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一
一﹑“转轨”概念的逻辑陷阱
两种不同理解﹐对前者来说﹐彼岸模式既定﹐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惯例接轨﹐用不着争论。最大的危险在于左倾回潮﹐走回头路。所以﹐认准了市场化的大方向﹐步子越大﹑越狠﹑越彻底﹐距离过去的计划经济越远﹐改革开放越发不可逆转﹐为此不惜“休克”﹐死而后生。对后者来说﹐彼岸模式未定﹐经常很难判断哪一脚是前进﹑哪一脚是倒退﹐过去吃够了模式牵引实践的大亏﹐谨慎稳妥﹐因势利导﹐图的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发展。
毋庸讳言﹐两种不同认识的出发点﹐理念上大相径庭。改革初期﹐从过去的极左灾难再出发﹐大家都要发展市场经济﹐志同道合﹐团结奋进。“摸着石头过河”﹐不管是找石头垫脚﹐还是探索彼岸模式﹐都必须脚踏实地向前进。“夫唯道﹐善贷且成。”改革开放不前进﹐方向道路的理论研究﹐也很难总结﹑提高。即便有些矫枉过正﹐从“只管方向不管产量”变成“只管产量不管方向”﹐不过正不能矫枉。即便有些埋头苦干的﹐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物化成易于计量的GDP﹐不争论﹐不耽误功夫。
国际惯例正在惯成美国惯例。让巴顿打得狼奔豕突的德国青年崇美﹐让原子弹炸得天昏地暗的日本青年崇美﹐把美军高科技打得铩羽而归的越南青年也崇美。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共产主义理想烟消云散过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美丽尖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去得了的人间天堂。美国乃当今世界第一大而强国﹑富而美国﹑自由而民主国﹐所有各国努力学习的榜样﹐努力奋斗的方向。笔者曾在美国念过两年书。多数教授的教育哲学简明易懂﹕美国先进﹐你国落后﹐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倘若你国想通过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当然改得越像美国﹐发展越快。
表~1﹕机械和其它技术从中国向西方的传播（单位﹕世纪）
技术项目
（a）龙骨车
15
（b）石碾
13
用水力驱动
9
（c）水利冶炼鼓风机
11
（d）旋转风扇和扬谷机
14
（e）活塞风箱
约14
（f）提花机
4
（g）缫丝机（一种用来把丝均匀地绕在卷筒上的转轮出现在公元11世纪﹐而水力在公元14世纪才用于纺织作坊）
3~13
（h）独轮手推车
9~10
（i）帆车
（j）磨车
12
（k）高效挽畜挽具（胸带）
8
颈圈
6
（l）弩
（m）风筝
约12
（n）竹蜻蜓（陀螺）（用细绳抽旋转）
走马灯（活动画片玩具）（上升的热气流使其运动）
约10
（o）钻井术
（p）铸铁
10~12
（q）“卡丹”挂环（游动常平吊环）
8~9
（r）拱桥
7
（s）铁锁吊桥
10~13
（t）运河闸门
7~17
（u）船舶和航运原理
10
（v）船尾舵
约4
（w）火药
5~6
用作军事技术
（x）磁铁指南针（天然磁石勺）
使用磁针
用于航海
2
（y）纸
印刷术（雕版）
活字
金属活字
1
（z）瓷器
11~13
即使那时候咱就听了今天的﹐洗心革面向西方转轨﹑变型﹐学西方不就成了学自己﹐可怎么操作呢﹖
二﹑超越五种社会形态
历史演进的实际进程明明是﹐没有中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不会有欧洲资本主义崛起。发人深省﹐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前后提出“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八大提出“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13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今天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都直接体现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较这个真儿﹐决非鸡蛋里挑骨头。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不能解释欧洲从希腊罗马的辉煌“进化”到黑暗的中世纪﹐不能说明为什么不在中古时代生产力最发达的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自然难以成为落后东方抢先实践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沃勒斯坦怀抱的极度苦恼﹐具有超大现实的政治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接受进步的进化模式是一个大陷阱。……进步的思想为社会主义辩护﹐同时也就为资本主义进行了辩护。在向无产阶级唱赞歌之前﹐人们很难不先颂扬一番资产阶级。……由于衡量进步的标准是唯物的﹐进步的思想就可能被用来反对一切“社会主义实验”。
三﹑历史哲学超历史
东方落后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该不该夺取政权﹐超越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探索振兴道路的大是大非。党内关于如何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的左右之争﹐与根本不该搞社会主义的反共立论﹐紧密纠缠在一起﹐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最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能动作用﹐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哲学工具。“众妙之门”在于把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一般从特殊中来﹐存在﹑体现在特殊之中﹐却不等同﹑不可直接还原特殊。一般对特殊的指导意义﹐在哲学抽象的方法论﹐不能当成代替具体实践的先验公式。马克思抱怨“给我过多侮辱”﹐诸多困惑的学者反复引用。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台湾讲话“历史吊诡”。马克思主义越是在世界范围发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特殊越是广泛而充分地体现一般﹐科普式的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越发容易把握不住二者之间的微妙﹐罔顾马克思黑体加重的强调﹐明确地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民主党﹑俄国布尔什维克﹑朝鲜劳动党﹑古巴的卡斯特罗﹑柬埔寨的哥尔布特……﹐马克思主义光芒万丈﹐五种社会的进化公式全球普世。然而﹐佛学≠佛教。迷信代替不了哲学。大道无所不在﹐处处体现﹐放之四海皆准﹔因为确实有﹐所以真的无—消化起来营养丰富﹐不宜拿来直接套用。后人﹐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徒﹐硬塞给马克思过多的侮辱。悖入早晚悖出。否定之否定到世纪末﹐改西风压倒东风了﹐阶段论从进攻转防守﹐从主动变被动﹐越发吊诡得性命攸关﹕全球经济一体资本主义化﹐全球政治一体去共产党化﹐最后一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最后一部分社会主义﹐理论上站不住脚﹐缺乏逻辑支撑﹖
耐人寻味的是﹐海外学者批评﹑调侃大陆学人削足适履五种社会﹐不等于自动挣脱两种或三种社会形态﹐从落后到先进﹑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依次演进的宿命公式。把人类进步的社会形态从五种缩减到三种或两种﹐单算数目字﹐多少笑百步之嫌。学术躲不开政治的要害是﹐既然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失败﹐擢发升天共产主义﹐毋庸赘论。共产主义拜拜了﹐共产党这段历史﹐怎么说﹐理论上﹐学术上﹐感情上对不起﹐都是迷失方向的多余弯路。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如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
中共领导人﹐尤其毛泽东﹐从农村起家﹐在取得政权后﹐仍以农村社会的经验为其建国方针﹐中共数十年﹐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都不外尝试以农村经验改造中国﹗
偏偏一猛子叶落归根的南怀瑾﹐从心所欲不逾矩20年﹐2004年在太湖大学堂﹐化外之人画外音﹐振聋冇发聩﹐石破天不惊﹗
共产党统一了这个大国以后﹐几十年来﹐有一件事情﹐我们历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贫。大家穷﹐全体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贫﹐全国中山装﹐男女穿一样﹐吃的一样﹐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样有钱。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特点﹐领导了全民均贫﹐这并不坏哦﹗这个问题今天我第一次讲﹐请你们学经济的学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贫也是难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国仅管穷﹐都有饭吃﹐都有衣穿。
南怀瑾的道理﹐现代化到今天﹐三言两语说不清了。相信在场听讲的衮衮诸公﹐未见得人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过﹐有一条《亮剑》似的明明白白﹐没法儿装看不见﹕天人古今的老人家心里﹐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与市面上齐声高歌转轨﹑变型的世界潮流﹐风马牛不相及﹗
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阿拉伯古代酋长不耽误现代化。古怪得很﹐什么事一到祖国大陆﹐顿时哪儿哪儿都不对头了。即便不谈几个社会的进化公式﹐抽象说现代化﹐从古代到现代﹐从过去到将来﹐只要早晚得跟国际惯例接轨﹐国际惯例千条万条﹐唯独没有共产党掌权没完没了这一条。不管党内有过多少你死我活的左右之争﹐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怕说话难听﹐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东拉西扯的理由再多﹐历史逻辑只认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必然性。
纵观中共捣乱现代化的历史﹐无论夺取政权之前﹑之后﹐一路吃尽“左”的苦头﹐多次濒临灭顶之灾﹐无数暴民尸积如山。连惨遭黑帮毒手的陈独秀右倾路线﹐还是农村痞子运动酿成的恶果。看得见的原因是﹐多次党内路线斗争﹐总有干事无能﹑整人有术的小人兴风作浪﹐严厉打击﹑残酷迫害革命同志﹐心狠手辣﹐令人发指﹗看不很清楚﹐共产主义海市蜃楼在朦胧中频频招手﹖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实事求是发展经济﹐脚踏实地改善民生﹐深刻检讨“左”的错误﹐党内外总算形成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派大臣出国考察各国政治﹐标志清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转变极其痛苦﹐然而又是巨大进步。从此﹐中国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拉开了序幕。
不幸的是﹐1905年9月24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声如潮﹐人们载歌载舞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受重伤﹐载泽受轻伤。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爆炸﹐反映出革命党人对其他反专制的力量非常不宽容。其实﹐革命党人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
从前的“高大全”是杨子荣﹐现在的“高大全”是座山鵰。可恨大汉奸搅黄了老佛爷的民主宪政﹐不然﹐咱现在胸前飘领带﹑脑后梳辫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亦乐乎﹖进﹐有普世价值指引﹔退﹐有尊孔祭祖托底。只可怜中间这段拖累了国民党的暴力革命﹐从此再没人待见﹐上下不连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念“天地之悠悠”了……
在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如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难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也尚未放开﹐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和国有部门依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而且“国进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时有发生。
引用及参考书目﹕
S.A.M.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5。
（美）蔡爱眉﹕《起火的世界》﹐（香港）泰德出版有限公司2004。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曹天予主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人民出版社1962。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
ChrisBrazier﹕《另类世界史—打开历史广角》﹐（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2。
RaymondDawson编辑﹕ThelegacyofChina（《中国的遗产》）﹐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1993。
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
樊树志﹕《国史16讲》﹐中华书局2006。
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人民出版社1988。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2。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断》﹐商务印书馆2006。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新世界出版社2008。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黄仁宇﹕《近代中国的出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
金一南﹕《苦难辉煌》﹐华夏出版社2009。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
CatherineKeyser﹕《体改所与政策制定—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9。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世界书局1998~2000。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历年出版。
《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李约瑟文献中心编﹕《李约瑟研究》第1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
G.E.R.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林博文﹕《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00。
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海天出版社2005。
刘德增﹑孙明良﹑刘英伟﹕《亚细亚文明》﹐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吕振羽﹑裴文中﹑尹达﹑杨向奎﹑田余庆﹑唐长儒﹑邓广铭﹑韩儒林﹑吴晗﹑郑天挺﹕《大师讲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罗素﹕《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黄山书社2008。
《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1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马立诚﹕《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2004。
孟令骞﹕《半夜鸡不叫》﹐亚洲传媒出版社2009。
南怀瑾﹕《老子他说》续集﹐（台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南怀瑾﹕《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台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
南怀瑾﹕《中国文化泛言》﹐（台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南怀瑾﹕《历史的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Peter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钱穆﹕《现代中国文化论衡》﹐三联书店2006。
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钱穆﹕《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钱穆﹕《中国文化丛谈》﹐（台湾）三民书局2001。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79。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史景迁（JonathanD.Spence）﹕《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台湾）时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
史景迁（JonathanSpence）﹕《“胡闹领主”毛泽东﹕永不休止的颠覆与冒险》﹐（台湾）左岸文化2006。
史景迁（JonathanD.Spence）﹕《追寻现代中国》﹐（台湾）时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1。
（韩）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孙中山﹕《三民主义》﹐（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
CharlesSinger﹑E.J.Holmyard﹑A.R.Hall﹑TrevorI.Williams编﹕Ahistoryoftechnology（《技术史》）﹐OxfordUniversityPress1957。
索飒﹕《彼岸潮涌﹕拉丁美洲随笔》﹐（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唐德刚﹕《晚清70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读美国近来战略研究》﹐（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
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对萨克斯和科尔奈的批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原英文版﹕China’spriceandenterprisereform﹐London﹕MacmillanPressLtd.1998。
王树增﹕《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海南出版社2004。
王钱忠主编﹕《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李约瑟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
王钺﹑李兰军﹑张稳刚﹕《亚欧大陆交流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卫建林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7。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卫建林（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三联书店2000（“文甘君”为笔名﹔见《卫建林自选集》前言）。
夏宇立﹕《史说长征》﹐（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笑蜀﹕《大地主刘文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杨奎松﹕《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杨继绳﹕《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
于光远著述﹑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
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香港）Roundtablepublishing2006。
翟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张木生﹕《超越左右说实话—财税体制与政府行为》﹐（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新星出版社2006。
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艰难的探索—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俞辛焞再三强调﹕“日本是抓住他们的希望﹐迫使他们租借或割让东三省的。……‘满洲’租借或割让要求是益田孝﹑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先后提出的﹐并胁迫孙承诺。……但中方却至今尚未发现有关的资料﹐如中方也有发现﹐此问题方可下肯定的结论。……笔者认为﹐现在下此种结论为时过早﹐要对这么重大的问题下肯定的结论﹐非有孙﹑森双方的直证材料不可。尽管森的信函是直证材料﹐但那只是单方面的﹐孙的有关直证材料尚未发现﹐只有发现孙的直证材料才能下确凿的结论。其次﹐从森恪的信函中不能看出孙对‘满洲租借’的明确态度。”（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501~516页）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