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族人口；人口发展；数量；结构；质量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关于民族人口数量变动的研究
（二）关于民族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
现有关于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在诸多维度上均有涉猎。在年龄结构方面，中国各少数民族人口与全国人口共同进入持续老龄化的状态，具有“两高三大”的显著特征[12]。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总体类型仍属于增长型，但是族际差异明显，人口快速老化与快速衰减等问题在部分民族中开始显现[13][14]。在迁移流动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广泛参与流动已成为新世纪我国流动人口结构性转变的显著特点之一[15]。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流动参与率逐步追赶汉族[16]。伴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日益活跃，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断调整。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地域扩散过程明显，由西部向中部、东部扩散，各民族散杂居程度不断提高[17][18][19]。少数民族人口再分布不断向东部地区倾斜，西、东、中的梯度分布格局进一步强化[20]。在城镇化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但仍低于全国和汉族水平，且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和民族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地区则较低[21][22]。在行业职业方面，少数民族人口职业构成集中分布在农、林、牧、渔、水利业，占比远超汉族人口，但少数民族人口职业上行流动显著[23][24]。
（三）关于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的研究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对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对各民族人口发展的成就及意义也有较大共识。总体而言，存在总体层面研究多，民族间比较研究少；时点描述研究多，纵向比较研究少；单一维度视角研究多，多维度综合研究少等特点。立足新发展阶段，在我国人口结构的重要转变期，缺乏对我国民族人口发展新特点、新趋势的规律性全面总结和认识。
为全面梳理与总结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新特点，同时兼顾比较分析各民族人口发展变化新趋势和规律，本文依托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同时结合以往年份人口普查数据，重点考察1982年以来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趋势，以期对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基于人口发展的基本内涵，同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从人口规模（数量变动）、结构（年龄结构、迁移流动、地区分布、城乡分布、行业构成）、素质（教育发展）等维度进行梳理与分析。其中，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是指全国人口中除汉族之外的人口，包括其他未识别民族与外国人加入中国籍人口。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鉴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数据中未包含现役军人数据，也未将港澳台地区纳入考察范围。以下数据整理、计算过程若无特殊说明，均同此。
本文尽可能在深度开发“七普”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遵循横向民族比较与纵向时期比较的双重比较思路，在更加多维视角下全面分析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尽管是一般性的描述统计分析方法，但是基本认识与分析结果，是深入认识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现状及趋势的基础，也是深化推进我国民族人口互嵌共生格局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三、我国民族人口发展新趋势
（一）人口数量变动趋势
1.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人口增速明显回弹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变动过程，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持续提升，且近年来人口增速呈现明显回弹。少数民族人口由1953年的3532万人增至2020年的12547万人，增长了255.2%，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1953年的6.1%提高至2020年的8.9%，提升了2.8个百分点（表1）。
表11953年至2020年全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时期变动
注：全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及增长变动数据根据历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分阶段来看，历次普查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依次为12.9%、68.6%、35.7%、16.7%、6.9%、10.3%，除1953年至1964年间外，其他各阶段，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和速度明显高于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水平。2010年至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由11379万人增至12547万人，增长了10.3%，年均增长率达到1.0%，明显高于2000年至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幅（6.9%）和增速（0.7%）水平。近年来，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呈现明显回弹，但远低于其增长峰值水平。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增长、占比稳步提升，正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发展进步面貌的体现。
2.各民族人口数量差异巨大，增长模式类型各异
尽管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经历快速增长过程，2020年人口规模已达12547万人，但是各少数民族间人口数量差异巨大（表2）。2010年至2020年，各民族人口增减变动在数量类别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仅苗族人口数量由百万级升至千万级。2020年人口数量千万以上的民族有汉族、壮族、维吾尔族、回族、苗族、满族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之外的另外5个少数民族合计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为51.2%，而人口数量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少数民族合计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比重仅为1.7%。由此可知，我国民族人口数量构成呈现“大民族数量少、人口多、占比大，小民族数量多、人口少、占比小”的分化特点。
从增速变化来看，各民族人口增长变动并非与少数民族总体人口快增长、稳提升的特点如出一辙，而是呈现出差别迥异的多样化增长模式。2010年至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毛南族、仡佬族、布依族、东乡族、撒拉族、仫佬族、维吾尔族等22个民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少数民族人口1.0%的增速水平。另有黎族、柯尔克孜族、德昂族、傈僳族、景颇族、白族等14个民族，合计36个民族人口增速快于汉族人口，其他19个民族人口增速慢于汉族人口水平。总体上，绝大多数民族人口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中尽管不乏人口年均增长率大于2%的快速增长民族；也有众多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在0.0%—0.5%间，处于零增长状态；甚至有部分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小于0.0%，且人口数量不足万人，而处于持续负增长状态，恐不利于民族人口持续发展，巩固中华民族多元基础。
表22010年、2020年各民族人口数量分类及增长模式
（二）人口结构变动趋势
1.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更趋年轻，老龄化进程滞后全国近十年
表31982年至2020年各民族老年人口比重及城镇化率
2.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日益活跃，人口流动参与度后来居上
少数民族人口参与流动过程中，不仅重塑我国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也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总体来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由1982年的0.5%提升至2020年的26.9%，提高了26.4个百分点，且历史性地超过全国人口（26.7%）和汉族人口（26.6%）流动参与度水平，人口流动参与度后来居上。意味着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不到4人便有1人参与流动，反映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愈加活跃的状态（表4)。具体来看，可比较的19个民族人口的流动参与度在1982年以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态势，民族视角下全员流动的互嵌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横向比较来看，当前阶段我国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仍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2020年仡佬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已达到40.0%的水平，然而珞巴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仅为14.3%，两者相差25.7个百分点。同期55个少数民族中，有仡佬族、鄂温克族、毛南族、水族、鄂伦春族、布依族、赫哲族、侗族、裕固族、仫佬族、蒙古族、苗族等26个民族的人口流动参与度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汉族人口和全国人口平均水平，其他民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51个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大于16.8%，超过2010年时全国人口平均水平。相较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水平与全国人口的差距明显更小。
表41982年至2020年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与离散度系数
注：1982年至2010年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根据相应年份抽样数据推算得到。
3.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集聚趋势强化，各民族空间分布差异显著
从地区分布来看，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倾斜集中的格局进一步强化。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从1953年的197万人增至2020年的1631万人，增长了727.9%，且自1990年以来东部地区始终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从1953年的5.6%提升至2020年的13.0%，提高了7.4个百分点，而传统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西部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均不同程度呈现下降态势，其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1953年80.3%下降至2020年70.2%，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1953年10.4%下降至2020年7.7%（表5）。“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加529万人，增长了48.1%，增速远超其他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9.8%提升至13.0%，提高了3.2个百分点，成为四大地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唯一提升的地区。其中，广东和浙江两省表现最为明显。广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从2010年207万人增至2020年475万人，增长了129.9%，同期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2.0%提升至3.8%；浙江省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从2010年122万人增至2020年222万人，增长了82.6%，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2.2%提升至3.4%。由此可知，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分布从“由西渐东”过程开始向“唯东渐强”转变。
表51953年至2020年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地区分布变动
注: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市）；中部地区是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地区是指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自治区、市）；东北地区是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
4.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各民族间呈现不平衡特性
人口乡城流动不仅是人口空间位置变化，也带来人口城乡结构转变，不断发展的城镇化推动中国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变，并逐步迈向城镇化发展快车道。199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升，由1990年的16.4%持续提升至2020年的49.2%，提高了32.8个百分点，与汉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39.5%持续缩小至24.7%（表3）。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仍与全国和汉族平均水平存在明显差距，2020年仍然低于全国14.6个百分点，略低于全国2010年平均水平，意味着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发展进程滞后全国超过十年，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均呈上升态势，其中，哈萨克族、黎族、高山族、景颇族、达斡尔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德昂族、独龙族、珞巴族10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发展趋势为波动提升，其他民族的人口城镇化均表现为持续提升过程，表明各民族人口共同走向城镇化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5.少数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仍低于汉族，各民族间发展不均衡
表61990年至2020年各民族从业人口行业构成
（三）人口教育发展趋势
本文在考察人口质量发展趋势时，限于现有数据，仅从人口受教育状况进行分析。
1.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各民族人口同发展
纵向来看，少数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呈持续上升态势。少数民族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4.1年提升至2020年的8.5年，同期汉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5.3年提升至2020年9.6年，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从1982年的22.6%缩小至2020年的11.5%（表7）。具体来看，55个少数民族中除门巴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均表现出持续延长态势，且55个少数民族中有41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幅度高于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水平，有34个民族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幅度高于少数民族人口总体水平。总而言之，我国各民族人口受教育情况持续改善，差距不断缩小，反映了我国民族人口教育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横向来看，当前阶段我国各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七普”数据显示，55个少数民族中俄罗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塔塔尔族、高山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满族等13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汉族人口，另有纳西族、哈萨克族、京族、白族、土家族、仫佬族、毛南族、壮族、回族、塔吉克族、黎族、柯尔克孜族、土族、侗族、畲族等17个民族，合计30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少数民族人口平均水平。但是，仍有彝族、哈尼族、怒族、佤族、布朗族、保安族、珞巴族、德昂族、傈僳族、门巴族、拉祜族、撒拉族、藏族、东乡族14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7.6年，还未达到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2000年时的水平，教育发展明显滞后。意味着部分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仍然较低，未来推动各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的同向协调仍是民族人口教育发展的致力方向。
2.少数民族人口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部分民族发展明显不充分
1982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呈现大幅增加趋势。纵向来看，少数民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从1982年的373人增至2020年的11596人，增加了30倍，同期汉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增加了25倍，少数民族增长明显更快。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每10万人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人数的差距由1982年的39.6%缩小至2020年的26.5%（表7）。具体来看，55个少数民族中，除门巴族和珞巴族两个民族每10万人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呈现波动提升之外，其他各民族均表现为持续上升趋势，其中有34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人数增长幅度大于少数民族人口水平，37个民族增长幅度大于全国人口与汉族人口平均水平，表明我国绝大多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均取得了重大发展。
族际比较来看，当前我国各民族人口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特点。2020年55个少数民族中有17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高于汉族人口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有30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高于少数民族总体水平。具体来看，俄罗斯族、赫哲族、塔塔尔族、鄂伦春族4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均超过3万人，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傈僳族、佤族、拉祜族、德昂族、东乡族5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的人数却不足6000人，相差5倍之多。这种不均衡特点在更高教育发展中的表现更加明显，如2020年赫哲族每10万人中拥有博士研究生的人数达到465人，高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91人），而阿昌族、黎族、门巴族、德昂族、景颇族、拉祜族、保安族、傈僳族、怒族、东乡族、佤族、塔吉克族12个民族每10万人中拥有博士研究生的人数不足10人，相差40多倍。可见，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族际差异中表现尤为突出。推动各民族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提升各民族人力资本水平，助推各民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内容。
表71982年至2020年各民族人口受教育情况
注：为便于跨时期比较，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其中2020年数据中并未公布单岁组的分民族人口数，为此统一按照全国年龄结构比例，在分民族3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数据上剔除相应年龄人口数之后估计得到。“大学受教育程度”是指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其中“2020*”表示2020年每10万人中拥有的博士研究生人数。
四、结论与讨论
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但发展条件也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我国人口正处于重要的结构调整期，需要全面深化认识我国人口发展现实情景。人口是慢变量，但人口发展的动态变化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部署紧密相连。各民族人口发展成就既是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关键。
本文依托最新“七普”资料，结合以往年份人口普查资料，从规模、结构与质量三个维度全面描绘了我国民族人口发展的新特点及变化规律，以期在此基础上，为推动我国各民族人口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富裕，完善民族发展政策提供基础性支撑。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人口数量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占全国人口比重稳步提升，但各民族人口规模量级不断分化、增长模式类型迥异。“七普”数据表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和比重延续以往增长态势，且近10年的增速明显回弹，但远低于峰值时期增长水平。不过，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变动存在明显的族际差异。其中，有的民族人口增速超过2%，处于高速增长模式，也有部分民族处于人口负增长发展态势，未来各民族人口数量变动仍将呈现不断分化趋势。
第二，从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来看，在年龄结构方面，各民族人口均经历不断老龄化过程，但人口年龄结构仍较为年轻，部分民族人口老龄化进程滞后全国10年到20年不等。在迁移流动方面，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愈发活跃，近半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参与度超过全国人口平均水平，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后来居上。在地区分布方面，199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由西渐东”过程逐步向“唯东渐强”转变，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集聚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离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离散程度具有明显的族际差异。在城镇化方面，各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升，但族际间不平衡特点仍然显著。在行业构成方面，各民族人口非农就业比例呈现明显提升态势，其中，多数民族人口的非农就业比例低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行业构成仍以第一产业主导。
第三，从人口教育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各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各民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反映了各民族教育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不可忽视民族间教育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其中，1982年以来，55个少数民族中有41个民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幅水平高于全国人口平均水平，但当前阶段仍有部分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未达到全国人口2000年时的水平；55个少数民族中有37个民族人口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增幅水平高于全国水平，但仍有部分民族高等教育发展明显滞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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