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曾提到他对食物与性格关系的见解：素食的人终身以管自己的事为主，而肉食的人则以专管别人的事为主。肉食者的特点，喜欢格斗、操练、欺骗、斗智以及先下手为强，而且都出之以真兴趣和全副本领；而素食者较为善良、沉静。
事实上有很多人认为，食物决定了东西文化的精神与走向。东亚和南亚一带的住民以水稻和小麦为主食，而欧洲人的食物中肉类占较大比重，并且辅之以动物性的食用油之类，所以相比较而言，欧洲人体型庞大，并且有很强的开拓精神。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发生都与欧洲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不断扩张有很大的关系。而欧洲人的性格，在其中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仔细考察这些说法，我们可以发现，事实或许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古罗马角斗勇士都是吃黑豆和麦片，几乎不进肉食，罗马军队也是一样，但这些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勇力。而且，很多残暴戾烈的人都是素食主义者，比如希特勒，素食似乎并没有让他们的性格变得沉稳善良。
牛羊可吃还是可穿？
中西方农业生产的差异，反映到人们的食物结构中，产生了肉食与植食的分别。畜牧业在东西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与意义，为我们解读食物-性格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
在古代中国，畜力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但由于畜牧业的萎缩，常有畜力不足的忧患。于是汉代有教民挽犁之说，唐代有作人耕之法，宋代有踏犁之式，明代有代耕之法，虽以马耕载，但实不多见，于是便出现了人代牛耕，以劳力代畜力的做法。按照古人的说法一牛可代7~10人之力，少一只牛则至少需要7个劳力来补充，这就势必导致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加重了农业和土地的负担。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统治者将牛视为重要财富。他们供奉牛神，禁食牛肉。直到清代，宫廷的食谱上依然只有猪羊，而没有牛肉。在中国古代某些时期，私杀牛只甚至会被判以重刑。
欧洲的农业则以农牧结合为主。公元前1世纪瓦罗（Varro）所写的《论农业》一书即分卷讨论农业种植，以及家畜饲养的问题。这种情形在13世纪的《亨莱农书》中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由于重视家畜的品种改良，并有意识地培养畜力，古代的欧洲人繁殖了大量的大型家畜。根据记录，12世纪中叶，在一个大村庄中，平均每个佃户约有20只羊。而当时领主所拥有的羊群数量则更是成千上万。到13世纪，英国克劳利的农奴平均每户有牛两头，有时甚至在三头以上。而这些富余牲畜，对古代欧洲人食物结构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酒一个交流的借口
在粮食的另一个出口上，我们也可以窥见生产方式、食物种类对民族生活、性格的影响。
葡萄酒地域性强的特点，使得葡萄酒的跨地区交流成为一种必要的活动。但如何运输这些葡萄酒，为当时欧洲的货运业出了道难题。它必须被置于大型容器中才可搬运；；路途的颠簸又增加了运输的难度；运输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到桶中酒的风味；最重要的一点是，葡萄酒是一种消耗量极大的食品，在十五、十六世纪，它们就曾经以几十、上百桶的编制，在欧洲各地奔来跑去。虽然我们现在很难确知几百年前，葡萄酒的大宗运输给欧洲人带来了多少难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确实大大促进了欧洲商业文化与商业运输的发展。
葡萄酒的附属产业在促进欧洲商品交流方面，功绩也很不俗。葡萄酒一般需要窖藏至少两年。窖中的葡萄酒储存在橡木桶中，而橡木桶又以法国某些地区出产的为最好。橡木桶通常只可以使用不超过三年，葡萄酒的大规模生产，使得橡木桶制造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中国也不乏跨地区销售的商品，比如茶叶、药材或者纺织品，但无论是流通的规模、物理形态、运输的难度还是对附属产业的刺激，都比不上葡萄酒。古代东方就因为食物形态的关系，在商业流通上输了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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