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草案的出台，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最好别成为法律。
2007年，郑州一对老夫妇，因为小女儿对他们“不管不问，从来不回家探望”，一怒之下将其告上了法庭。
当年10月，法院判决：被告人不仅要每月向老人支付200元钱的赡养费，而且还必须每半月回家探望一次。
该案引起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孝顺父母是传统美德，理应获得法律保护；反对者认为，司法虽然具有强制力，但若用来维护社会道德，并不是一件合适的工具。
2008年6月2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就《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义务，与老年人不在一起居住的，应当经常问候、看望。”
2004年9月，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让不孝敬老人的逆子受到严惩。
2004年10月，四川省一位律师，郑重地向省人大提交《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共6页，计22条，包含一些很有意思的条款，比如“录用公务员以孝为先”等。
首先得承认，谁也不能终结法律与道德之争，无论他怎么理解这个命题，也只是某个学派的信徒而已，抹杀不了其他学派。
最主要的对立，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的对立，它们各自宣扬“恶法非法”以及“恶法亦法”。
鉴于“实证法学”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因此，有必要放弃“自由裁量权”，在“实证法学”框架下考虑这个问题。
这样，问题就比较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是道德的下限。
也就是说，违反法律的行为是违反最低层次道德要求的行为，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所有违反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将道德的要求规定在法律中。
我们强调法治，但是，一遇到问题就依赖立法，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律不能管得太宽，通常来讲，法律规定的应该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法律的标准应该是一个“最低标准”。
在康德看来，法律与人们的行为有关，而道德与人们的动机有关。人的善和爱，有自发、自愿的特点。作为受者，也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强调客观后果是相悖的。
法律和道德的适用性存在差异，用法律去强制伦理，将显得过于横暴，其效果也很可疑。
在法律实践中，还有一个名词——“赡养抗辩权”。基本意思是，如果父母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权抗辩赡养父母。
法律的特点是带有惩罚性，其规范的行为必须明确、具体。
什么叫“经常”，一周一次，还是一月一次？
事实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涉及了“精神赡养”，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所谓“空床费”，是刘某与其丈夫的约定：丈夫如果在0点至7点不归，按照每小时100元的标准支付“空床费”给妻子。
2004年，刘某向法院起诉离婚，请求赔偿家庭暴力导致的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及“空床费”4000多元。
一审法院支持了赔偿请求，但仅承认精神抚慰金，刘某认为“空床费”和精神损害赔偿是两码事，提起上诉。
终审法院裁定，“空床费”属有效约定，予以支持。
“空床费”只是夫妻“忠诚协议”的一种，是否支持这种协议，法律界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
在司法实践中，这也是“同案不同判”的典型。直至今日，各地法院对待“忠诚协议”的态度仍不相同。北京、安徽、广东等地出现过支持的判决，上海、浙江等地法院则倾向于不予受理。
当初，“忠诚协议”之所以得到拥护，是因为符合婚姻法“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精神，被认为能够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感情没有了，婚姻解体了，起码在经济上还能得到一些保障吧”。
批评者则认为，“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只是道德提倡，不是法律义务，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由法律明文设定，当事人无权自行创设，否则，可能侵犯一方的人身自由。
甚至于，是否保有“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个条款，本身就充满了争议。
此外，也存在可执行性的问题，一些私下的协定可能逾越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围，必须净身出户、不能探望子女、不能提出离婚等等，已经危害了别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