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强国梦，到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大智慧；从中国性格的魅力，到中国道路的自信；从国际关系的重新定位，到中国崛起的大目标、大战略，中国梦已经极为清晰：实现民族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
刘明福，国防大学教授，“军队建设学”和“军队管理学”学科带头人、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伯承科研成果特等奖”获得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著有《军魂论》、《富国强军》、《解放军为什么能赢》等著作多部。
【编辑推荐】
●《中国梦》一出版，即引发中外媒体、学者专家、网络论坛热烈讨论，路透社、BBC、《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竞相报道。
●集学术研究、现实政治、舆论焦点于一身，融理性分析、民族豪情、忧患意识于一体，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看的一本书。
●本书为《中国梦》最新修订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十三亿人的追求与奋斗。
●国防大学教授谏言中国的目标、道路及自信力，空军中将刘亚洲作序推荐。
《中国梦》在大陆出版以后，中国香港出版了繁体字版本。港版《中国梦》的腰封上写着：“中国大校的强国梦引起中外媒体、学者专家、网络论坛热烈讨论。路透社、BBC、《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竞相报道。”该书“集学术研究、现实政治、舆论焦点于一身，融理性分析、民族豪情、忧患意识于一体”，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看的一本书”。是年3月，《中国梦》在香港图书榜创造了“高居榜首”的好成绩，凤凰电视台主持人说该书“最受读者青睐”。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沈旭辉在书的封面评语是：“作者大量引用东西方军事理论、战略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明为什么中美结构性冲突不可避免，从而主张主动竞争。无论他能否代表军方思维，都足以作为一家之言。”
【目录】
推荐序中国梦·美国梦：比翼翱翔/刘亚洲
自序中国梦：凝聚十三亿人的追求与奋斗
第一章世界第一：三代伟人的英雄气概
一、孙中山：中国要“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
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中华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采用开放主义”
“世界第一”不能复制，须“有创制之精神”
“非兵力强盛不能立国”
学习美国，超越美国
二、毛泽东：超英赶美“大跃进”
“开除你的球籍！”
超英赶美路线图：“大跃进”
三、邓小平：“韬光养晦”大智慧
小平，大志：对中国走向世界第一总体设计
“中国改革开放要比日本明治维新干得更好”
“三步走”战略：向世界第一冲刺
四、世界预测中国
日本人：“日本比中国小”
美国人：“北京方案”将取代“华盛顿共识”
英国人：“世界的重心东移”
五、头号强国，中国人准备好了没有？
五个标志，“中国第一”的世界意义：“认识”准备
大国崛起，必有“大志”：“志向”准备
战略机遇，依靠“战略”收获：“战略准备”
腾飞的中国，需要储备足够的“清醒”：“心理准备”
第二章冠军国家：中华民族的奋斗情怀
一、冠军更替：百年轮一回
大国崛起的动力
冠军国家更替：世界活力的集中体现
“冠军国家”的三张脸谱
“冠军国家”的价值
二、重新定位中美关系
“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的关系：国际关系的制高点
美国患了“冠军综合征”
中美博弈注定是场文明较量
三、中美竞争新模式
“冠军国家”争夺战的三种模式和三个阶段
“决斗”赛：“战争”是最残酷的“竞争”
“拳击”赛：“冷战”是代价高昂的“竞争”
“田径”赛：中美两国文明竞争新模式
四、“无霸世界”：中美世纪博弈的使命与结局
“大国崛起”与“世界转型”
“无霸世界”与“无核世界”
对世界霸权，不能提供“战略再保证”
第三章中国时代：引领风潮的先锋境界
一、中国时代：“中国领袖地位”确立世界的时代
中国没有“原罪”
中国具有最优秀的文化基因
中国具有长期成功担当领袖国家的履历和经验
在全球领导权问题上要有华盛顿的胸怀
不能把“领袖国家”搞成“霸权国家”
中国要向美国学习：“缓称王”
二、中国时代：“中国道路”优越世界的时代
纵横捭阖：三种模式的较量
不进则亡：苏联模式的教训
海纳百川：“新加坡模式”的秘密
以创新引领世界：“中国道路”的使命
三、中国时代：“中国价值观”引领世界的时代
“西化”变“东化”
没有“文化旗帜”的国家，不能做世界的领袖国家
高举起引领和感召世界的“中国旗帜”
打造适应时代要求的“中国精神”
21世纪：中国文化，领导世界
第四章强而不霸：和谐世界的王道风范
一、“中华性格”的魅力
热爱和平而不黩武：英美学者的惊讶
国力强大而不征服：利玛窦的观察
资源紧张而不扩张：与欧美比较
自卫防御而不先发：日本人的评价
文明包容而不冲突：犹太人的感受
王道立国而不霸道：孙中山的概括
人间正道是王道：中华性格必将走向世界
二、中华性格造就“中国现象”
英语国家一大批，汉语国家只一个
中国从来不建“海外中国”
中国人“叶落归根”，英国人“四海扎根”
中国从来没有征服世界的大计划
中国有“远航”，欧洲有“远征”
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有几个？
中国对美国有“八个不会”
三、和平至上“中国兵法”
“止戈为武”：“和平兵法”
“后发制人”：“防御兵法”
“不战而胜”：“谋略兵法”
欧洲《战争论》与中国《孙子兵法》不同
四、强而不霸“中华帝国”
强秦为何“修长城”？
汉唐为何怕“朝贡”？
为什么中国“农民起义”世界第一？
华夏“大帝”像“大哥”
五、“天下无敌”中美有别
两种境界：《孙子兵法》的描绘
中国的“天下无敌”：仁者无敌
美国的“天下无敌”：霸者无敌
与世界为敌的最大危险，是成为世界之敌
六、“华夏天性”溯根探源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区别很大
“大陆传统”、“海洋传统”显著不同
西方忙于“国家间竞争”，中国疲于应对“王朝兴衰”
追求“是非曲直”还是崇尚“利益力量”：价值观的对立
七、永不变色“王道中国”
“再过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
为世界打抱不平
欢迎美国平衡中国
第五章战略兴国：创新中国的战略智慧
一、大国，大在“战略”上
战略错误，是“送命的错误”
日本为什么要引导中国犯错误
中国崛起，战略先行
二、中国大战略的四个阶段
如何“自立于世界”：生存战略
如何“融入世界”：发展战略
如何“领先世界”：崛起战略
如何“领导世界”：领袖战略
三、中国大战略的三个层面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亚洲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
四、中国大战略，向美国学什么？
美国是战略大国
美国“廉价崛起”的艺术
美国怎样警惕“战略陷阱”
第六章中美博弈：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
一、战略幻想，无异于自杀
亚当斯的告诫
希特勒的担心
孙中山的梦幻
二、潜在冠军国家：冠军国家的天然对手
中美两国注定要走上比赛场
美国人1942年的防华预言
中国被美国选定为对手，不想当，也得当
中国和美国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21世纪中美关系：战略竞争、战略合作、战略改造
美国总统的“一号大事”是什么？
建设和谐世界，要增强竞争精神
三、美国是如何遏制日本的冲刺的
美国战略资源的挥霍，加速了“日本第一”的到来
日本经济成就领先世界、震撼美国
《日本可以说“不”》：日本要做世界砥柱、历史主角
日本成为美国头号对手
《大国兴衰》：美国人激发忧患意识
战略反攻：投放金融原子弹
美国遏制日本大战役的启示
四、美国是如何遏制苏联的竞争的
冷战：美国的战略发明
冷战“冷”在哪里？
冷战为何而“战”
“冷战”的裁判，是“发展”
冷静看待“冷战”
冷战的启示
五、美国将如何遏制中国
美国遏制中国的鲜明特点
应对中国崛起，美国难在哪里？
“领航”中国崛起，“管理”中国崛起
从“冷战”到“半冷战”：美国的“温战”战略
遇上了中国，是美国的“缘”
美国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
六、“没有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美国”
五角大楼“招聘敌人启事”
美国的“用敌”艺术
美国的“选敌”标准
亨廷顿为“孤独的美国”悲哀
“中美联盟”：出现在美国的新思维
华盛顿听说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十分惊讶
柳宗元的《敌戒》与美国人的“敌癖”
没有伟大的敌人，也有伟大的美国
七、美国：半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的定义
美国特色的“一国两制”
美国不能永远保持“半民主、半霸主”状态
第七章强军大业：赢得安全需投资和平
一、“伟大复兴”呼唤“尚武精神”
汉唐时代的中国：“英雄的中国”
宋朝以后的中国：“文弱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挨打的中国”
20世纪的中国：“战斗的中国”
21世纪的中国：“强大的中国”
二、要想“和平崛起”，必须“军事崛起”
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
想要“安全”，就实现“强大”
追求“和平崛起”，不畏惧“战斗崛起”
不能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经济民族”
三、中美无“大战”，中国必须有“大军”
21世纪，中美无“大战”
21世纪，中国必须有“大军”
有“同归于尽”的能力，才有“共同生存”的保证
军事崛起，不是为了打美国，而是为了不被美国打
揭露“中国威胁论”，强大“中国威慑力”
四、邓小平说：中国越强大，对世界和平越有利
中国军力：不能定位在世界三流水平
中国的强大：没有上限
中国不能“自限武功”
“强军”拉动“富国”
“军备竞赛”不能搞，“强军步伐”要加快
第八章国歌精神：保持警醒要警钟长鸣
一、“大国崛起”与“大国崩溃”，只有一步之遥
大国命运：存亡就在一夜间
毛泽东：50年以后更危险
邓小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战胜衰落，才能实现崛起
二、“凯歌高奏”的中国，更需要“警钟长鸣”
美国人8次高歌“美国衰落论”
《日本沉没》的目的是日本不沉没
“崩溃论”对中国最有价值
没有噩梦，难成美梦
中国有多少负面的“世界第一”？
三、“精英危机”：最致命的危机
大国崛起，关键是“精英崛起”
政治精英不能成为“信念上的异化阶层”
政治精英不能成为“才能上的平庸阶层”
政治精英不能成为“利益上的特权阶层”
“改革者”比“革命者”，更难当
四、“三大创新”：保中国长治久安
创造比“美式民主”更好的“中式民主”奇迹
创造比“福利国家”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奇迹
创造比“多党竞争”更有效的“长治久廉”奇迹
美利坚，对中国不要有幻想
在中国陷于破产的三个“美式政治定律”
后记基辛格解读《中国梦》：“中国必胜”与“中美双赢”
推荐序
中国梦·美国梦：比翼翱翔
刘亚洲
奥巴马总统的主要中国顾问、著名的“中国通”戴维·兰普顿断言：“中美两国都身不由己地进入一场历史赌局，赌的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崛起。中国人必须赌，赌美国人能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给予支持、予以合作。美国人必须赌，赌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今后几十年中能够在国际社会体系中，与美国分担责任而不挑战美国权利，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他说：“当前中美这场赌局已经‘下注’了，我相信目前的筹码是理性的。当然，有赌局就可能有失败。这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公民的努力与智慧。”
在我看来，21世纪的中美竞争，更应该是一场“赛局”，就是比赛谁的发展成就更优，谁的综合国力提升更快，就是决赛谁能够成为更好引领世界进步的冠军国家。
21世纪的中美竞争，不论是一场“赌局”还是一场“赛局”，都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一个最年轻的世界大国美国，与一个最古老的世界大国中国，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遥遥相对，展开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壮观的“大国博弈”。如果说这是一场“赌局”，那么这是两个伟大的对手。如果说这是一场“赛局”，那么这是两个伟大的选手。立足于亚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这两个伟大对手或选手，成为21世纪国际舞台中心两个光彩夺目的主角，他们的竞赛和竞争，将是世界历史上大国竞争空前精彩的演出。不论这场“赌局”或“赛局”的结局如何，这两个国家都会有新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都会有新的动力与活力，整个世界都会有新的面貌和局面出现。
中美竞争21世纪，必将开辟世界历史新时代。
自序
中国梦：凝聚十三亿人的追求与奋斗
什么是“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曾领先世界。古代中国，是世界的一个梦。进入近代以后，中国落伍了，而实现复兴，就成为中国的一个梦。
历史学家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报告中指出：1800年，全世界有9亿人口，中国有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占世界的1/3，居世界首位；180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主要是手工业生产，占世界的33.3%，而整个欧洲只占28.1%；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8世纪中叶写道：中华民族“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我们现在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复兴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再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再创领先世界的卓越地位，再次成为世界最富强、最幸福的国家。
梦想催人奋进，没有梦想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道路决定命运，不能找到和坚持正确的道路，梦想就不会成功。
奋斗托起梦想，没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实干兴邦的精神，必然陷入空谈误国的虚浮，梦想就会成为空想。
中华民族是向上的，虽然一度落伍，受到屈辱，但是很快确立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始了新的觉醒和新的奋起；
中华民族是幸运的，虽然历经曲折，屡遭挫折，却终于找到了彻底改变民族命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始了新的发展和新的崛起；
中华民族是顽强的，虽然雄关漫道、困难重重，却能够面对挑战、勇往直前，披荆斩棘、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实干兴邦。
中国梦，是一个伟大民族、伟大国家的进取之梦；
中国梦，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普通家庭的幸福之梦；
中国梦，是十三亿中国平民百姓同享民族复兴红利的人生之梦；
中国梦，也是与美国梦“比翼双飞”，与这个星球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幸福的美好梦想“比翼群飞”的家国梦。
百年奋斗“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一次百年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现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胜利进军，已经开始了“急行军”。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七位。而当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吹响了中华民族向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攀登的冲锋号。未来1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蓝图已经确定。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条件，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我们距离中国梦的目标，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近；我们眺望中国梦的前景，从来没有现在这样清晰。中国将要实现中国梦，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具有高度的自信，而且美国人民及其他国家人民也越来越不怀疑了。中国人民，正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满怀信心、充满激情、脚踏实地、努力奋斗！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梦的成功庆典，不仅将沸腾中国，而且将震撼世界。中国梦的实现，是对世界福祉的一个巨大贡献，必将给全球的发展和进步，送上一个历史性的激励和鼓舞。
中国实现中国梦，现在既是处在“战略机遇期”，更是进入“战略冲刺期”。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国发展的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决定性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10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冲刺中国梦，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
写作出版《中国梦》这本书，意在“以书为战鼓，以书为号角”，抒豪情、激壮志，为十三亿中国人万众一心向中国梦的冲刺，鼓与呼！
实现伟大复兴，重新赢回世界第一，是中国的百年梦想。这个梦想，集中表现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个伟人的奋斗理想。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设计者，三个伟人共同的战略特征在于：他们在中国的国家大目标上，都是“世界第一”主义者。
中国走向“世界第一”的含义是什么？首先，就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要世界第一。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世界第一。中国在21世纪讲大国崛起，往哪里崛起？就是朝着世界第一的方向和目标崛起。
孙中山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贫弱之国”的时代，要求“诸君立志”，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并且号召四万万人都要有这项志愿。伟大先驱的这种精神，使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感到震撼。
中国不仅要和英国、美国并驾齐驱，还要驾于它们之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志向。孙中山在1894年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后来还多次讲到，实行三民主义，要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把中国建设成为“六至”、“四最”国家，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是一个“四最”、“六至”国家。所谓“四最”国家，就是世界最强之国、富甲天下之国、政治最良之国、民众最快乐之国。所谓“六至”国家，就是：至大、至优、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
使“地球上人类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这是孙中山强烈的使命感。孙中山还提出：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
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四最”民族。他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世界最文明之民族，也是世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孙中山还曾从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学习成绩优秀于美国学生的智力优势说起，号召中国年轻一代要有学习美国的虚心和赶超美国的决心、雄心与信心。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说到：“中国人固有的聪明才智，在全美国之内，无论哪个学校内的哪一班学生，每学期成绩平均的分数，中国的学生都是比美国的学生还要更好些，这是美国人共同承认的。”孙中山用历史证明，中国是富强的时候多，贫弱的时候少；用民族的性格证明，中国人实在是比外国人优。
孙中山认为，作为世界最优秀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一定要有驾于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的大志气。他说：“因为我们的土地广，人民多，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所享的幸福，也当然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
中国走向“世界第一”的过程，是一个面向世界、学习世界的开放过程。必须走“开放兴国”、“开放赶超”之路。1912年10月23日，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说：“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孙中山在北京与袁大总统及各部总长协定的政策，就是开放政策。什么是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而且开放主义，中国古时就已实行。唐朝最盛时期，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那时外国人到中国来，中国人不反对，是因为中国文明最盛时代，上下皆明白开放主义有利无弊。
孙中山还指出，日本国土地不过中国两省大，人民也不过中国两省多，40年以前，也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的国家，自明治维新以后，40年间，俨然称为列强。全球上能称为列强者，不过六七国，而日本俨然是六七国中的一国。日本采用的就是开放主义。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也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也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比日本要富强十倍。孙中山说：“凡是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结果岂不比东西各国更加倍文明？”
孙中山从“中华民国”的含义，强调了创新的意义。1916年7月15日，孙中山在解释了为什么不说中华共和国，而必须说中华民国。关于民字的意义，是孙中山研究十余年才得出的结果。孙中山认为，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如是数年，必有一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大陆，驾诸世界共和国之上。
孙中山还从中华民国“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三权鼎立”的区别，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色和优势。1916年8月18日，孙中山在演说中说：“现今世界各文明国，大都三权鼎立。其实三权鼎立，虽有利益，亦有许多弊害，故鄙人于十年前即主张五权分立。何谓五权分立？盖除立法、司法、行政外，加入弹劾、考试两种。这两种制度，在我国并非新法，古时已有此制，良法美意，实足为近世各国模范。”
从孙中山特色的三民主义，到此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创新兴国，特色兴国。从创新和特色的角度来说，“世界第一”也是“世界唯一”。当年的大英帝国是独特的，世界上只有一个英国；后来的美国是独特的，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中国是独特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近代世界出现的世界第一国家，都是各具特色的国家，都是具有创造性的国家。它们既不是前一个世界第一的复制品，也不可能被后一个国家所复制，虽然它们都曾经学习过前人，虽然它们的经验也可以启发后人，但是世界第一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创造大国，是特色大国，是不能被复制的。
1912年9月20日，孙中山在山西军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提出：因二十世纪立国于地球上者，群雄争逐，未能至于大同时代，非兵力强盛不能立国。
1924年6月23日，孙中山在一次谈话中说：二千年前，中国甚强，不独雄踞东方，且威震欧洲。然中国既强，即以和平主义教训世界，彼教各国弥战，营和平生活，但当中国宣传此种教训，他国正在准备巨大陆军海军，遂成今日之结果。彼等见中国地大物博，为商业上之大好市场，而武备缺乏、文弱不振，遂划分其土地，各占一势力范围。孙中山从“群雄争逐”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历史的教训，揭示了兵力强盛与立国安邦的关系。
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之国”，孙中山制定了气势恢弘的军事纲领，在今天看来，我们仍能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孙中山在纲领中提出：“训练国防基本军事人才三千万计划，训练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一千万计划。”1912年10月26日，孙中山在南昌军政学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说：今而后深望诸君发愤为雄，研究军学，使四万万同胞均有尚武之精神。当时的中国有4亿人口，孙中山的计划是训练4000万国防基本军事人才和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占总人口的1/10，这是政治家的军事气魄。
孙中山认为，学习美国，首先要学习美国的立国精神；赶超美国，必须要立国家和民族的大志向。
孙中山赞扬“美国为先进文明国”、“美国为世界第一共和国”，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他在倡导学习美国的同时，坚信中国能够超越美国，即使是在1923年12月底出现了美国六艘炮舰驶抵广州白鹅滩进行示威的事件，孙中山仍然勉励广州大学生要以美国的建国经验作为中国革命奋斗的模范，要确立超越美国的大志气。1923年12月21日，他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说：“诸君现在学美国的学问，考美国历史，美国之所以兴，是由于革命而来。美国当脱离英国的时候，人民只有四百万，土地只有十三省，完全为荒野之地。就人数说，不过中国现在的百分之一。中国现在有四万万人，土地有二十二行省，物产非常丰富。如果能步美国革命的后尘，美国用那样小的根本，尚能成今日的大功业。中国人多物富，将来的结果，当然比美国更好。”
孙中山认为，中国超越美国，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在《建国方略》中他说道：“中国之土地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曾为世界之雄矣。”
1919年10月10日，他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中说：“我中国地大物博与美同，而吾国农产之富，矿质之丰，比之美国有过之无不及。劳力之人工，我即四倍于美国。我国所欠缺者，资本也、才能也。倘我能得此两要素，则我之实业发达，不特可与美国并驾，且当四倍于美国。”
毛泽东也是一位“世界第一”主义者，他的“世界第一”战略思想与实践，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当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辉煌与曲折，其成功与失误，都具有传奇色彩。
在毛泽东看来，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是中国的职责。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毛泽东认为，中国只有超过美国，才能对人类做出大贡献。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毛泽东强调：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7年赶上英国，再加8或10年赶上美国。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又在薄一波送审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有可能的。毛泽东甚至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要超过英国。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发出号召：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为了实施超英赶美战略，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他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说：“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
“大跃进”没有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反而使中国经济停滞和倒退。大跃进的梦想遭受失败，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57年的5.46%下降到1962年的4.01%，已经低于1950年的比重（4.59%）。由此，毛泽东的激情在实践中趋于理智和冷静。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
中国赶超美国，必须“大跃进”，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坚定理念。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当时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195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3%。可见，赶超美国，必须大跃进。
毛泽东的“跃进观”，就是要打破常规走新路。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是失败了，但是1978年开始的30年大跃进不是成功了吗？经济落后的中国，要迅速追赶和超越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没有大跃进不行。孙中山所写的《建国方略》，亲手拟订的实业计划，就是大跃进的方略和计划。毛泽东的大跃进不只是1958年那一次失败的跃进，而是他执政近30年的奠基和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大跃进，虽然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发生曲折，受到挫折，但是先驱者取得的经验教训，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1958年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是20年之后，从1978年开始，中国又开始了一次大跃进。邓小平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实行了成功的大跃进，因为他找到了中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规律，创造了30年改革开放的奇迹。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历时30年的成功的大跃进。今天的中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跃进中走过来的，还需要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继续跃进，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科学的大跃进。再有一个科学跃进的30年，中国将领跑世界。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是于融入世界中领先世界，在“韬光养晦”中大有作为。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充分体现了他追求世界性大作为的战略气魄。
邓小平虽然在公开讲话和出版的文集中，没有提到“中国第一”、“赶超美国”的词语，但是他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的愿望无比强烈，他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第一冲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使中国离达到世界第一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的总体设计就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而进行设计的。他的总体设计是一个体系，内容丰富，包括：一个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一条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三个奋斗阶段——三步走，从温饱、小康，到21世纪前50年实现富国强国梦；一个和平发展大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日本明治维新是改革兴国的典范。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时就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邓小平在1985年4月15日强调说：“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邓小平的目标，是干“影响世界”的伟大事业。他认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孙中山当年成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就是要“驾乎欧美之上”，重新拿回世界第一。邓小平强调振兴中华民族，也是要实现中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振兴中华的含义，就是世界第一；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国要再度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的发展，影响世界的未来。一些世界大国的政治家、专家甚至民众，都热衷于预测中国的未来，而且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
“如何与中国这个巨无霸邻居相处？”这是近几年日本各界广泛讨论和争论的问题。日本应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观”？被称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学者大前研一，其观点具有代表性。
日本的自知之明，日本对世界格局变革的适应能力，表现在已经“脱亚入欧”100多年的日本国，现在又高调要“亲美入亚”、“脱欧入亚”。新一代日本政治家认为，世界正在朝着美国和中国两极化的方向发展，日本要成为太平洋上的一座桥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日本要改变“对美追随”的外交。2009年上半年，日本对华贸易比重为20.4%，对美国贸易比重为13.7%，而在1990年日本对美国贸易比重为27.4%，对华只有3.5%。这也是战后日本对华贸易比重首次超过两成，对亚洲的贸易比重已经超过5成，日本已经形成了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的依赖。
美国人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第一”，高度敏感，在20年前就有预见。1987年美国人保罗·肯尼迪对世界政治格局有三大预言：一是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基辛格则认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构成“六头政治”），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二是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从苏联和美国及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斜。虽然中国还落后于日本，但是它发展得最快。三是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奋战，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的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布热津斯基在10几年前预言说：“二十多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其实力大致与美国和欧洲持平。”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为白宫做出的“2020年计划”中称：“中国的崛起会像19世纪德国的到来、20世纪美国的显现一样不可避免。”
高盛预计，到202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到2050年，将是美国的两倍。
《当中国君临天下：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轰动西方。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对美国而言，逐渐成为并非独一无二的大国，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美国必须学会正视、适应自己的相对衰落。……美国最坏的选择是试图抵制、遏制中国，那将使世界重新陷于冷战泥潭，新冷战只能加速美国地位的下滑。对整个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将加深西方世界的普遍失落情绪。西方正进入漫长痛苦的自我调适阶段……我愿意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领导力量鼓掌。中国崛起，改变的不只是世界经济格局，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崛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来临。……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国际体系将发生重大改变。北京将成为世界之都。上海也将取代纽约成为国际金融经济中心。”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断言：“中国的转变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掌握在欧美手中。”
英国人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教授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2008年5月，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世界权力中心东移。到2020年，美国、欧洲、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相上下，各自的GDP将占全球总量的20%。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名为“2008年世界展望”的报告中指出，2008年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即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元年。
调查显示，认为世界经济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水平还需要3-5年的占大多数，达到51人；认为需要1-2年的有19人，认为至少还需要5年的有9人。
认为中国将率先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学者有66人；认为美国将率先恢复的有10人；认为是其他新兴经济体或国家的分别为3人和1人。
调查结果说明了三个倾向性东西：一是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专家们的共识，80名专家中有78名认同；二是认为中国在20年左右超越美国的有37人，成为主流看法；三是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将会重新塑造世界格局。
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崛起模式太独特，崛起的影响太深刻，不仅外部世界感到突然和错愕，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做好冲刺“世界第一”的准备，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时，显得更为迫切。
“世界第一”的价值是什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意义是什么？当代中国人值不值得为这个“世界第一”去奋斗？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而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是需要首先做好的“认识准备”。有人认为，中国目前这么多的现实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去争世界第一。有人认为，去争世界第一是好大喜功，离老百姓太远。有人认为，把那些倒数世界第一的中国问题好好解决，是更实际的。听起来都很有道理，而统一认识的关键在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恰恰能够在更高的起点和层次上，为解决诸多具体的中国问题创造更好的战略环境和条件。
中国第一，作为中国和美国战略竞争的结局，将具有五个标志性的意义。
1.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长期竞争的结果，说明发展中国家可以成为发达国家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2.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果，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在生产力总量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第一次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优势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由于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奇迹，也将成为世界第一模式而大放异彩。
在近代世界，创造和占有财富最多的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二战后苏联的崛起，呈现出赶超美国的强劲势头。但是即使是处在巅峰时期的苏联，也仅占有美国生产总值60%的经济力量。在美国称霸之前的100年中，欧洲列强曾经轮流坐庄。在西方国家领先世界财富总量两个世纪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在经济规模上，西方正在逐渐被发展中国家赶超。到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2050年，世界三大经济体的排序将是中国、美国、印度。西方老牌大国将甘拜下风。
3.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赋予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文明的比较”以新的意义，说明不仅西方文明能够给世界带来福音，东方文化也能够引领世界，而且东方文化具有更大的魅力、更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主要是英语民族领跑世界，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开启汉语民族领跑世界的新阶段。
4.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打破西方的“人种歧视”。1924年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说到：“用亚洲人和欧洲人比，从前以为世界上有聪明才智的只有白人，无论什么事都被白人垄断。”“到了近来忽然兴起一个日本，由此便可知，白人所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但从来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国家。迄今为止，近代的“世界第一”国家，都是由白种人建立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说明黄种人也是世界的优秀种族，并不是白种人独优。白种人能做的事，黄种人也能做，而且会做得更好。
5.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改变西方长期形成的地缘优越感。近代“世界第一”国家，都产生在欧美地区。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亚洲理所应当出一个“世界第一”国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亚洲的光荣。
可见，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在进行一个伟大的事业。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政治资源、道义资源。其世界意义也必将转化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可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第一，匹夫有利”。
中国人冲刺世界第一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准备，是“志向”准备。
大国崛起，必有“大志”，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和规律。有“大志”，才能成为“大国”。凡是“大国崛起”的国家，都是具有“世界第一”理想和志向的国家，都是竞争过世界第一的国家。冲刺世界第一，这是世界大国的共同特征、共同性格。正是“要把自己的国家造就成为世界第一”的志向、追求、激情、信仰和信心，才成为一个民族兴旺、一个国家崛起的动力源泉。缺乏追求世界第一的雄心壮志的民族与国家，很难成为世界的优秀民族和优秀国家。世界上的优秀民族，都是敢于和善于争第一的民族，都是在竞争世界第一的比赛中有过出色成绩和不俗表现的民族。
葡萄牙在“大国崛起”的时候，只有100万人口，中国现在一个“大县”的人口都要比它多。今天的葡萄牙依然是一个欧洲小国，国土面积九万两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刚过1000万。但是环顾当今世界，除了大洋洲之外，地球上的各个大陆都有以葡萄牙语为第一语言或者第二语言的国家或者地区。葡萄牙帝国曾经像巨人一样站立在地球上，横跨140个经度，纵贯70个纬度，印度洋、阿拉伯海、南海一带几乎成为葡萄牙的“内海”。当时的葡萄牙诗人骄傲地宣称：“我就是葡萄牙，我比整个世界都大！”正是这种“我比整个世界都大”的气概，使葡萄牙成为近代国际舞台上第一个“世界第一”。
“小国创大业”的荷兰人有一幅画：《阿姆斯特丹女神》。在这幅画中，阿姆斯特丹女神的手放在地球仪的上面。它预示着小国荷兰把世界装在自己的心中，玩地球于自己的股掌之中。荷兰作为大国崛起的时候，全国人口只有大约170万，却在17世纪的世界舞台独领风骚，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
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戴高乐的名言是：“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认为法国的特点就是伟大，法国的性格就是伟大，法国的目标就是伟大。伟大，是法国的“国家信仰”和“国家志向”。
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一直是在“世界楷模”、“领袖国家”、“美国世纪”的呼声中前进的。
竞争是人类的天性，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国家的天性。而竞争最需要的是自信，自信才能够自强。实力最强的国家要有自信，而实力不足的国家，更需要自信。实际上那些崛起的大国，它们在崛起的时候，没有一个比中国大，在国土面积、人口、财富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比。在近代世界崛起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国崛起，有的是从国土不足10万、国民只有百万的微型小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
一部大国崛起的历史证明：大国之大，不在于国土之大，不在于国民之众，而在于志向远大、目标远大。大国无大志，必然衰落；小国有大志，也能崛起。
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战争与对抗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一个竞争与淘汰的世纪。新世纪的国际舞台群雄逐鹿。美国人说，21世纪仍然是美国世纪。而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宣称：“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在21世纪的世界赛场上，具有夺冠之志的国家岂止一二！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战略机遇厚待有战略准备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会幸遇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时期所能得到的收获，取决于该国战略准备的质量和程度。
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于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曾有过两次错失的遗憾。第一次遗憾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被国际公认为军事大国，国家安全环境大为改善，经济建设具有了良好发展的战略机遇。但是这次宝贵的战略机遇仅仅被有效利用了4年，就被整风反右以及随后进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结束和断送了。而此时日本却利用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将战略机遇期有效利用、持续发展，迅速实现经济崛起。新中国的第二次遗憾，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美、苏三国的三角斗争中，在苏联的战略威胁下，促使中美关系在1971年朝着正常化的方向迈进，使中国的战略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在1971-1976年的6年中，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多达51个；在1949-1970年的22年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总共只有54个。如此良好的战略机遇，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持续进行，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的战略指导正确、战略准备充分，才能够在苏联解体、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等情况下，正确应对，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迅速走上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中国的实践证明，战略机遇的价值，取决于战略准备的质量。中国现在所处时期不仅是一般大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是摘取世界第一的“战略冲刺期”，必须做出更充分的战略准备，具备优质的战略创新、战略设计和战略指导。
成为世界第一，做头号强国，是中国21世纪的大目标。为这个大目标奋斗，需要充满激情。世界第一，本来就是中国的传统；头号强国，本来就是中国的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优良传统一度被丢失。丢失的原因，是中国人“集体睡着了”。正如孙中山于1924年所说，中国国家地位在近代世界“一落千丈”，“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觉醒的中国巨龙，要再立中国第一的志向，再做中国第一的贡献，再尽中国第一的责任，再圆中国第一的梦想。
伟大的中华民族一旦被“唤醒起来”，在激情澎湃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冷静和清醒。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还是在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患过急性的“激情病”，受过挫折，吃过大亏。而在当今全国沸腾、全民浮躁的情况下，保持一份冷静，储备一些清醒，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2007年中国GDP已经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但是中国人口有13亿人，德国有8000万人，2007年中国人均GDP是2604美元，德国是40162美元，是中国的15.4倍。差距是巨大的。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中国的人均水平与日本的差距仍然是很大的。中国需要有赶超的冲动，同样需要有高度的理性和冷静。
冠军国家的出现和更替，有它的特点和规律。不同类型的冠军国家，具有不同的脸谱。冠军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它对于世界的价值。近代世界500年以来出现的冠军国家，典型代表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冠军国家。
世界进步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内部，阶级之间、集团之间、阶层之间的竞争是国家发展的动力，那么在形成国际体系以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世界发展的动力，就是大国崛起的动力。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约瑟夫·奈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竞争，这的确使它们不断自我发展。在亚洲，中国的地位是主导性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竞争，而且它在对待北方国家入侵的问题上只是从内部解决，因此没有对外扩张领土的动力。”“中国在1500年之前毫无疑问是东亚的超级大国。那时，欧洲人开始了航海探险，而中国人减少了这一活动。所以你会发现，实力扩张到几个洲的世界大国大多源自欧洲。”
在约瑟夫·奈看来，西方世界之所以发展快，就因为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激烈，这种激烈的国家之间的竞争，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动力与活力。而东方世界在近代之所以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就因为没有形成国家之间竞争的局面。
国家间竞争的目标可以分为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家是“以自我保存为最低目标，以争夺世界主导权为最高目标的相同行为体”。国家间竞争的最低目标，是国家自身的生存。国家间竞争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世界的冠军国家，是取得世界的主导权。成为世界第一，成为冠军国家，是国家竞争的最高目标和国家奋斗的最高境界。
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拼搏、奋斗、竞争，有四个层次：
1.安全。安全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历史发展和世界进步到今天，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绝大多数有了保证。现在世界上194个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被征服和被灭亡的危险，他们的国家主权基本上是安全的。受战争威胁和困扰的国家，也就是十几个。
2.发展。世界虽然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多年，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较大和较快发展的国家，并不占多数，把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加在一起，也不过40-50个国家，占世界国家总数的1/4左右。
3.崛起。在发展中国家群体里，崛起的国家作为能够影响世界格局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从来就是以个位数存在和出现的。近代世界500年来能够崛起的国家不过十几个。现在有机遇有条件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也就是那么几个。
4.冠军国家，这也是极顶层次。冠军国家往往100年才出一个。虽然，世界近代500年来争夺冠军国家宝座的国家先后有七八个，但是真正走上冠军国家地位的国家也就是那么几个。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成为冠军国家，必须是崛起的国家；而崛起的国家不一定都能够成为冠军国家。从生存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国家，到世界冠军国家，是一个传奇的奋斗过程。
国家之间，有竞争，就有淘汰或胜出。旧的冠军国家的衰落和新的冠军国家的崛起，它们之间的更替，体现了这个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活力。而每一个新冠军国家的诞生，也标志着世界的一次大飞跃和历史性进步。
基辛格在《大外交》开篇中写道：“几乎就像是存在某种自然规律一样，每个世纪都会有一个大国崛起，它有力量、有意志、有智识和道德上的激励，依据它自己的价值体系来重塑整个国际体系。”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依据古希腊城邦兴衰的历史过程，就提出一个著名论断：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长久。这实际上揭示了国家之间竞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也是霸权周期律：不可能总是“风景这边独好”。冠军国家是要更替的，不能被一个国家长期垄断。
不管是“霸权国家”百年周期，还是“世界领导权”百年周期，它说明在国家之间竞争的你追我赶的历程中，没有永恒的冠军。冠军国家的任期，就是“世纪任期”、“百年任期”。人们常说“荷兰世纪”、“英国世纪”、“美国世纪”，这些冠军国家的冠军任期也就是一个世纪。冠军国家自然形成的任期制，对世界有好处。无论是想保住冠军位置，还是想冲刺冠军，都为世界带来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冠军国家的更替，表示世界总体运动水平的提高。例如英国的出现给世界带来工业化的福音；美国走上冠军国家位置，给世界带来新的变化；在美国之后出现新的冠军国家，必定给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局面。
世界冠军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殖民型
“殖民型”冠军国家，就是实行“殖民帝国主义”的国家，它们通过军事占领，进行直接统治，把弱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建立起殖民大帝国。早期崛起的几个大国，都属于“殖民型”冠军国家，包括葡萄牙、荷兰、英国。它们依据“发现即占领”的强盗逻辑，实施武力侵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
1549年，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南北总长一万多公里，纵贯67个纬度，总面积为2500万平方公里。
17世纪的荷兰不仅是商业大国，而且是殖民强国。其殖民活动主要通过东、西两个印度公司来进行。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范围主要在亚洲，西印度公司的殖民范围在非洲和美洲。这两个公司在海外建立的殖民地面积比荷兰本土大60倍。
英国是在资本扩张时期以占领世界为目标的“殖民帝国”。大英帝国侵占的殖民地多达3000多万平方公里，比本土面积大100多倍，大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人口近4亿，等于本国人口的9倍。英国在1815-1865年的50年间，以年均10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和拓展自己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个“日不落帝国”，也建立了一个服务于这个“日不落帝国”利益的国际贸易体系。殖民地一方面为英国提供了多种珍贵的原料，另一方面也为英国的制成品提供了海外销路。在英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由海外殖民地、国际贸易、强大的海军组成的“良性三角”，英国成为殖民世界、贸易世界。英国用舰队护航和控制世界。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描述说：“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在已经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霸权型
“霸权型”冠军国家，是不以占领和兼并土地为目标，而是通过主导和控制世界来实现霸权利益的国家。如果说“殖民型”冠军国家属于“野蛮的强盗”，那么“霸权型”冠军国家就属于“文明的强盗”，二者之间虽然有区别，但都是位于强盗的行列。“霸权型”冠军国家，美国是一个标本。
美国无论是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还是在和平与发展时代，都是一个以控制全球为目标的“霸权帝国”。美国霸权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
美国霸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用美国模式改造世界，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国式样的民主，要对全世界进行美国化塑造，这是美国霸权在国际关系中最大的不民主，是美国霸权的专制和独裁。
引领型
“引领型”冠军国家，是不以征服为手段来建立文明的，不通过世界霸权和征服的方法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冠军国家。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冠军国家，但是中国这个未来的冠军国家注定是一个“引领型”冠军国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认为，伟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鼓吹世界文明的中心非美国莫属，美国应该抓住机遇向海外扩张，特别是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实现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优势。这实际上是一种“扩张有理论”、“征服有理论”、“霸权有理论”。首先，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是通过征服的方法建立的，这并不能够证明一切伟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中华文明就没有通过征服的手段建立。其次，如果说伟大的文明都是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那么征服的方法也就成为与文明共存亡的东西了，没有征服就没有文明，不要征服就是不要文明，征服也就成为了文明的一部分。这很显然是一种强盗逻辑。再次，过去的一些伟大的文明是通过征服的方法建立的，并不等于今后的伟大文明也都要通过征服来建立。
未来的文明，是不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文明。中国就是要创造一种不用征服的方法建立的文明，就是要建立一种非征服性的文明。只要人类的文明还需要通过征服来建立，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与野蛮为伴的文明，就不是真正高级的文明。用非征服性的方法创造一种非征服性的文明，这是中国的责任，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和世界爱好和平、发展、自由和文明的人们对中国的要求，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要做的一个贡献。也只有中国的文明传统和文明底蕴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一个为世界文明升级换代的历史重任。
在美国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冠军国家，它们无一例外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属于领先世界发展潮头和综合国力第一的冠军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以占领和征服的手段统治或者控制别人、称霸世界、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霸权国家。而中国要追求的世界第一国家，中国要争做的冠军国家，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的冠军国家。
布热津斯基指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和唯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从人类社会、人类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美国将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霸权国家，今后的世界不可能再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国家。但是美国不是最后一个冠军国家。在一轮又一轮的国家发展进步的竞赛中，总是会有新的领跑世界的冠军国家出现，既不可能没有冠军，也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永远垄断冠军的王牌。所以，霸权国家的终结，不等于冠军国家的终结。中国不做霸权国家不等于不做冠军国家。从世界角度来看，殖民型冠军国家早已终结，霸权型冠军国家也必将终结，而第三种类型的冠军国家，就是中国式的引领型的冠军国家，是新型的冠军国家，它的根本性质不是争霸世界和称霸世界，而是争先世界和领先世界。
冠军国家的价值
不管是在哪个时代，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冠军国家，其对历史的贡献都是多方面的。冠军国家具有七大价值。
推动文明新进步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每当出现和涌现一个新兴的冠军国家，总是会给世界带来一阵新风，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给地球文明带来一次开化和进化，给人类带来福音。虽然殖民型冠军国家和霸权型冠军国家也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和不幸，但是这并不能由此否定它们对国际社会建立所具有的功勋。
当一个国家对世界的贡献不能继续排在世界第一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不能继续保持世界冠军国家的地位，就要让出冠军国家的桂冠，虽然新旧冠军国家的交接有时要通过战争来完成。
开辟历史新时代
近代世界经历了几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像“大航海时代”、“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等。这些时代的开辟，都和那些冠军国家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冠军国家，都曾经为这个世界开辟和贡献过一个“时代”。
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人类创造和贡献了一个“大航海”的时代、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它使人类的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史，使人类活动的舞台扩大到整个世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国家间的竞争，大大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世界的工业化时代，是由英国开创的。1851年5月1日，世界首届博览会在英国召开，这次博览会向世界宣示了英国的繁荣与富足。在英国之前，世界上也出现过世界强国、大国、富国，但是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由于开创了一个新的工业文明而使自己富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英国一个国家的实力等同于其他国家的实力。工业化时代的英国引导世界潮流，使整个世界都要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开始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它的工业力量相当于世界上其他部分工业力量的总和。1860年英国的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占欧洲总人口的10%，而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却占世界总量的40%-50%和欧洲总量的50%-60%。工业化时代的英国是世界工厂，这是英国领先世界、称霸世界和贡献世界的物质基础。
美国能够成为冠军国家，也是由于其对世界新纪元的开创性贡献。马克思就高度称赞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称赞1776年北美殖民地发表的《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马克思还高度评价了1863年美国《解放宣言》，他曾经代表第一国际发去热情洋溢的贺词说：“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亚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开创人类的信息化时代，美国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做出了第一等的贡献。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采取了后来被称为“克林顿经济学”的发展战略，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就是推行技术产业政策，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人才与科学技术优势，引领世界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发展的新潮流。这不仅增强了美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使美国在领导21世纪经济增长的电子信息领域中发挥了龙头的作用，而且带动整个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
建立世界新秩序
冠军国家，是世界的设计师。这种设计包括：形成一个新的国际格局，确立一套新的国际行为准则，创立一套新的国际制度，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构筑新的国际体系，等等。
冠军国家对世界的总体设计，是通过构筑“世界体系”的施工来实现的。这种世界体系，主要有四个支柱性的东西：一是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二是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三是世界性的军事体系；四是世界性的规则制度体系。
引领全球新潮流
冠军国家是世界的模范国家、榜样国家，是世界的潮头国家。冠军国家具有强大的示范力、影响力、感染力。冠军国家既是独具一格的“特色国家”，又是具有国际效仿价值的国家，总是被大量的追星族国家群起学习和效仿。所以，冠军国家“化”世界，是必然现象。
当英国在工业化的高潮中凯歌高奏的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向它聚焦。世界各国都是英国的追星族。冠军国家英国的出现，使世界出现了“世界英国化”的浪潮，英国的工业化造成了世界的一次“英国化”。英国用它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洗礼世界，而世界也愿意接受英国文明的沐浴。
创造发展新奇迹
冠军国家是为人类创造奇迹的国家，也只有创造世界奇迹的国家，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冠军国家。
17世纪是荷兰的世纪。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大、人口不足200万的小国荷兰，书写了大国崛起的传奇。1581年7月26日，尼德兰革命爆发。尼德兰北方七省宣布成立联省共和国，脱离西班牙独立，因为荷兰省最大，经济最发达，所以也称为荷兰共和国。荷兰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还创造了许多其他方面的世界第一：荷兰的农业世界第一。当时号称“农业的麦加圣地”，其乳制品、经济作物、果木蔬菜、花卉园艺在全欧洲闻名，成为当时欧洲人学习先进农业技艺的必登之地。荷兰的海上交通运输第一，是世界的“海上马车夫”。1602年，荷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由荷兰创建的世界上第一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比英国银行大约早了100年。荷兰是第一个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道格拉斯·诺思高度评价荷兰的崛起：“荷兰在近代初期已成为欧洲的经济领袖”，“就事实而论，荷兰是第一个达到我们所限定的意义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直到今天，荷兰人的生活依然富足，荷兰人开创的商业规则依然影响着世界。
1664年英国著名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惊叹说：“这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这样小的一个国家，还没有我们的两个最大的郡大，自然财富、食料、木材或其他在战争或和平时期所需的军火都少得微不足道，但是它毕竟绰有余裕地一切都有。”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描述那时欧洲人对崛起的荷兰的心态，他说：“当时的人只是看到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跟往常一样，他们对长期的准备过程未加注意，直到荷兰获得光彩夺目的成就时，他们才猛然醒悟。刹那间，任何人都不明白，一个初出茅庐的蕞尔小国居然一举成功，发展神速，无比富强。人们纷纷议论荷兰的‘秘密’、‘奇迹’和‘出奇的’富有。”
马克思曾经高度称赞美国崛起的奇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中指出：“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称美国为“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
建构优越新模式
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模式，来结构自己、运行自己、发展自己，关系国家的性质、活力和前途，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冠军国家都是创新模式、贡献模式的国家，是世界上具有最先进模式的国家。
英国的政治模式，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模式。英国最早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包括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制等政治制度。这样一套政治制度，保证了英国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英国在经济模式上的贡献也是划时代的。英国的工业化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财富增长甲天下
冠军国家，是世界上的致富冠军、财富冠军。在工业革命中登上世界工业霸主地位的英国，在1850年时生产了全世界的金属制品、棉织品和铁的产量的一半，煤产量的2/3，在造船业和铁路修筑上都是世界首位。186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1850年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0%，10年后增加到40%。英镑成为国际货币。英国在占有世界陆地面积的0.2%，人口在当时只有1000多万，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的情况下，却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50%的现代工业能力，英镑的权威世界无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实力超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世界首位，美国的产品、娱乐、生活方式风靡全世界。虽然在战争中有41万美国人失去生命，但是它是唯一没有受到战争直接破坏的大国，而且国民经济扩展了一倍。1940-1945年，美国公司纳税后的利润达到1249.5亿美元，是战前6年的3.5倍。美国在战后集中了全世界资本总额的3/4和工业生产能力的2/3。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近59%，拥有全世界船舶总吨位的一半以上。美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
中美关系，进入21世纪，需要重新定位。
美国现在是世界冠军国家，中国是世界潜在冠军国家。新阶段的中美关系，就是一种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一种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而必须进行的战略合作关系，更是围绕争夺冠军国家而进行的战略竞争关系。
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的关系：国际关系的制高点
在一个时代的全部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主导整个国际关系。而大国竞争的核心问题，是竞争冠军国家地位。所以，在整个国际关系的大系统中，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制高点，是整个国际关系的主线，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纲”。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把握这条主线，抓住这个纲，就可以高瞻远瞩、纲举目张，在战略上处于主动。研究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与规律，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
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矛盾，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
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矛盾，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以潜在冠军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于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都是世界上影响力、综合国力和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因此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将决定它们各自的国家地位，还将决定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决定世界的面貌和前途。所以，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和制约其他国际矛盾的矛盾，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
两次世界大战，是国际矛盾激化的结果。引发两次世界战争的国际矛盾是什么？就是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矛盾。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都是潜在的冠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区别在于，由于想与英国争霸世界的国家不止一个，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冠军国家与几个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也就使矛盾更为复杂，斗争更为激烈。德国等潜在的冠军国家采取与老牌冠军国家英国进行“对抗争夺”，而美国这个潜在冠军国家采取与英国进行“结盟巧夺”。德国是“强夺”、“强取”，美国是“巧夺”、“巧取”。但这都不能够改变两次世界大战的实质，即解决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矛盾，最终实现冠军国家地位的交接和更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的主线，就是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与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影响和决定着整个国际关系的性质和走向。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也是当时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国际基本矛盾的产物。冷战时期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意识形态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而是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是那个时代的冠军国家，苏联是那个时代的潜在冠军国家。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是冠军保卫战的胜利；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一个潜在冠军国家在向冠军桂冠冲刺的失败。
崛起与遏制，是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战略竞争的基本形态
已经获得霸权地位的冠军国家，有一种霸主的自私，总是把保持自己的冠军地位作为核心利益，最担心潜在冠军国家代替自己。遏制和压制潜在冠军国家，是冠军国家的“天性”，是冠军国家无法克服的“国家自私”。而潜在冠军国家总是要崛起，要突围，要向世界第一的目标迈进。由此，潜在冠军国家的崛起和现任冠军国家的遏制，就成为双方矛盾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崛起与遏制的斗争中，集中了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的基本战略利益、战略风险和前途命运。
英国长期奉行的欧洲大陆平衡政策，就是不允许在欧洲大陆出现一个能够与自己这个冠军国家竞争的潜在冠军国家。而美国采取冷战的大战略，最终遏制了苏联由潜在冠军国家向冠军国家的冲刺，是一个成功遏制的典型范例。
在遏制和崛起的斗争中，是否崛起就是进步和光明，遏制就是保守和反动？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例如法西斯国家在世界的崛起，就是反动的；对法西斯国家的遏制，就具有积极的意义。苏联和美国在冷战中进行的崛起与遏制的斗争，从争夺世界霸权的意义上看，都是违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的。所以，要区别崛起的不同性质，也要区别遏制的不同性质，并不是任何崛起都是好事，也不是任何遏制都是坏事。
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上发生的遏制与崛起的斗争，主要经历了英、美两国针对德、日两国和美国针对苏联两个阶段。有人说今后几十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将是第三个阶段。第一、二两个阶段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解决矛盾的手段是战争和冷战。第三个阶段的矛盾是文明的竞争，竞争与合作共存是最文明的。
美国患了“冠军综合症”
取得冷战胜利后的美国，没有高兴几年，就产生了一种深深缠绕自己的“冠军综合症”，陷于恐惧、自负、焦虑、矛盾等多种心态复杂交织的神经质之中而难以自拔。
“冠军美国”的恐惧
冷战后，美国把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定位于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国际新秩序，保证美国冠军国家的特殊地位不受威胁和挑战。美国认为最严峻的挑战来自欧亚大陆，认为挑战美国的潜在冠军国家就在这个大陆上。
1997年，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指出：冷战后，“美国已经跃升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使美国更需要制定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欧亚大陆战略”。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比较自负、比较活跃的国家都分布在欧亚大陆，历史上所有试图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来自欧亚大陆，世界上人口最多且怀有地区霸权野心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也在欧亚大陆上。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美国霸主地位形成潜在挑战的国家也在欧亚大陆上，排名紧随美国的世界六大经济强国和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也在欧亚大陆上，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在欧亚大陆，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在欧亚大陆。该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75%，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60%以及世界能源储备的75%。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甚至超过了美国”。由于“欧亚大陆位于世界轴心，一个国家如果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可以对世界三大经济能力最强的地区中的两个——西欧和东亚——产生决定性影响。看一看世界地图就会明白，一个国家如果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动控制了中东和非洲。鉴于欧亚大陆如今扮演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缘政治棋盘的角色，欧亚大陆力量如何分配对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及其历史遗产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国地位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国全球战略的实质就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可能与其抗衡的世界强国。既然潜在的冠军国家肯定会出现在欧亚大陆，那么就必须进行战略预防。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必须有一项可以持续实施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包括5年左右的短期战略、20年左右的中期战略和20年以上的长期战略，“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更不必说任何试图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国家，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可见，美国已经患上了“冠军恐慌症”——对于来自欧亚地区的潜在冠军国家的恐慌。
“冠军美国”的自负
“冠军美国”的霸道
美国的霸道，最恶劣的表现在于它对冠军国家地位的垄断上。
1998年，美国在《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其领导地位构成挑战。1999年2月，美国领导人又宣称，21世纪美国外交的立足点，是世界“必须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者”，美国“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要把所有国家纳入“自由世界体系”。
在2002年9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公开宣称“不允许任何一个敌对军事强国崛起”，“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像在冷战时期一样挑战美国的力量”。
冠军美国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就是要彻底抛弃冷战思维，跳出霸权遏制的怪圈，与潜在冠军国家中国建立起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创造世界和平的需要。
美国是最文明的霸权国家，中国是最文明的崛起国家
美国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文明的霸权国家，而中国则是近代以来世界上最文明的崛起国家。把中国和美国比较，中国又是比美国更为文明的国家。由此，决定了中美两国围绕冠军国家的争夺所进行的战略竞争，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文明的竞争。中国文明和美国文明这两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必将形成和创造出一种新的“竞争文明”，为世界开创大国竞争的新模式，使文明之间的竞争走上真正文明的轨道，从而减少大国竞争的代价，降低国际社会进步的成本，提高文明竞争的效益。
美国作为一个文明的霸权国家，与其他霸权国家的重要区别是，不威胁崛起者的生存，但是要限制和控制崛起者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霸权是霸权有度，是遏制有度，是相对文明的霸权。
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美国这个最文明的霸权国家既表现了它的强权、霸权性格，又展示了它的相对文明的特点。把美国放在“帝国主义”行列中进行比较，在中国人眼中，“美帝国主义”是有点良心的帝国主义，是比较起来还算讲点道理的帝国主义，是中国人仇恨程度最轻的帝国主义。
中国崛起，美国得利
中国和美国，谁也战胜不了谁，这是朝鲜战争的结论。中国和美国，谁也改变不了谁：中国早已经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思维，而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也不会得逞。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也离开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中美两国只有共存竞争、和平竞争、合作竞争、互利竞争，才能够共存、共荣、共赢。
不仅如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中国大发展，美国得大利”的现象。美国是中国崛起的红利最大收取者，美国佛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指出：中国的飞速发展也许会影响一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但是对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来说，中国廉价的产品的确是天赐福音。2004年10月4日的《财富》杂志引用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数据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廉价产品已经给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约6000亿美元，给美国制造商节省的零部件进口费用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让美联储可以维持更久的低利率水平，居民有能力购买房屋，商家也可以有更多资本进行创新。这种“中国发展、世界得利”、“中国大发展，美国得大利”的现象，确实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观。
霸权利益，不能作为冠军国家核心利益
世界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冠军国家，都把霸权地位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来维护和保卫，而潜在冠军国家又总是把霸权地位的获取作为核心国家利益来追求，结果就导致了崛起与遏制的恶性循环。在“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利益神圣”、“国家利益万岁”的爱国主义氛围中，任何东西只要被标签为“国家利益”，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了，就要“誓死保卫”。而在国家利益中的“核心利益”，更是“底线”，是绝对不能“踩线”的，否则就要跟你拼命。但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对于冠军国家来说，什么是核心国家利益？难道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就应该具有霸权世界的利益吗？显然，把霸权利益作为冠军国家的核心国家利益的时代，应该彻底结束了。未来的和谐世界，需要的是新型冠军国家，即不以霸权利益作为国家核心利益的冠军国家。
就现实的冠军国家美国来说，谋求和维护的核心国家利益是什么？实际上是两部分：一是由于美国先进的科技和经济等力量领先世界而带来的利益，这是冠军国家必然具有和应该享有的国家利益；二是由于美国借助冠军国家的优势而实行霸权所攫取的利益，这是以霸权为资本所取得的利益，是一种霸权收益和霸权利益，这一部分国家利益，是美国通过损害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来实现的，并不是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对这部分利益的谋求与维护是造成世界动乱、破坏国际和谐的根源所在。美国害怕潜在冠军国家挑战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害怕丢掉由于霸权世界而攫取的腐败利益。
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争做新型冠军国家，这个“新型”的含义和意义就在于，中国永远不追求世界霸权，不谋求霸权利益，永远不会把世界霸权作为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
让世界走出“丛林时代”：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
既然在近代以来所有称霸和争霸的大国中，美国是最文明的霸权国家，美国霸权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新型霸权；中国是一个最文明的崛起国家，是一个志在结束世界霸权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潜在冠军国家和美国这个老牌冠军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会成为国际社会取得历史性进步和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最好机会，可能为世界创造一个新的局面，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进步成果。那就是，美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霸权国家，世界霸权国家的历史将在美国终结，这是美国的战略家们也预见到并且阐明过的。与此同时，在世界历史上将出现第一个非霸权性质的冠军国家，它就是中国。
霸权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是与国际社会的“丛林时代”相适应的。而霸权国家的终结和非霸权国家的出现，必将给人类带来一个崭新的“文明世界”、“法制世界”、“民主世界”、“和谐世界”，必将结束国际社会的“丛林时代”。创造这样一个世界，既是中国的使命，也是美国的责任。
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战略竞争，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模式”，是两国面临的重大战略选择。竞争模式的选择，是对于“竞争道路”、“竞争性质”、“竞争规则”的定位。中国关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宣示，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条“和平竞争”的模式。就是要把与美国的战略竞争纳入“和平竞争”、“非战对决”的轨道，从而使这种竞争能够促进中美发展，造福于世界。中美两国对决21世纪的“竞争模式”，关系中美两国命运和世界前途，也标志和体现大国战略博弈的文明进化程度。分析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争夺战的历史进程，比较大国战略竞争的不同模式，对于选择和创新中美竞争的战略模式，意义重大。
冠军国家争夺战的三种模式和三个阶段
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冠军国家的“卫冕之战”和潜在冠军国家的“夺冠之战”。这种围绕冠军国家地位的争夺战，主要有三种特定的模式，呈现出三个历史阶段。
冠军争夺战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战争为最高竞争形式，通过大规模的战争进行武力“决斗”。这种决斗式的竞争，开始于世界体系形成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种模式，不是以“大战”的形式进行“决斗”，而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全方位的“对抗”。这种对抗性的竞争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第三种模式，就是中国和美国在21世纪的战略竞争，不仅已经呈现出与前两种竞争模式根本不同的新特点、新趋势，而且必将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文明，造福于两国，造福于世界。
冠军争夺战的三个阶段
人类的20世纪，是战争与对抗的世纪。人类的21世纪，则是竞争与合作的世纪。从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中期，可以划分为三个50年，成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期大国的战略竞争，是野蛮的竞争，是丛林竞争。两次世界战争是一场“角斗赛”，胜利者要把对手杀死。“你败我胜”的结局，是以“你死我活”为前提的。
第二阶段，20世纪下半期的战略竞争，虽然不像上半个世纪那么血腥和残酷，但是也是以“你衰我兴”为原则的竞争，是一场零和游戏。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一场“拳击赛”，胜利者要把对方打倒。“你输我赢”的结局，是以“你倒我立”、“你衰我兴”为前提的。
第三阶段，21世纪中国和美国新一轮冠军国家竞争赛，双方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你倒我立”、“你输我赢”的关系，而是“你追我赶”、“你后我先”的关系。
中美两国的21世纪战略竞争，应该从过去的“角斗场”和“拳击场”进入“田径比赛场”，中美两国应该创造新的国际竞争文明、新的大国战略竞争模式和新的大国战略竞争规则。就像人类总是要离开丛林走进文明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总是要脱离丛林法则走进文明世界。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大国战争是大国政治的继续，世界大战是世界政治的继续。但是，政治在战争中继续，过于残酷；以战争进行的政治，过于血腥。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政治的进化，需要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创新的思维。
俾斯麦对大国“决斗”的战略思考
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告诫德国人说：“德意志民族经过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对于一些诉诸于武力的国际间的争执，经过深思之后，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这种方式似乎太欠妥当。”
俾斯麦提出了“决斗方式”的概念，并且对这种方式予以反思和否定。其实，俾斯麦是敢于“决斗”的勇士，他不仅在自己的私人生涯中，有过与对手决斗的经历，而且在以决斗方式实现德国统一上奉行“铁血”政策，他是以决斗方式解决国际矛盾的能者、强者和胜者。而就是这样一个勇于和善于进行决斗的巨人，却在深思熟虑之后真诚地认为，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国际矛盾，因为决斗的方式太欠妥当。但是，在冠军国家的争夺和更替中，似乎决斗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决斗的原则总是成为最终的指导原则。
战略家对大国“决斗”的历史总结
当代西方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还没有任何一个例子能够说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愿意向新兴强国让出对国际体系的统治以避免战争。
吉尔平的这个结论是符合世界近代史中大国竞争的实际的。有的专家提出，近代世界有三个国家取得过霸权地位，它们是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而产生上述三个霸权国家的全球战争大概都持续了大约30年。1914-1945年，美国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走上世界冠军国家的宝座。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冠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打出来的“丛林之王”。
从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交接更替的历史来看，虽然新老冠军国家的交接更替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角力的过程，但是决定最终结局的总是武力对决，是战争更替，这实在是一条规律。
美国走上冠军宝座的代价
讲到近代世界冠军国家争夺战的历史，似乎美国是一个“和平登基”的典范，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冠军更替是以“非战”的形式完成的。其实，美国走上冠军宝座的代价是空前的，只不过是“美国加冕，世界买单”罢了。后起的美国，在取代老牌霸主英国的过程中，那种所谓“和平更替”，把“美国式的狡猾”、“美国式的精明”，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美两国之间的霸权更替，虽然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却是通过两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决，最终美国获利。如果不是德国在霸权争夺赛的决斗中冲在第一线，大大削弱了英国，那么美国和英国之间也难免会通过战争实现交接。二战以前，美国对英国的作战计划不断完善，英国也有对美国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世界霸权在美英两国之间的所谓和平转移，对于美国来说是代价最小的，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则是代价最大的一次，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遭受的空前浩劫为代价。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成为了霸权竞争的制高点和霸权更替的必由之路。所以，所谓世界霸权在英美两国之间的更替的特殊形态，并没有改变冠军国家战争更替的铁律。
把冷战作为一场拳击赛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冷战的冷酷在于一定要把对方击败出局，要比出个输赢。冷战的进步在于不要对手的性命，输者仍然可以活命。
“冷战思维”比“决斗思维”文明
冷战之后，全世界都在批判“冷战思维”，把其当做大国竞争中的“魔鬼”。其实从在国际社会冠军国家争夺战的过程中争夺形态的历史演变来看，“冷战”与“热战”比较实在是一个进化，“冷战思维”相对于“战争思维”实在是一个进步，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大国角逐也是一种相对文明。冷战比大战文明。虽然这种文明是被逼出来的，是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由于原子时代威力巨大的武器对世界大战的抑制作用。
冷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冷战是一种战略竞争模式，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一个阶段。冷战对人类文明和国际关系进程的贡献，就是不用世界大战的形式来进行大国战略竞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体系转型所带来的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冷战不是因为苏联在军事冲突中被击败而结束？为什么军备竞赛没有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可以批判冷战，但冷战时期毕竟是一个有原子弹而没有发生原子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超大规模军备竞赛而没有发生超大规模军事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世界矛盾而没有发生世界战争的时期；是一个有核威慑而没有发生核进攻的时期；是无论与冷战前的50年比较、与冷战后的20年比较，还是与公元1500年以来任何一个50年比较，都是军事冲突最少和战争规模较小的时期；是超级大国在战略竞争中以较小代价就决定胜负的时期；是一个以冷战的方式结束了冷战的时期。这难道不是一个堪称“冷战奇迹”的时期吗？我们需要研究大国冷战时期的政治智慧和“冷战之中无大战”的奥妙。
“冷战思维”的冷静与理智
冷战是美国对付苏联的一个战略创举，是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战略发明。
1946年2月，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精心起草了一封长达8000多字的电报，于2月22日分五次发回美国。凯南在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该采取的战略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凯南认为，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因为“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办事，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是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可以轻易的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且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同时，美国政府“必须努力教育”美国人“去了解俄国形势的真相”；应该不断完善美国社会，加强美国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必须为其他国家规划并且提出比过去我们提出的更为积极、更具有建设性，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一种世界图景”；“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坚持我们自己的方法和对人类社会的看法”。
凯南的“长电报”提出了对苏联实行“遏制”的思想，受到美国决策层的赞赏。凯南立即被国务院调回美国，后来被提拔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下令复印该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后来凯南又把这封电报整理成文，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为题，于1947年7月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进一步阐述了其内容，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冷战思维实际上是美苏两国精英们的一种比较冷静的思维，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思维，也是双方战略智慧的集中体现。冷战，是对苏联的遏制，也是对新的世界战争的遏制。
“冷战思维”的时代已经终结
冷战作为大国竞争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与冷战前相比较的文明性，并不能为它提供在冷战后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冷战具有极大的对抗性、冒险性。冷战让整个世界都战战兢兢生活在达莫克利斯的利剑之下，把整个地球都变成了一个大炸弹，人类在时刻都可能被毁灭的冷和平中生存和生活，如此高昂的冷战代价是人类无法承受的。
美国和苏联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实质上是特殊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不是大国之间的“决斗比赛”，却是世界巨人之间的一场“拳击比赛”。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中，角逐世界霸权的大国，是以世界为战场，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决斗”。而参加冷战的，是两个世界级的拳击手，他们以世界为自己的拳击比赛场地，进行着虽然不决死活，但是要决输赢的比赛，一方一定要把对方击败、打倒。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潮流和时代要求的今天，“拳击式”的竞争模式，虽然不是要对手性命的决斗，但是也必然要像“决斗式”的竞争模式一样被时代淘汰，为世界人类文明所不齿。
21世纪的中美两国博弈，不可能是“决斗式”，也不能采用“拳击式”，只能是“田径式”。
中美“田径赛”的含义
中美“田径赛”有两层含义。
一是中美两国在21世纪围绕冠军国家的竞争，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文明的一场大国竞争。它不是“决斗型”的大战竞争，也不是“拳击型”的冷战竞争，而是“田径型”的比赛竞争。
二是这场竞争是一场世纪性的竞争，是中美两国的田径比赛。它不是百米比赛，也不是万米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一场比魄力、比毅力、比耐力的竞赛。
因此，中美两国竞争21世纪的“田径赛”，有两个最根本的特点：竞争的文明化和竞争的持久性。
不必讳言“挑战”与“对手”
任何竞争性的活动，都不会没有挑战，也不会没有对手。竞争和比赛的实质就是挑战，就是以对手的存在为前提。国家间竞争也会有挑战。而冠军国家和潜在冠军国家之间更是客观上形成的一种卫冕和夺冠之间的挑战和迎战的对手关系。所以，不必讳言挑战，不必惧怕挑战。
根本问题，不在于是否挑战，而在于挑战的性质和方式，“决斗”性质的挑战，是你死我活的巨大灾难；“拳击”性质的挑战，是我赢你输的沉重代价；而“田径”性质的挑战，提高的是双方的运动成绩，这种挑战，既是正常比赛的必然形态，也是对参与竞争双方的激励和鞭策。不允许挑战，就等于不允许比赛，既是不可能的，也不利于增加世界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的八大区别
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竞争，主要具有九个不同的战略特点，它们决定了中美两国的竞争不会成为第二场冷战。
1.竞争的环境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两个社会的竞争，是一个地球、两个社会，一个地球、两个世界。苏联组织了一个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美国则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自由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个社会，国际世界分裂为对抗和敌对的两个世界——“自由世界”和“极权世界”。而中美两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不是两个社会和两个世界的竞争，而是共同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开放世界、和谐世界。中国不是要组成一个对立和对抗美国的另一个世界，而是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
2．竞争的目标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世界霸权的竞争。而中国的国家特点是不称霸。中国要“争第一”，但是“不争霸”。中国要通过不争霸的道路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世界第一号的不称霸的国家。中国不是苏联式的“世界革命型”国家，也不是美国式的“输出民主型”国家。中国是和平型、友好型、特色型、防御型国家。因此，中国不需要运用冷战的武器去应对和处理中美关系。
3．竞争的内容不同。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攻伐，实际上是再版的“十字军”之战。而中美两国的21世纪战略竞争主要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美国没有什么大的战略利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也没有什么战略伤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美国“无害”的社会主义。苏联和美国的竞争，是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比优劣。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交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争霸、不称霸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与西方世界接轨的社会主义，是与西方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所以中美之间必然是文明竞争与密切合作的统一。
4．竞争的队伍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是联盟之间的群体竞争，是阵营竞争，双方都各自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阵营，即使是不在阵营内的国家，也必须有立场、有态度，要划线、要站队。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总的来说，是属于个体竞争，双方都没有什么群体联盟和阵营，难以向对方“群起而攻之”。
5．竞争的性质不同。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和竞争具有对抗性，因为苏联要打倒美国的社会制度，而美国也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苏联是要把十月革命变成世界革命，美国是要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世界的民主制度。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双方都是战略进攻，都是输出模式，苏联要输出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要输出的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模式，双方都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改变和塑造对手，去改造和塑造世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进攻型的社会主义，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是进攻型和扩张型的资本主义，要把全世界都变成民主世界、自由世界。而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则不同，中国不输出革命，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同时把自己纳入多元化的世界。
6．竞争的风险不同。美国和苏联的竞争，是时刻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竞争，双方的几次危机，都险些促成毁灭人类的大战。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在军事上可以说是“中美无大战”、“中美无核战”的竞争。
7．竞争的原则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遵循的是“你死我活”、“你衰我兴”、“你胜我败”的零和原则。而中美竞争不是以“搞垮”、“战胜”对方为目的，从总体上来说，合作、互利、双赢、共荣的特点突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这个地球也不能没有中国；未来的美国离不开繁荣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也需要一个繁荣的美国。
8．竞争的结局不同。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把整个世界搞得非常紧张，代价高昂。而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中美两国在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外交竞争、军事竞争等方面都会有新的创造，将会是人类有史以来，特别是近代国际社会形成以来大国竞争中最文明的竞争，并且会创造出一种竞争的文明，把世界大国的战略竞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使世界更文明、更和平、更民主、更发展。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将以一种区别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征战式”竞争，区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式”竞争，以国际赛场上的“跑道式”竞争，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战略竞争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阶段。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战略秩序、战略规律、战略文化、战略文明。美国不能用与苏联进行竞争的思维和模式，来应对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实践。
想要美国繁荣，必须让中国繁荣
决定中美两国只能走“田径比赛”这条新的竞争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双方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利益联系，只能共同走向繁荣的贸易规律。当年，英国和美国之间有紧密的贸易往来，英国有赖于从美国进口粮食，而美国又是英国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特别是英国在美国有着巨大的投资。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持有的美国政府证券超过了欧洲其他各国的总和。在1857年，美国七条铁路的证券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总额高达8000万英镑。英国首相利物浦曾指出：任何人“想要英国繁荣，都必须让美国繁荣”。看一看最近30年中国和美国之间贸易的发展和现在已经达到的规模以及未来的前景，同样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实：任何人“想要美国繁荣，都必须让中国繁荣”。
曾经一度在法国网民中出现过“抵制中国货”的倡议，但是马上就有网民这样回应：“抵制中国：我们首先要脱光衣服，把手机、鼠标、键盘、计算机屏幕、LCD、MP3、手表、汽车附件、摩托车等等从窗户口扔出去。各位做得到吗？”现在，全世界平均每个人每年要穿一双中国制造的鞋，要买两米中国产的布，要穿三件中国制造的服装，西方消费者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中国用出口挣来的外汇购买的美元债券在支撑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中国经济崩溃，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即使中国增长的速度慢下来，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构成威胁的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中国可能发生的曲折和出现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中国发展，美国得利，世界受益”。
中美共创“大国竞争新文化”
将冠军国家与潜在冠军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从决斗场、拳击场转移到田径场，纳入“跑道比赛”的轨道，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场革命，是大国竞争文化的一次历史性创新。在这方面，欧洲联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对于21世纪的中国和美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欧盟统一的进程，比政治家的预测更为乐观。2009年11月3日，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条约》。随后不久，又推举了欧盟“总统”和“外长”，一个“欧盟准国家”出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由战争竞争到联盟合作、建立统一国家的历史性转变，如果说欧洲联盟是二战以后大国竞争的第一个伟大创造，那么中美两国今后50年的战略竞争，将会有第二个创造，即创造出大国竞争新的文明模式。中美战略竞争新模式的创造，将比欧洲联盟的创造更加伟大。因为欧洲联盟是“同质”联盟，是相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关系的创造，是在欧洲地区范围的创造，有它的局限性。而中美战略竞争新模式的成功创造，则是不同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在冠军国家和潜在冠军国家的战略位置上所进行的具有深远全球意义的创举，必将为民主世界、合作世界、文明世界、和谐世界的构筑做出伟大的贡献。
中国梦，既是一个中国的国家之梦，又是一个中国的世界之梦。中国的国家大目标，是与中国的世界大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世界大国，首先要思考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然后才清楚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中国大目标不能只是局限于中国，而是要着眼于世界。
21世纪的人类世界要成为一个和平世界、和谐世界、合作世界，关键是要成为一个“无霸世界”。霸权，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是世界和谐的最大危害，是世界合作的最大障碍。中国21世纪的世界大目标，就是建立“无霸世界”。终结“世界霸权”，是中美世纪博弈的历史使命；建立“无霸世界”，是中美百年决赛的必然结局。
世界在不断转型。大国崛起，既是世界转型的动力，也是世界转型的标志。近代世界，在一波又一波大国崛起的矛盾运动中，先后经历了三次转型。
西方大国崛起，世界第一次转型：从封建世界到资本世界
近代世界的第一次转型，是从封建世界到资本世界的转型。这次转型的动力，是一批西方国家的崛起，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崛起等，这一批大国的崛起，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崛起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西方大国用资本主义的崛起，宣告封建主义的没落和灭亡，从根本上终结了西方的中世纪时代，结束了世界的封建主义时代，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资本主义时代，使人类由封建世界转型为资本世界。
那些推动近代世界第一次转型的崛起大国，它们的突出特点是“海权崛起”、“扩张崛起”、“殖民崛起”和“战争崛起”。这种原始的、残酷的、野蛮的崛起，是犯下了武力扩张和殖民征服的累累“原罪”的崛起，但是人类世界毕竟在这种血与火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相对进步的历史性转型。
苏联大国崛起，世界第二次转型：从资本世界到“一球两制”
世界的第二次转型，是苏联崛起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导致世界由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转型为“两个世界”，一个地球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是“一球两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崛起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和对立的大国崛起。苏联的崛起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一球两制”的时代。苏联的崛起，终结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时代——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苏联的崛起，实现了世界由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一个世界，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庭抗礼的两个世界的转型。这既给世界带来新的紧张，又给世界带来新的文明。传统的原始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后来比较文明和人道的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大国在比拼和竞争，是社会主义大国把资本主义大国“逼”文明了。世界的第二次转型，是世界的第二次历史性的进步。但是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竞争并没有走出霸权竞争的循环。苏联以反霸而兴，最后却以争霸而衰亡。
中国大国崛起，世界第三次转型：从“有霸世界”到“无霸世界”
中国的崛起，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崛起，也不同于苏联的崛起，因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新型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突出表现在三点。
1.在崛起的目标上，中国崛起的目标不是世界霸权。中国的崛起是既不挑战霸者，也不威胁强者，更不压迫弱者，而是振兴自己、有益世界。中国一直宣示和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既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对自己崛起目标的明确界定。
2.在崛起的环境上，中国的崛起是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环境中崛起的。目前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具备崛起基础和实力的不只是中国，若干发展中国家也进入崛起的境界和层次。由于中国崛起是在发展中国家大发展的潮流中进行的，因此这种崛起在国际舞台上就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3.在崛起的道路上，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既不是以坚船利炮开路的早期“殖民崛起”，也不是后来举国征战、攻城掠地的“武力崛起”，也不是你死我活、你衰我兴的“冷战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和平崛起”，实践的是一种“既不打别人，也不被别人打”的崛起，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崛起。因此中国崛起具有强大的道义优势。
美国的奥巴马总统上台不久，就提出要建设“无核世界”，要造就一个“零核世界”。建设“无核世界”，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出全面的努力，但是，建设“无核世界”的关键，是建设“无霸世界”。
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不是“核武”，是“霸武”
在核武器产生以前，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是霸权，而不是核武器之前的某种大武器。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争夺世界霸权，而不是哪一件或者哪几件新式武器。二战以后出现了50年的冷战，冷战的根源也是世界霸权，即冷战是为世界霸权而战，美国和苏联都想取得世界霸权。美苏两国们为了世界霸权而竞相发展和大量拥有核武器，核武器成为它们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正是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决定了美苏两国对核武器的战略需要。
中国在冷战期间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是为了反霸抗霸，是为了在美苏霸权挤压和战争威胁下保生存、保安全、保发展。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霸权的威胁，中国就不会有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关切和迫切。
冷战以后，世界成为单极世界，美国成为一超独霸，世界出现了核武器扩散的严重局面，一些国家竭力研制和发展自己国家的核武器，究其原因，就是全世界都看到美国在失去苏联这个强大战略对手的情况下，缺乏制衡力量，霸权心理膨胀，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霸权利益。“已打”的国家是一批，“待打”的国家也有几个。一些国家在面临美国霸权威胁，又得不到不被美国侵犯和攻击的“战略再保证”的情况下，就把拥有核武器作为自己国家安全的护身符，千方百计谋求拥有核武器。所以，美国霸权是导致世界核武器扩散的战略根源。冷战之后，世界上战火连绵不断，根源不在核武，在霸权。从战略上保障世界和平的第一位的任务，不是“去核化”，而是“去霸化”。只有美国“去霸化”，世界才能够“去核化”。
在“有霸世界”，建不成“无核世界”
在一个“有霸世界”，最容易受到霸权国家威胁的是那些“无核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在得不到霸权国家不侵略、不进攻的“战略再保证”的情况下，在自己国家的战略安全环境得不到根本保障的情况下，为了“拥核自保”，就不会放弃开发和拥有核武的努力。
建设“无霸世界”，是建设“无核世界”的“战略保证”。在一个有霸权威胁存在的世界上，无论是霸权国家还是非霸权国家，都对核武器有战略需求。而在一个无霸世界，核武器将成为过时的东西。显然，在一个夜不闭户的地方，任何武器都是多余的。所以，没有“无霸世界”的出现，就不会有“无核世界”的出现。
霸权，是催生核武器扩散的根源。走向“零核世界”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走向“零霸世界”的过程，对一些国家顺利进行“去核化”，是与一些国家与“去霸化”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以“去霸化”带动“去核化”。
2009年，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战略再保证”。他说：“正如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必须表明的，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和成功的大国的到来，中国也必须向世界其他国家再保证它的发展和不断壮大的全球角色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但是也不能以维护某一个国家的世界霸权为交换。霸权是世界丛林原则的产物和体现，和平和谐的民主世界，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不需要森林之王。21世纪的文明大国，有责任带头摒弃“霸权思维”，放弃“霸权竞争”，终结“霸权循环”。中国对世界的战略再保证，就是不争霸、不称霸，就是为建设无霸世界做贡献。
战略再保证：中国不做“世界霸权接班人”
2009年8月10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其个人网页发表题为“我的政治哲学”中说到：“日本处于为继续维持霸权地位而奋斗的美国与谋求成为霸权国家的中国之间，如何维持政经独立、守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日本也是其他亚洲中小国家所烦恼的问题。”其实，鸠山由纪夫相只说对了一半。美国确实是一个为继续维持霸权地位而奋斗的国家，但是中国崛起的目标不是成为霸权国家，而是成为强大的非霸权国家。
中国的崛起，不是霸权的崛起，而是世界霸权的终结。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目标不是霸主地位的更替和取代，不是世界霸权换霸主，而是终结一个旧的霸权世界，形成一个没有霸权的新世界。世界正处于历史的拐点，财富和权势正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个拐点和转折，就是从有霸世界向无霸世界的转折、转型。中国的崛起，正带动着一个新世界的崛起，推动一个多极化无霸世界的形成。
中美两国战略博弈，将深刻改变世界面貌，也将深刻改变两国的命运。在这场战略大博弈中，美国将完成由霸权国家向非霸权国家的转型，美国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后一个”霸权国家。而中国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霸权的世界冠军国家。
世界霸权，美国不谋求连任，中国不谋求接班。这才是中美两国应该互相承诺的“战略再保证”。
“抢救美国”：霸权不是美国的生命线
美国真的到了需要抢救的时候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要与中国“同舟共济”，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心情。
“抢救美国”，从金融危机中抢救，给予支持和帮助，是具体抢救。要实行根本抢救、总体抢救，就是要帮助美国克服“霸权病”，这是一个威胁世界也断送美国“国运”的政治致命病症。
美国的各种困扰，有一个总的根源，实际上是“霸权困扰”；美国的各种危机，根源在于“霸权危机”；美国的衰落，实质是“霸权的衰落”。因为在当今世界，靠霸权兴国，靠霸权强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凡是坚持持续世界霸权的国家，都必然要走向衰落、没落。只有向“非霸国家”转变，向“无霸世界”前进，才能够从根本和长远上摆脱战略被动。
世界霸权，是世界强国的癌症。大国会为霸权而丧命。历史的逻辑是霸权亡国、霸权误国、霸权衰国。世界霸权对于美国来说，是一条衰落之路、没落之路。世界霸权是一个威胁世界也威胁美国的战略陷阱。要把美国从这个战略陷阱中拉出来。更确切地说，美国要实行自救，要自觉从世界霸权的陷阱中跳出来。美国战略的根本问题不是警惕和害怕别人挑战它的霸主地位，而是抢救自己尽快跳出霸权陷阱。
美国未来的前途和出路，在于彻底转变靠霸权兴国、靠霸权强国的战略思维,把美国从霸权思维、霸权战略、霸权目标中解放出来，实现国家的根本转型，就是由霸权国家转型为非霸权国家，成为世界上的正常国家。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革命。
让世界“告别霸权”：中美博弈的使命与贡献
中美矛盾的实质在于，美国的战略追求，是维持单极化、持续其世界霸主地位。而在世界多极化的大潮中，中国是立在潮头并且快速崛起。中国和美国矛盾的核心，是国际秩序的未来是单极还是多极；是建设一个多极化的民主世界，还是建设一个单极化的霸主世界；是持续“有霸世界”，还是终结世界霸权，创造“无霸世界”。
近代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博弈，都是围绕世界霸权的更替进行博弈。每次博弈的结果，都是旧的霸权终结，新的霸权开始，这成为大国崛起的宿命，成为大国博弈的循环。
21世纪中美两国的大国博弈，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大国博弈。这种新型的博弈，新就新在：这种博弈不是围绕“世界霸权的更替”进行，而是围绕“世界霸权的终结”展开。中美战略博弈的历史使命和历史结局，就是实现世界霸权的历史终结。
中国和美国，应该对世界有一个“战略保证”，有一个“战略承诺”，那就是以“终结世界霸权，创造无霸世界”为使命，做到：美国不做世界霸主，中国不争世界霸权，像奥巴马提出建立“零核世界”那样，提出建立“零霸世界”；像提出建立“无核世界”那样，提出建立“无霸世界”。
每一个冠军国家的出现，都将开辟一个时代。开辟中国时代，是中国的历史责任，是中国崛起和复兴的成功标志，也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中国时代，在本质上，是世界的“黄福时代”。孙中山在批判西方所谓“黄祸论”时指出，未来的中国时代，不是一个“黄祸”时代，而是一个“黄惠”时代、“黄利”时代、“黄福”时代。中国时代，不是中国威胁世界的时代，而是中国造福世界的时代。
中国时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确立在世界的领袖地位，发挥对国际社会的引领作用。
2009年7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上，时代周报记者就一系列热点问题与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展开对话。记者提问：“世界格局是否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普罗迪回答：“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微笑的中国’，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又出席了G20峰会，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是空前的，没有中国，G20根本开不成，这显示了中国正一步一步地迈向世界领导者的行列。”
普罗迪关于“中国正一步一步地迈向世界领导者的行列”的说法，在国际社会已经是一种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领导者的行列之外，而现在正一步步迈向这个行列，中国应该进入这个行列，中国必须进入这个行列，中国也必然会进入这个行列。
迄今为止，所有在近代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都有不良记录，都有犯罪前科。它们曾经进行过侵略、殖民、掠夺，双手沾满鲜血。而中国崛起，则是文明崛起，是“干净”崛起。中国没有“发现”“新”世界，没有攫取殖民地，没有贩运奴隶，没有卖鸦片，没有侵略他国。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没有原罪的国家，出身纯正，历史清白，道德高尚。这是中国担当领导大任的重要道德条件。
西班牙犯下了宗教迫害的原罪。例如1526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下令，每支船队必须携带传教士同行，否则不得离开港口。1532年查理五世请求教皇派200名传教士前往拉丁美洲。根据著名传教士拉斯·卡萨斯的记载，西班牙征服者每征服一个地方，就宣布一道命令，用最残酷的死刑和武力胁迫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并且接受西班牙国王的统治。拒不服从者，立刻处死。安的列斯岛原来有300万印第安人，1514年减少到14000人，最后只剩下200人。
马克思说：“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经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21875镑贿款，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被人们称为“强盗中的强盗”的日本，有野蛮屠杀人类的原罪。日本的残忍，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出了名的。1894年11月，日军攻占大连、旅顺，到处烧杀掳掠。在旅顺大屠杀中有两万中国人遇难，只留下收尸队36人免遭杀害。欧洲和美国的报刊报道了日本军队的暴行，《纽约世界报》谴责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在日本侵华战争的15年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其中死亡20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菲律宾人民战死和被屠杀者达111多万人，越南人民仅仅1944-1945年一年就被饿死200万人。印度尼西亚被抓走的劳工死亡大约有200万人。在马来西亚被日军屠杀者超过10万人。在泰国和缅甸，仅仅强制修筑泰缅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的暴行一项，就死亡战俘1.2万人，死亡劳工大约25万人。
中国，作为一个没有原罪的国家，是最有资格担任世界领袖的国家。
一个民族的文化优势、文化底蕴，是担任世界领袖国家的文化条件。美国人只有一种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中国是人类各种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博物馆、集散地。中国人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古代文化，这是在世界古典文化系列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传统文化；中国人集中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陷于曲折和低潮中都没有倾覆的革命文化；中国人又是改革开放中最大规模和最成功学习吸收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从而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开放文化。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海纳百川的大文化，中国有做世界领导者的优秀文化基因和文化素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当强国，而不是领袖”，这很值得商榷。把中国崛起、中国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限定在“当强国”而不是“领袖”，这种论调虽然在美国人听起来舒服，但是，对中国崛起与复兴进行这样的限制，无疑是一种自我遏制。中国在21世纪的大目标，决不能只局限在当“强国”上。
全球化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人类同舟共济的一艘大船，谁来做这艘大船的掌舵人，关系到全球的前途和命运，而美国继续担当这个舵手，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大家对它也越来越不放心。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再次引起世界媒体对中国担当世界“领导者角色”的热议。《华尔街日报》写道：“焦急的国际社会，正指望中国承担领导者角色。”
引诱中国过早地走上世界领导者角色，可能是美国的一个陷阱。但是这个世界大船也的确不能老是由美国人掌舵，因为正是美国这个船老大，把世界搞得危机四起，把这艘大船搞得千疮百孔。中国要救自己、救世界，就要有当舵手的准备。当然，由于世界大船情况复杂，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多极化世界逐步形成，恐怕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为世界掌舵了。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中国不当领袖国家的理由。
领袖国家不等于“霸权国家”。英国和美国都曾经是世界的领袖国家，它们也都是世界的霸权国家，但是这并不能决定在后美国时代的领袖国家就必然是霸权国家。中国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的意义，就在于终结领袖国家和霸权国家的血缘联系，创造一个领袖国家不是霸权国家的奇迹，开辟一个有领袖国家而没有霸权国家的世界历史新时代。
民主国家，不是“无领袖”的国家，而是民主产生领袖的国家，是产生民主领袖的国家。民主世界，多极化世界，也不是无“领袖国家”的世界，而是没有“霸主国家”的世界。民主世界需要的是不称霸的“领袖国家”，多极化世界更需要能够使世界和谐的“领袖国家”。所以，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民主世界都需要领袖，只不过这个领袖是民主产生的，是高度民主的领袖，而不是君主式的领袖，不是霸权型的领袖。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家，能够走上领导岗位，当然要量力而行，要有一个过程，即使当上了舵手，也要联合大家共同掌舵。如果因为舵手任务重，就根本放弃中国“领袖国家”的大目标，永远只是乘坐在美国人当舵手的大船上，实际上是缺乏自信心，也缺乏进取心。
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决不当头，这是一个精辟的战略思想。而对“不当头”的思想，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由于以前的世界之“头”，都是霸主，当头就是当“霸主”，当头就是称霸，这样的“头”当然永远不能当。以前有些国家当“头”，是当的联盟之“头”，就是在全球和地区竞争中，一些国家组成联盟和另一些国家组成的联盟进行对抗，在这样的联盟当“头”就是当“盟主”，这样的“头”，中国也不能当。但是，中国不在霸主和盟主的意义上当头，并不等于在一切问题上不出头，并不等于在世界上永远不发挥领袖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上发挥火车头的牵引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上发挥和谐作用，在应对全球难题、加强国际合作上发挥带头作用，中国对整个世界进步发挥引领作用。对外，创造稳定、公正、和平的国际新秩序；对内，让老百姓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所以，21世纪的中国，既要当强国，又不能拒绝当领袖。
中国有做世界第一的千年履历和经验，有做领袖国家的优良传统，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第二次走向世界第一，再创冠军国家的辉煌。中国经历了兴起——衰落——再崛起的历练，从世界第一，到落伍挨打，再到新的世界第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领导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中国走上世界领导岗位，一定是最优秀的领导者。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胸怀，有两个伟大表现：一是在当时全球普遍实行君主制的大环境下，在一些军官推举他当君主的情况下，他坚决拒绝了君主制的诱惑，为美国开了“共和制”的先河，使美国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先进的共和制国家。二是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连任两届之后，在举国上下期盼和各界一致推举他竞选连任第三届总统的情况下，他坚决不肯，又开创了美国总统“任期制”的先河。华盛顿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胸怀，也应该成为一个领袖国家的胸怀。华盛顿在国内政治中的胸怀，也应该成为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榜样。
美国在全球领导权问题上要学习华盛顿。国家发展和个人一样，也要不贪恋权位。这是美国的文明和开明，也是世界的幸运和福音。
值得欣慰的是，美国人民并不是美国霸权的拥护者，而是民主世界的拥护者。亨廷顿指出：美国官员“赞美美国是仁慈的霸主”，把美国标榜为“第一个非帝国主义式的超级大国”，而“1997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13%的人期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而74%的人则希望美国同其他国家实现权力共享”，“美国缺乏一种建立单极化世界的国内政治基础”。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国际社会的领袖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的霸权国家，是霸权性质的领袖国家，这些领袖国家同时是霸主国家。而未来中国作为世界的领袖国家，就是要改变这种性质，第一次实现“领袖国家”不等于“霸权国家”的根本转变，成为后美国时代的第一个非霸权性质的领袖国家。
自从欧洲航海家们通过地理大发现，通过地理大串联，把地球各个地域分散的地区社会联结为国际社会以后，在地球上就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就是“国际秩序”的需要，就是领导世界与管理世界的需要。而国际秩序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国际社会的历史已经有500年，而真正理想的国际秩序至今没有真正形成，国际秩序要达到像国家秩序那样的程度，还有相当遥远的道路要走。
关于世界领导权发展演进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霸主”阶段，即强者为主、强者为霸的阶段。从1648年的30年战争以后开始，国际社会开始有了第一个国际秩序，进入通过战争产生霸主，依靠霸主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时代。在霸主时代的典型霸主国家是英国和美国，霸主时代的国际秩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阶段从1648年至今，已经经历了三个半世纪。
第三阶段是“民主”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标志是中国走上领袖国家的岗位，是国家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社会的民主化。
中国走向领袖国家的道路，就是一条从“自立于林”到“木秀于林”，从融入国际体系到主导国际体系的道路。没有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就没有融入世界的资格。而融入世界，与世界接轨，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必须有所作为，成为引导世界、主导世界、领导世界的领袖国家。
后记
基辛格解读《中国梦》：“中国必胜”与“中美双赢”
《中国梦》一书在2010年1月出版。《中国梦》一书抒发的壮志豪情，集中体现在四句精彩的语言中：“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创造中国时代，建设无霸世界”。
《中国梦》在大陆出版以后，中国香港出版了繁体字版本。港版《中国梦》的腰封上写着：“中国大校的强国梦引起中外媒体、学者专家、网络论坛热烈讨论。路透社、BBC、《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竞相报道。”该书“集学术研究、现实政治、舆论焦点于一身，融理性分析、民族豪情、忧患意识于一体”，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看的一本书”。
世界著名战略家基辛格2011年5月出版了《论中国》。基辛格在《论中国》第十八章“新的千年”中，在中华“民族命运大讨论中的必胜主义观点”一节中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过后，随着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蔓延开来，一些非官方和半官方的新声音开始质疑中国‘和平崛起’的提法。在这部分人看来，胡锦涛对于战略趋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西方世界仍然是一种危险力量，它决不会坐视中国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应当巩固取得的成果，明确寻求世界强国乃至超级大国的地位。”
“两本广为传阅的中国图书成为了这一思潮的象征：一本是2009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另一本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这两本书都极富民族主义色彩。其理论出发点是，西方比以往公认的要弱得多，但‘一些外国人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与西方之间正在发生权力转移’。鉴此，中国应该定立一个‘大目标’，摆脱自疑与被动，摒弃渐进主义，重拾历史使命感。”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官刘明福在其2010年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将国家的‘大目标’定义为‘走向世界第一’、开辟中国历史上新的辉煌。他写道，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就必须取代美国。”
“刘明福预言，中国的崛起将开启亚洲繁荣的黄金时代。届时，中国产品、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将成为全世界的标尺。整个世界将变得十分和谐，因为中国的领导方式比美国更加精明与温和，而且中国不会称霸，仅仅将自身角色限定在担任各国的代言人。（刘明福还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古代帝王这一角色的益处，形容他们在弱小国家的国王面前扮演着仁善的‘兄长’角色。）”
“刘明福不赞同‘和平崛起’的提法，认为中国无法单纯依靠传统的‘和为贵’思想维护新的国际秩序。他写道，由于大国政治具有竞争性和不道德的一面，中国唯有发扬‘尚武精神’并发展足以遏制或击败对手的军事力量（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崛起（以及世界和平）才能够实现。因此，中国除了‘经济崛起’之外，还需要‘军事崛起’。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取战略优势，中国必须做好军事和心理上的双重准备。”
“在此讨论的这两本书，包括其对所谓中国‘精英’消极态度的批判，若执政精英们决意出手干预，就不会得以出版或成为全国轰动一时的话题。这是不是某个政府部门用以影响国家政策的手段呢？它们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成年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态度吗？中国领导层对这一讨论放任自流，是否是一种心理策略，旨在让全世界了解中国国内的舆论压力，并且开始重视这一因素呢？抑或这是否仅仅说明中国变得更加多元化，允许更多人发表个人见解，而且审核部门的观念也变得更加开放，总体上对民族主义的呼声更为宽容呢？”
基辛格在《论中国》后记“历史会重演吗？”中“克劳备忘录”一节中指出：“在分析中将国际事务解读为一场旨在夺取战略优势的不可避免的争斗的，也不仅限于西方的战略家。中国‘必胜主义者’的思路与之极其相似，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从新兴大国的视觉看待这一问题。而克劳代表的是维护自身传统地位的既有大国英国。第18章中讨论过的刘明福大校的《中国梦》一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刘明福看来，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中美都必然发生冲突。中美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竞赛’，是一场‘世纪对决’。此外，中美竞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零和游戏；最终结果不是完胜就是耻辱的失败：‘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基辛格点评《中国梦》，说作者不赞同“和平崛起”。其实，作者的本意，是不相信美国能够允许中国和平崛起。为了保障中国和平崛起，必须准备应对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必须准备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战争遏制”。
基辛格给作者戴上了一顶“必胜主义者”的帽子，其实，作者的本意是，中美双方如果互为“敌手”，在罗马角斗场搞你死我活的“角斗比赛”，不惜热战，势必同归于尽；中美双方如果互为“对手”，在拳击比赛场搞你败我胜的“拳击比赛”，不惜冷战，势必两败俱伤；中美双方如果互为“选手”，在田径赛场上进行你追我赶的“田径比赛”，虽然会有你先我后的位置变换、会有冠军亚军的名次之分，但是双方都会刷新纪录、创新成绩。比超越别人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超越了自己，都赢得了自己。这不就是一种“双赢”吗？作者对“中美田径赛”中中国“夺冠”的前景，具有“必胜”的信念，但是并不认为美国“必败”，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并不是美国的失败，一个在比赛中创造了超越自己原来成绩记录的亚军，比一个在比赛中成绩没有新突破的冠军，更有价值，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