鲨鱼不会攻击在北大西洋温带水域中游泳嬉戏的人们，也不能一口咬断游泳者的腿。191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当纽约人和费城人想要从内陆的酷暑中解脱，蜂拥至新泽西州北部海滩时，大多数鲨鱼专家都秉持上述看法。也是在同一个夏天，东海岸正被脊髓灰质炎疫情笼罩，市内游泳池纷纷张贴布告，警告人们在泳池游泳可能会染上“小儿麻痹症”。不过，泽西海岸被认为没有危险的掠食者出没。
彼时，奥特已游到万桑特身边，将他拖出海水，转移到了英格鲁赛德酒店的安全地带。万桑特的父亲想尽办法给他止血，却徒劳无功——伤口太深了。万桑特当场死亡，成为已知的第一个在北大西洋水域被鲨鱼袭击身亡的人，这让他的父亲和年轻的妻子悲恸欲绝。从那一刻起，两人每每看到泽西岛的大西洋海岸，便无法不想到水面下潜藏的鲨口。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1997年，当时一种以前在鸭子和其他野生水禽中传播，一直名不见经传的禽流感（H5N1禽流感）突然导致香港大量家禽死亡，引发了全世界对禽流感的恐慌。当然，随后便是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接着，2009年墨西哥暴发了猪流感，拉响了全球流感大流行的警报。这次流行消耗了大量抗病毒药物储备，投入生产的疫苗总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
猪流感并没有变成食人怪——它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美国和英国大多数年份普通流感的致死人数少得多，但在2009年春天，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当时，疾病专家正忙于应对禽流感在东南亚的再次出现，没人预料到墨西哥会出现一种新的猪流感病毒，更没料到它会具有类似“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特征——据估计，1918年那场大流感在全球造成逾5000万人死亡，堪称病毒世界末日。
这次脊髓灰质炎传播的范围如此之广，就像是美国人特别容易得上这种疾病似的。但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5年前瑞典也暴发了类似的骇人疫情。在那次疫情期间，瑞典科学家多次从患者小肠中找到脊髓灰质炎病毒——这是解释疾病真正病因和病理的重要一步。瑞典人还成功地在接触过无症状患者分泌物的猴子身上培养出了这种病毒，这加剧了科学家对“健康携带者”在两次流行病暴发之间充当病毒储存者的怀疑。然而，美国著名的脊髓灰质炎专家们忽视了这些见解。直到1938年，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们才拾起瑞典科学家的研究，证实无症状携带者的粪便中频繁检出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些病毒可以在未经处理的污水中存活长达10周。
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出现之前的时代，避免因该病致残的最好方法是在不太容易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幼儿期被感染一次，以获得免疫力。在这方面，污物是母亲们的盟友，让婴儿接触被脊髓灰质炎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不失为一种合理策略。到19世纪末，大多数来自贫困移民社区的儿童都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免疫力。反而是来自新式中产阶级家庭和富人区的儿童患病风险最大。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是如此，他十几岁时没有感染，直到1921年于新不伦瑞克的坎波贝洛岛度假时才染病，那时他已39岁。
这本书将描写这些事件和经过，以及为什么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预测流行病的到来，并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这些流行病的历史有些为读者所熟知，如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引发的恐慌，或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引发的恐慌；另一些如1924年洛杉矶墨西哥区暴发的肺鼠疫，或在华尔街股灾几个月后席卷美国的“鹦鹉热”，则可能不那么出名。但不管是否为大众所熟悉，这些流行病都揭示了一点，那就是新病原体的出现可以多么迅速地推翻医学常识，以及在缺乏实验室知识、有效疫苗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流行病如何具有引起不安、恐慌和惊惧的非凡力量。
诚然，媒体在这些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毕竟没什么能比恐惧更抓眼球了——但是，尽管有线新闻频道全天候的报道和社交媒体助长了传染病暴发引起的不安、恐慌和污名化，记者和博主在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媒介。我认为，通过提醒我们注意新的传染源，并将特定行为定义为“有风险的”，医学科学——特别是流行病学——才是这些不合理的、往往带有偏见的判断的最终源头。毋庸置疑，对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的更深入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流行病的能力，医学技术进步也无疑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前述这些知识在不断地滋生新的恐惧和焦虑。
在雅典瘟疫中，由于不明原因，疾病似乎没有影响到斯巴达人，也没有扩散到阿提卡边界以外的地区。但2000年前，城市和村镇彼此隔离，人和病原体在国家、大陆之间的传播途径要少得多。不幸的是，今天情况已非如此。由于全球贸易和全球旅行，新型病毒及其宿主不断跨越国界和国际时区，它们在每个地方都会遇到不同的生态和免疫环境。最真实的例子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东海岸的训练营中聚集了数万名年轻的美国新兵，随后他们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之间，为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的暴发提供了理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