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认为自己思想解放以及曾向中央提出搞特区可能是执掌祖国南大门的原由
我当时（反对“两个凡是”）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
（赴任广东前夕）
小平同志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辽宁始与小平直接接触
关山：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到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中共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山：您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坚持真理反对“两个凡是”
关山：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仲夷：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山：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仲夷：我记得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点燃思想解放之火
卢荻：邓小平同志视察辽宁时，听说他曾继在广州、成都之后点了第三把火。
下午，小平同志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点燃了辽宁思想解放的火炬，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全省范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中央挑选我执掌南大门
关山：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仲夷：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同志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卢荻：你来广东上任前，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你和梁灵光同志，他们对你们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叶帅叮嘱重视团结问题
叶剑英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心。珠江口已经钻探出石油。广东有些山区，要靠山吃山，向建设山区进军。
我和灵光同志对叶帅的话，心领神会，我们深深地领会到，这位在粉碎“四人帮”的举措中起关键作用的共和国元帅，是希望我们到广东之后，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的优势。
叶帅紧紧握住我和灵光同志的手，再三叮嘱我们要重视团结问题：“要搞好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好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我明白叶帅这一番话的含义。（上世纪）50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海内外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的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我和灵光一再表示：“请叶帅放心，我们一定讲五湖四海。现在，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个共同革命目标之下，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团结起来，没有一条理由不团结。”叶帅信赖地看着我们，亲切地笑了笑，“这样我就放心了。”
小平要求搞好特区建设
紧接着，我和灵光驱车抵达邓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小平同志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和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小平同志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提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的是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候机大厅的裸体画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常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胡耀邦要我“审势治粤”
改天，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不停地打着手势说道，“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广东的潜力非常大。有一首民谣，‘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千州万州广州好，山水林田都是宝，四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跑不了。’就是说，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达到平均每人一千元是完全可能的。”我觉得胡耀邦巧改民谣改得好。正道出了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胡耀邦谈锋颇健，兴致勃勃，“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我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你们犯错误，国务院负责”后来，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我和灵光同志在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作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
“当时胆子大一点,今天广东会更好”
反思广东改革开放初期抵制“缓改革”,坚持快速发展,任仲夷仍然认为当时思想不够解放
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
这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0年12月16日-25日）。我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肯定特区这一新事物。
“特殊政策”就是“变通”权
关山：您是怎样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的？
任仲夷：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我多次讲过，“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改变。
就是说，“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要分明。
坚持“先行”，抵制“缓改革”
关山：您主政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您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仲夷：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在会上，一位中央领导讲了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我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的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十二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我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调整深圳特区领导班子
卢荻：你第一次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是什么时候？
任仲夷：刚到广东履新不久。1980年11月23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灵光同志驱车前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
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改革外放先走一步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圳，历史上有粤省前哨、门户之称，南邻香港，北接东莞、惠阳，东临大亚湾，西连珠江口，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圳和香港两地边界接壤。可是，以往的深圳由于与香港一河之隔，是“边防区”，只重视抓“政治边防”，经济建设发展缓慢，在广东全省里竟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向往香港生活”，偷渡外逃、成为深圳突出的社会问题。连续多次的偷渡高潮，竟使深圳人口出现负增长。我们抵达深圳时，经济特区建设刚刚起步，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到处车水马龙，尘土飞扬。我们立即听取了市委工作汇报，又找人谈话，常常工作到深夜。我还专程前往蛇口工业区看望袁庚。
卢荻：这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发现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重大举措？
任仲夷：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地对领导班子情况的考察，我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急切期望尚有差距。我和梁灵光都认为，要认真搞好特区，为广东，也为全国做出示范，特区的步伐要加快，应当大干一场。
我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我觉得，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我回到广州之后，和省长刘田夫以及梁灵光等同志商量，决定马上对深圳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吴南生同志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制订了发展蓝图，打下了基础，但他是省委书记，应调回来省委，让他加强对广东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我们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委常务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然而梁湘建国后一直都在广州工作，不想离开广州。我和灵光同志等反复做梁湘的工作，希望他去深圳，省委会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派些骨干，我们全力支持他，先后调周鼎、周溪舞、邹尔康、甄锡培等到深圳，及时调整了深圳市领导班子。实践证明，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
坚持给特区更大的权力卢荻：你负责省委全面工作，经常过问广东经济特区的事情吗？
任仲夷：有关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人员的调动任免，最后都是由我决定和把关。其他事情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解决处理。
卢荻：听说谷牧同志曾要求你亲自抓经济特区工作，有这回事吗？
任仲夷：有这回事。1980年12月，国务院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江泽民副主任到广东考察。我向谷牧汇报特区建设情况，着重阐明对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应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的见解。我认为，建设特区不单是为国家挣几个外汇，更重要的是取得先走一步建设特区的经验，取得改革体制，搞好经济工作，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及党应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等一系列的经验。我向谷牧提出，深圳、珠海要搞特区，没有比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更特殊一些的政策是搞不起来的。我又向谷牧汇报说：省对特区要放宽政策，给特区更大的权力；同时把特区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当我在汇报中谈到要按照谷牧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时，谷牧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除你讲的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讲建设特区的重要性、重大意义。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搞特区的地方，都是那里的总统、国王或总理亲自抓。我看要动员各部门重视特区建设，定期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这个‘国王’、‘总统’要亲自抓。”谷牧诙谐的言语引得常委们笑了起来。我郑重表示，一定按谷牧副总理提出的要求，亲自抓特区的建设工作。
力辩“特区就是租界”之说
卢荻：特区初创阶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们是怎样应对的？
任仲夷：当时不少人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其中不乏怀疑、非议以至责难。有人说，“特区是搞香港化，搞资本主义”；有人说，“特区不就是过去的租界吗？”甚至有的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这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80年12月16日-25日）。我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肯定特区这一新事物。我说：我们之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损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定的利益。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办特区，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好处。
我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以切身体会称赞特区的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l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回来。
我告诉与会的同志们：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当解除顾虑和担心。
1981年1月9日至17日，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在广州举行。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的总结讲话。我进一步指出，特区建设要在搞好规划的基础上抓紧进行。许多改革问题，要深入研究，抓紧解决。涉及主要问题的，要立法。单有改革而无具体的法令、条例作保证，侨商和外商来投资时不放心。“根据我的这一要求，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起草了特区一系列条例和法规。深圳市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法制机构，先后成立了立法工作组、条规处、市法制局、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等专门法制机构，研究并起草特区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
袁庚拒绝升任深圳市长
卢荻：听说你曾建议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
任仲夷：有这么一回事。创办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任务繁重，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当时梁湘书记兼市长，双肩挑，担子很重。我想减轻他的负担，由他专管市委的工作，市政府的工作由别的人来管。我到深圳曾对袁庚作过一番考察，他在蛇口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开放，展示出过人的智慧、胆略以及一种被人称之为“冒险家”的精神，把蛇口变成了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建议提拔他做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并上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尊重广东省委的意见，批准袁庚任此两职。袁庚闻讯，火速赴京，恳请中组部撤销对他的任职决定。中组部负责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袁庚又火速赶回广州，找到我，提出自己的请求，希望继续在蛇口搞改革开放试验，我答应他，使他如愿以偿。袁庚和那些跑官、要官、买官的人相比，思想境界真是很高，令人钦佩。
向中央争取到“例外权”
卢荻：请你回忆一下参加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的情况。
任仲夷：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广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我、刘田夫、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等。与会的除国务院、福建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经济理论家薛暮桥、许涤新等。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1979年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和研究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改革和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今后继续前进的10条重要政策和措施。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忡。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是持怀疑态度。他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我和福建的负责人项南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我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的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实际上，同志们都认为，这些部门不愿意放权，致使两省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两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让两省可以发展更快一些。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即27号文件）。中央批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经我们提议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9月底10月初，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两年多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本省经济搞活的问题。会上，我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全国各省都适用，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不加‘更’字，和全国一样，就没有特殊了。”
中央同意深圳为单列市
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到广东考察，我和常务副省长李建安在广州珠岛宾馆向他汇报工作。薄-波说：对深圳、珠海和福建的特区建设，要不断总结经验。在那里既不能完全是资本主义，但也不能完全是国家资本本义。薄一波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参与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十分赞成我的观点，说：对资本家，我们越使他有利可图，反过来我们的利益也更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要更加提高一点。在汇报中，我还提出，最近.我们为了加重深圳市的责任，加强对特区的领导对深圳市委、市政府，参加开会、发文件均相当于广州市来对待。薄一波高兴地说：我很赞成仲夷同志的意见，省委、省政府把深圳市当成一个大市来对待，甚至比一个大市还重要。我这次回去也要强调一下。
经广东省委和我的提议，后来中央同意深圳为单列市，与广州一样享受副省级待遇。
“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关山：您到广东后，最早是哪一年见到小平同志，他对你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
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关山：计划经济真的管得那么严？
任仲夷：我给你讲个例子吧。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不可能管好。
打击走私风波过后坚持对外更加开放
任仲夷主动承担责任,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的话坚持不传达,保证了广东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
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我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
卢荻：你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过失误吗？小平同志批评过吗？
任仲夷：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党政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召到北京开会，研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峰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的问题是有所警惕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80年，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1981年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遏制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浪潮。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特殊政策
卢荻：请你回忆一下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的情况。
任仲夷：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同志说：省委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我对胡耀邦同志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唯一一次向中央写检讨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耀邦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关山：你检查了什么？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
任仲夷：（笑）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我和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二进宫”本是京剧的一个剧目，一些干部用“二进宫”这个词，与剧的内容毫无关系，只是指两次进京，并且被认为是两次都挨了中央的严厉批评。
没有小平支持过不了关
关山：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仲夷：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也帮不了我。
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确实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阅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
引起思想混乱的话没传达
关山：对1982年两省座谈会精神你是怎样传达的？
任仲夷：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过去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大讨论，其实是只有大批判，哪里有什么大辩论，只有“批倒”，“批臭”，不允许你还口。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两省座谈会精神。会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
因为有胡耀邦的“尚方宝剑”，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我都没有传达。
我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我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根据中央的精神，在这次会议上，我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不久之后，我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和前“两个坚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坚定不移”。同时提出“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为避免“一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对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十六字方针，在这次会上，改为二十四个字，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旁白：在任仲夷的主持下，广东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过程中，先后制定的《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等10个文件，文件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冒，大胆实践，大胆探索。
由于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全面，最后在反腐败反走私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生产也上去了。后来有些干部谈到这段工作时，认为省委在思想战线方面很明确、态度很坚决。尽管来自外省的议论不少，压力很大，但解决当时的突出问题和抓生产两不误，没有摇摆。因此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
我们要排污，但不能排外
关山：“排污不排外”也是在这次会议提出的？
任仲夷：“排污不排外”是在这期间提出的。1982年5月，我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得比较具体：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我离休之后，对“排污不排外”的问题，曾在报纸上谈过，污有“内污”、“外污”之分，“排污”主要应当重视排“内污”。
关山：事实上，世界上找不到纯粹好的和绝对坏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对外开放带来一些污染毫不奇怪，甚至可以说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东西变成主流就行了。而且有些我们认为是“污”的东西还不一定是“污”，比如当时就说“市场经济”、自由、人权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穿喇叭裤、留长头发就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等等。
任仲夷：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所以要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不是说了吗，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价值观都应和谐相处，彼此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共同发展。
耀邦即席题词“特事特办”
卢荻：1983年2月，你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他对特区有何评价？
任仲夷：耀邦总书记是个思想很解放的领导人，他对深圳经济特区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同志还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同志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6月25日，谷牧又传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我和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回顾经济特区创办初期，碰到过不少难题。蛇口工业区在发展过程中，曾困难重重。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你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说他硬是不同意，卡你的脖子，官僚主义曾使袁庚百般无奈。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干预，袁庚一再向广东以及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我认为这些要求合情合理，因此大力支持。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限，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有了这些自主权，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情，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后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1984年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解放思想，推动农村变革
卢荻：你在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重大举措？
到广东之后，我一如既往支持农村改革。1月22日，我在会上讲话中指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即使是面大一些，只要群众满意，又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改动。”我接着说：“现在全省各个地区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分歧很大。我看不要强求统一。还是因地制宜为好。”我这一番讲话，对推动农村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起到了一定鼓励和促进的作用。
过了年底，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贯彻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在全省农村坚持实行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我根据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向地市委书记阐述自己的观点：农业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其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有些同志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苏联农业经济模式的影响，总认为只有集体才是社会主义；穷才是社会主义，富（特别是农民个人富）就是资本主义；只有“统”才是社会主义，“包”、“放”、“活”都是资本主义。我强调要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这些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指出：现在走的是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路子，农村要继续放宽政策，着重抓好“承包专业化，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经济服务社会化”这三个环节，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巨大变革。
经过我和其他省委领导做工作，加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原来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四个地区的书记，也改弦易辙，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反对意见了。
1982年，全省农村普遍实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胜利地完成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的转换。随后渔业、林业、工副业等等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坚持“搞活”广货称誉全国
卢荻：在城市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任仲夷：在工业方面。我到广东上任不久，1980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当时我所面临的情况是：既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要按照中央精神完成经济大调整任务；既要调整，又要发展；既要退够，又要前进；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搞活。
我积极支持刘田夫、梁灵光、李建安、杨德元、匡吉等省长、副省长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利改税等方面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支持他们对韶关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率先在全国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以及采取“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电信养电信”等一系列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有效措施。
我还支持和探索外贸体制的改革，突破独家经营体制，探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崭新模式。他积极支持省政府从1981年起在全省（广州、深圳、珠海、海南等除外）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权责结合”的财政管理体制。继而支持省政府对县、市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省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递增包干，沿海地区每年递增7%上交省里，山区6%，一些财政赤字县、市，则实行定额补贴。
这种分灶吃饭的财政分级包干办法，扩大了各级政府的自主权，调动了各级财政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增强了改革的经济承受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三年形成多层次开放格局
改革仍未过大关
广东有今天，多亏了小平
关山：我接触过不少老同志，他们都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
邓小平非常了解中国国情
关山：以你的亲身经历，小平同志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任仲夷：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自从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的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三个有利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还能背诵出来。不像某些做领导的，总是爱讲空话、官话、重复来重复去的话，讲了一大堆，人们还是不知所云，甚至连自已还未弄懂的问题，却夸夸其谈地训教别人。
强调全面发展富有远见
关山：您是怎样评价邓小平的一生？
任仲夷：总的来讲，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看他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人无完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自己就说能对半开就不错了。显然这是他谦虚的表现。历史会给他客观的评价。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
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
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以人为本，强调要依法治国。这很好很重要。这是非常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
任仲夷：这种办法好，简单易学，不难办到。现在电脑已经很普及，每个单位都有，上网就是了。这又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利党利国利民，说不准每年1000多亿的公款吃喝费可以省下大半。
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
关山：任老，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任仲夷：中国的改革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任仲夷年表
◎1914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威县。
◎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农村劳动。
◎1972年6月重新工作，任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3月后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9年，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任仲夷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
◎1980年10月，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1年，针对有人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方针，他审时度势，从当时广东的实际出发，不但不“缓改革”、“舍发展”，而是“冒死挺进”，善于“变通”，这才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在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1982年，果断提出了坚持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主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他又创造性地提出“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
◎1985年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仍不遗余力地向中央表达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