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回家看看，对于那些生活在城市的蚁族、鼠族、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对于那些表面光鲜，事业有成的白领，也是一种奢侈。不仅仅是因为回家的路途遥远，不仅仅因为一票难求，真正的问题，是那份工作和薪水。那些成为了房奴、孩奴和车奴的白领，一旦丢了工作，哪怕仅仅是几个月，月供就断流了。
根据青岛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原籍不在青岛的受访者中，23%的受访者每月和父母见一次面，14%的受访者每三个月才和父母见一次，27%的受访者表示半年才能见一次父母；32%的受访者称一年回家一次，还有4位受访者称几年没有回家了。
在7月1日宣判的“常回家看看”入法后第一案中，被告人被判需至少每两个月到老人居住处看望问候一次。为何被判处“每两个月”？后续又该如何执行？这都是接下来应该关心的问题，而不是“一判了之”。
那么，推动“常回家看看”问题浮出水面的力量是什么呢？是道德温情，是“父母在、不远游”的另类表述，是“孝悌”伦理的具体行为。这股召唤力量，来得正义凛然，来得及时。但它仅仅是道德上的东西。既然是道德上的东西，那它就会以道德规范应有的方式，在每时每刻调整人们的行为。
转型期中国面临的各种弊病，凡事都来立个法就能治好吗？
法律约束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因此将道德义务立法应特别慎重，法律道德化不妥，道德法律化同样不妥，法律过于侵蚀或干涉道德只会适得其反，将导致“法将不法，德将不德”的不利后果。
“常回家看看”值得提倡，但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义务是否已经需要从道德转化为法律，由法律予以强制性规定，尚需要立法者对相应法律价值进行判断，对社会效果作出审慎的评估论证后作出选择。
平心而论，这些年中国的法治建设伴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突飞猛进。特别是近年几乎每月都有新法律法规出台。但凡事有利必有弊。法治的迅猛发展使得许多人在骄傲的同时，也不能避免地陷入了法律万能论的窠臼。谈及中国现在的问题，总是认为立法不足。
醉驾情势严峻，于是醉驾入刑；欠薪问题突出，于是恶意欠薪入罪。交通肇事频发，城市道路拥堵不堪，于是史上最严厉的道路交通违法处罚顺理成章出台，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立法能解决真问题么？如果严刑峻法能够行得通，何不将犯罪人直接处死岂不一劳永逸？
一遇到问题就依赖立法，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律不能管得太宽，通常来讲，法律规定的应该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法律的标准应该是一个“最低标准”。
在康德看来，法律与人们的行为有关，而道德与人们的动机有关。人的善和爱，有自发、自愿的特点。作为受者，也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强调客观后果是相悖的。
在康德看来，法律与人们行为有关，而道德与人们动机有关。人的善和爱，有自发自愿的特点。作为受者，也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强调客观后果是相悖的。
对于精神慰藉，法律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家庭伦理关系的调解中，最多也只能用物质补偿的方法，而这样的法律后果则未必妥当。
对特定人群设置的法律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类法律本身的特性，不在于对一般主体的平等保护，而是更倾向于特殊保护。常回家看看入法，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相当重视天伦之乐。这一点，更适合用道德的方式去调整。法律的客观标准，如经济上、生活上是否照顾老人，可以量化，但是精神上太难定标准了，那完全取决于父母的主观心理感受。
如果子女们完全是在司法机关或社会舆论的强制下，履行对老人的精神赡养义务，虽然也按法院判决的次数看望老人了，但不情不愿、勉勉强强，对老人变相施加冷暴力，那就不仅达不到精神赡养的目的，反而是对老人的精神折磨。
我们常说有法不依还不如无法可依，因为无法可依不过是立法的缺失，而有法不依损害的是民众对法律的信仰。这种常回家看看式立法能执行到位么？法律有牙齿，就是说法律顶用，而没有牙齿的法律等于没有牙齿的老虎，这怕是连野猪也吓唬不到的。
这类不讲究立法科学基础上的法律崇拜主义可以称为法律僵化主义。法律僵化主义者想当然地以为社会问题只要法律教条化，就能在“社会精神层面”解决社会问题。这是要不得的，这样的僵化，只会葬送法律的威严。
将道德义务法律化的立法绝对是错误的立法，是在浪费立法资源。试想：子女不回家，如何处罚？只有行为模式，没有法律后果，无疑将法律庸俗化，更贬损法律应有的权威。
立法推行孝道，固然有强制子女的效用存在，但若强大的外在压力无法减轻，这种无奈的“孝道”究竟有多少真情实意？而法律的尊严又能剩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