制药开发，为此注入资金、扩大市场；4）世界各国医疗投入限制，降低医疗保障成本；5）全球生物仿制药产业的发展动态，如欧美加速完善监管法规、美国平价医疗法案的落实，提供了较宽松的监管政策环境。
6结语
参考文献：略。
该文完整发布于《中国药业》杂志2022年3月5日出版的第31卷第5期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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