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专注、愈单纯，就愈有力。”这是被称为“IC设计教父”的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在介绍企业经营宗旨时最常用的词。在他的带领下，联发科从被质疑的“山寨手机芯厂”发展成为世界级芯片企业。
2020年7月，联发科创造了2002年以来股价的新高，市值达到1.12万亿新台币，一度超过郭台铭的鸿海（富士康集团），成为中国台湾地区市值仅次于台积电的企业。
他和他的企业是如何做到的？
1961年，从台湾大学毕业的蔡明介，成为通用高雄分公司一名测试工程师。在家里人看来，他也算是完成了幼时的梦想。
读小学时，蔡明介在《我的志愿》一文中写到，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在当时他的理解中，工程师可以改变世界。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他的工作是每天盯着示波器检查产品，唯一能用得上的知识还是初中学过的欧姆定律。蔡明介不禁疑惑：这还是工程师吗？
工作不如意，蔡明介后来选择辞职继续深造，去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电机硕士。
刚拿到硕士学位的蔡明介，刚好赶上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与RCA公司的一个合作项目，要招募芯片工程师。彼时，IC（集成电路）半导体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蔡明介不想错过这样的机遇，于是放弃了读博的计划，应聘成为这个项目的5位IC设计师之一。
项目结束后，蔡明介返台进入工业技术研究院任职，负责开发IC产品。不过，由于经费受限，研究院只能单纯采取的复制策略，外加产品没有销路，蔡明介的IC设计之路并不顺利，这一度让他非常苦恼。
1982年，台湾联合通电公司（简称联电）总经理曹兴诚向他发出芯片设计部门负责人的职位邀请，蔡明介欣然允诺。
彼时，曹兴诚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把芯片做出来。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蔡明介决定在从美国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加强与工研院的合作，与此同时，在联电内部建立研发阵容。在他的领导下，联电逐渐在芯片市场有了一席之地。
然而，好景不长。
一开始，联电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是像台积电那样走代工模式，另一方面则加大IC产品的研发，但有客户却质疑在代工厂内设立IC设计部门，有盗用客户设计之嫌。
受此影响，联电为了稳住客户的需求，决定不再进行IC设计，原有的IC设计团队需要逐渐剥离出去，蔡明介就这样被迫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1997年，蔡明介领导联电的集成电路设计部门成立了多媒体小组，这就是“联发科技”的前身。团队最初只有20余人，但蔡明介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独立出来创业，收入从哪里来呢？这是摆在蔡明介面前的一道最大的难题。在反复研究之后，蔡明介决定带领联发科切入CD-ROM（只读光盘）芯片市场。
他这么做有两个理由：一是那个时候主板芯片、绘图芯片的市场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二是台湾的IT产业正围绕PC业务展开，处于高速发展期。
为了快速打开市场，公司将CD-ROM芯片从原来的三颗整合成两颗，与此同时，将DVD内分别负责视频和数字解码功能的两颗芯片整合到一颗芯片上。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芯片的倍速可以大幅度提升，第二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从而使得联发科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2001年，联发科在DVD芯片市场上已经占据了60%的份额。同年7月，联发科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日便涨停。2003年，联发科的收入达到380.64亿元（新台币），正式跻身全球前十大IC设计公司。
华强北，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1995年，深圳国际电子城正式在此开业，随后万商、大百汇等相继开业，得益于紧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华强北逐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及批发零售中心。
当时甚至有外国创业者说：“在硅谷需要花两个月才能搞定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就能凑齐。”
彼时的蔡明介怎么也想不到，这里日后竟然成为了联发科的福地。
在他看来，这个新的增长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市场空间要足够大，二是要有技术门槛作为壁垒，第三点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要和联发科原有的方向保持一致。
经过广泛的市场调研和深思熟虑，蔡明介将目光瞄向了通讯芯片领域。他明白尽管已经有巨头出现，但随着移动手机在新兴国家的普及，这个市场的容量会不断增大。
基于此，联发科很快全力投入到手机芯片的研发中。经过不断地攻关，在2003年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终于开发完成。产品是有了，但却没有销路。
因为彼时的手机芯片市场，是德州仪器、英飞凌等大厂的天下，联发科要想从诺基亚等一线手机品牌打开市场根本是不可能的。
新业务前景暗淡，传统的DVD和CD业务也出现了大幅下滑，联发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蔡明介了解到大陆用户对内置MP3、FM调频收音机的功能机相当追捧。“把这些媒体功能整合到手机里面去，说不定能成？”蔡明介意识到。
2004年，蔡明介带着这套解决方案进入大陆市场，其低成本、高质量、多媒体等要素，迅速受到中小型手机客户的喜爱，山寨机的时代由此到来，华强北更是成为了山寨手机的聚集地。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彼时中国的三线以下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手机的普及度并不是很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手机价格太贵。联发科这次破坏性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移动手机的成本，很快占领了这片蓝海，甚至风靡非洲、印度等海外市场。
与此同时，大陆的政策红利也为联发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2007年10月，中国取消手机牌照核准制度，转而对手机颁发进网许可证。这一政策的出台让生产手机的门槛大幅降低。
联发科趁势推出了“交钥匙解决方案”，将手机产业的上游与中游环节整合，把芯片、软件平台和设计全部完成，手机厂商只需要购买屏幕、摄像头、外壳、键盘等简单零部件就可以出品手机，再次降低了手机生产的门槛。
到了2008年，联发科手机芯片收入营收已经突破总体的50%，一跃成为世界前三IC设计厂商，仅次于德州仪器和高通。
2007年1月9日，在万众瞩目下，乔布斯登上了舞台，他发布了一款极具革新意义的产品：初代苹果手机，智能手机时代由此到来。
新的潮流滚滚而来，但联发科一味沉溺于功能机的辉煌成就。更为危险的是，联发科的大本营也遭到了后起之秀展讯的威胁。彼时，展讯借着联发科MT6253芯片的失误，趁势推出一款质优价廉的2G芯片，一举打入三星、摩托罗拉等品牌厂商的供应体系，蚕食着联发科的市场份额。
直到2010年7月12日，联发科才正式加入谷歌的“开放手机联盟”计划，宣称要打造联发科专属的安卓智能手机解决方案。
不过，联发科的动作还是慢了。2011年上半年，联发科期内实现营收408.23亿新台币，同比大幅下滑34.84%。
在蔡明介看来，面对挑战，联发科要恢复创业精神。所谓的创业精神，最重要的不只是努力工作，而是要寻找及确认机会、采取行动，并承担风险。基于此，蔡明介决定大刀阔斧对联发科进行变革。
首先是调整产品策略，聚焦智能手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蔡明介意识到已经没有必须在功能机方面话费太多的资源，于是将功能机平台看砍到只剩两个，集中资源主攻智能手机。
其次重新调整组织架构。联发科内部原有手机、电视、DVD三大事业部，蔡明介将其调整为九个事业部门，与此同时，将手机部门细分为功能手机、智能手机、先进技术三个子部门。调整完成后，联发科新品推出的速度大幅度提升，仅2012年，产品就迭代了三次。
最后加大营销投资。此前，联发科经常对市场预测失准，导致芯片缺货现象十分严重。意识到问题所在的蔡明介，毅然加大对营销的投资，尤其是在印度、南美等新兴市场。
通过这次调整过，企业的活力的得到激发。而联发科在也在智能手机领域，发布了MT6575单核处理器、MT6577双核处理器、MT6589四核处理器、MT6592八核处理器等一系列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
2011年，联发科在中国大陆的智能手机芯片出货量仅为1000万，2012年底出货量就达到了了1.1亿，增速十分迅猛。
在低端智能机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后，联发科开始考虑向中端市场迈进。
2014年，联发科发布的“真八核”的MT6592，可实现八颗核心同时运转，支持未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多任务处理和高品质多媒体应用。
彼时的联发科信心满满。
“八核处理器将推动国内智能手机品牌规模向1500元以上的中高端产品升级过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联发科总经理谢清江表示。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联发科高调宣传不久后，一些搭载MT6592的智能手机售价却跌破千元。比如酷派的大神1，售价只有888元，红米手机更是直接降到了799元。
尽管铩羽而归，但联发科并没有打算放弃对高端市场的野望。2015年，联发科又推出HelioX系列，定位高端市场，这次直接对标的是高通800系列。
联发科宣称，HelioX10是一款主频为2.2GHz的64位真八核芯片，搭载ARMCortex-A53架构，采用28nm工艺，拥有强大的移动运算性能以及不错的多媒体功能体验。
一开始，市场还算认可。HTCOneM9+、魅族MX5、金立E8等旗舰手机都搭载了该芯片。其中，HTCOneM9+甚至卖到了4000元的价位。
更为关键的，老对手高通的失误也给了联发科可趁之机。彼时，高通骁龙810出现过热问题，HelioX10成为了许多手机厂商的首先。在2016年上半年，联发科营收与市场占有率均创下新高，4G芯片的出货量甚至一度超越了老对手高通。
只是，长期以来的中低端属性，影响了联发科在高端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小米和乐视最终还是把HelioX10用在了千元机上，搭载联发科的X10系列芯片的红米Note3，售价仅为799元
谢清江用“含泪数钞票”形容与小米的合作。在他看来，彼时的高价手机市场已逐渐饱和，导致4G芯片价格战加剧，所以既然怎么都要流泪，能够数钞票还算好。
后来，联发科推出了的HelioX30，定位高端，但最终没能在市场上掀起波澜。2017年年末，联发科高管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未来一年联发科将暂停高端产品HelioX系列的研发工作，全力投入到中端产品HelioP系列的设计中。
或许有万般不甘，联发科冲击高端之路只能暂时止步。
长期以来，联发科在中国台湾的上市企业中，市值一直排在台积电和富士康之后，位居第三。
但2020年以来，联发科股价连续上涨，最终在7月份超越富士康。尽管此后又有所回落，但如今联发科股价为1.08万亿新台币，与富士康的1.09万亿新台币，相差不大。
其中的核心原因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富士康已经疲态尽显，尤其是近年来苹果公司试图降低对其依赖程度，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反观联发科，随着5G技术的普及，面临的是数千亿元的芯片市场。
蔡明介曾经提出著名的“一代拳王”理论。一家刚起步的芯片设计公司，如果能够顺利推出一种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很容易后发先至，一下子就成为市场中的“拳王”。不过，因为成功太快、太容易，这些芯片公司很容易就被新一代“拳王”推下宝座。
“一代拳王”理论点出的事实是：没有创新、没有未来。尤其是随着5G时代的来临，市场需求再次发生变化，对芯片厂商来说，创新意味着抢占先机。
联发科自然也不甘落后。
2019年11月，联发科发布了旗下首款的5G芯片“天玑1000”，根据联发科的介绍，这款芯片是采用了7纳米的工艺制程，也是全球首款支持5g双卡双待的芯片。
此外，联发科不仅推出了5G基带芯片HelioM70，还于年底推出了基于7nm工艺和A77+G77架构的5G处理器天玑1000，以及面向中低端的5GSoC天玑800。
Counterpoint数据显示，在2019年全球手机芯片市场中，联发科在2019年以24.6%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二，仅次于高通，相较于2018年提升了10.6%。
根据财报，2019年全年联发科实现了2462亿新台币（约81.6亿美元）的营收，全年净利达232亿新台币（约7.7亿美元），迎来了其近三年来的最高点。在本次财报中，联发科还提到，在整个5G生命周期，联发科预计将拿下全球外购5G芯片的40%市场份额。
而受“禁令”升级的影响，台积电很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给华为代工制造芯片，华为有可能面临着芯片断供的困境，联发科成为了不错的选择。
近日，联发科公布了9月份营收情况，公司实现营收新台币378.66亿元（约合人民币88.61亿元），同比增长61.18%，环比增长15.74%。公告中还指出，今年1-9月，联发科实现营收新台币2257.41亿元，同比增长24.37%。
“S曲线”也是蔡明介最常提到的概念。在他看来，S曲线是代表一个产品从发展初始阶段到最终阶段的曲线，即使在S曲线中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术、弹性、效率，不见得扳不倒大巨人”。
在新旧技术更替的复杂形势下，联发科或许正迎来扳倒巨人最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