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的逻辑内涵、现实困境与出路
——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分析
核心提示
中国早期也是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并逐渐发展为世界上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中国逐渐面临国际循环动力衰减、外部需求下降的局面，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衰减态势明显。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中国关键核心领域频频被“卡脖子”。这些现象既凸显了中国低附加值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且短期内难以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又显示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成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重要一环。
一、文献回顾
有关产业升级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配第-克拉克定理”。科林·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归纳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产出资料，指出一国劳动力将随着本国经济发展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由此最早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随后众多学者基于产业间分工的角度从国民经济演进视角提出了许多经典的产业结构理论，如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库兹涅茨法则、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等，这些理论均体现了结构主义的产业升级思路，主张一国经济增长得益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自此，结构主义的产业升级思想逐渐被纳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框架中，并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用以指导本国产业发展实践。
随着国际贸易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不少学者基于国际分工视角研究一国产业升级的路径。Akamatsu认为工业后发国家要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目标，其产业要依次经过进口、国内生产、出口三种不同发展阶段，其工业化要经历轻工业化-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的过程，由此提出了“雁行产业发展模式”。Kojima则从产业转移的角度提出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日本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逐渐缩减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转移至国外来实现产业升级。上述研究开启了对动态化比较优势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产业结构升级思想，也体现了产业竞争力升级的思路，即后发国家可以引入先发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在此基础上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或工艺流程再造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再利用低成本优势向先发国家出口，从而实现后发国家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目标。
20世纪90年代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性产业竞争，逐渐推动产品生产过程突破单一国别界限，转而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布局。Gereffi通过调查分析墨西哥和东南亚服装产业发展情况，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理论(GCC)，指出在商品链分工中，产品生产过程中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者驱动与产品流通过程中以商业资本为核心的购买者驱动主导着全球商品链，并将产业升级的过程概括为从代工生产到原始设计生产再到自有品牌生产的演进历程。Humphrey和Schmitz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全球价值链理论(GVC)，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产业资本将不断突破升级屏障以获取更高附加值，并归纳出产业升级的四种类型：产品升级、链条升级、功能升级和工艺升级。之后大量学者进行了拓展研究，从而形成了更为成熟的全球价值链理论(GVC)，涵盖了对生产在地理空间的片段化、价值链动力和治理、价值链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等细化的内容。全球价值链理论为产业升级赋予了在国际分工体系下更丰富的内涵，极大拓展了产业升级研究的广度，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更多产业发展机会提供了理论支持。
总体来看，上述两类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基于比较优势视角研究产业升级的文献未深入剖析产业升级背后的资本逻辑和生产关系;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则未结合现有的国际分工形式对产业升级及其演进形式的一般性特征进行概括。正因如此，上述研究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难以作出全面的解释。综上，本文结合现有的国际分工形式，以马克思分工理论为基础，在拓展分工演进形式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产业升级的形成逻辑和经济本质，并从国际分工两重性视角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和可能出路进行深入探讨，由此提出推动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二、马克思分工理论视角下产业升级的形成逻辑与经济本质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论证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学者提出的专业化分工理论的科学成分，并从“协作”视角将分工的研究延伸到生产关系方面。分工发展及形式演进作为劳动方式发展的重要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重要中介便落实在了“分工”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资本成为成就分工并支配分工形式演进的统治力量，而产业升级作为资本追求增殖、攫取利润在分工形态上的呈现，则随着分工形式和内涵的演变而演变。
(一)产业升级的形成逻辑
1.产业结构升级是资本在产业间分工形式下的扩张结果
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促使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卷入资本主义产业国际分工体系中。随着19世纪中后期电气自动化技术的创新与广泛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显现出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加速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间国际贸易和分工发展，产业间分工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
2.产业竞争力升级是资本在产业内分工形式下的扩张结果
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产业间分工形式的出现，还推动了产业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二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进一步加深了产业内的专业化生产程度，推动产业内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以现代工艺和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内分工逐渐取代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并逐渐成为“二战”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间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
3.产业价值链升级是资本在产品内分工形式下的扩张结果
无论是产业间分工抑或产业内分工，分工的界限都还是产品，在范围上尚可归属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分工形式。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信技术与工业生产的深度融合，促使生产特征、分工组合及产品价值链加速演变，传统的以要素比较优势为基础、以产品为分工界限的竞争模式逐渐被打破，产品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
囿于生产力发展和所处时代限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产品内分工形态，但是基于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生产过程的片面化和非独立化特征，马克思提出了在技术可行前提下产品按照工序分工并在空间分散化生产的思想，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作了前瞻性论证。产品内分工形式下，生产过程分化为两类主要功能：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流通过程也分化为许多功能，如订单处理、物流仓储、营销、批发、零售等。此时，一种商品形成过程的不同环节由不同的企业承担，处于价值链链主地位的资本专注于高技术的研发设计环节和品牌营销的流通环节，而将加工制造环节都分包出去。例如苹果、英特尔等跨国企业巨头，他们并不完整参与组成商品价值链的所有环节，而是仅以模块的形式承担产品某一环节职能并专注于其创新和升级，并由此攫取价值链上的巨额利润。由于等量资本投在商品形成过程的不同环节获取的利润存在很大差异，投资于较低利润率价值链环节的资本必然会通过资本流动和转移的方式同高利润率环节资本进行竞争。资本根据利润率高低进行流入与流出的行为，会导致商品形成过程中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品内分工形式下的产业升级过程。
(二)产业升级形成逻辑中体现出的经济本质
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仅将资本视为生产要素，马克思经济学视阈下的资本不仅具备生产属性，还兼具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并不是一物件，那是以物为媒介而成立的人与人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如图2所示，基于资本的双重属性，本部分揭示出产业资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内在推力和平均利润率下降外在压力双重作用下，为追求资本增殖而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及其形式演变的经济本质。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推力
马克思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在此基础上，资本雇佣劳动推动了生产资本化，缔造了工厂内部分工，而借助社会分工和工厂内部分工空间分散化网络，进一步将交换和分配也资本化了，促成了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间的互相衔接和协调，共同构成了一幅分工的动态画卷——资本化的劳动分工体系。因劳动分工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代表着该分工形式下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引起分工形式演进，而当旧分工形式被新的分工形式取代并对生产关系产生主导作用后，在一定时期内，新的分工形式更适合生产力发展需求，解放出旧生产关系下束缚的生产力，并不断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但新分工形式主导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因生产力不断发展由适合生产力发展需求而变为不适合，甚至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此时就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并开始新一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分工形式继续向前演进。
2.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外在压力
马克思指出，“竞争会这样把社会资本，分配在各不相同生产部门间，使各部门的生产价格，得以中位构成的诸生产部门的生产价格”，“各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竞争，又引起生产价格，使各不同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均等”，即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资本为追逐利润的相互竞争会引致本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本部门利润率会不断下降，并最终趋同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而且，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不是仅在个别部门发生，而是在资本主义一切生产部门都会出现。因此，平均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不可逆转的、长期的规律。在这一规律作用下，产业资本为了在不同分工形式下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并获得超额利润，必须推动产业升级以实现更多剩余价值的获取，否则很有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单是商品的生产，在本质上，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本能冲动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分工形式的演进，而在不同分工形式下，面对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外在竞争压力，资本为追求超额利润的逐利行为驱动着产业升级及其形式的演进。
三、不平等国际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
当代西方经济学视阈下的比较优势理论放弃和背离了“斯密传统”——劳动价值论，并且刻意放大了斯密和李嘉图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假定，即分工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都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自由贸易而公平受惠。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资本逻辑和生产关系视角揭示了国际分工及其形式演进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为探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的“低等收入陷阱”
在产业间国际分工形式出现前，西方国家通过全球范围的殖民主义运动，以暴力和欺诈等手段开展对殖民地的残酷掠夺。产业间国际分工的出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掠夺提供了“高明”的手段。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或“劝诱”下，发展所谓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进口工业品并出口原材料”方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地。马克思指出，“机械经营压倒外国手工业生产物的结果，强迫地使外国化为自己的原材料的生产地”，从而“一种新的与机械经营支配相适合的国际分工，于是发生了，当世界某一些地方成为主要的工业生产区域时，其他各地即转化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是一种绝对的隶属关系，但母国的经济学者，却支吾其辞地，欺骗地，把它表现为购买者与贩卖者间的自由契约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凭借“受过洗炼的文明化了的榨取手段”，掩盖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性质。
当然，今日的国际分工已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形式的演进并未改变其本质。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形式下，资本主义国家跨国企业开始专注于密集使用关键资源能力的环节，并同发展中国家企业组成产品价值生产网络。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研发领域的生产条件和流通领域再生产条件的垄断，由此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力，从而攫取高额利润。并且，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不平等性质看起来更加隐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国际上积极推行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往往会积极主动地通过“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参与国际分工。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固化，发展中国家的局部生产加工制造企业很容易沦为价值链条上的“畸形物”和“片面器官”，丧失完整生产与销售产品的能力，导致劳动异化出现在企业层面。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初衷是希望借由国际分工的“普惠”性质促成本国产业升级和国民财富增长，但现实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陷入了“低等收入陷阱”而导致贫困化增长的恶性循环。
中国早期也是遵循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获取全球化发展红利中实现本国产业发展和壮大。但从全球价值链位次和利润分配看，目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仍然较低，获得的利润有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和品牌营销渠道，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尤其是随着产品内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固化，在成本和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国内逐渐滋生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风气，严重削弱了中国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使我国产业面临锁定在全球生产网络低端的风险。
(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
四、发展中国家突破产业升级困境的出路
基于马克思分工思想和产业资本循环理论，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形式演进下价值分配规律变化以及政府在产业升级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发展中国家突破产业升级“比较优势陷阱”现实困境的关键。
(一)深刻认识价值分配规律变化，培育产业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
对于一国而言，以产业升级为依托实现经济增长是利用本国社会再生产的剩余来进行生产性资本积累的结果，剩余的生产性资本积累是整个产业循环过程中最核心的环节，是驱动产业升级过程的起点。当国际分工以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为主导形式时，发展中国家虽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但拥有的产业链是完整的。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生产过程创造剩余价值，在产品流通过程实现剩余价值，并最终享有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利。此时，价值生产是实现价值循环和本国生产性资本积累的关键。而随着国际分工形式演进到产品内分工时，以产品为主体的竞争模式被打破，商品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和流通之间发生了分离，由此产生了剩余价值分配问题。在产品内分工形式下，价值实现逐渐成为实现产业资本循环和本国生产性资本积累的关键，产业价值链两端取代传统工业化核心的生产环节成为报酬递增的部分。不难发现，随着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国家和企业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和要素结构被重构，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被封堵，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世界分工体系被进一步固化，发展中国家更加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实现产业升级。
(二)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完善产业资本循环的支持配套政策
“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案例表明，仅以市场化方式推动生产性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转型的路径是过于理想的，发展中国家试图由此推动本国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整体性地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进而一步到位地嵌入国际产业价值链，并实现在某一环节占据有利地位的想法，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实际上，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政府在本国产业升级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非纯粹的“守夜人”，历史上相继崛起的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无不是发挥政府作用，通过保护幼稚工业和国内市场以逐步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和国家富强。本文将政府作用纳入产业资本循环理论框架，力求对政府在本国产业升级进程中发挥的必要作用作一个基础性理解：贸易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进程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和限制，而政府可以通过对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运动的不同阶段采取积极措施，为本国的价值生产、实现和生产性资本积累创造有利环境，并由此影响本国产业升级的进程。图4展示了资本循环视角下有为政府可以通过三条政策路径影响本国产业升级进程。
第一条路径是作用于生产阶段，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提供资本补贴、优化要素供给结构等，包括为本国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低价土地;通过建立完善的投融资体系，让本国市场主体更容易获得生产所需资金;通过优质的公共教育、职业教育和医疗体系满足劳动力再生产要求;抑或通过实施补贴型产业和创新政策，引导投资路径、调配经济资源培育本国优势产业等。上述措施旨在为本国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价值生产环境，改善劳动生产效率和要素供给水平，并吸引资本流入和减少资本流出，促进本国产业升级。
第二条路径是作用于流通阶段，主要是在流通过程中做好环境营造、空间优化、市场主体培育等工作，包括健全统一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构建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为要素和商品高效流通提供好的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打造优质创新的现代流通企业，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根据发展阶段制定稳外贸和扩内需的优惠政策，抑或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提高有效需求等。上述措施旨在为本国产业营造良好的价值实现条件，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推动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使产品流通、消费环节更加通畅，进而利用价值实现与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本国产业升级。
第三条路径则是直接作用于购买过程的生产性资本积累阶段，政府可以积极利用财政或者债务等手段直接进行本国生产性资本积累，为本国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现实中，政府的政策往往是三条路径的组合，综合作用于本国的价值生产、实现和生产性资本积累过程，不断破除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堵点”，培育本国产业资本获利能力和促进生产性资本积累，最终实现本国产业升级目标。
五、对当代中国产业升级的若干启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运用马克思分工理论重新解读产业升级的逻辑内涵，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总结和探索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突破出路，为当代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战略高度出发，辩证看待和合理应对产业资本扩张的经济效应，既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要遏制产业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的不良垄断和竞争行为，综合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统筹产业经济发展和安全共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启示如下。
三是深刻把握国际分工及其形式演进下价值分配规律变化，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随着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中国以往外向型发展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难以适应新格局和新使命的要求，并逐渐呈现出种种弊端。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的“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产业升级道路的引领意义重大。国内大循环方面，要基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加快建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使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国内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依托国民经济循环基础上，实现对利润分配环节的掌控;国际循环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着力继续推动构建吸引全球资本和科技资源的制度环境，搭建好国际研发合作和技术交流的平台，形成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新体制。通过大力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取得贸易利益，实现国内价值的增值，打通扩大再生产渠道并促进经济发展。
文献引用格式
袁冬梅,李恒辉,金京.产业升级的逻辑内涵、现实困境与出路——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04):76-85.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副主编：尹金凤本文责编：陈桂香)