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耕地细碎化、农业竞争力弱以及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等一系列的挑战。基于此种现实情况，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道路。而现代化农业的本质是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Schultz，1964）。因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二、经验事实、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本事实
（二）中国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1.农户层面的内部规模经济。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改革之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的土地细碎化等问题阻碍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制约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继续提高。然而，随着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农业劳动力快速减少，在政策引导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并走向集中，这种土地要素的重新配置促进了农业产业的集聚发展。而农业产业集聚又进一步推动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集中，扩大了单个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增加资本投资，促进技术进步与扩散，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可以通过降低人地比例关系，从而提高劳均土地占有量，促进劳动平均产出水平的提高（魏巍和李万明，2012）。此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农户可以通过批量采购农业生产资料、大量使用农业机械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单产，结果提高了土地生产率（Kevane，1996；Kawasaki，2010），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3.城市层面的城市化经济。城市层面的城市化经济（多样化经济）指的是在城市层面的规模经济，城市起到了“仓储系统”的作用，产业集聚使得城市范围内的规模报酬递增，它对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经济（Jacobs，1969），这类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效应能使所有的企业都受益。我们认为，农业产业集聚可以使城市内大量的农户和农业企业更加方便地共享城市化经济带来的益处，在城市范围内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譬如，可以通过共享城市机械生产技术的进步，降低农业机械采购成本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假说1：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整体快速增长；同时，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地区差异导致了各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异质性”。
假说2：农户层面的内部规模经济、产业层面的地方化化经济和城市层面的城市化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是农业产业集聚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机制。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与变量设定
依据以上理论分析，构建如下回归模型，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OLS）对研究假说1进行验证。
另外，还引入了可能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外部因素变量（${Y_{dt}}$）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产业结构（IS），用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度量。（2）产业结构高级化（IA），参考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度量。（3）财政支农数量（CA），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林水利事务部分度量。（4）城市化水平（CL），用城市化率度量。（5）城市地理区位（LO）和城市地形（TE），Polyzos和Arambatzis（2005）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受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因此，把城市地理区位引入模型，并将全国分为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和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分别设为1和0。把城市地形引入模型，如果该城市的主要地形是平原及盆地则设为1，否则设为0。
四、假说检验与结果讨论
这主要是因为：（1）农业产业集聚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扩大了农户层面的土地经营规模，实现了内部规模经济。（2）农业产业集聚通过众多农户和农业企业的集聚，结果使单个农户和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在产业层面实现了地方化经济。（3）农业产业集聚通过众多农户和农业企业向同一城市集聚，农户和农业企业可以更多地共享城市化经济带来的收益，在城市范围内实现规模报酬递增。（4）内部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与扩散、增加资本投资、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劳动平均产出水平，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研究假说1得到证实。下面将具体分析农业产业集聚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机制。
五、作用机制分析
（一）中介效应模型
上文分析表明，农业产业集聚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里将进一步尝试对假说2即农业产业集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假说2的逻辑是农业产业集聚通过农户层面的内部规模经济、产业层面的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层面的城市化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鉴于此，下面将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假说2的逻辑进行检验。
总效应方程式（2）与式（1）相同。
依据理论机制分析，式（6）在总效应方程基础上引入了农业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外部性效应（${Z_{dt}}$）作为中介变量，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SC）、地方化经济（LE）和城市化经济（UE）。
（二）作用机制检验与讨论
上文计量检验表明，农业产业集聚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里将进一步对假说2即农业产业集聚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假说2获得了验证。
六、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其中：式（7）为一阶段估计方程，工具变量$SR{L_{st}}$表示省$S$在$t$时期的人均公路通车里程滞后一期。式（8）为二阶段估计方程，各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二）进一步分析
1.分农业大市和非农业大市分析。农业大市和非农业大市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进一步分别考察农业大市和非农业大市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影响。本文将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在15%以上的城市设定为农业大市，共有93个城市；将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在15%以下的城市设定为非农业大市，共有182个城市。
2.分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的分析。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有所不同，其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可能有差异，这里将进一步分别考察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影响。本文将秦岭淮河以北的城市设定为北方城市，共有132个城市；将秦岭淮河以南的城市设定为南方城市，共有143个城市。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用了19992013年中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产业集聚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中国农业产业集聚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上升解释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快速性”，并且不同地区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差异能够解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异质性”。（2）中国农业产业集聚是通过农户层面的内部规模经济、产业层面的地方化化经济和城市层面的城市化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这一机制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农业大市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大于非农业大市。南方城市的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大于北方城市。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如何提高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对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评价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的作用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对如何更为全面地评价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耕地细碎化、竞争力弱以及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而农业产业集聚则能够通过农户层面的内部规模经济、产业层面的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层面的城市化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这一机制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为解决中国农业面临的棘手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其次，各地区应该以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加快土地流转，推进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农业产业的高水平集聚经济，以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后，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农业资源禀赋、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实施农业产业集聚非均衡发展策略，因地制宜地为农业大市提供精准化的政策支持，推动其农业产业集聚向更高质量阶段发展，并以此带动中国农业进一步向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农业大市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