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认为搞市场经济，失业是难免的；为了压低劳动力价格，认为需要一支劳动力后备军，促使劳动者互相竞争，劳动力应当在市场中流动。于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一大目标，就是“减中增效”，减少企业用工定额。采取“下岗”、“内退”、“提前退休”、“买断工龄”等等办法，结果造成三千万原来国有企业的职工失业下岗。
由于这三千万下岗失业是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方式，而政府对于失业登记又有专门规定，结果，政府公布的社会失业率始终只是在百分之四点几，同实际失业人数相比，是大大缩小了。
这些下岗人员，都是在各行各业国有企业中从事了较长工龄的、具有专业技能的生产骨干力量，他们下岗，就是现在技工缺乏的一大原因。现代大工业分工精细，一个产业工人，当然只能熟练、精通自己这一行的技能。原来，他们干一行，爱一行，是本业的行家里手，一旦下岗失业，再就业，就要他们改行，就得从头学起，有了困难，就被指责为“技术单一、素质低”，再就业困难。
许多用人单位招工人，都提出苛刻的年龄、性别限制，要求35岁以下，要男不要女，以致年龄稍大的、特别是女职工，再就业十分困难，出现了所谓的“40（女）50（男）部队”，此生再难找到工作。
下岗人员再就业，就是到同一个社会劳动力市场上去同农民工竞争，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也就同农民工相等了，用工资500元左右。可是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年龄较大，拖家带口，不像农民工回到乡下，还有土地为依手，他们没有缓冲条件，更加困难。
没有用人单位要的下岗工人，党和政府鼓励他们自己筹资搞工商业，美其名曰“自主创业”。其实，绝大多数下岗工人是没有资本的，怎么能“创业”？无非是摆小摊，当个体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下，在国内消费需要不足的情况下，失业者要做小买卖的人那么多，竞争激烈，加上城市、工商、交通、治安管理的种种限制，许多产业工人又不善经商，能够在做小买卖中成功的，只是其中的少数，许多小买卖亏本，开了又歇，陷入雪上加霜的苦境之中。
这三千万下岗职工，却是原来我国工人阶级的骨干力量。他们一般都有初中、高中的文化水平；有十几、二十、三十年的工龄；都有一门专业、交通、基建、财贸等等的专业技能；他们曾经长期组织在现代大工业和高度社会化的企事业单位中，经受了组织纪律、集体主义的锻炼；他们长期受到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级觉悟，是不愧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能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先进阶级队伍。
现在却被轻率地抛弃、涣散掉了。工人阶级是在企业中组成阶级队伍的，企业是工人阶级的摇篮和基地，工人阶级只有同企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才能形成。现在，下岗失业工人被迫同企业割断了关系，被分散到居住的社区之中，以自然人的居民身份，单个地同其他阶级成员一起相处，并且处于被轻视的失业者、无业者、不再要求他们发挥先进阶级作用的状况下了。三千万先进的、特别能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就这样被瓦解掉了，而二亿新生的、尚在形成中的、生产素质、政治素质都还较低的农民工成了中国工人阶级数量上的多数；三千万具有高度素质的中国工人阶级骨干力量的消失，这使今日的中国工人阶级素质大大下降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如何估量都不过分。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演变当中最严重的一个方面。
第一节导致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分散化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举措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们在力求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但受西方、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总是在不断提出他们的主张，并以之影响国是，反映到诸多改革举措上，并进而干扰了上至左右着社会发展方向。如其认为搞市场经济，失业是难免的，并且唯有失业才能提供一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后备军；又认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就需促使劳动力互相竞争，劳动力应该在市场中流动，劳动者应“少点主人观念，多些打工意识”。如此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随着改革的推演，竞成了主流意识。这从一个倾面反映了我国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状况。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五大报告指出：随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这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党和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
这种由“主流学者”、“精英人物”鼓澡了多年的说词转化而来的党的执政主张，打破了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这样一种早已成为定式的社会普泛认识，“创新”性地形成起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企业改革深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实至失业是难以避免的新理论。
国务院研究室曾对1997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西安、武汉、广州、成都、南京等十城市“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及下岗职工的比重情况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结果如下：沈阳市在1997年5月，公有企业（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下岗职工已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28.9%；上海市，职工下岗109万人次，比重为24%；天津市下岗职工的比重为20%，重庆、武汉、西安、南京的情况与之大体相类；北京、成都、广州等市下岗职工的比重略低些，大体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0%左右。综合十城市情况，调查显示，下岗职工约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
为使读者对此有进一步了解，这里录几份报载资料：
医疗费重压下的人伦撕裂——
重症母亲活着被亲人送殡仪馆
本报记者董碧水通讯员顾复琪
因为无钱支付医疗费，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这荒唐中带有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发生在浙江省台州市。
险些被火化的活人叫尤国英，今年47岁。她是在还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至亲送往火葬场的。
10月24日，尤国英因突发脑溢血栽倒在地，被紧急送进台州医院路桥分院。10月27日，因为没钱，其家人被迫提出放弃治疗，并要医院救护车将病人送往殡仪馆。幸亏殡仪馆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和好心人帮助，病人才被送回台州医院路桥院区继续接受治疗。
3天的治疗几手花尽全家积蓄，“全家商量”放弃治疗
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魏珍、丈夫魏德民。说起送母亲进殡仪馆的事，魏珍悲凄地说：“没办法，我们没有钱。如果继续治疗，我们担心医疗费无法偿还，连母亲的尸体都无法运回老家安葬。万般无奈，家人才决定放弃继续治疗。”
魏珍说，母亲被送进医院，动手术前就要交两万元押金。家里拿出了全部积蓄1万多元，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才凑齐了押金。
“可3天的治疗，就花了1万多元。”魏珍说，眼看押金所剩无几，而自己再没有能力筹集到医疗费，所以只好放弃治疗。“这是全家商量的。”她强调。
多次劝说，做工作挽留后，院方只得同意。值班医生杨爱群说，10月27日上午尤国英出院时，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有望好转。“我们都说放弃治疗太可惜了，但家人说经济困难，实在没办法。”
就这样，依然处于病危之中的尤国英被终止治疗。
家属哭求救护车司机将病人送往火葬场
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儿子4人全部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其家人将病危中的尤国英抬上120救护车，准备把她送到在新村的出租屋，然后再想办法运回老家。
但此时，运载着尤国英的120救护车已行驶在路上，走投无路的家人决定把尤国英送往台州市殡仪馆等死。家属们哭着对救护车司机说，尤国英已死，直接送她到火葬场。救护车司机让病人家属写了一张要求送疾仪馆的字条。
就这样，还未死亡的尤国英被直接送进了殡仪馆。
魏珍哭着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到现在我们良心上也过不去……现在父亲天天叨念的就是一句话：对不起妻子。”
收入微薄，有病难治。事情发生后，尤国英的家人一直承受着良心上的不安和道义上的谴责。他们说，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将自己还有救治希望的亲人送去火化，谁又会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让死神一步一步夺走生命而无动于衷？
魏珍对记者说，一天几千元的医疗费，就是一般的城市家庭又有多少能够撑得下去？何况像他们这样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天文数字。
放弃治疗，不是因为回天乏术，而仅仅是因为没钱。“送殡仪馆是等死，不送在家也是等死。”在尤国英的丈夫和家人看来，“都是死，就是地方不同”。
一位学者认为，在高昂医疗费的重压下，许多善良的徒统道德变得非常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殡仪馆送，只是这种重压下道德变异的一个极端。此时，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并非自觉，而是被一种强大的外力推动着，这种外力残暴地撕裂了人伦的底线。
已被换上寿衣的病人手脚尚能动弹，流着眼泪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看着尤国英的家人哭成一团的时候，却发现正在被换上寿衣的“死者”手脚尚能动弹，眼角沁出眼泪。
深感震惊的工作人员迅速报告。
了解真相后，台州市殡仪馆主任蒋云龙迅速吩咐工作人员报警，将病人送回医院抢救，并与有关部门联系，请求对病人实施大病救助。同时，自己带头向病人家属捐助了1000元，围观的人们不约而同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到10分钟，大家就捐了3800元。
有了热心人的鼓励，尤国英的家人重新拾起为她继续救治的信心。120也迅速派车，将尤国英接回医院。
此事在台州医院路桥院区传开后，医护人员纷纷向这位不幸的妇女捐款，医院全体职工为尤国英捐款8838.8元。
在重症病房，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尤国英。她仍处于浅昏迷中。
值班医生杨爱群说：“现在，尤国英的病情相对比较稳定，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那一次的周折，影响了尤国英的康复。”
（2005年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社保资金如何才能不被权力瓜分
朱述古
涉案金额达百亿的上海社保腐败窝案近日东窗事发，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被隔离审查，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被限制自由配合调查，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副总裁韩国璋被双规，宝山区区长秦裕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据悉，为了彻底查清此案，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常驻上海。（《新京报》8月27日）
资金额度的巨大和查处阵容的浩大，无疑是这条新闻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以为，上海社保腐败窝案东窗事发，再一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哪一个领域缺乏对官员权力的刚性约束，这个领域就可能成为饕餮者的盛宴。
其实，上海社保腐败窝集并非单一案例。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已先后查处了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870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6辆轿车使用权案、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918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600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等一批违规案件。（新华社8月21日）这些案件和上海社保磨败窝案呈现出共同特点：社保资金被管理部门随意支配甚至侵吞，已经接近于监守自盗。
必须承认，随着社保资金总额的增多，社保资金如何保值增值，确实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曾坦言：“一方面这些钱（按：指社保资金）必须运营，第二不能违规，第三还得多挣钱”（《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0日）。照理说，把社保资金的蛋糕做大一点，既可以减轻财政负担，也可以减轻职工负担，其动机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数额庞大的社保资金一旦被默许市场化运营，不仅自身面临风险，更唯免成为“红顶商人”盯上的一块肥肉，而手握重权的官员，就难免被收买。
从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目前披露的案情看，正是由于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勾结，才导致上海年金中心将数十亿的资金“大手笔”投资高速公路，甚至进军电气市场。在这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社保资金的流向是不知情的。社保资金被秘密拆借，联结起灰色资金链条，并法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社保资金不透明的管理状态，直接构成了官员与“红顶商人”违规支配社保资金的黑幕，致使劳动部和财政部1994年就已出台的关于社保资金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形同虚设。
“制度反腐”首先有赖于无懈可击的制度。社保基金管理暴露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保值增值的动机有什么问题，而是由于如何保值增的制度过于粗疏。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给我们的教训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完善约束官员的权力、社保资金如何避免成为管理部门的“自留地”、如何禁止官员凭权力支配社保资金的市场化流向，如何构建社保资金征缴、支付、管理和发放的科学运行机制，为社保资金寻找一种安全的增值模式，都应该成为“制度反腐”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006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
“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
看病就业贫虚差距是百姓三大“痛点”
看病难、看病贵成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董伟）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07年中国社含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蓝皮书指出，“看病难、看病贵”首次成为城乡居民眼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这3个“痛点”，正在侵蚀着中国老百姓对生活幸福的感觉。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4个月的入户调查，中国老百姓九成以上对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持比较乐观态度，相信“党和政府有办法管理好我们的国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认为是皙时的、可解决的。
不过，这并不表示人们对眼前的生活非常满意。调查显示，人们普遍不满意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如今的社会分配秩序，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处于下层或者中下层。
蓝皮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表示，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38%，而且继续低于投资率。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李培林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源于固定资产过资过快，另一方面也是医疗、教育和住房开支持续走高严重抑制消费的结果。人们在交完孩子的学费、付完看病的药费以及归还住房贷款后，已经没有多余的钱用于其他支出。
“令国和谐稳定调查”课题组进行的28省区市调查结果显示，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当中，控制住房变量之后，医疗已经成为家庭除食品外的最大开销，占到总消费的11.8%。“不管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我国历史上的消费结构相比，都是非常之高的。”李培林说，医疗费用的喷发式增长，使城乡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非常突出。在西部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昕在蓝皮书中分析认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已经让药品降低频于破产。2006年，虽然国家再次强制降价19种药品，但是和以往一样，只星让这19种药品从柜台上消失，换之以其他昂贵的新药，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再者，由于国家规定医院可以在招标定价的基础上，对每种药品进行15%的加价，以此作为利润，因此，面对同样一种药品，医院只卖贵的，不管疗效如何，“对患者来说，药品价格总体上没有降低”。
在就业和纹入差距方面，蓝皮书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李培林说，全年城镇登记决业率估计控制在4%左右，城镇登计失业人员835万。除高校毕业生因为扩招带来了严峻局面外，农民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为土地城市化快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2006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零起薪就业的忧虑
湖北武汉市严辉文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选择“零工资”就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期望实现“拿汗水换明天”。但是能否以白白流趟的汗水换来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的“明天”，最终还得寄望于用人单位尤其是老板是否开恩了。
众所周知，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应该和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而且用人单位必须支付不低于当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如果用人单位既用不着和大学生签合同，又用不着支付工资，甚至连个口头承诺也不需要，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等于是天上掉馅饼，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美事？而所谓零起薪就业，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都绕开了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从本质上看，就是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劳动赤裸裸的剥削。
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上，这几年欠债太多，民工讨薪难几成顽疾，现在又来了个零工资就业，劳动关系必将更加复杂。还是以笔者表妹为例，连他们自己都主动说了不要工资，哪里还能指望用人单位去“学雷锋”呢，未来的劳动关系局面将何以收拾？不能不令人忧虑。
面对零起薪就业的尴尬，我们的劳动部门不能静观其变，更不能坐视不管。我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厘清短期实习与劳动就业的界线。对于在校大学生两月之内的可视为短期实习，这个期间零工资，还未可较真；但是对于已毕业的大学生并辽与用人单位形成实质性劳动关系的，劳动部门要敦促用人单位与大学生签订劳动合同，支付至少不低于当地同行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对于零起薪，已经到了紧急叫停的时候了。
（200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想“当保姆”的女研究生宣布退出
当事人称“这件事已经偏离了它的本相”
本报记者闵捷
“女研究生要当保姆”，这条消息在短短几天内让四川的女研究生吴莉（化名）成为新闻人物。然而，近日又有新消息传出，吴莉因为遭到误解，压力太大，于6月22日向家政公司宣布自己“不干了”。吴莉自己的说法是“这件事已经偏离了它的本相”。戏剧性的故事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当保姆”的缘起
在6月17日成都一个家政公司的招聘会上，刚刚从四川一所高校生物专业毕业的吴莉填写了应聘表，既报名做家政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报名做家政。研究生做家政？这当即引起了在场记者的兴趣。吴莉解释说毕业后感到找工作很困难，尤其是自己的生物专业在国内少有人问津。7年的大学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至少为她花费了8万元左右，自己不能坐等工作，找个事干也能减轻家庭负担。
由于上大学时就干过家教，她报名做家政的主要意图是要寻找做家教的机会，同时通过进入家政业来积累经验，一年以后自已开一个主要针对白领的家政公司，或者到家政学院去当老师。如果一年以后计划落空。她再找别的工作。据了解，经过家政公司的介绍，她已经和在成都工作的一名“老外”达成了意向，主要负责其孩子的汉语学习。
舆论正反对峙
对此事持反对意见的人很多。记者采访了成都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多数对吴莉的选择无法理解。一位张姓同学说，再难找工作，也不可能让一个研究生给别人带娃娃。在成都媒体从业的张女士认为，研究生做保姆是一种对社会和公众资源的浪费。还有人认为，研究生培养中，国家投入的经费要大于个人，研究生选择知识含量相对低的职业----哪怕是个体经济回报比较高------也确实是人才的浪费。
支持吴莉的声言也有。在千龙新闻网上，一位叫“ql游客”的网民就表示：难道研究生就不能当保姆？研究生就一定得搞高科技的工作？保姆就得是顶多到高中毕业的才能当吗？另一位叫“有惑不解”的网民说：无论干什么得先能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再求更高发展嘛。
不堪压力退出
她感到委屈，自己到家政公司报名是想做管理人员，只是想兼职做些家教工作，但在大家眼里已经变成了想当保姆的研究生，“这件事已经偏离了它的本相”。
几天不得安宁的生活后，她于6月22日告诉家政公司自己退出了。
该家政公司负责人认为，吴莉之所以感到“这件事偏离了它的本相”，是因为她没有想当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保姆，而是希坚发挥她的专业优势、知识优势，为雇主提供家教、涉外家政等高端家政服务，舆论把她想做的工作与传统的保姆相等同，而且把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与此挂钩，引发争议，偏差自然产生。
他呼吁，社会各界应对大学生从事家政服务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宜动辄批评指责，把好不容易冲破世俗观念的大学生们又吓了回去。
此间观察人士指出，就算是公众准确掌握了吴莉到家政公司报名的意图，明白了事情的“本相”，她所要承受的压力也不会小，因为许多人还是认为研究生应该从事技术含量高的工作，而不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家政业。但在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当今，一个吴莉被传统观念暂时退回了“正轨”，下一个吴莉不久还会冒出来。
（2006年6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身价等同农民工”警示了什么
本报记者李斌
不久前，涉及25个省（区市）的53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接受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对今年外出务工的月工资平均预期达到1000多元。
与此相呼应的是，众多的调查数据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预期连连下跌，已降至1000元左右。
据此，有人得出“大学生身价等同于农民工”的结论。尽管许多专家认为这二者没有可比性，但他们同时认为，这其中透出的信号值得社会警示。
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结构性问题
“劳动力市场所释放的这个信号明显表明，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对比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预期的变化，意义正在于此。
张车伟解释说，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越来越多，而熟练技工却越来越供不应求。此外，在第三产业，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的就业潜力也很大。
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不同层次的大学定位一样，都在争夺同样的位置。他认为，一些高校必须转向培养技能型、生产型人才的领域，才会有竞争力。市场会熳熳引导这些高校走上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但在此之前的高校毕业生会付出代价。
“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前途无量，问题在于，现在高校的质量出了问题，不少人上了4年大学，实际什么也没学到。”北京大学教育经济学系副主任岳昌君说，大学生不可能越来越不值钱。说贬值，只是相对从前而言。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如煤矿等在产业升级后，会越来越需要大学生。
看似薪酬相近实际内容不同
国家统计局最近一项统计数据表明：知识和收入成正比。在2004年的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90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
在岳昌君看来，大学生找工作和农民工务工很不一样。前者就业以国企、事业单位、机关、外企为主，拥有非货币化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保障，工资上升的空间比较大。而农民工的工作没有什么保障，也没有别的收入，工资上升空间很小。
央视东方时空联系一家知名招聘网站所做的大型调查发现，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让许多大学生不再计较第一份薪酬的多少，他们更看重第一份工作的锻炼机会和在企业的发展潜力。在薪资期望上，毕业生把眼光放得更远了，有58%的人希望工作3年之后薪资涨一倍。
如何看待大学生与技工的性价比
据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介绍，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学生起薪低于蓝领工人很正常，因为后者是产值的直接创造者。
尽管如此，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认为，月薪1100元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只是目标工资。
一项权威调查表明，2004年农民工的平均月薪只有539元，“高级技工年薪10万元”，只是属于农民工中的极少数。
大学教育对一个人将来的生活会产生怎样潜称默化的影响，很难估量，但比较一名大学生和一名技工的培养成本就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后者的性价比似乎更高。
一名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有多高？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来自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
“专业不同，学生的培养成本也差别很大。一般来说，医科、艺术、工科的培养成本高，文科相对低一些。学校与学校的差距就更大。清华大学一名本科生1年的培养成本大约为5.2万元，而一般院校的学生，培养费用可能只需两万元左右。”
最好的扶贫渠道是职业教育
湖南省机械工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国家级重点技术学校，该院院长李晓明告诉记者，如果不考虑基本建设投入、设备折旧费和学生的生活费，只计算教师工资、福利、学生实习费用、水电等因素，学校培养一名中级数控工人，成本大约需要8600元，模具和普通车工的培养费用也在8000?左右。培养一名高级工的成本会高出1/4。而这些毕业生一般能拿到1000元的月薪。
据了解，随着制造类核心技术的提高，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也会更高，制造类职业教育的培养成本也会不断加大。而目前大多数职业学校的高技能教师短缺，课堂教育特征明显，职校的培善与市场需求脱节，这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
据教育部提供的数字，进城务工人员已占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从业人员总数的50%以上，但有80%的人员没有受过职业技术培训。教育郭部长周济有这样一个观点：农民工培训成本低，效益大；最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通过职业教育的转移，最好的扶贫是通过职业教育的扶贫。
（2006年2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双料留学博士之死的思考
事后，蒋国兵的妻子说，蒋国兵曾多次想回国，“但迟迟没有下决心”。笔者由此想到，蒋国兵宁可走上绝路也不愿意回国究竟是为什么？论他的工作、留学履历，均是许多地方急需的人才，回到中国也大有可为，但他还是走了。
近年在，国内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到了国外好好学，能留不来就留下来。”过去那种学成以后一定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的鼓励氛围越来越淡薄了。这个意设给出国学习的人压力很沉重。同时，随着国家的富强，出国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国内开始流传“考不上大学才出国”的说法。一些人认为回国的留学生不是骗子，就是在国外混不下去的人，国内有些单位甚至拒绝接纳留学生。这让许多有意报效的人心寒，其归国之心也渐行渐远。
在许多外国人纷纷到中国淘金的时候，我们的祖国更应该珍惜自己的儿女，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环境。
（2006年8月2日《报刊文摘》）
上录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这个任务目标根本就没有完成。不仅如此，而且更由于以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化为目标导向，在劳动人事、分配就业、医疗保障、住房等诸多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致使中国百姓、尤其是普通工农劳动者沦落弱势境地。
真正完成的是数以千万计的公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199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会后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7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召开全国养老保险制度和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会议，提出本月内所有下岗职工都要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工作要求。真是刻不容缓，急如星火啊！
而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是：普遍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加强对下岗职工的管理。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对象，主要是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正式职工（不含从农村招收的临时合同工），因企业生产经营等客观原因而下岗，但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其他工作的人员。……合同期未满而下岗的，也要安排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再就业服务中心有三项职能：负责为本企业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组织下岗职工参加职业指导和再就业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
为使国首企业职工下岗，又专门建立了三条保障制度，从而形成了所谓琼保障线。第一条保障线是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基本生活，中心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第二条保障线是三年期满未实现再就业的，应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享受不超过两年的失业保险待遇；第三条保障线是失业保险期满仍未就业的，可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准费。看起来，三条保障线，相互衔接，天衣无缝，使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保障。
“三条保障线”的设计非常巧妙，一步紧扣一步。对于作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正式成员、肩负着国有企业主人翁职责的职工来说，第一步是让你在下岗后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就是先行从企业的正式职工队伍中剥离开来，但好歹还算是企业的人；第二步，三年后未就业就要出中心，其前提是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这就再也不能算是企业的人了，而只能算是社会上的失业无产阶级级分子，从此再也不要谈什么公有企业的主义翁了；第三步，两年以后，还没有就业，失业保险也不能享受了，失业的无产阶级身份都遭°夺，只好领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去吃赏给你的那一口清汤寡水吧，而你这个人的阶级成份从此就不明确了！------当然，毕竟给了你“最低生活保障”，好歹没有绝了你的生路，虽然使你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中的一员、不再是公有制企业的主人，从而把你降到了九地之下，使你必须从此去认真考虑怎样好好做一个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但也还算是对得起你了！
一、困难职工群体的成因、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现实社会生活里，在劳动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经济收入水平低下，基本生活以至生命健康缺乏必要保障，合法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容易受到损害或侵犯的职工，构成了困难职工群体。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近些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个阶级队伍中居然出现了人数绝不算少的困难职工群体？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也是很复杂的，需要进行多维性的分析研究。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困难职工群体的形成原因，至少有下列诸端需引起高度注意：
首先，党中央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根本方针，但是在某些改革政策、改革举措，某些人所倡导的思想主张及在此导引下的社会实际行动中，这一根本方针并未得到真正体现。如在企业改革中推行的不少举措往往强调的只是厂长（经理）为代表的少数精英式人物的作用，强化的是他们的职权职能，谋求并实现的也只是他们的利益，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党的根本方针则常常流于形式。在这种情形下，现在仍有些“著名经济学家”竟还在大放厥词，鼓吹“劳动力是商品”，工人群众“要少一点主人观念，多一些打工意识”，这在实际生活中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这就使得广大职工群众在劳动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上日渐处于弱势地位，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职工群众，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合法权益极易受到并确实受到损害。这既是困难职工群体形成的重要背景，也是困难职工群体的重要成因之一。
第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而城市经济改革则相对滞后。中国原本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而农村经济改革，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等以后，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人口离开了土地，离开了乡村，涌入城镇，构成人数众多的自由劳动大军，这对待业的城镇居民，以及本已就业的城镇企业职工均形成挑战，构成有形或无形的巨大压力。有个别国有企业领导人，更多的同昌私营企业主说：“现在要找两条腿走路、会干活并肯干活的人，实在太容易了；而要找两条腿走路、会说话并能干活的驴，实在比登天还难。”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劳动者的价值似乎已不如禽兽。还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扬言要把企业“建设得象花园，管理得监狱”，要以“胡萝卜加大棒”来管理职工，“愿干则留，不干就滚”等等。这如何能使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能够实现？这怎样才能免使本为“老大哥”的职工群众不沦落弱势境地？这又怎么可能不导致困难职工群体的产生呢？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完善远未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同样也是困难职工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从对天津市职工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拖欠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医药费积压现象十分严重：123名退休人员中，拖欠其统筹等项目外退休金6个月及以下者7人，拖欠7—12个月者11人，拖欠一年以上者60人；由于企业欠交在职职工养老保险费而无法办理正常退休手续者10人；危房、平房改造，购房款无法筹集者326人；取暖费难以承受者160人；抚养教育陈述了女、赡养老人费用无力承担者730人；尚未出“中心”的391名下岗职工中，有62人不能足额领取到基本生活费；只有148户家庭领取到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至于退休职工医药费得不到正常报销，有的退休职工病故之后还留下本应报销的医药费。这表明在没有能够建立、健全和完善起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盲人骑瞎马、摸着石头过河式地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大搞减员，相当普遍地使职工下岗，必然会造成困难职工群体。
二、困难职工群体的存在对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困难职工群体这一客观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现象，对于当前及今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经济稳定、社会发展等的影响十分深巨。兹从下列几方面，对之略予论析：
其五，职工困难、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有效地维护与保障，这自然会严重伤害广大工人群众的感情，难以甚至无法调发其大干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积极性。由之而对建设、企业发展造成的影响，已是自然之事，对此当无须再做论析和例举。
综上所述，困难职工群体的存在，已经并还将继续产生方方面面的深巨影响。确实，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困难职工群体的存在，不仅维护和保障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而且更应该通过振兴、发展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方法使困难职工脱贫致富，使社会主义中国不再存在困难职工群体，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主人的时候了！
三、困难职工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利益诉求与心态
要维护和保障好困难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想方设法地使困难职工脱贫致富，从而真正彻底地消除困难职工群体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不该出现的社会现象，实现共同富裕，就首先必须了解客观着的困难职工群体的实际生存状况，如实反映其利益诉求，客观、科学地分析其心态。为此，我们通过家庭走访、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做了一些工作。现仅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综述于下：
（一）困难职工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
接触中，很多工人纷纷首先十分郑重地表示：“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不富强，国有企业不景气、困难重重。我们是工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要为党、政府和国有企业做后劲。我们绝不想、也不愿诉苦，向党、政府和企业伸手施压！”但是，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工会工作者或工会教育工作者，是他们的“娘家人”来了解他们及其身边困难职工的实际生存境况，倾听其呼声，看看究竟有何利益诉求时，尽皆尚水开口，已经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其情其状，在座者无不动容。于是，我们了解掌握到很多情况，感知到困难职工的实际生存境况。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举数例：
1979年参加工作、现年41岁的某女工，其父母、公婆都与其在同一国企，均退休，而其夫妇两人也都已下岗。丈夫体弱多病，下岗后不慎摔伤，腿部粉碎性骨折，因医院治疗失误导致瘫痪在床，永远也不能站立起来了，至今仍住在医院。她下岗后，干过物业管理、做过家政服务、从事过清扫马路、维护和保养绿化地段的劳动，尚且还算能极其艰难地生存着。超负荷地劳作，强大的心理压力，早已使她难以忍受了，她现患颈椎、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行走十分困难，无法活动，再也不能外出打工劳作，养家糊口了。病情加剧，难以支撑之时，她不得不住进了与丈夫同一家医院。她住在五楼、其夫在三楼，虽同处一楼，但如隔天壤，无法相见，无法相互支援，无法相互关爱照料。她本人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就花费3000元，无处报销，再也住不下去、治疗不起了。其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年迈的婆母为了儿子和儿媳，每天往医院送饭。冰天雪地、天寒路滑，那年迈的婆母又不慎摔折了尾骨。在这“屋漏偏逢连阴雨”的女工之家，她那现年18岁、品学俱优的儿子，16岁就不得不哭别校园生活。初中未毕业的孩子，在外四处打工，补贴家用，承受着本不是他这年龄所应该、所能够承受的巨大压力。
有位40余岁的下岗困难职工，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无力医治，患了甲状腺这样一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了。这位职工在岗时，因生产劳动业绩卓著，思想进步，由一名普通劳动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车间的工段长，并被表彰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还有位年仅37岁的男工，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绝对超负荷的辛劳使其心力交瘁，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于是，有一天，他终于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
已经退休了的一位老党员、老车间工会主席，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女儿和女婿均已下岗，而他本人身患肺气肿（肺部已发现有两个空洞）。他的二儿媳近因患脑瘤，无钱医治而死亡了。他说：“我是老党员，老职工。现在国家和企业有难处，自己再怎么难，也绝不能给党、国家和企业增加麻烦！”工友们听说了他的情况，每人都拿出了点钱，凑了300元给老人送去，老人激动了，流着泪对工友们说：“你们也困难，活得也不易，还惦记着我这老头子，实在太感激组织和同志们了！”
上举诸例，仅仅只是我们了解掌情况中的极少部分。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问题，在天津、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边远困难地区，像这样一些、甚至比这些还要严重得多的情况，实在不知究竟有多少？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忘掉这些倒不完苦水、留不尽热泪的困难职工；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绝对不能、也绝不应该轻率地抛弃为人民共和国的建设立下血汗之功的广大职工群众。
（二）困难职工的利益诉求
工人群众，包括困难（以至特困）职工们，没有过分过高的奢望，但他们确实有着基本的合法利益诉求。而他们的基本利益诉求仅仅在于：要劳动；要生存；渴求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得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我们工人阶级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兹仅据个别访谈、座谈会及调查问卷所反映的情况，略略录载记述几则于下：
1、下岗失业而成为困难职工中的相当部分，生在新中国、长在动乱岁月，虽然没有能够接受到正常正规的文化技术技能教育，但无论当年下乡，还是后来进厂，我们都曾抱持着一颗热心、满腔的激情，大干社会主义，贡献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现在有人说我们素质低下，没有科学文化水平、技术技能，适应不了高科技产业或“知识经济”的需要，理应淘汰出局，下岗失业，至于遭遇困难，实为活该如此。我们实在难以接受、认同这样的说法啊，这对我们太不公平！我们的党、政府、工会能不能真正抓一下职工教育，帮助我们尽快改善素质，提高我们的科学文化、技术技能水平？实施再就业工程时，能否多办些班，开设一些与市场和经济建设需求相适应的专业，为我们实现再就业，通过劳动来解决生存困境提供些帮助？
2、我们要生存，我们想活下去。但我们绝不愿完全依赖党和政府，绝不想坐在家里领取救济金或最低生活保障费。我们有两只手，我们也有自己的才智，我们也在想着能够想到的所有办法。某下岗残疾女工，家住天津市和平区百货大楼附近。尽管这只是间10余平方米的小屋，一家三代几口人蜗居于此。她说：“无论如何艰难，我总会有让全家稍稍睡觉休息的办法。我想利用这间门面小屋，领个营业执照，做点小本生意，维护自己和全家人的基本生计。”但她以伤残之身，四处奔波，找过妇联、残联、工会，哀求过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就是难以领取到她做梦都想得到的那张准许其合法营业的执照。……像这样的渴求自强自力，不仅解决自己、而且还希望帮助解决身边工友的困难，为数并不少。这类困难职工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我们的党、政府和工会能否切实为我们想点办法，提供点必要的帮助和途径？
3、我们热爱祖国，我们热爱国有企业，也曾流过汗出过力，甚至工作中伤残、患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病。我们无悔无怨，我们过去只是尽了我们应尽之责。现在改革，让我们下岗回家，我们也毫不抱怨。我们只是希望党和政府应该真正花力气，采取切实有效地方针举措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不要只是一味地对国企一卖二分三破产（这样做实际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不要只是再实实在在地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大力扶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们要做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有制企业的主人，绝不愿做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而又不得不受雇于私企或外商独资企业的打工者！
这是由天津市总工会和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联合组成的专题研究组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困难职工群体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后写成并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优秀研究报告一等奖的调查报告之一部分。从中不难看出，所谓“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政策的推展实施，非但未曾因了“减员”而使国有企业“增效”脱困，相反地，“下岗”不是“分流”而是失业，造成了因与企业关系的脱离实即与生产资料所有资关系的分离而人为造就了一个困难职工群体，形成了一支失业----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失业大军。
并且，在党和政府的全力推进下，这项工作在1998、1999以至2000年进一步全面推进，终于取得了“主流学者”、“精英人物”预定的成效：1999年末，全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为1174万人（一说是1190万）。其中，据说有45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还使未实现再就业的650万下岗职工中的90%以上领到了基本生活费。同时，1999年è年就为390万下岗职工提供了职业指导和培训；创业培训也在全国30个城市开始试点。
与此同时，加强了对下岗职工劳动合同的管理。要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都应进入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签订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下岗职工在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已实现再就业及三年协议期满仍未再就业的，企业应当依法及时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对不进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或进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而不签协议的下岗职工，不支付其基本生活费；三年期满后，企业也应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对已经与新工作单位有了半年以上事实劳动关系的企业职工，原企业应当及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新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对领取执照并已从事半年以上个体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下岗职工已实现再就业的，原来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连续计算。企业解除下岗职工的劳动合同后，要依法妥善解决好与下岗职工的债权债务关系。总而言之，解除下岗职工劳动合同刻不容缓，丝毫不容稍有迟疑，若谁稍有迟疑抵制，就不支付给他基本生活费。如此不容分说，断然处置，强把工人阶级同国有的生产资料剥离开来，抛向社会、投入市场，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与权利已完全被剥夺殆尽了。
到2000年底，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宣布：党中央确定的国有企业政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已基本实现。所实施的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三年来，全国先后共有2100万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其中13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100多万人通过企业内部退养等方式得到安置；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累计筹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800亿元，95%左右的下岗职工领到了基本生活费，并由再就业服务中心代缴社会保险费。到2000年底，全国累计发放养老金4200多亿元，3100多万名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中有98%左右按时足额领到了养老金。
人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艰难的改革脱困过程中，社会与职工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进一步增强，“国企可以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可以下岗”这个三年前还难以接受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观念的转变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大规模出卖国企，搞私有化的国企“改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话虽这样说，现实生活却比这要复杂、丰富、深刻得多。中央一声令下，限时限刻，下面就手忙脚乱，减员下岗，采取“下岗”、“内部退养”、“提前退休”、“买断工龄”等种种办法，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新疆建设兵团某师一个油脂化工厂，不同工会协商，也不经过职代会讨论，全凭几个领导画圈，使一些殴工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早晨高高兴兴上班时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入贴在厂门口的“下岗人员名单公告”里，并当天就失去了上班资格。经济效益不错的湖北新洲县第二人民医院奉令搞“优化组合，竞争上岗”，有的科室用“抓阄”的方式决定谁下岗，致使一位“运气不佳”的优秀护士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成了下岗职工；有的科室则进行无纪名投票，得票“高居榜首”者便“自动走人”。……官方公布说三年共下岗2100万人，但若加上其后继续下岗的，尽管再也没有正式公布的总数，实际却应当不下3000万人。而对于每一个下岗的职工及其家属来说，突然把饭碗砸了，真如失足落水，大祸临头。
由于这三千万人是采取了多种不同方式下岗失业的，而政府对于失业登记又有专门规定，结果，政府公布的社会失业率始终只在百分之四点几，这同实际失业人数相比，显然是大大缩小了。
这些下岗人员，都是在各行各业国有企业中从事了较长工龄的、具有专业技能的生产骨干力量。他们下岗，就是现在技工缺乏的一大原因。有跨国公司经理说：“在沈阳找好装配工，到自行车修理铺里就能找到。”而政府却听信“主流学者”、“精英人物”的意见，强制性地让大量国有企业的熟练工、技术工下岗，还骗造出一套说词来诬蔑这些下岗工人。现代大工业分工精细，一个产业工人当然只能熟练并精通自己这一行的技能。他们原来干一行、爱一行，如今一旦下岗失业，再就业就要他们改行，就得从头学起，有了困难，就被指责为“技术单一、素质低”，再就业极为困难。
许多用人单位招工，都提出苛刻的年龄、性别限制，要求35岁以下，要男不要女，以致年龄稍大的、特别是女职工，几无再就业希望，出现了所谓“40（女）50（男）部队”，此生再难找到工作。
下岗人员再就业，就是沦落为出卖自身劳动力者。他们到同一个社会劳动力市场上去同农民工竞争，去争夺有限的劳动工作岗位，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也就同农民工相等了，月工资500元左右。可是，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年龄较大，拖家带口，不像农民工回到乡下，毕竟还有土地为依托，城镇下岗职工没有任何缓冲条件，更加困难。
没有用人单位要、连自身劳动力都卖不出去的下岗工人，党和政府鼓励他们自己筹资搞工商业，美其各曰“自主创业”。其实，绝大多数下岗工人是没有资本的，怎么能“创业”？无非是摆小摊，当个体经营者。然而，在市场经济下，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失业者要做小买卖的人那么多，竞争激烈，加上城市、工商、交通、治安等管理的种种限制，许多产业工人又不善经商，能够在做小买卖中成功的，微乎其微乎，许多小买卖亏本，开了又歇，陷入雪上加霜的苦境。
这三千万下岗职工，本是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他们一般都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有十几二十乃至三十年的工龄，都有一门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等等的专业技能。并且，他们曾经长期组织在现代大工业和高度社会化的企事业单位中，经受了组织纪律和集体主义的锻炼；他们又长期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级觉悟，是不愧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能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骨干力量。而现在却被轻率地抛弃了，工人阶级队伍由此而涣散掉了。工人阶级是在企业中组成阶级队伍的，企业是工人阶级的摇蓝和基地；工人阶级只有同企业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才能形成。但现在，下岗失业工人被迫同企业割断了关系，被分散到各自居住的社区之中，以自然人的居民身份，单个地与其他阶级成员一起相处，并且处于受冷落、被轻视的失业者、无业者，不再要求他们发挥先进阶级作用的状况下了。
这样，三千万先进的、特别能战斗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被瓦解掉了！这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当中最严重的一个方面。
三千万具有高度素质的中国工人阶级骨干力量消失了，进来替补他们的是尚在形成中的、生产技术素质和政治思想素质都还较低的农民工。农民工成了中国工人阶级数量上的多数，这使今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大下降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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